第一节　美韩同盟的缘起

1943年11月，美、中、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会议上宣布，在击败日本之后，三国将采取适当行动，实现朝鲜的自由和独立。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中支持三国的立场。为了推动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美英承认苏联在东北亚的利益。1945年8月9日，按照《波茨坦公告》的精神，苏联对日宣战，攻入中国东北地区，并很快进入朝鲜半岛。此时，美军正远在日本外岛作战。为了防止苏军单独占领朝鲜半岛，美国提议以北纬38°线为界，作为美、苏两国军队的临时分界线，各自受理驻朝日军的投降事宜，38°线以北为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斯大林很快接受了美国的提议⁽²⁾，此举奠定了朝鲜半岛分裂的基本格局。同年12月16—27日，美、英、苏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就联合托管朝鲜问题达成一致，计划在朝鲜建立临时政府，作为朝鲜发展工、农、文化等产业的第一步；随后建立美苏联合委员会，以四国名义监督朝鲜本土力量发展朝鲜自治能力，直至组建独立政府；为促进美苏各自占领区的合作，双方应在两周内召开美苏司令部代表会议。⁽³⁾但是，随着冷战逐渐展开，美苏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考虑，在托管的具体方案以及建立怎样的统一朝鲜政权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⁴⁾最终，四国托管朝鲜半岛的计划不了了之。

除了美苏战略利益的分歧使联合托管的方案难以实现之外，大国联合托管朝鲜的政策一开始就遭到朝鲜本土民众的反对。美苏在难以就托管方案达成一致的同时，开始转而积极在各自的占领区内扶植自己中意的朝鲜本土政治力量。美国陆军中将约翰·霍奇（John Hodge）率领第24集团军占领朝鲜南部后，在组建“南朝鲜”军政府时，任用一大批朝鲜社会中的右翼势力，甚至包括部分日本管理技术人员，奠定了南部朝鲜政权的政治基础。实际上，关于建立怎样的朝鲜政权，美国从进驻朝鲜南部时就开始考虑。从1946年美国政府与驻朝官员来往的文件可以看出，美国朝鲜半岛政策基于三点考虑：建立不受外国控制的、自主的朝鲜政府并加入联合国；确保该政府是一个广泛代表全朝鲜民意的民主政府；援助朝鲜建立独立民主国家所必需的经济和教育体系。⁽⁵⁾

不过，美国政府此时主要忙于日本的战后问题，加上中国的局势和国际地位尚不完全明朗，因此并不太看重朝鲜半岛的战略价值。这充分反映在1948年4月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号对朝政策文件（NSC 8）中。该文件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对朝政策行动：（1）抛弃南朝鲜；（2）在尽量避免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厘清美国对南朝鲜的人员和资金义务，支持建立一个南朝鲜政府；（3）以必要的军事力量保障南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文件采取了第二种折中办法，支持建立独立、统一、自治的南朝鲜政府，免于外部势力的控制，并成为联合国的成员。美国给予该政府一定的经济、教育援助，以使其建立一定的统治基础，进而尽快实现从朝鲜半岛的军事撤退。⁽⁶⁾在该文件精神的指导下，5月10日，美国支持南朝鲜举行单独选举，并很快组成所谓的“制宪国会”。在随后的国会总统选举中，李承晚成为大韩民国第一任总统。三个月后，韩国政府成立。与美国在朝鲜南部建立政权相对应，苏联很快做出反应，支持金日成于9月9日在朝鲜北部建立政权。朝鲜南北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半岛对峙局面的最终形成。

然而，李承晚政权建立后，韩国政局不稳，经济形势恶化，新生政权的存续面临很大问题。与此同时，美苏冷战在欧洲加剧，加上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力量壮大，蒋介石在中国的败象突显。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人士开始认为NSC 8文件确立的“脱离”朝鲜半岛政策已经不适合新的形势，美国需要重新评估朝鲜半岛战略价值，要求修改NSC 8文件。随后，国务院提出了NSC 8/1号文件，经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讨论修订，1949年3月22日出台，即NSC 8/2文件。与NSC 8相比，新文件明确了撤军和援助的关系，突出了美国在军事撤退的同时，必须积极确保韩国政权生存的政策目标。文件决定推迟撤退驻韩美军的最终日期，因为驻韩美军的存在，可以为韩国提供基本的内外安全保证。文件指出：“如果要巩固迄今所获得的重大成果，依据韩国人民的福祉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必须向韩国政府提供政治支持和经济、技术、军事以及其他援助。”⁽⁷⁾

这句话在客观上道出了随后美国迅速卷入朝鲜战争的原因，反映了美国对韩政策理念上的困境：一方面，美国并不想在朝鲜半岛驻留太多的美国军队，因而需要韩国能够自立；另一方面，既然扶植了韩国这样一个政权，就必须要保证该政权的生存。为了维持韩国的存在，帮助其抵御内忧外患，实现韩国的自立，美国对韩政策目标将会从原来的军事安全目标衍生出更多的具体目标。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军队迅速推进，韩国政权危在旦夕。得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后，美国政府内部迅速做出强烈反应，一致认定朝鲜战争是苏联人指使的，是共产主义扩张的体现，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征兆，并于当天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主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朝鲜军队立即撤回“三八线”以北，然后由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监督朝鲜撤军，同时呼吁各成员国不向朝鲜提供任何援助。⁽⁸⁾

朝鲜战争迅速扭转了美国从朝鲜半岛实行军事撤退的政策，促使美国开始全面的军事介入。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指责朝鲜的军事行动是侵略行为，并于两日后得到国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授权。在介入朝鲜战争的过程中，美国也在同时审视战争的最终目标和新的朝鲜半岛政策。围绕是否越过“三八线”问题，美国政府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9月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 81号文件“美国在朝鲜的行动”出台。该文件尽管对美国越过“三八线”后中苏介入朝鲜战争的可能性做出了各项评估，但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⁹⁾

9月15日，“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将朝鲜军队拦腰截断。此举使南下的朝鲜军队陷入南北夹击，很快溃败，战局发生了大的逆转。军事上的胜利使美国政府失去了对朝政策的谨慎态度，决定借机统一朝鲜半岛。10月7日，“联合国军”不顾中国军队的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

美军越过“三八线”，逼近中朝边境，给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很大压力，迫使中国于19日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经过两次战役之后，朝鲜战局再次发生变化，“联合国军”被赶回“三八线”以南。中国的参战促使美国重新考虑调整战争目标，加之来自盟国的压力，美国最终确定了“有限战争”目标，维持半岛的分裂局面。1951年2月13日，美国政府内部达成一致，决定在军事上狠狠打击中朝军队，以实现停火谈判。⁽¹⁰⁾

4月9日，马修·李奇微（Matthew Ridgeway）接替强硬的主战派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开始寻求实现朝鲜半岛的军事停战。5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NSC 48/5号文件出台，确立保障“联合国军”和美军安全的原则，寻求避免朝鲜战争演变成一场同苏联的世界大战或者扩大为同中国的直接军事冲突。⁽¹¹⁾6月30日，李奇微通知中朝方面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朝鲜战争以军事斗争为主的阶段基本结束，开始进入打打谈谈的谈判阶段。

随后，作战双方围绕如何实现停战展开了艰难的谈判。1953年2月，新上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重新审视杜鲁门政府的朝鲜半岛政策，决定减少国防开支，集中力量应对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挑战，不能让朝鲜半岛问题长期牵制美国的大量军事力量，因而决心尽快结束朝鲜战争。3月5日，斯大林去世，苏联支持中国对朝鲜停战采取强硬立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中朝很快接受了新任苏联领导人早日实现停战的建议⁽¹²⁾，这为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的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着手确立新的美韩关系。1953年7月，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出台了NSC 154/1号文件，名为“朝鲜战争停战后美国的策略”。文件以遏制中国为前提，决定全面加强和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文件基本内容有四项：一是要对中国共产党和朝鲜施以政治、经济压力；二是维持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力量；三是继续向韩国政府和军队提供全面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四是与韩国政府签订一项双边条约。⁽¹³⁾文件的出台表明，美国开始准备对韩国承担更大的责任。

1953年10月1日，美韩双方正式在华盛顿签署了《美韩共同防卫条约》⁽¹⁴⁾。该条约的签订，表明美韩军事同盟关系的确立，成为冷战时期美韩关系的基础。从条约的内容来看，美韩关系是纯粹的军事同盟关系。然而，与一般的军事同盟关系不同，双方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合作意义上的同盟。由于韩国是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其生存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因此，同盟的存在需要美国不断向韩国输血。随着美苏冷战重心的变化，在维持半岛军事平衡、避免新的军事对抗前提下，美韩同盟关系向着全面深入的方向发展，美国对韩政策目标也逐渐走向多元化。

1953年11月1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NSC 170/1号文件，该文件基本继承了朝鲜战争前NSC 8所设定的美国对韩政策的长期目标。⁽¹⁵⁾围绕美国的对韩政策，艾森豪威尔政府出台的NSC 5514号文件，最终确定了美国朝鲜半岛政策长期目标的表述，即“建立统一朝鲜国，该国经济独立、拥有自由的代议制政府；该政府对美国及其他自由世界国家友好；并根据国际协定确保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建立足以确保自身安全的军队”⁽¹⁶⁾。艾森豪威尔政府出台的NSC 5702/2、NSC 5817、NSC 5907、NSC 6018号国家安全文件基本继承了有关美国朝鲜半岛政策长期目标的多元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