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浙江在春秋时属于吴，后并于越，战国属楚。五代属吴越国，增置秀州。宋直道三年（997）属于两浙路，元代属江浙行省。明洪武元年（1368）置浙江行省处于杭州，九年改为浙江布政使司。清代属于浙江行省，共领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宁波府、绍兴府、台州府、金华府、衢州府、严州府、温州府、处州府。现浙江省管辖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嘉兴市、湖州市、绍兴市、金华市、衢州市、舟山市、丽水市、台州市。

浙江佛教源远流长，至今约有二千年历史，是佛教传播较早的省份之一，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民众基础，号称“东南佛国”，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印度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首先流传于北方，东汉末年传入浙江。佛教传入浙江的路线有北线陆路和南线海路两条。东汉末年以后，西域胡人入迁东南地区，许多人通过北线陆路到了浙江。最早到浙江传教的是安息国著名僧人安世高。安世高原是安息国太子，自幼勤奋好学，笃信佛教，其父王去世后，他出家修道，遍读佛经。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到达洛阳，居二十余年，译经多部。汉灵帝末年，安世高避战乱到江南传教，辗转至会稽（今绍兴），最后在会稽遇害。其后南下传法的是名僧支谦。支谦自幼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秉持戒法，曾从其弟支亮学习大乘佛教理论。吴主孙权闻其名，特地召见，命辅太子孙登。孙登卒后，支谦到苏州隐居，卒于山中。支谦是位翻译家，他在东吴期间，进行了大量的译经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大明度无极经》和《维摩诘经》，这是江南有大乘佛法的开始，支谦“汉末世乱，避地会稽”，对浙江佛教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佛教传入浙江的第二条路线是南路，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浙江。康僧会原籍康居，世居天竺（古印度），他对佛教和儒家经典都很精通，是安世高的再传弟子。他为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于赤乌十年（248）来到建业（今南京）弘传佛法。康僧会不仅注意佛教经典的翻译和注释，而且力图兴建佛教寺庙。由于康僧会的弘法，佛教在江左，包括宁波、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各地开始兴盛起来。康僧会千方百计说服孙权，使孙权“大叹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事，故号建初寺”。东吴赤乌年间，浙江寺庙建筑修建开始兴盛起来。

我国佛寺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最初仿照印度佛寺，以塔作为寺庙的中心建筑。佛塔在印度最初是用来保存和供奉舍利的，塔在梵文里的原意是坟墓，印度和东南亚多数佛教建筑都以塔为中心。佛教传入中国，至北朝时，官宦施舍官邸为佛寺成为一时风尚，这些寺庙因系私人住宅，很少重新建塔，而以正厅供奉代替佛塔，这符合中国人正厅供奉神灵的传统观念。到了隋唐时期，佛寺就逐渐改变过去以佛塔为主体的布局，而以殿堂为寺庙主体。汉地寺庙建筑形式基本上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中轴线对称、“井”字形分隔的院落式格局，院落重重，较多采用庑殿、歇山、重檐、悬山、硬山等屋顶，主要建筑位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而次要建筑安排在轴线东西两侧。寺庙一般具备“七堂”，即七座主要建筑，称为“伽蓝七堂制”，这是佛教寺庙建筑平面布局的一种制度。该制度起源于古印度，传入中国后随时代不同、宗派不同而有所变化。宋代以降，禅宗的七堂为佛殿、法堂、僧堂、库房、山门、西净、浴室，较大的寺庙还有钟鼓楼、罗汉堂等。明清时期，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后殿、法堂、罗汉堂、观音殿、钟鼓楼等已经成为寺庙常规建筑。

两晋南北朝时，中国文化中心南移，在这个时期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大都活动于浙东，浙江实际上成为当时中国佛教文化中心。隋代天台宗的创立，凸显了浙江佛教在全国的重要地位。智把北禅和南义融合成止观并重的一乘佛教天台宗，成为中国历史上创立最早的一个佛教宗派，对中国佛教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天台宗的创立，也吸引了日本和高丽的僧人前来学习。天台宗、曹洞宗、临济宗、三论宗都是从浙江传到日本的。日本天台宗认天台山国清寺为祖庭；日本曹洞宗认宁波天童寺为祖庭；日本临济宗认杭州径山寺为祖庭。朝鲜半岛天台宗、华严宗、南山律宗、法眼宗也是由浙江传入的。浙江亦有许多高僧东渡弘法。

吴越国建都杭州，四代吴越王崇佛，在境内广建佛寺，使吴越寺庙“倍于九国”。至宋代，杭州佛寺增至三百六十座，成为中国东南部的佛教中心。故苏轼《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诗中有“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浙江普陀山寺院始建于五代，梁贞明二年（916）建不肯去观音院。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神宗诏令改建，并赐名“宝陀观音禅寺”，以后虽不断扩建，但规模不大。明代屡建屡毁，至清代和民国扩建，形成普济、法雨、慧济三大寺刹和全山皆寺的格局，成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被誉为“海天佛国”。浙江境内亦有许多享誉四海的千年古刹。如杭州市有灵隐寺、净慈寺、上天竺法喜寺、中天竺法净寺、三天竺法镜寺、余杭径山寺、建德玉泉寺等；宁波市有天童禅寺、阿育王寺、七塔寺、雪窦寺、保国寺、观宗寺等；天台山有国清讲寺、华顶讲寺、高明寺、方广寺等；绍兴市有炉峰禅寺、下方桥石佛寺、新昌大佛寺等；金华有双林寺等；天目山有禅源寺、昭明禅院等。

浙江佛寺历经战乱破坏，自然灾害侵蚀，渡尽劫波，佛光不灭，到了1949年后仍然佛寺林立。南宋时期评定的禅宗五山十刹中的浙江名刹，除了径山寺倾颓外，五山中的杭州灵隐寺、净慈寺，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十刹中的杭州中天竺寺、湖州道场寺、宁波雪窦寺、金华双林寺、天台国清寺、温州江心寺都保存下来了。但“文化大革命”期间，浙江佛教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摧残和破坏，佛像、经书、法器几乎全部被毁，寺庙或被毁或被占，僧尼惨遭批斗、驱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府落实各项宗教政策，浙江佛教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陆续收回被占用的寺庙，召回被驱逐的僧尼，恢复和重建了各级佛教协会组织，实现佛教生活的正常化。首先整修了灵隐寺、阿育王寺、天童寺、七塔寺、雪窦寺、国清寺、江心寺、大佛寺、普济禅寺、法雨寺等千年名刹，同时全省各地相继整修、重建了大批寺庙。经过多年整修、重建或扩建，浙江佛教寺院面貌一新，生机勃勃。

(1)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