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从铁佛寺经幢说到天宁寺陀罗尼经卷

王增清

在铁佛寺东厢庑廊中矗立着一段八角形的石柱，这是一段寺院经幢的残件，已经缺失了上部的顶盖和短柱，以及下部的底座。寺院经幢盛行于唐代，是佛家信徒为祈愿祝福或祛灾避祸而捐助刻造的石塔状文物，塔柱四周刻有佛经，因为大多所刻为《陀罗尼经》，所以被称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简称《陀罗尼经》幢，也有镌刻《楞严经》和其他佛经的。

铁佛寺的经幢原是天宁寺的旧物。湖州天宁寺，南朝陈武帝永定三年（559）建，初名龙兴寺，五代后唐长兴二年（931）改为天宁寺，旧址在今人民路中国银行湖州分行处。据清同治《湖州府志》引用郑元庆《湖录》称，天宁寺的经幢最多时曾有24座，郑元庆曾将所见八座经幢文字拓印以后送朱彝尊研读，《曝书亭集》收有朱彝尊为此所作的跋文。清乾隆年间，钱大昕、何梦华又先后亲至搜访，又得朱氏未见者四座。到了清道光年间，住在天宁寺附近的求古精舍主人陈经（抱之）所见景象已是“诸经幢纵横委置”，毁损者过半。他从寺僧处得到经幢残碑一块，将其分割成数方，用留有经文的残片嵌于端石制成砚台，用来馈赠友人，因其材料特殊，形制别致，深受文友的珍爱。同治《湖州府志·金石略》载录的天宁寺经幢有十五座，其中一座已佚，一座已经移置竹墩潮音庵，另有五座残损。到清末民初，寺院已经废弃，经幢尚存八座，但“或断或圮，盖已过半”，除了大殿两座以外，还有山门前两座。到了20世纪70年代，完整的天宁寺经幢已不见踪影，文保单位从遗址上收得残幢数段，将其中一段残损相对较轻的柱体经修补后移置在铁佛寺。经幢除了残破部分，柱体文字尚可辨读。该幢曾毁于唐会昌五年（845）灭佛之难，大中元年（847）十一月重立，时任湖州刺史令狐绹列名于后，同治《湖州府志·金石略五》对此幢有记载。《两浙金石志》称该幢在天宁寺山门外东首，“郑芷畦《湖录》所收天宁寺经幢八座，此在其列。”亦即朱彝尊记跋之一种。它阅历了千年沧桑，如今已得到妥善保护。

天宁寺的陀罗尼经幢在一百年前还发生过一件陀罗尼经卷的故事。1917年，省立三中选址在天宁寺废址办学，是年夏天，在改建校舍过程中拆除了大殿前两座经幢，施工时工人在经幢的象鼻中发现了两个小纸卷。所谓“象鼻”是在经幢的柱体与短柱之间位置，在柱体的截面上有一个深约二寸的圆孔，纸卷就放置在这个圆孔里面。工人以为古字纸可以辟邪，以至争夺而藏匿。时任校长潘廉深在许予奖励后拿到了这两个纸卷。这是两卷很精致的袖珍型文物，纸卷的直径大约比手指略粗，高在7厘米左右，展开长度则有220厘米。卷首四行三十六字题记：“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岁记。”《宝箧印经》的全称叫《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简称《陀罗尼经》，讲述了佛陀应大婆罗门无垢妙光所请，到他的宅院接受供养，途中经过丰财院，为其开示无上法门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的故事。由唐“开元三大士”之一不空（705—774）翻译引入中国。据称，书写、诵读陀罗尼经，或纳入塔中供养，能消灾避祸，免于三途之苦，延年益寿，得无量之德。因此，吴越王钱俶花费大量钱财分别在显德三年（956）、乾德三年（965）和开宝八年（975）十年间三次各刻印了八万四千卷《陀罗尼经》广为散布，显德本陀罗尼经是钱俶刊本中最早的一个。这个一千多年前的雕版印刷物，整篇经文以工楷写刻，每个字都不过五六毫米大小，但点画清楚，字形工整。卷首题记后面还有一幅“礼佛图”，或称“变相图”，在9×4.6厘米的小框内生动刻画了无垢妙光祈请佛陀接受供养；佛陀在丰财园开示宝箧印陀罗尼法门；佛陀往无垢妙光住处接受供养等三个主要场景。构图疏密有致，佛像刻画端庄，线条精细匀称。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画，在我国早期版刻印刷物中堪称上乘之作，极具文献史和版画艺术史意义。潘廉深校长深知这件文物的价值，因此他将其中一件交给了当时吴兴图书馆馆长俞恒农先生，请俞馆长收藏保管。

时隔十三年后的1930年，当时身在南京的潘廉深，偶然间读到了王国维《观堂集林》增订本中《显德刊本〈宝篋印陀罗尼经〉跋》一文，文中有“近出湖州天宁寺塔中，今归乌程张氏”语，这“乌程张氏”或为南浔张石铭。潘先生看后大为惊异，连忙致信俞恒农询问缘由。俞先生回答称，经卷原托某君转请朱彊村题词，没多久，经卷尚未送到彊村先生的手中，某君就去世了，但怎么会被张氏收藏，就不知其详了。得知这一情况以后，潘校长将自己手中的另一卷《陀罗尼经》又交给了俞恒农馆长。其实，我们从《王国维著述年表》（虞坤林编）可以得知王国维《显德刊本〈宝篋印陀罗尼经〉跋》作于1922年，所以，这一卷《陀罗尼经》从吴兴图书馆的入藏到流失前后不到五年时间，甚至更短。1936年，浙江图书馆举办了一次文献展览会，吴兴县立图书馆所藏《陀罗尼经》亦在送展之列。展后《文澜学报》刊印《浙江省文献展览会专号》刊登了自五代至明代浙江“刻书文献”100余种，湖州天宁寺的《陀罗尼经》列于首位。显然，展陈的《陀罗尼经》已经不是先前的那一卷，而是潘廉深后来交付的那一卷了。

1936年浙江图书馆文献展览会结束以后，湖州天宁寺的两卷《陀罗尼经》一直处于失联状态。直到195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傅路德教授为托马斯·卡特所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的增订本中补充了两件五代时期的印刷物，即雷峰塔的开宝本（975）和湖州的显德本（956）。傅路德称956年经卷“为纽约某私人藏家所有”，不久这件经卷又被瑞典皇家所收藏。至此，两个天宁寺经卷在失踪至少二十年后，一卷已有了着落，而另外一卷仍然“失联”。

一件珍稀国宝不幸流失海外，是国家的损失，也是湖州的遗憾。机缘巧合，与我曾有学术交往的一位原籍瑞典美国学者艾思仁先生曾亲睹湖州显德本《陀罗尼经》，并且专门撰文对经卷作过研究和介绍。承蒙艾先生的眷顾，三年前我有幸拜读了他的文章和所附的经卷原件影照。尽管只是照片，但是我还是为它的精美绝伦所惊叹，为我们的先人精湛的版刻技艺所折服。我想，这件千年文物在它面世百年以后能够以复制还原形再归故土，也可聊以慰藉湖州乡亲对它的念想。然而，这件国宝级文物流落海外的背后，还有诸多未解之谜，比如它离开吴兴县图书馆以后是如何被张氏收藏的？它在什么时候经谁之手流失海外？又是怎样进入瑞典皇室？它的同伴天宁寺的另一卷今归何处？等等，都有待时间和有意者去探寻答案。

本文作者：王增清，男，1950年10月生，浙江海宁人。曾任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兼党支部书记，研究馆员。专业方向图书馆管理学、文献学和地方文史。主编有《苕水悠悠芸香远——湖州藏书文化研究》《湖州文献考索》《湖州师院志》、点校有《仪顾堂集》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