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向封建势力宣战

赵一曼深知，要获得自身的解放，首先要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要摆脱封建家庭，首先要面对的是封建家长——自己的胞兄李席儒。赵一曼的一系列抗争，都是围绕着外出读书而展开的。通过一段时间的自学，阅读了大量进步刊物的赵一曼，了解了许多外面的世界，从而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外出读书的愿望。她曾多次给大姐夫郑佑之写信，商讨外出读书的事。

我们可以从郑佑之的这封信中略知一二。

你想读书，自然是很好的，请莫着急！我看你哥哥的心意，今年不送你读，明年一定送你读了。

万一哥哥不送你读，你可以请二姐、四姐、幺弟他们劝他，他若是十分痛钱，你可以叫他把你的陪奁钱拿来送你读书。

万一陪奁钱他都不肯拿出来的时候，你可以请二姐、四姐帮你借；借不出我还可以打主意，不过我的钱是要借予那立志改造社会的人用的，所以我名下，尽可以丢在后头，到那走投无路的时候，我自然会替你打主意。

你起来得早，很好，很合于卫生；每日定就一样做点，更好！这要有恒心的人，才做得来。

妇女杂志已替你订了，你可催哥哥到白花场去问，金玉号的胡玉斋手。

1924年，在一个祥和而热闹的春日，这一天是赵一曼母亲的生日，出了门的姐姐和姐夫都回来了，大姐夫郑佑之也在百忙中赶了来。自赵一曼的五姐李坤舆续弦给郑佑之，又因肺病在临产时去世后，郑佑之就很少来伯阳嘴了。为了取得姐姐和姐夫的支持，赵一曼借此机会正式向当家的哥哥李席儒提出到叙府去读书的要求。

方才还是热闹喜庆的氛围，赵一曼一提出外出读书的事，气氛立刻紧张下来。一开始哥哥李席儒还耐着众人的面子劝说：“幺妹呀，这世道，男人有几个想读书的，读了书有何用，你一个女流还想干一番大事业，考个女状元呢？再说现在的女校，风气都不正，女学生私自怀胎，师生苟合比比皆是。”

赵一曼气愤地反驳：“我不信有这种事，即便有，也不能怪学生，只能怪那些道德败坏的男人！”郑佑之接过话题：“我也不同意席儒的意见，女子读书不能说没用，自民国以来各地都兴办女学，政府也支持，有些个别现象不能说女校的风气都不正。”

李席儒见自己的观点被驳回，又摆出了一个当家的苦衷：“幺妹你也不想一想，这些年光景不好，全家老小的吃穿，供幺弟上学，还要给你准备嫁妆钱。我哪里还有钱供你读书哇。”赵一曼接过来说：“那就把我的陪嫁钱拿来让我读书吧，我不要陪嫁。”李席儒顿时忘记了自己大哥的身份，张口骂道：“你这贱婢子，不讨高贵。”郑佑之急忙缓和气氛：“席儒说这世道不好，钱难挣也有道理。至于幺妹提出读书的要求，莫说你当大哥的，就是我们这些亲人也都应该帮助她一把。”这时二姐坤杰、四姐坤能纷纷表示：“我们都出一部分钱供幺妹读书。”

李席儒见这架势都是冲着他来的，于是站起来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就是不同意她读书，这家还是我说了算。”得不到当家哥哥的支持，大家只好劝赵一曼另做打算，慢慢来，早晚有说动的一天。

郑佑之一面常常给赵一曼寄来书信鼓励她自学，一面想方设法帮助她达到外出求学的目的。对此，一向在伯阳嘴很有威信的大姐夫郑佑之因为赵一曼读书的事和大哥李席儒闹翻了脸。郑佑之在给二姐夫肖简青的信中说：“李席儒现在与我各走极端，几乎面子上都敷不下去了。今后的伯阳嘴我也不再去讨嫌了。”又在1924年4月13日给肖简青的信中写道：“幺妹读书一事，完全是席儒以私心揣我，这个权且等他看两年，或者两年后把我的心事看清，又要他去也未可知。”

为了能外出读书，一向从不起早的赵一曼也改变了生活习惯，她每天早起，帮助母亲料理家务、服侍母亲煎药等。为了攒钱读书，她还退了用人，自己做家务，还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以及从进步刊物上看到的理论和生动事例说服教育身边的人，特别是那些反对自己读书的保守势力中的族人和亲属。

赵一曼的弟弟李绍唐，从小就是跟在姐姐的屁股后面长大的，他一直同情并尽力帮助姐姐赵一曼。由于说服哥哥李席儒不成，他便提出和哥哥分家，与姐姐、母亲一起过，把分得的财产用来供姐姐读书。这一要求不但大哥反对，就连母亲都不支持，她认为绍唐还小，无法担负生活的重担，主要还是为了主持这个大家庭生活在一起，她不愿意看到各自离散的结局。

对此，郑佑之多次写信说服岳母，为了赵一曼和绍唐读书，还是分家好。为了实现读书的愿望，赵一曼还专门请来家族中有威信的李克明、李秉之两位叔父来劝说哥哥嫂嫂，如果再不同意，就分家另过，不受其限制。其实，这两位家长思想更加顽固，而且还来个两面三刀，当着赵一曼的面满口答应帮助说服哥哥让她读书，背地里却给李席儒施加压力，更加变本加厉地说：“女子出外，关乎一族的声誉，出外读书是败坏门风，你当家长的要负责任。”由此，矛盾加剧，李席儒以一个封建卫道士的面目出现，对自己的妹妹毫不留情。无论谁来劝说，讲什么道理，他都不同意赵一曼进城读书。他固执地认为，这是在维护家庭的利益，捍卫家庭的名誉；同时也认为是为了妹妹好，他在保护妹妹的贞操不被侵犯。

1924年7月，赵一曼把自己对封建礼教的代表——哥哥的一腔怒火宣泄在纸上，以《请看我的家庭》为题，写了三千字的激情洋溢的纪实体文章，寄给郑佑之。郑佑之十分赞赏赵一曼的勇气和文采，立即帮她进行修改，并以一超为笔名，推荐给上海的《妇女周报》和天津的《女星》杂志。

郑佑之还告诉赵一曼，女子同封建礼教的抗争，是压迫与被压迫、叛逆与反叛逆矛盾的对立，你同封建家庭的斗争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妇女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

同年8月7日，郑佑之在写给赵一曼的信中说：

二姐愿入青年团甚好。我已把你们介绍到天津“女星”社李峙山等处去了。你主张约一般青年来实行创立一个奋斗的同盟会，很好，很好。你的国文登上报去，定有人替你不平。不过，望他们对直写信来说你哥哥，又怕靠不住，因为他们多半是报纸上骂上阵罢了，或者妇女团体，会写信来劝你哥哥，也未可知。你如与哥扯筋，他们若在眼前，当然帮你的忙，不过他们都隔得远，除了远远地帮你吼几声，也怕莫什么实力帮你罢。

你的名字，一超就好了，老幺粗心，把话都传错（在家用坤泰，登报用一超，出门读书随你自己改）。我告诉你的“不”字三个：不要灰心，不要怄气，不忙逃走。

四、投书控诉兄嫂

赵一曼的文章以《被兄嫂剥夺求学权利的我》为题，于1924年8月6日，在上海向警予主办的《妇女周报》第49期“言论”栏目刊登。

几乎在同时，8月11日天津《女星》（邓颖超、李峙山主办）于51期以《在家长式的哥嫂下生活的李一超女士求援》为题，加上峙山的编者语全文登载：

在家长式的哥嫂下生活的李一超女士求援

这篇稿子——原名《请看我的家庭》——是七月三日晚收到的，本可早在妇女日报上发表。因投稿者声明要登在女星，而收稿时又正值女星稿已发印，迟至今日始与读者相见。我已将我个人意见写信告诉伊了。读者如有好的办法，请即刻写信来，我当转达。

峙山

全世界的姊妹们，请看我的家庭，是何等的守旧，是何等的黑暗！我自生长在这黑暗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并没见过丝毫的光亮。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死把我关在那铁篱城中，受那黑暗之苦。近数载以来，多蒙现社会的新学诸君，在那高山顶上，大声疾呼，隐隐的声音，也吹入我铁篱城中来了。我将我的聋耳掏空，细细一听，岂不是唱的“社交公开”“平等自由”吗？我到这个期间，已经觉悟了。觉得我们女子受专制礼教之压迫，供专权男性的玩弄，已经几千年了！我们女子受了几千年不平等不人道的待遇，那些没有良心的家长，还要拿什么八出（七出之中加一条不顺兄长出），四从（在家从父下加一条父死从兄）的话来压迫我们。可怜我们许多女子还深深被压迫在旧社会制度之下，受那黑暗的痛苦呵（啊）！我感觉到这个时候我极想挺身起来，实行解放，自去读书。奈何家长不承认我们女子是人，更不愿送我读书。我屡次求他送我读书，他唯不送我读书，而且还说些不堪入耳的话。说什么“女校的风气不好”“多数女生在学内，私自怀胎”“跟人逃走”“师生苟合”等等的话来阻我的去路。

全世界的姊妹们呀！他太把我们女子的人格看轻贱了！难道个个女生，都是私自怀胎的吗？就是女生偷人怀胎，比他们男子的嫖赌，又下流了许多？所以我听到这里，我就极为不平，就极力驳回他说：女校发生这种事情，不能专怪学生，当兼怪办学的人员，尤其是男职教员。怪他们不改良教育，不使学生自觉。假如学生有了觉悟，那绝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了。同胞的姊妹们呀，他——家兄——不但不听我的话，他还似乎要打我一般。他又说什么“祖上的遗产不多，仅仅能敷家用，没有余钱送你读书”。同胞的姊妹们呀！他说这话，自以为表面上是很好听的了，其实完全是自私自利的。他拿钱去夜嫖日赌，滥吸洋烟，随意乱用。他要做的事，一思百行。对于我读书，却无一钱了。他不出钱，我求他拿我将来的陪奁钱出来给我读书，他都决意不肯。唉！我说到这里也不知我酸心痛苦的眼泪滴了好多下来？我见他不肯拿陪奁钱出来，我就求我的二位姊姊帮我设法。我的大姊呢，她是主张自主的，极愿帮助我的银钱。我的二姊呢，她不能帮助我的钱，极力帮我说话。同胞的姊妹们呀，我多蒙我那二位良好的姊姊，事事帮我，但家长却非常之不满意他们。她们为我，已引起了多厚的意见了！至于大姊帮钱，叫我出来读书，我的哥哥家长呢，就是大姊出钱，他都不许我读呀！他说纵然大姊出钱，总在人不是大姊的人，人是他的。唉！我们女子是人，就不是自个的了吗，何以他说是他的呢。既是他的，他又不出钱使我上进？他把我当成奴隶货物去了！当真我们女子不是人吗？当真是奴隶货物吗？应该拿给这些狼心狗肺的男子压迫吗？同胞的姊妹们呀！世界上哪有如此可恶的杀人家长呀！他既不送我读书，我又求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里给我订购算学、英文、国语这三科的讲义；他不唯不给我订购，而且（把）我的志愿书都烧了。同胞的姊妹们呀，他不给我买讲义，我又求他给我订报；订报吗，他不唯不出钱，就是亲友送给我的，他都不许看呵！他说：“现在的书报，多是引坏一般青年的。”他又说我自看了现在的书报，我就胡思乱想的要读书。唉！同胞的姊妹们呀！他不要我读书，也就止已了吗，他还要骂一些不忍听的话；骂我贱婢子，不宜好的，不讨尊贵的。说多少好样的我都不学，专要学北京、上海那些不好的风俗。同胞的姊妹们呀，读书就是不好的风俗？！只有上海、北京才有吗？就是只有上海、北京才有，难道就学不得吗？读书既不是好风俗，又要什么风俗者是好风俗呢？唉！同胞的姊妹们呀，自我先父去世以来，整整七年了！这七年中，我并没过一天人的生活。我的家长，还骂我不服从他，不该反抗他。骂我是无父的女子，该他管的，他管我得下，不由我乱想。又骂我不识时务。现在还有母亲，他看母亲的面，还百般地宽待我，假如母亲将来百年归世，他定要磨死我。唉！我当真不识时务吗？他用这般杀人的手段来宽待我，我都全不知痛吗？全世界的姊妹们呀，我现在似悬梁般的，上下不得。我真要屈死在无情的梁上了。唉！我实无法可施了。我的姊姊，她帮我想不出法了，不得已才求全世界的姊妹们，帮我设法！至于我现在呢，第一不要他出钱送我读书；第二不要他给我订报，单求他允许我出来读书。同胞的姊妹们呀，说到我屡次的反抗，只有失败没有成功。我今将我求他，反抗他，和他磨难我的经过，细写出来，请帮我设法，看我要如何才能脱离这地狱似的家庭，才达得到完全独立？我第一次求他送我读书，他就说女校的风气不好，不能送我读书，至于银钱，还在其次。二次我就托我姊姊劝他，他就说近来几年银钱紧，必不能送读。三次我就向他要陪奁钱。要陪奁钱吗?他说除是他死，他如不死，叫我不要乱想。四次我姊姊们又回来劝他送我读书，唉!他哪里会承认送我读书。他不承认送读的时候，姊姊就劝他每年一半（钱），不足时由姊姊垫出。唉！莫说要他出一半，就是要他出一个他都不干！姊姊见他不答应出钱，就要他拿我将来应得的陪奁钱出来。陪奁钱嘛，他也一个都不肯出！姊姊见他一文不出，就说是这样吧，你不出钱不要紧，我们几家当姊姊的帮助他，我们送他去读要得吗？他当时哑口无言，只得说：“只要假你们疏财仗义，那么你们送就是了。”哪晓他过后又想出几个难题，要姊姊担负。他说，第一离了我的家庭，就不管我的穿吃钱；第二要姊姊私自出钱送读，不要姊丈出钱；第三出门人的名誉要好，假使有不好的风声，他就唯姊是问；第四离了他的家庭，就不许入他的家庭；第五路途之上，要姊姊亲自护送。我姊姊呢，也算是有胆气的，见他提出这几个自相冲突的难题，还是毫不畏惧地完全担负下来了。大姊既在哥哥名下负了完全责任以后，她就给我说，叫我准备行李，她自送我。于是行李也备齐了，轿子也请好了，只等学堂的考期一到，就去投考了。哪晓得临到今年正月十四起身那天，他又反悔要禁出家门了。我的家族嘛，完全宗教家守旧派，没一个帮我说话的人。他们尽是说我不是。有些说“女子读书是顶坏的事”。有些说“女子读书无用”。唉！同胞的姊妹们呀，我走到这步田地，真是要死不生了。除了终日拿眼泪洗脸以外，更无别法了。本来他磨我那些难题，我并不怕，奈何他不许我出门，我就无法了！亲爱的姊妹们呀，说来真是可恨可痛到极点了！我现在呢，实在动弹不得，自身无主了。我本未字人，而且立誓终身（业已通过家族的）不字的。他——家长哥哥——却又要用一种卑劣的手段，逼我出阁了（此时他既未实行我也不便宣布）。务望亲爱的同志，援助我，替我做主呀！……

从未走出过宜宾山区，19岁的赵一曼“多蒙现社会的新学诸君，在那高山顶上，大声疾呼，隐隐的声音，也吹入我铁篱城中来了……”也正是这些“新学诸君”所创办的刊物，才使赵一曼意识到：女人也是人，不是奴隶货物，女人也应该是自己的主人，把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女子受专制礼教之压迫，供专权男性的玩弄，已经几千年了！”“我极想挺身起来，实行解放……”这篇文章所表述的思想，不仅是赵一曼对自身个体命运的悲号，同时也体现了她对五四运动“人的发现”、对时代精神的感悟与认同，自我意识的自觉与形成，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先觉者的品格。

图2-6  赵一曼在《妇女周报》上发表的文章

伴随着20世纪初民主革命浪潮的日益高涨，中国女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终于从死一般的麻痹中猛然爆发了。她们冲出闺房，打破牢笼，清算封建礼教的万般罪恶，异常强烈地吁求自由、平等，以及各项天赋人权。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社会的强烈震动，有识者没有把它看作是弱女的求助，而是将其视为向封建势力宣战的号角！号角声声，一呼百应。

“自本刊发表李一超女士自述的那篇文章后，接连收到同情援助的函件三十余封。除声明不愿发表的以外，均摘要录下。足见中国人并不是没有同情心与互助精神的。”

这是峙山在《女星》第52期登录这些文章前边的编者语。

其中，来自北京的张萍英在文章中明确指出：

……我相信处在李一超女士同等地位的女子并不止伊一人。所以我们对于伊的问题应用广义的态度来研究。……所谓广义的态度，就是要将我们的注意点放在大多数锁在家庭里不能享受教育机会的女子身上，来谋一个全盘的解决办法，要总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下手的功夫在宣传大家庭的罪恶与容纳由牢狱中逃出的女子并给以一个生活的道路。

还有一位叫王文彬的朋友在信中说：

我读了你那篇自述后，不觉怒发冲冠，血气沸腾，想给你做个奋斗先锋者。虽然我们青年前途远而且大，但是站在这黑沉沉地狱似的家庭里，不奋斗，焉有光明，不破坏，焉能建设？一超！我祝你做一个毅力坚决的奋斗青年女子！

我们束缚在几千年来专制礼教强权下，度过了无涯苦海生活、无限礼教苦痛！一超呀！我愿我们青年们，兄弟姊妹们，快觉悟！快奋斗！团结起来，勇往前进！“推翻强权，打破家庭，削除资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便是我们将来的乐园了。

一超，你是个觉悟女子，不幸处此龌龊社会、万恶家庭之中，叫我不觉为你流泪！然而反过来说，现在一般青年，谁不是在龌龊社会、万恶家庭下讨生活啊！一超！我本不想将我这篇粗劣意思献于女士之前，但我也是一个为“家庭专制”潜逃的一个孤雁，现在我好似茫海中一个浮萍，荡来荡去，竟不知何以是我的宿立地！所以我读了女士此篇文字之后，不觉泪花纷纷乱坠！

……

现在你已处此满目荆棘，进退两难，求学不能，外出不成之境，岂能在家中受那些什么“三从四德”，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吗？一超，你前途光明旗帜已树了，就祝你奋斗！祝你努力！

此外，8月6日《妇女周报》言论上《被兄嫂剥夺求学权利的我》发表后，在8月8日又发表了笔名为力子的一篇杂感，题目是《一超女士与李超女士》，全文如下：

一超女士所处的境遇，似乎比李超女士所处的更残酷了。李超女士的那位阿哥，是承继过来的，他并没有实行禁止李超求学，只是给李超精神上的痛苦而已，一超女士那位哥哥是嫡亲的，却忍心夺其弱妹求学的权利，他倚恃着什么东西，敢于这样作恶，还不是旧礼教旧家族制度和现行的法律。

胡适之先生为李超作传，是想借此废止女子不得承袭遗产的恶制度的，却想不到他的李超传已流行了这么多年，到我们今日还要再读一超女士这样沉痛的自诉。

然而，一超女士奋斗的精神，似乎比李超女士更要坚强，我祝愿伊终达目的，我尤愿社会都给伊以援助。

文中的李超，是广东梧州的女士，因外出求学，其过继的哥哥不给学费，也不准承继亲生父母的遗产，1919年困病交加，死于北京。胡适先生写了一篇六七千字的《李超传》，发表在1919年12月1日至3日的《晨报》上，又载《新潮》第2卷第2号。胡适先生是把李超作为中国女权史上的牺牲者来研究的，意图呼吁社会解决家长族长专制、女子教育、女子承袭财产和有女不为有后等问题。上文作者感叹，李超传已流行多年，可上述社会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一超比李超的命运还惨。

这些杂感和来信除了表达共鸣、同情和不平之外，更多的是出主意、想办法，为一超设计出走求学的许多方案。还有的表示要为一超提供部分费用，提供自学讲义等。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信，读起来感人至深，发人深省，让人感受到一股推动社会进步的大潮，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

同年10月25日，郑佑之在给赵一曼的信中写道：

你的文章，在《妇女周报》之《女星》是你的原稿，在《妇女周报》上，是我略为删改的（文中大姊二姊字样又是主笔改了的）。

做事不艰难，是时运好，不是天分好；做事能战胜艰难是才情好，不是天分好。天分二字是专指学问进步快的人来说的。

何珌珲听说在彭县中学当主任，我这半年都未得到他的回信。崔先生我实不知。你在函授学社专订算学，是可以的。你的表册，何珌珲暂为存在我手，等表册发下来之后再行填去。证书一事须待年假时我到成都去取。

峙山、锡琛的信，一并付还，请查收。日记暂存我处，作文稿一本亦付还，你以前的信，我都逐一改正发还了。但今后的信，我都存着，今后好与你登报那篇互相印证。兹寄来《少年》一本、《觉悟》四本、《政治（平民血泪）》一本、《新建设》三本、《前锋》二本、《会刊》一本（共计12本），你可择来看。你把12本看完了，你的智识当更有进，那时我才把研究主义的书与你带来（因为它是说方法、说道理的，难得看得进）。这12本书，你看完了，就叫老幺亲自送来掉（换）书……

赵一曼收到了大姐夫郑佑之的来信，尤其是第一次看到自己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她激动不已，流下了晶莹的泪水，同时更坚定了奋斗的目标和信心。郑佑之在致赵一曼的信中说：

幺妹：

你做的文章已经在《妇女周报》和《女星》上面登出来了。李峙山先生给你的信，收到莫有？

你可细细看你的文章和他们批评的话。安安心心在家看书，等二年子把钱办足了的时候，就实行出门读书。

你现在对于哥嫂，也不必太使他们为难了，忍得下的时候，还是忍一下。

你前年开笔做文章，到今年还不上两个对年，已经做得出这样的文章，真是我“生平所未见”的；你有这宗天分，这宗勤快，不愁操不成器的，你好生安心看书罢。“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中国之俗语也。

“难之一字，唯愚人所用之字典有之；不能二字，非吾法人所当用也。”此为法皇拿破仑之语。

佑之

与此同时，经郑佑之介绍与赵一曼建立通信联系的团组织也给赵一曼写信，鼓励支持她的行动，并设身处地为赵一曼指明斗争的方式方法。成都地方团（青年团成都地委）宣传部主任刘亚雄在给李一超的信中写道：

一超同志：

读佑之带来你的日记和《妇女周报》49期《被兄嫂剥夺求学权利的我》一文，真令人拍案大叫。现社会制度下的黑暗家庭，不知要屈死多少有志的青年男女呵（啊）?因为我的家庭，曾经禁止我出外读书，我曾考中学两次，都被家庭束缚未能进去。直到……

总之，旧礼教一日不打破，家庭制度一日不废除，即是现在女青年一日不能脱离束缚，永无思想自由的希望。

你既生长在那样恶劣专制的家庭，同志们也只有齐声一哭，你住学校的事，我前写信给佑之转达你。如果你的家庭万分不要你出外读书，我的意见如下：（A）私下请你姐姐垫点钱，转托佑之代为在商务馆函授社订购讲义，努力自修。前次你失败被家长烧毁志愿书等项，或是你不慎，以后邮件往来，设法不使被家长知道为好。老实说，一定要进学堂，才可以造学问吗。（B）一方面努力自修，一方面做改造妇女自治会，或为能识字的妇女介绍些相当的书报给她们啦，都可以做。顷接佑之来信说：你那里要组织支部，这是我们很钦佩你的努力。所有一切文件和组织法，不日即当寄上。此地SY（SY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代号）的女同志也有四五人，她们也曾在各方面做些工作。

刘亚雄

三月十七日午前十二时

这期间，赵一曼更加如饥似渴地阅读郑佑之捎来的多种书刊。其中，《少年》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主办；《觉悟》是上海《民国日报》副刊，是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新建设》《前锋》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刊物。这些书刊几乎是汇集了当时进步思潮的主要刊物。

20世纪20年代，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川南山区，赵一曼能大量地获得这些刊物，那也是个奇迹了。

时代就这样选择了赵一曼，她也能抓住这个机遇，把握自身命运，并挺身而出，去改变同胞姊妹们的命运。这位柔弱的川南妹子肩负起了引领妇女解放的先锋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