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的外交方针
首先是关于外交。简单地说，让国人意识到日本乃独立之国家，与此同时又让外国承认日本者，可以说就是圣德太子。为了阐明这一点，有必要谈一下圣德太子之前的外交历史。
日本同海外的交往比我们从日本古代史上所了解的更为久远。《山海经》中有关倭的文字是战国末期至汉代初期的记载。在其之后，汉武帝平定朝鲜，设置四郡时，乐浪海中有倭人已为人所知，并记载在《汉书》的《地理志》中。根据《日本纪》的年代纪元，此当在神武天皇开国以后，但近来史学家却毫不踌躇地将此定在神武天皇之前。日本出土文物中有很多与此时期相应之物可以佐证这一记载。关于神武天皇以后与海外的交往，有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委奴国朝贡的记载，后在安帝时期有倭面土国王献生口注82之事。到三国时期，卑弥呼与海外的交流就更是广为人知的了。从晋代到南北朝时期历代与海外的交往在中国正史上都有记载。
可资印证与海外交往的出土文物中，最为人所议论的是博多志贺岛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从当时汉代制度来看，授外国以印是对该国极为重视的表示，印为蛇钮符合当时规制，其为实物确凿无疑。国学家以及史家中有许多人认为，金印在九州发现，其与大和朝廷并无关系，有关卑弥乎的记载非常详尽，也称其九州地方女酋。还有人认为，从东晋至宋、南齐期间，授予倭国王的官爵不计其数，举其一例：
“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注83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对此的解释是，这些官爵多为日本派往任那的太宰注84滥用朝廷名义所授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对前面所举的很长的官爵名细细加以考证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日本方面称呼时，如前面所举的为：“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而中国南朝授予时则除去百济称：“倭新罗任那伽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这是因为当时百济没经过日本直接与南朝交往，南朝对其另封百济王，对日本方面时就不把百济放入进去，所以前面所述之事不可能是任他的太宰所为。不言而喻，如果说因为这样的记载，所以日本当时是中国的附属国，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当时的外交有一种特别的现象，日本的朝廷在同海外交往时，担任其使者之职的都总是中国或朝鲜的归化人。即使是在最早的卑弥呼时代，担当使者的也是新罗的归化人。东晋宋齐期间担当使者或掌管有关对外交往事务的皆为中国的归化人，这一点若查看《姓氏录》即可明了。其姓皆为译语、史、文首、船首之类，都与海外交往有关，因管理有关海运的文书、检查货物，这些人亦称作史（日语读音ふびと）。此外，豪族也同朝廷一样，各自有掌管文书者，这些人都是归化人，依靠他们使用汉字记账造册也许很早就开始了。即使是朝廷，其也认为外交上的事务全交给这些人办极为方便，甚至没有考虑到朝廷自身应该留下记录。
这些归化人被派往海外之际，他们是秉承朝廷开展贸易的旨意，肩负着从海外带回珍稀器物、招聘技工匠人的重任。中国是一个极度看重面子的国家，来自海外者被视作蛮夷之使，到达中国后，如果没有给皇帝的上表就寸步难行。因此译语、史等同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鸿胪寺官员沟通，得到他们协助，精心撰写上表，将其送呈中国的皇帝，使其自尊心得到满足，这样就可以如愿以偿地完成日本朝廷交付的使命而归。这是当时的使者以及译官的成功秘诀。在中国，这类情况延续到后世很多年，从明代四译馆注85所保存的各国上表就可清楚。举例来说，满洲地区女真人送呈的上表虽说是用女真文字女真语写的，但其语法却是汉语语法，先用汉语文字写出之后再直译成女真语的痕迹历然可见，甚至有自己文字的国家的上表也是如此。上表完全用中国文字书写，就是要让中国的朝廷感到满意，这是不言而喻的。据此不难想象南朝时期日本、百济、高句丽等国上表之类的文书是如何写成的。
设置船首这一官职是在同海外交往频繁时期，在邻近朝廷的河内与大和交界之处，为检查进入淀川大和川的船只而设置的，在此之前，进行这类检查是在九州的入口之地，汉倭奴国王的印出自志贺岛就是这个缘故。据《三国志》的“倭人传”记载，根据国王命令，日本往来于三韩以及魏带方郡注86的货物在博多附近必须接受检查，因此当时在管理同海外交往职位上的安昙连等可能就把从中国领受的国王印放置在自己家中，在同中国交往时随意钤盖、制作文书。当然，此时的文书还是竹简木简，用泥封上之后钤印，有印即可作去中国时的凭证，文书即使简单，甚至没有也可。后来足利时代注87山口的大内氏使用足利家的日本国王印同明交往与此相同。在古代，朝廷使用印是很随意、无序的，他们所考虑的只是贸易上的利益。因此，这个时代的外交，一言以蔽之，是翻译外交。只要有贸易上的利益，不问与其交往关系如何，也不顾及是否涉及国家的体面。不过，日本文化逐渐在发展，贵族中一旦出现研究中国学问者，这种同海外交往的做法有时就会暴露出问题。传说菟道稚郎子注88在高丽的上表中发现无礼之辞就是一例，但这种事情极少发生，大体上翻译外交依然如故。
然而圣德太子既精于中国的学问，又通晓海外情况，他注意到翻译外交非常有损国家体面，他把译员垄断的外交权收回朝廷，派遣使者赴隋时也不全都委任归化人译官、史之辈，也有如小野妹子那样皇族一系的知名人士作为使者的。国书也如《隋书》所记载的那样：
“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
从其语气推察，这封国书可能是太子亲笔所书，完全使用对等的词语。作为一个像隋炀帝那样统一了分裂旷日持久的中国而极富自尊的天子，这封前无先例的无礼的国书一定会让他大吃一惊。此时，对日本国的无礼感到吃惊的同时，似乎对这位海外的国王觉得不可思议，妹子回国时，派遣了一位名叫裴世清的使者陪伴。当时回信已交与妹子，交给裴世清的则是另一封国书。而妹子称途中遭遇百济人偷盗，没有把回信带回。这或是因回信书体不是对等，妹子故意将其遗失，或是在太子授意之下佯称遗失。但裴世清随身所带的国书不会遗失，是呈交朝廷了的。国书的起始之句是：
“皇帝问倭皇”
在后来的《太子传》里写道，天皇问及此事，太子言其虽为天子赐诸侯形式，但称倭皇使用皇字，皇字帝字，同为有分量的字，据说就这样顺利应付过去了。而实际上按照中国的书写文体应该是皇帝问倭王，在隋的国书原文中无疑应是倭王，在日本送呈时肯定稍稍作了手脚。与其对应，日本送交隋的国书在《日本纪》里是这样记载的：
“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使用的是对等的词语。也就因为这一句话，隋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派过使者。太子的想法是要让对方知道日本同中国是对等的国家，同时又不想损害两国之间的关系。太子打算吸收中国的文化，派遣大量留学生，因此他相当灵活地处理这些外交事务。总之，太子此举既使日本朝廷自身意识到自己国家的地位，同时又让中国了解到这一点，在当时世界上可谓开创了国际关系的先河。
在那以后同中国的交往中，极少再有类似太子这样灵活巧妙处理外交事务的例子。郭务悰受唐高宗派遣来日时，接待人员曾得其口授接待方法，具体情况现不明了。似乎并非是俨然对等的做法。和与中国交往的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历代的遣唐使没有一次是携带上表前往的。也不像其他国家那样从中国领受敕书而归。国家关系保持在这种状态下，在外交场合，其使者的座席排位通常在外国使者中占据主位。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曾经有次因座位排在新罗之后，日本使者提出抗议后又把座位更换过来。在唐玄宗时，张九龄注89曾起草《敕日本国王书》一文，其开头写道：
“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
这封敕书是否送抵日本，现不清楚。
后来历代的外交活动中似乎沿袭了圣德太子的这一方针，由此得以维系着与中国之间不即不离的关系。具有如此高明的外交手腕者只有圣德太子，别无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