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远古时代的状态

历来日本史的研究，不论哪个时代，通常都是从本国这一侧来观察。偶尔也有像松下见林^注11的《异称日本传》那样从他国一侧观察的例子，但这是极其少见的。尤其是德川时代中期以后，国学发展很快，与当时的汉学相比，其研究方法更为进步，由于更贴近学术，以日本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愈来愈被普遍认可。因此，即使有像藤贞干^注12那样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主张从他国一侧看待古代史的，其不过只能招致国学家的强烈反感，而那种研究方法并没有能付诸实行。不过，也有像平田笃胤^注13那样的，一面声称主张本国中心主义，一面研究其他国家的古代状态，尝试将其与本国古代史进行比较。但是这种方法其外形依然是本国中心主义，很多低能的国学家对这种带探索性的研究法往往不得其解，最后不了了之。明治维新以后，虽说史学兴盛，但仍然是这种本国中心主义支配着国史学界，稍稍探索一下新的研究法便受到神职人员以及教育界人士赤裸裸的攻击已是司空见惯，而民族论以及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则偏于向国外寻求其理论根据。尽管这种倾向非常普遍，国史研究无论如何都必须以本国为中心，甚至把日本国形成的若干因素归结于外界的刺激都是不合适的。在凭靠外国的资料开展研究方面，对从记载并不可靠的朝鲜历史进行研究表现宽容的同时，对从记载确切的中国历史进行研究却竭力加以排斥，这种情况很多。由于对日本远古时期的认识水平所限，时至今日依然未能摆脱国学家之流的束缚。在今后的研究中，这必须作为国史学方面的一大问题。

关于中国记载中所见到的日本远古历史，在此无暇作一一考证论述，这里只能依据上述研究法，就自己思考所得作一阐述。

日本作为倭国为中国所知大约是在战国末期，中国的战国末期对整个东亚各民族来说是一个重要时期，这可以说是中国史逐渐成为东亚史基础的时代。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疆土分裂，内乱不断，然而由此中国的民族显著地发展壮大。春秋末期，在南方已经形成了如吴、越这样的蛮夷之国。与此同时，在北方则形成了燕国。随着进入战国时期，数十个国家逐渐并合，到战国末期，仅剩下十国左右。这些国家相互竞争，致力于发展国力，富国强兵。除四周被强国所围之国外，皆向外发展。楚不断追逐生息在南岭山间河谷的苗族，秦吞并巴蜀地区，赵挑起与北方匈奴的战端，拓展其疆域。被认为战国诸国中最弱的燕国也从辽东向外扩张，远至朝鲜的中部。在汉代，从大同江附近到燕国之间使用同一语言，仅从这一点也足以了解其发展的状态。这样，从战国时代开始，中国的疆域整体不断向外扩张。由于秦统一了天下，国力集中，其扩张力愈加增大，最终吞并的地区东自朝鲜中部，北至沙漠以南，西南直至安南，形成了绝对的大国。由于自秦灭亡至汉的兴起期间的内乱，这种扩张一时遭到顿挫，尤其是受到秦扩张的刺激，匈奴已形成大国的雏形，匈奴表现出的对抗力量已经达到可以攻击汉的程度，汉代初期，其扩张就未能持续下去。当时在汉的疆域以外建立起的形形色色的国家，大多是在自战国至秦期间由流亡外国的中国人建立起来的如越的尉佗国、朝鲜的卫满国等。也许当时中国的流亡者在他们进入的中国疆域以外的地区，将他们在自己国家长期生活形成的状态逐渐影响了那些尚未开化、没有脱离部落生活的土著民族，不断促进创造可以形成各自的民族国家的因素。

这样，在西汉以前其效果就渐渐显现出来，其他的例子暂且不说，在中国东北地区就已经出现数个国家，在王莽时期又出现的高句丽国、濊国等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渐渐形成的。在朝鲜南部的倭民族以及韩民族当时分成了数十个部落，直到东汉时期马韩、辰韩等才逐渐趋向统一。根据《汉书·地理志》所载，最初这些国家的居民皆为土著民族，其统治者是汉人，像高句丽或三韩部分地区，都是被汉明确认定的郡县，当地土著民族中会出现某一统治者，如王莽时期的高句丽侯、接受汉封爵的濊王等即是实例。很难想象当时的这种状态不会波及日本。不过由于日本地处海外，《汉书》上也说，乐浪^注14海中有倭人，不像高句丽、濊、韩诸国成为了汉的郡县，但经由朝鲜半岛渡海的中国移民也不断进入日本，开始了最早的交往，从而倭人百余国也与汉有了交往。当然，在此之前战国末期倭国与燕的关系业已存在，但其交往状况的公开化仍是在汉武帝将朝鲜作为郡县以后的事。根据中国的记载，这一时期倭国的状态是，已经存在所说的百余国，但皆仅为单纯的部落，明显趋向统一的征兆尚不明朗。这里所说的倭国意味着至少是日本的整个西半部地区，把倭人仅看作是在九州的民族，甚至限定为隼人种族这类见解仍属本国中心主义的偏见，笔者是不予采信的。根据近来发掘的文物，当时交往的实迹愈来愈清楚。现在九州北部、大和等地发现被认为是西汉时期形式的古镜，同在九州北部与这一形式的古镜并存的铜铜剑在中国^注15、四国、纪州^注16一带发现，尤其是被称作王莽镜之物在美浓^注17发现，王莽的货泉^注18在丹后^注19、筑后^注20等地发现，从这些发现地来看，中国器物从朝鲜南部经过对马壹岐由九州北部传入濑户内，或因故凭靠四国南方的海流传至纪伊^注21，另一方面，通过山阴^注22到达越前^注23地区，然后从各个就近的港口逐渐进入内地，例如有从但马^注24一带横穿中国地区进入濑户内的，也有从越前经过近江^注25进入畿内地区的，还有从美浓传至东海的，很显然这些器物在其所到之处传播了中国文化，尤其是今日历史上最被质疑的铜铎可以肯定与中国文化的传入有重大关联（关于这个问题日后有机会当另作论述），其分布的踪迹近来也逐渐清晰。从战国末期到西汉时期，通过承传中国周代文化的铜铎和代表汉代文化的铜镜，长期间影响日本的中国文化使尚处于部落生活的土著民族逐渐趋向统一。特别是有关铜铎，不光是古代中国制作的，还发现很多仿效中国而又增添日本地方特色的遗留物，从这一点上来看，在统一的国家形成之前，在文化上已显示出一定的独立性。可能在王莽时期，来自汉的压力日见衰微，对岸的朝鲜、满洲等大陆各民族趁机实现了独立，与此相同，岛国日本也在这时发展到面临形成统一国家的命运时期。

东汉初期即建武中元二年，与中国有着交往的统一国家的首领即委奴国王接受封号，领受汉的印绶。关于这位委奴国王，历来有很多解释，众说纷纭，但委与倭国的倭字当为同字，过去法隆寺收藏、现已成御物的圣德太子《法华经疏》正文是六朝风格，其标题书写时间稍稍晚一些时候，但不可能在白凤时期^注26以降，标题写着“大委国上宫太子”，委与倭同用，同注以大和音，很清楚传统上此字一直使用到太子时代前后。在太子时代，最早与汉交往的委奴国是被解释当作大和朝廷的。这种最初的解释历来无端地被本国中心主义的国史学者曲解，这是完全不妥当的。这位委奴国王的印后来在筑前志贺岛被发现^注27，如果把这件事与在其之后的时代大内氏^注28保存有足利氏接受的日本国王印并与明交往的情况一并考虑的话，就不会觉得不可思议。《三国志》的“倭人传”里也有倭王的执掌监管者审查进出口贸易品的记载，《三国志》的“倭人传”大约是根据《魏略》写的，《魏略》是东汉以后至三国前半期的记载，因此可以推断在东汉时期仍然是同样的状态，也就是说大和已有统一的朝廷，其派遣的官员类似后世太宰府人员去筑紫出差，负责管理与海外交往的文件，同时也保管国王印，这样解释是最为妥当的。不管怎么说，这一时期已经出现统一了日本西半部的国家，其国土相当广大，文化也相当发达，汉给予其待遇非常慎重，像国王印这类器物也是授予海外大国的具有象征意义之物。大约在东汉初期，此时日本统一的国家已初见雏形，其占有的领土从日本的西半部到朝鲜的南部，这对当时三韩尚未形成国家的各部落而言，肯定是一个具有巨大威胁的存在。其在日本传说的历史中相当于哪一个时期尚不十分清楚，但把这一时期大致定为日本开国纪元应该是合适的。

在此之后过七八十年，日本崇神天皇^注29时期，相当于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因内乱之故，所谓卑弥呼^注30时代到来。笔者认为此时当为倭姬奉侍天照大神^注31御灵，使诸国土豪捐赠土地人口、巩固统一基础之时。总之，东汉时期以后与中国的交往相当频繁，这一时期中国的镜鉴在所有地区的古坟中都有发现，甚至可以说日本古坟出土的镜鉴几乎具备了中国各个时期的所有样式。特别是在这一时期，仿效中国样式的日本镜鉴制作得到了促进和发展，铜等器具也盛行日本制作，古坟的结构大为改进，甚至出现了仿效中国石造砖砌房屋式的棺椁。从这一时期到六朝时期，出自古坟的文物除镜鉴这类被认为与当时信仰有关的器物之外，玉石器物方面，汉代盛行的玉器仿制品也相当多，尤其是还有中国本土制作的器物，如琅玗的勾玉等，可能是为迎合日本人的喜好而特别制作、输出的。至于甲胄、马具、刀剑、之类，都有很多镀金的精巧之作，这是东汉至六朝时期中国最为发达的工艺，从这些器物和镜鉴的附着物或包装的残留物来看，可以知道那时中国的丝绸已经大量输入，当时日本人称为和栲，发现这些华美之物的地区西自九州，东至两毛^注32奥州^注33南部，加上古坟中绝非少量的实物发现，由此可以了解当时日本的生活状态，部曲民^注34、贱民等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着用的只是荒栲，一种用树皮的纤维等制作的衣物，类似今日阿伊努人^注35的厚子，稍许上一等的也不过着用苎麻类的衣物，当时在相当于后世的郡的区域里，至少每个郡都有一两家地方贵族，他们皆着用从中国输入的绸缎，披戴镀金的甲胄，置备车轮包金的马具，佩带带着刀环的刀剑，过着相当奢华的生活。不言而喻，大和朝廷当时更是过着与高句丽、夫余^注36等王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优裕生活。日本古代史的考证家或画家在描绘古代帝王及其他人的生活时，往往极力表现他们简朴的状态，这完全是一个错误，这些人过得恰恰完全是无异于中国王侯的生活。甚至那些重要的书契，因为自己不使用，他们也都完全交给译员处理，那些译员都是归化人^注37的后裔。他们在其他方面，无论其生活还是思想，从很早以前开始就渐渐具备了产生圣德太子那种伟人的素质。东汉以后六朝时期与中国的交往中，由于自身不司管书契，名分这一观念没有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他国内的统治机构或监管海外贸易的机构使用归化的中国人史官，这些人逐渐开始作不间断的记录，打下了圣德太子时代国史编纂的基础。圣德太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明确了对外国的名分观念，最终凭靠完全的自觉总揽了由译官以及史官随心所欲摆弄历史的统治机构。可以认为，在这种状态下，虽然日本孤独地处于大海之中，其国力的强盛，人民智能的开化都已远在三韩诸国之上。正因如此，绝不可能会有因输入三韩文化才促进了日本发展之类的事情。日本凭靠长期的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失时机地实现了国家的形成，也正因为这个国家强盛的缘故，书契的使用相比高句丽、百济、新罗都要滞后。

笔者对日本远古时代状态的思考大体如上所述，依据文献及其他资料对此一一立证亦非难事，此工作留待他日，这里姑且先论述其大致的轮廓。

（1919年2月《历史与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