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序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文化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一个民族与生俱来之物。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已经证实，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人们早在他们的民族形成时期就已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创造。日本文化是在日本列岛的自然风土中萌发的，尽管后来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大陆（其中主要包括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文化的影响，但就其本质而言，日本文化仍然是一种自发生成的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本的原始神道。原始神道是在日本列岛的自然风土中孕育出来的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祖先崇拜和各种祭祀活动，与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咒语、歌谣、祝词、神话、传说乃至后来人们所说的言灵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其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体现了日本民族固有的本土思想。日本民族在其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尤其是古代中国文化，为了吸收、消化这些外来文化，使其能够契合日本的风土，日本民族做出了不可尽数、坚韧不拔的努力。外来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的融合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冲突到调和、融入，几经波折，反反复复，日本人的思想价值体系中的许多重大建构，如神佛融合、儒学日本化、老庄思想变异、禅宗世俗化，无一不是这种努力的结果。在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同时，日本民族仍不断地致力于民族文化的创造，文学方面的和歌、俳句、物语、浮世草子等，戏曲方面的谣曲、狂言、能乐、净琉璃、歌舞伎等，绘画方面的大和绘、浮世绘等，这些文化成果无一不具有独特的日本民族特色。日本文化孕育于日本列岛的自然风土，伴随着日本民族的成长而发展，必然具有自己的民族特性，在其发展过程中，外来的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都对它的发展产生过深刻影响，但这些都不曾，也不可能改变日本文化固有的民族特性。这种民族特性也就导致产生了日本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差异性。日本人在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识中很早就对这种文化差异性予以了关注。平安时代，菅原道真最早提出来的所谓“和魂汉才”不仅仅是主张日本本土文化精神的固守，其中也包含着对日本文化与外来的大陆文化即“和”与“汉”的差异性的自觉。日本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无论对大陆文化的吸收、消化，还是对西方文化的受容、变容，“和魂”始终如影随形，消长与共。

江户时代的国学家本居宣长是“和魂”的积极倡导者，本居宣长主张“清除汉意，坚固和魂”，他强烈批判日本在大陆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养成的崇拜中国文化的“唐心”，主张要从古道，特别是万叶世界中去寻找“大和心”，他认为这种“大和心”是遵循自然法则的“清净之心”，也是日本人的传统精神之源。本居宣长鼓吹一种自己的国家所特有的品性，强调日本文化的特异性，本居宣长可以说开了后来所谓的“日本文化论”的先河。

明治维新是日本结束长期锁国状态之后的一次重大社会变革。明治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文明开化与富国强兵，其目标就是要尽快吸收近代西方文明，使日本成为西方式的现代化国家。先进的西方文明和文化的传入使日本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这种巨变使日本人意识到日本与西方的差异。在弥漫着全面欧化的时代氛围中，一些文化人开始批判日本人对西方的过度崇拜，提出汲取西方的文明开化精神，将其“同化”于日本，同时还应该保持自己的国粹。从“和魂汉才”转为“和魂洋才”，时代在变化，但对民族精神的固守一如既往。所不同的是，在这一时期，从不同的角度探寻日本文化的特质和日本人的国民性形成了一股潮流，这也就是后来所谓的日本文化论和日本人论。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内藤湖南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日本文化的文章。作为一位中国史学的大家，内藤湖南此时在日本已有相当的学术声望，其以独特的视角对日本文化的论述引起了广泛关注。1924年，也就是大正时代尾期，内藤湖南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名之以《日本文化史研究》由京都弘文堂出版。此书甫出，反映强烈，好评如潮，尔后一版再版，现已被公认为日本文化论的名著。

内藤湖南（1866—1934年），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出生于秋田县鹿角郡毛马内町的一个武士家庭，父亲和祖父都有一定的汉学教养。内藤湖南毕业于秋田师范学校，早年做过小学教师，后前往东京、大阪，担任过《朝日新闻》以及《明教新志》《日本人》杂志的记者、编辑和评论员。在此期间，他曾先后为松方正义、大隈重信内阁起草过内阁政纲。1897年，内藤湖南赴台湾，担任《台湾日报》主笔，翌年又担任《万朝报》特约评论员。内藤湖南对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从历史学家的视角都做过深刻的观察并写出大量时评文章，他的一些观点对当时日本人的中国观乃至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产生过一定影响。年近四十岁时，内藤湖南从新闻界转入京都大学。内藤湖南并非科班出身，没有大学文凭而被京都大学聘为东洋史学科教职人员，之后又成为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这在京都大学是没有先例的。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主持“东洋史学”第一讲座达20年之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内藤湖南学识渊博，汉学功底扎实，从中国上古史至民国史，都有著述，其学说多有独创之见且自成体系，故有“内藤史学”之称，本人亦成为名驰遐迩的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因其对中国古代史的独创性研究成果如“中国史三分法”理论，尤其是“宋代近世学说”受到中日两国史学界瞩目。内藤湖南学术研究范围极广，其一生治学，以史学最为专精，著述丰赡，又旁及经学、佛学、博物学、考古学、甲骨学、金石学、文字学、敦煌学、民族学、目录学、艺术史等众多领域，且皆有建树，这在学术界极为罕见。日本筑摩书房出版的《内藤湖南全集》十四卷收入了他的绝大部分著述。内藤湖南曾作为《朝日新闻》的特派记者派驻中国，其前后九次到过中国，我国学术界名流如刘鹗、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严复、张元济、方药雨、郑孝胥、胡适等都与其有过交往，切磋学术，诗文酬酢。

在内藤湖南的日本文化研究中，他始终把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关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探寻中日文化的关系也是其一生的学术追求。内藤湖南认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同为古老的文化，但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对于两者的关系，内藤湖南曾有一个很著名的比喻，他认为，日本文化如同磨成的豆浆，依靠中国文化的卤水才凝集而成豆腐。在内藤湖南看来，日本文化是与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头，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延长。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内藤湖南的这个比喻不无可推敲之处，但他认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的观点可以说是点到了日本文化的命门。在各种民族文化的研究中，文化的发生、发展的条件各有所异，其过程也不尽相同。对于日本文化研究而言，地理历史上的渊源使中国及其文化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如果想要绕开中国及其文化的影响，日本文化就无从谈起。文化是一个含义极其宽泛、庞杂的概念，可以涵括各种各样的领域，也正因如此，对于个体研究者来说，能将社会、政治、历史、艺术、宗教等众多学科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并能在其间舒拳展袖，游刃有余，如果没有淹贯古今的学问根柢是难以为任的。以本书所收篇目涉猎领域之广阔，不难看出作者高远的学术视阈，而对各篇目细加研读，其对问题切入之准确，论述之精详，更可感知作者深厚的学殖。

本书的开篇是《日本远古时代的状态》，文章在描述远古时期日本列岛上的社会状态的同时，论述了那一时期日本与大陆中国的关系。尚处于部落生活的日本列岛上的土著民族在形成统一的国家之前，已经同大陆中国有着相当频繁的交往。当时的历史遗留物诸如铜镜、铜铎、铜鉾、货泉、玉器乃至丝绸在各地的发现可以印证从战国末期至东汉时期，中国文化已影响日本，且不止于沿海地区，后来传布至日本的内地。委奴国王金印的发现是一个不寻常的事件。关于金印缘何在远离政权中心的筑前志贺岛发现以及相关的问题曾引起很多争论。通过把自身掌握的材料与历史的分析融为一体，内藤推导出一个使人心悦诚服的论断，彰显了历史学家的思想逻辑和学术功力。日本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由于很多局限性而显得迷蒙混沌，此文如同一扇打开的窗户，让我们看到了那个世界的绚丽和迷人。

《近畿地区的神社》论述的问题与神道文化密切相关。日本神道文化的历史悠久，远远早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畿地区古来的神社众多，加茂地区日枝神社的缘起使人联想到《古事记》中美丽的传说，御影社（小野神社）的起源则可以追溯到作为遣隋使而闻名的小野妹子那个时代。更多的神社在没有历史记载时期已经出现，其历经沧桑，历史的积淀极为厚重，凭靠神社研究可以探寻到日本古老历史的秘处。历史总是充满诡谲，扑朔迷离，有太多的谜团留待史学家去破解。平野神社的今木神、久度神、古开神和比咩神究竟是何方神明？寻常可见的兵主神社的祭神又来自何方？这些问题历来虽不乏索解者，但迄无确解。历史文献的翻检往往是历史学家唯一可依助的手段，但又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尤其是在年代久远，文字记载极为缺乏的情况下，有时会让人枯坐镇日，寥无所获。而本文的作者以其深厚的史学蕴蓄，把问题置于民族、民俗、社会、宗教等多学科融为一体的语境中去思索、辨析，从而言之有理、顺理成章地化解了这些谜团。其所持之论虽然仍属“异部名字难必和会”，但或许也可说“虽不中，不远矣”了。

《圣德太子》以简约的线条勾勒出一位日本民族奉为圣人的形象。圣德太子，一代英才，文韬武略，政治上高瞻远瞩，锐意进取，其制定的冠位十二阶与《十七条宪法》，为古代日本律令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外交上圣德太子视野开阔，纵横捭阖，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他热心吸收中国文化，向中国派出遣隋使，“日出之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小野妹子那封著名的国书更是开了国际关系中对等外交的历史先河。“唯佛是真”是圣德太子始终不渝的信念，他以满腔热情致力于引导人心向善，为佛教在东土弘扬做出了居功至伟的贡献。圣德太子勤于思辨，学殖深厚，文采出众，《十七条宪法》和佛学经典《三经义疏》都出自他的笔下。圣德太子的卓越在日本历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弘法大师的文学艺术》使我们对这位平安时代的文化人物在日本文化史上的建树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弘法大师所编撰的《文镜秘府论》使读者得以窥见、领略中国盛唐时期的诗歌创作，其所引用、保留下来的文献在今日中国大都已亡佚，这就使该著述更显得弥足珍贵。与弘法大师的书法一样，《文镜秘府论》是大师留给后世的又一份文化遗产。《平安时代的汉文学》论述的是汉文学对日本国文学的影响，不言而喻，汉文学的影响远远逾越了文学领域。这一时期，来自东瀛的留学僧们不仅学习汉文学，他们热心专注于一切文化门类的学习，其中也包括音韵学。中国的音韵学受到印度梵语学的影响，在唐代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守温三十六字母”就出现在这一时期。日本的留学僧们写汉语、作汉诗，自然也学习到了中国的音韵学，日语五十音的辨别和划定就始于这些留学僧中间。五十音的辨别和划定从根本上说是受到了汉文学的影响，其奠定了日本语发展的基础，凝聚了一代遣唐留学僧的智慧，是惠泽整个日本民族的文化创造。

《关于应仁之乱》截取的是一个历史的断面，在日本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所谓下尅上时期，社会生活的最底阶层打破了一切旧有秩序，皇族贵族阶层日渐式微，下级武士成为社会的主角登上了历史舞台。然而就是在这一时期，随着平民力量的兴起，文化开始走向大众，被视为贵族学问的汉学走出象牙之塔，成为了大众的学问，对神的信仰、天子宗庙的信仰变成大众的信仰，日本人的尊王观念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或趋向稳定的。这对于国民思想的统一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成为了日本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文章夹叙夹议，对应仁之乱的历史娓娓道来。《樵谈治要》和《尘塚物语》片断的契入更是引人入胜，令人似乎感受到那段鲜活的历史触手可及。《樵谈治要》是一条兼良对将军义尚所论治国理政之书，其所述经纶实乃老生常谈，不足为道，但却真实记录了应仁之乱实态和作者亲历感受。《尘塚物语》所录山名宗全的趣闻逸事似令人发噱，而实为针砭时事，讥弹世态，发人深省。所谓应仁动乱十年，实不过三四年而已，大乱大治，继而便是盛世,日后日本的社会发展与这段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作者看来，所谓历史就是一部底层民众逐渐向上发展的记录，应仁之乱对于理解日本至为重要乃在于此。

文化的比较不能不涉及社会政治，日本古代社会律令仿效的是唐代制度，唐代制度的引进给日本社会文化打下了深深的印痕，但它的引进绝非简单的依样画瓢，从《唐代文化与天平文化》的论述可以知道，天平时代律令的引进是一次去芜存精、取吾所用的选择，这样的选择在日本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事实上，如果对日本社会文化生活细加观察的话，中国文化的影响至今随处历然可见，但是我们难以发现那些历史的糟粕夹杂其间。作为日本文化的他者，中国文化在文中只是一个参照，但如果能在日本人对自身文化的审视中发现我们文化中负面的东西——这些东西或许以往被我们忽略，甚至从未意识到，那么此篇的阅读就更平添了几分意义。

《大阪的町人与学问》描绘出的是一个城市文明史的略图。大阪是日本最早的商业都市。早在其开埠之时，文化的创造活动就已经出现。散人如竹的《四书》标注、西村天囚的宋学奠基之作都是在大阪完成的，他们的劳作推动了江户时代汉学的复兴。铁眼和尚的《藏经》刊行更是为日本佛教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大阪的文化勃兴还是在元禄时代以后，这是日本文化的成熟时期。大阪距京都咫尺之遥，净琉璃、演剧（芝居）、音曲等艺术都传自京都，千年古都的王朝文化一直沾溉着这座商业都市。但令人惊叹的是，大阪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品格。大阪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的兴盛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兴趣，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净琉璃、歌舞伎、浮世草子等成为了这一时期文化消费的主流。近松门左卫门的《国姓爷合战》在大阪竹本剧场连演三年，盛况不衰，井原西鹤的情色文学作品成为流行。他们的作品应时代潮流之运而生，是时代造就了他们，使他们成为江户文学史上的并峙双峰。富永仲基、片山蟠桃、桥本宗吉的名字在日本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留下令后人仰慕的辉煌业绩，他们也都是从大阪这块土地走出来的。如果说江户文化渗透着幕府政治的影响，京都文化散发着皇家贵族气息，那么大阪文化就带着浓厚的平民色彩。大阪距江户遥远，中央政权的控制和影响相对薄弱，文化氛围也更为宽松，在这时期，阳春白雪的和歌开始被大阪的平民吟唱所替代，公卿贵族的蹴鞠成为大众的娱乐，学术文化如国学、汉学研究也呈现出平民化倾向。怀德堂的出现更推动了文化教育的普及，其施行的平民教育方针和兼容并包的学术理念具有开创性意义，也在日本文化教育史上树起了一座永久的丰碑。

《关于香料的原产地》是别具一格的篇什。作者在尘埋网结、浩如烟海的历史笔记、地理资料中爬罗剔抉，广征博引，细密考辨，匡正了香道史上已成定识的纰误。香道是日本文化的一枝奇葩，其历史与佛教密切相连，可以追溯到佛教传入日本的最初时期。随着15、16世纪日本同南洋地区贸易的拓展，各种新的香料传入日本，促进了香道的发展，也大大地开阔了日本人的知识视野。作者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博物学极其昌盛的时代，在其对香名、香料产地考辨的过程中，我们分享到的是令我们耳目一新的博物学知识，也勾起我们对那悠久而典雅的香道历史的无限遐思。

《日本国民的素质》细致有章地论述了从镰仓时代到足利时代那段日本历史黑暗时期文化的境遇。日本传统的神道在这一段时期几近完整地形成，并且被赋予了哲学上的意义，日本也开始拥有了以自己国家的历史作为出发点的哲学。歌学是建筑在国语基础上的，和歌的传授虽然由一条、冷泉家垄断，有繁杂的清规戒律，但其使国语具有了权威性，国语的权威性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源氏物语》在这一时期备受推崇，被视为天下第一要书，歌学史上细川幽斋与门人宫本孝庸的那段著名对话使这部小说带有了几分“半部论语知天下”的意味。如同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源氏物语》当然有各种解读方式，但最根本的一点是，透过这部看似描写淫乱的男女关系的小说可以看到日本人率真的品性及深邃的社会意义。在日本历史上的黑暗时期，纵然兵燹战乱，日本人竭尽全力，甚至有人不惜生命去保护那些来之不易的外来文化成果和传统的歌道、书道、神道、物语等，并不断有所创造，传统的文化得以薪尽火传，体现了一个民族对传统文化的珍视，这样的民族无疑是具有文化素质的民族。《日本文化的独立与普通教育》从教科书的变迁论证了日本文化的独立，堪称蹊径另辟，匠心独运。教科书是社会历史文化知识的载体，其犹如一面镜子，反映出的是市井生活、人间百态，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教科书摆脱完全使用中国输入的书本，从字书的逐渐演变到往来物读本的出现和普及，日本的教育从最初的公家（贵族）发展、普及到庶民阶层，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终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心智的成熟和文化的独立。

内藤湖南学术兴趣极其广泛，涉猎的研究领域众多，他曾在京都大学开设中国绘画史讲座多年，所著的《中国绘画史》不仅在日本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而且被介绍到中国。收入本书的《日本肖像画与镰仓时代》是一篇关于日本肖像画演变史的专论。对于日本绘画史研究而言，肖像画是个难以把握的画种，风格繁多，不易分类，脉络复杂，难以梳理。内藤湖南运用实例如《圣德太子像》与五祖像、神护寺所藏画像、豪信的肖像画集等，从笔法、设色到服饰、人物表情、风采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勾画出一个历史时期内肖像画的创作特色。日本肖像画在保持数百年唐代风格之后，在藤原时代开始出现用新颖手法创作的肖像画作，固有的肖像画风格为之一变，以藤原隆信为代表的肖像画开创了日本肖像画的新时代。从镰仓时代至南北朝时期的肖像画极具日本特色，这是日本肖像画的全盛时期。而进入室町时代中期，即便也不乏有诸如狩野派之类的肖像画佳作问世，但就整体而言，肖像画已过了其鼎盛时期。传统的观点认为，现存肖像画最多的室町时代为肖像画的全盛时期，内藤湖南不仅以令人信服的精辟论述推翻了这一陈陈相因的传统观点，而且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厘清了日本肖像画与禅宗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内藤湖南对肖像画演变的考察是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任何一门艺术，其创作手法、风格的变化都是与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息息相关的。内藤湖南以历史学家的敏锐眼光洞察到藤原时代末至镰仓时代初、中期，日本社会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伴随着各社会阶层的变化，新的思想、新的宗教如净土、真宗、日莲宗的产生，文化艺术领域内除旧图新、追求独创的精神开始孕育和不断发展，肖像画的兴盛是恰逢其时。

《关于日本南画的鉴赏》从美术鉴赏的角度通过对各个不同时期代表性画家如大雅堂（池大雅）、祇园南海、与谢芜村、野吕介石、田能村竹田、中林竹洞、渡边华山等人的创作分析，论述了日本南画的渊源流变。不同于大和绘和浮世绘，日本的南画是在中国文人画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文人画的历史久远，到宋元时期文人画已日臻成熟，至明代已成为当时的主流画派，并直接影响到清代绘图的基本格局和审美取向，其表现出的是最传统的中国文化特色。文人画清雅淡逸，多为文人雅士信笔遣兴而作，不仅讲究笔墨技巧，更追求一种神韵，画面营造的意境往往透露出画家的某种精神寄托或感情抒发，如董其昌所云：“以画为寄，以画为乐。”15世纪中叶即室町时代是日本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应仁之乱就发生于这一时期，但这一时期日本传统的文化如能乐、花道、茶道、连歌、庭院艺术等仍得以灿烂绽放。也就在这一时期，大量的中国绘画传入日本，受中国宋元绘画的影响，在禅宗文化的背景下，水墨画成为流行，而且出现了雪舟这样的水墨大家，以土佐派为中心的传统的大和绘虽然一如既往获得朝廷的支持，但已风光不再，趋向衰微了。东山文化的开创者、足利幕府第八代将军义政酷爱艺术，曾延请相阿弥为其鉴定绘画。相阿弥是位造诣深厚的画家，他无疑是个有艺术眼光的人，但在当时像相阿弥那样真正懂得中国绘画内涵的人并不多见。文化艺术的发展受到历史和社会条件制约，一门艺术流派的形成只能到社会文化发展到与其相适应的阶段。日本南画的兴起是在江户时代中期即元禄时期，这是江户文化的成熟期，也是中国文化最为普及的时期，儒学的勃兴及其日本化的实现就是在这一时期。文人画集文学、书法、绘画以及篆刻等诸门艺术为一体，集中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特色，在浓厚的中日文化融合的时代氛围中，在中国文人画的影响下，日本的南画应运而生。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作为南画画家没有一定的汉学学养是不可想象的。日本南画的奠基人大雅堂、祗园南海、柳泽淇园皆擅吟汉诗、作汉文；田能村竹田不仅赋诗填词，而且还编撰了《填词图谱》那样的词学著作；彭城百川、与谢芜村都是享有盛名的俳句诗人，在他们的俳句中仍然可以感受到隽永的汉诗韵味和情调。田能村竹田的《山中人饶舌》和《百活矣》，野吕介石的《四碧斋画话》，中林竹洞的《竹洞画论》《画道金刚杵》等更是各具特色的画论，其中不乏对中国绘画艺术独到而精辟的见解。这些汉学学养深厚的画家，他们能够品赏、体察、领会中国绘画中的深远意境和丰富内涵，在他们的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画风以及艺术风格迥异的画家如元末四大家、八大山人、石涛、石谿、四王吴恽的影响，当然这一时期赴日画家伊孚九、沈南萍、江稼圃等对日本南画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亦不容低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日本的艺术家们开创了独具日本风格的南画。日本南画的兴起和发展从根本上反映出的是日本文化的特点。

《日本风景观》的写作源自于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的影响。《日本风景论》曾经产生过广泛的影响，现已成为日本文化论的重要著作，其同后来从人文地理学与社会地理学视角展开的风土论乃至日本人论有着密切的关联。志贺重昂认为，“日本江山之美、植物种类之繁多，正是涵养日本人过去、现在、未来审美的原动力”。而《日本风景论》则从绘画艺术、自然观的角度提出了如何欣赏日本风景即风景观的问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化，风景观是不断变化着的。在古代中国，由于受到对自然认识上的局限，人们对大自然的山水风景充满着宗教式的神秘感，正是这种神秘感催生和促进了道教文化的发展。古代日本人对山岳崇拜之类的信仰、习俗也表现出由于认识局限而对大自然产生的敬畏。绘画是最能直观地表现出风景观的艺术，中国风景画即山水画的历史源远流长，到盛唐时期，山水画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吴道子粗宕淋漓的墨画、大小李将军敷色精巧的密画和被誉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的水墨山水到“三家山水”的关同、李成和范宽，从南北两宗的山水到米芾父子、赵大年乃至元末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而后迨至明清四王吴恽，沿着山水绘画艺术发展的轨迹，在探寻各个时期绘画风格技法的流变中可以清楚地窥见到对风景认识的变化。伴随着中国古代绘画传入日本，中国人的风景观也自然影响了日本人对风景的认识。从古老的绘卷、大和绘中描绘的风景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唐代古朴飘逸的画风，在传统的隔扇画中可以体味到中国山水画的韵致。日本的艺术家对中国绘画绝非仅仅止于单纯的风格、技巧上的接受，他们能够体察、领悟到中国绘画的深厚内涵和气韵，并将这些审美收获融会贯通，尝试用新颖的手法表现他们对日本风景的感受。潇湘八景是中国绘画中充满诗意的传统画题，如果将其与同为八景图的近江八景相比就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异。至于江户时代的浮世绘，更是开创出描绘日本风景的新天地。风景无疑是带着地域性特色的，如同妩媚柔美的江南水乡、雄浑宽阔的黄土高原是中国独特的风景一样，内藤湖南认为，“裾野”即火山脚下缓缓倾斜的原野是最具日本特色的风景，“秋草萋萋，野花盛开，漫无边际，极目远望，一座美丽的圆锥形火山静卧在天穹之下”，这道独特的风景曾让浮世绘画家歌川广重感动不已。毋庸置疑，独具特色的风景之美令人感动、陶醉，也令人向往，但美是无处不在的，也就是这位歌川广重，他更多的是在市街旅舍驿站发现风景，捕捉到美。诚如东山魁夷所说：“风景是无处不在的，问题在于观察它的人本身”是否有“观察风景的眼力和心力”。（东山魁夷《我的窗》）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歌川广重还有葛饰北斋等表现出了他们作为丹青高手的不凡之处。内藤湖南认为，日本山河无处不美，重要的是要善于在平淡无奇、寻常可见的风景中去发现美，表达了他的朴素的审美观念。风景观是一个动态的观念，近代西洋文明传入日本后，日本风景观发现了很大的变化，对诸如把日本的风景名以“日本阿尔卑斯山”“日本莱茵河”之类的现象，内藤湖南斥之为“日本风景观的堕落”，从中不难体察到其对传统的日本文化面临西化的担忧。与此同时，面对日本独特的风景在以极快的速度趋向消失的现实，内藤湖南惋惜不已，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他讥讽道，“这就是所谓现代人的科学思维方式”。《日本风景观》是一位绘画艺术研究者的风景谈，也是艺术谈，在作者的笔下，风景之美与艺术之美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本篇目的阅读可以说是一次与美的邂逅。

《古代中国贸易与丝织物》引带我们走进历史，仿佛回到了两千多年前的大汉盛世，随着张骞西域之行的足迹，探访那些已湮没在历史尘烟中的丝路古国。充满神奇色彩的西域曾是一块生机盎然的土地，水草丰茂，牛羊成群，人畜兴旺，丝绸贸易更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大漠荒域中进行大规模的丝绸贸易是不可想象的，如今的沙漠沙丘乃为生态遭到破坏的恶果，堪为人类的教训，惜迄今鲜为人解）。这条丝绸之路一直连通到阿拉伯半岛乃至欧洲，华丽精美的丝绸令全世界的人们为之倾倒，古希腊人甚至用赛里加（serica，意为丝绸）称呼中国。以丝绸为媒介，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古代中国同世界的联系和沟通，让古代中国看到了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了东方的中国，张骞的凿空之功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当年雄才大略、拓展疆域的汉武帝正是闻讯蜀地的丝锦已传入西域才顿生打通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之念。在东瀛日本，当列岛上的先民还身着以树皮为原料制作的栲时，来自吴地的中国匠人们就已把丝绸及丝绸织造技术传入日本，开启了岛国织造丝绸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桑养蚕的国家，是丝绸的故乡，丝绸是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

《关于古抄本〈日本书纪〉》是一篇考辨之作。《日本书纪》是日本最早的一部历史典籍，在日本文化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由于年代久远，版本不一，所在舛误甚多，加之历代注家或以讹传讹，或率而操觚，诸家之言，纷然淆乱，正误难辨。作者以《十七条宪法》为例，考证书中文字源流，远绍近搜，旁征博引，对历代注家之说逐一纠讹正义，辨伪存真，文章篇幅不大，然雅什如珠，泽及后世学人，厥功非细。

《卑弥呼考》及《倭面土国》同样是彰显出作者学术功力之作。卑弥呼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女王。关于卑弥呼的存在以及其所在的邪马台国曾经是日本史学界争论的话题焦点，围绕邪马台国的存在，日本史学界分为“九州说”与“畿内说”两大学派，两派观点迥异，争论几近百年，迄今未息。有关卑弥呼与邪马台国的记载最早出于中国的《魏志·倭人传》，而后又相继出现在《后汉书》等史书中。作者将文本中的地名、官名、人名分类，逐一有序地加以考证，其引证繁博，申论沉稳，烛幽发覆，见解独到，考证证实了卑弥呼及邪马台国的存在，廓清了围绕着这一史学命题的诸多谜团，阅后令人不禁生拨云见月之感。殊为可贵的是，作者检索群籍，钩沉稽疑，揭橥《魏志·倭人传》所论乃是踏袭业已失传的鱼豢《魏略》并略施点窜，而后《后汉书》作者又承袭其说，甚至凭虚逞臆，妄加篡改以传其不根之论。此乃内藤湖南在中国史籍研考中的一个重要的发现，对治史者不无启迪和警醒作用，惜乎此文迄今似并未为我国史学界所知。《倭面土国》是对《卑弥呼考》一文的补充。倭面土国及相关记载可见于《通典》《后汉书》以及《日本书纪》等日本典籍中，因版本各异，词有不同，实为古意，语焉不详。作者从字义、音韵诸多方面加以精详考证，匡谬正义，梳理出该词孽乳流变，论证其为邪马台国之别称，并确定该词汉音。区分一词，作者广搜博取，穷源意委，史学典籍自不待言，诗词歌赋，几无所不涉，其腹笥之厚由此可窥。严几道有云，“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其意在言译事之难，史学考证，又何尝不是如此。倭面土国的释解化解了邪马台国研究的一个难点。

在日本文化的研究中，内藤湖南对中国文化影响的论述常常是以中国四周邻近国家尤其是朝鲜半岛地区的文化作为比照，高句丽的建国传说、庆州石窟庵的雕刻艺术、新罗时代的语言文学等都成为论述同一时期相关问题的参照。在考察日本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朝鲜半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朝鲜半岛是同日本关系最为密切的地区，也是中国古代文明传入日本的重要通道。从文化典籍如《论语》《千字文》到稻作技术、器物制作如陶瓷、活字印刷术，甚至来自古印度的佛教在经过了中国文化的洗礼之后都是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如果没有朝鲜半岛的中介和过渡，日本文明开化的滞缓不难想象。内藤湖南的这种日本文化与朝鲜文化的比照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当我们在研究中国文化的时候，应该给予中国四周包括朝鲜半岛国家在内的邻近国家以必要的关注，这也就是傅斯年所说的“虏学”。中国文化与四周邻近国家地区文化的沟通、融合应当成为当今东亚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内藤湖南毕生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其一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对日本文化的研究中，他始终认为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也正因如此，在许多问题的论述上，他能够保持着客观的态度，如被誉为日本三笔之一的弘法大师书法冠绝古今，藤原行成、小野道风书法别开生面，风靡一世，他们的书法都极具日本风格。内藤湖南追本溯源，细细辨析，客观而明确地指出其书法之源皆出自王羲之之风，表现出对历史事实的尊重。日本丝绸生产的历史悠久，奈良时代（公元8世纪前后）丝绸织造已经非常兴盛，全国大部分地区均生产丝绸，当时丝绸已作为“调”进贡朝廷。尽管如此，内藤湖南还是根据历史记载、考古发现乃至从语言学的角度辨析，强调日本的丝绸及丝绸织造技术是由古代那些中国吴地的匠人们传入日本的，而且他认为这样坦言并非有失国家的颜面。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内藤湖南的研究中不胜枚举。尊重历史应该是史学家的治史原则，也是一种职业操守。在《关于维新史的资料》一文中，内藤湖南更是强调了应该客观地对待史料，“揭示历史真相是一件神圣的工作”，所有一切个人的得失“在神圣的历史面前则是微不足道的”。为学不作媚时语，秉笔直书，求真存实，永远是史学家的历史责任和不容推辞的社会担当。

作为一个日本的学者，在推崇、赞赏中国文化的同时，内藤湖南并没有忽视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创造。从对日本风格的器物文化的褒美、对日本国语文学的称颂、对日本风景的赞美、对日本人文化创造的讴歌中，内藤湖南流露出的是对日本文化的挚爱之情。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不是以自己的文化为荣的。日本民族吸收了外来文化，又凭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灿烂文化，这是足以引以为豪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内藤湖南认为，在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中国周边国家中，只有日本最为了不起，其他国家是不能与日本同日而语的。在他的民族自豪感中，不难体察到其潜意识中的“日本人优秀论”的影响。“日本人优秀论”可以追溯到本居宣长的时代。本居宣长认为，日本“比许多国家都要优秀，越是了解那些国家，越会感受到皇国的优越”。（本居宣长《玉胜间》）尔后的复古主义与日本文化民族主义思潮都与本居宣长的这一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明治时期的福泽渝吉发展了这一思想。福泽渝吉是近代日本启蒙主义思想家，是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日本人。福泽渝吉的理论和思想对开启日本民智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但是他的思想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不可低估。福泽渝吉蔑视东亚各国，主张“脱亚入欧”，鼓吹吞并朝鲜，进占中国，这些都不能不对当时包括内藤湖南在内的知识分子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影响。甲午战争的胜利更是助长了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日本人优秀论”在知识界盛行，而与之呼应的民族主义、国粹主义思潮日益高涨。作为一名学者，内藤湖南从文化学术的角度思索所谓日本的本职和前途，他提出了后来产生很大影响的“文化中心移动论”（参见本书《唐朝文化与天平文化》）。内藤湖南认为，在历史的进程中，文化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发源于黄河流域的文化中心已经移至长江流域，不久的将来必将移至日本，日本必将成为东亚文化的中心，而将来帮助和管理中国，恢复中国文化的繁荣是日本的天职和使命。内藤湖南的这一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日本知识阶层的普遍心态。20世纪初叶，当日本加快对外扩张的步伐，军国主义甚嚣尘上之时，一些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膨胀，他们在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潮中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应有的明智，更有人出于狭隘的国家（民族）利益为政府的对外扩张出谋划策、摇旗呐喊，能保持头脑的冷静，持国家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鲜有所闻，这可以说是一代知识阶层民族主义思想的必然归宿，是时代的悲哀，内藤湖南亦不例外。作为一代汉学巨擘，内藤湖南的学术成就可堪称高山仰止，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日学界，恐也无人可望其项背。犹如任何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一样，在日本加紧对中国大陆侵略的时代氛围中，内藤湖南并没有游离于政治之外，他的学术活动亦与政治若即若离，不可避免地反映出时代风气的影响。内藤湖南一生同中国结缘，他对中国文化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没有理由可以怀疑这种情感的真诚。但在内藤湖南的言谈文字中，不难察觉到其流露出的对中国人的蔑视。这种情况并非鲜见，在中国国势孱弱的时代，甚至直到当代中国崛起之前，包括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在内的日本人中普遍存在这种心理，甚至一些以研究中国为营生者亦是如此。身为中国通的内藤湖南于1914年和1924年发表的两部在当时产生一定影响的著作，都是以中国历史为依托、纵论国政经纬的时论之作，其迎合了日本侵华的舆论需要，论证了日本侵略的“合理性”。本书收入的《朝鲜攻守的形势》通篇论证了日本在朝鲜半岛同中国对抗的前车之鉴，字里行间难以掩饰其对“国益”的关切。内藤湖南的学术活动，不时会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是时代使然，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以诸如时代的局限之类的遁词为其开脱解套，处在民族主义泛滥的时期，诸如此类的例子在文化界比比皆是。与作者同一时代的著名作家二叶亭四迷、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对日本当时的大陆侵略政策无不认为是理所当然，无一人持有疑义、表示反对即为一例。民族主义是“各种思想、社会运动中最强大的运动之一”（以赛亚·伯林《民族主义：出乎意外的力量》），民族主义的激情一旦同国家意志结合，便可成为最大的社会运动，势不可挡，任何人都可能被其所裹挟，极少有人能超然度外，独善其身。渐行渐远的20世纪的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把一小撮人同广大人民区别开来的说法可以说是表现了言者的善意、胸襟和气度，但不能不说只是其一厢情愿，也有悖历史的真实。民族主义是一种极易煽动起来的民族情绪，尤其是在历史处于大变动、大转折，在关乎所谓国家（民族）利益之际，能够不被时代风潮所惑，以登高望远之态，俯视历史，洞察历史，明识人间沧桑，这不仅需要的是远见，还需要的是胆识和勇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民族主义也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以新的内容、以新的形态出现。民族主义的克服和逾越对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来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将来，永远都是一道难题。

近年来，包括日本汉学研究在内的国际汉学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日本汉学研究早期代表人物，对内藤湖南的研究已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内藤湖南以中国史学研究为业，他自云对日本文化研究是个外行，但从本书不难看出，这位史学大家对日本文化之稔熟，造诣之精深已足以令内行刮目。《日本文化史研究》内容庞杂而又丰富，在这本书中，日本的文化和日本的历史契合深深，藤葛交缠，难解难分，读者尽可以在历史的重温中感受文化，在文化的阅读中感知历史，从不同层面上获取日本历史和日本文化的知识，如果稍加认真梳理，还大致可以了解日本文化发展的脉络，从而认识日本文化的特质，加深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于此，也就不难发现本书的价值了。

《日本文化史研究》于1924年（大正十三年）9月由京都弘文馆出版，后多次重版，1930年（昭和五年）弘文馆又推出增补版。尔后，创元社、角川书店、讲谈社等诸家出版社都出版了不同版本的《日本文化史研究》。本书以《内藤湖南全集》（筑摩书房，1969年出版）为底本译出，所收包括各版增删文章以便读者一窥全豹，《关于日本南画的鉴赏》《卑弥呼考》等文章是昭和年间即《日本文化史研究》结集后作者的著述，也是作者日本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书中部分文章系作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讲演稿，出于文体的统一和我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上的考虑，适当地做了一些必需的删减，但保留下来的文字没有做任何改动，有些词语今天看来已不合适，但也保持原貌，只是在译注中加以说明。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始终得到刘一维君一以贯之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我的姐妹和弟弟长期分担了照看年迈母亲的责任，使我得以安心于译事，这些都永远让我心存感激。责任编辑卢煜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其敬业精神令人感佩，尤使译者感念的是，译者因诸事繁冗一再延迟交稿，对此卢煜编辑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宽容，在本书付梓之际，谨在此表示译者言轻而意重的感谢。

刘克申

2015年初夏于嘉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