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和大流行的特征最近发生了改变，接下来还会继续发生改变。许多新的因素造成了传染病传染性的增强和病情的加重。

新的更强的因素因为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或增加了动物与人之间的接触，从而促进了疾病的传播。在一个全球快速变化的时代，这些因素中很多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其中之一是人群的快速大规模流动，不断增多的交通和国际旅游，以及大城市之间更高程度的互联互通，这些大城市是飞机、火车、公路车辆和船只的主要交通枢纽。

同时，全球化意味着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贸易往来以及国内国际日益增长的人员来往。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迁往城市，寻找更好的工作和改善生活水平。前所未有的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居民人口的不断增加，不可避免地给传染病传播带来更大的风险。

城市周边人口密集的地区，即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重叠的地方，至少也有这些风险。人与家畜、家畜与野生动物之间密切和反复的接触，增加了出现新流行的可能性。更糟糕的是，这些城市周边地区往往比较贫困，而当地居民获得卫生保健的机会更少。这里的双重危险是他们的感染可能未被发现和未经治疗，而检测、预防和控制疾病的选项却减少。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病暴发已显然证明了这一点。

令人遗憾的是，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发生了许多人道主义紧急状态，大量人口因躲避内乱、政治不稳定、冲突战争和自然灾害而流离失所。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迫离开家园，成为难民、寻求庇护者或经济移民。他们发现自己就生活在过度拥挤的环境中，而且也增加了传染的风险。

在土地使用、农业操作和粮食生产，如活禽和动物市场以及森林砍伐等方面，也发生了潜在的危险变化，这也导致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接触增加。这些动物中的某些动物，如猴子，很有可能是新病原体的传染源。最后，生态变化，如气候变化，也会导致疾病的传播。

其他因素也会导致流行病的致病力和死亡率增加。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获得卫生保健的机会有限，以及卫生保健系统薄弱，缺乏适当的感染预防和控制措施。上述的冲突和战争不仅造成平民的伤亡和流离失所，它们还在人们最需要的时间和地点破坏了卫生保健设施。

我们还看到，许多传统的控制措施已不再有效。因此，应该根据人们对更多自由的期望(包括行动的自由)，来重新审视这些措施。曾经被人们认可的一些措施(如检疫)，对今天的许多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使用抗生素来治疗感染是20世纪的转折点。目前抗生素的耐药性正在上升。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耐药菌株的感染可能会导致患者死亡，还可能传播给其他人，并且需要寻找新的方法来治疗和限制疾病的传播。抗生素耐药性是自然发生的，但由于药物使用不当，例如使用抗生素治疗诸如感冒或流感等病毒性感染，或在动物相关部门使用抗生素促进动物生长，从而促进了抗生素耐药性的发生。在重大传染病中，结核病的治疗受影响最大，现在已有耐多药的菌株出现。

流行是非常复杂的事件：复杂的起源、传播、影响和后果，它们可以同时发生在医疗、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单一病原体对全球的影响可能在不同环境中有明显差异，也没有通用的干预策略。

公平和团结问题往往是其中的一部分：获取医学防控用品仍然很难，尤其是在低收入国家和面临人道主义紧急状态的国家。当疫苗生产或治疗受到限制时，这种困难会加剧。市场机制不能确保根据公共卫生需求对资源进行公平分配。需要通过全球机制来确保在危机期间能公平地获得拯救生命的干预措施。许多组织[包括流行防备创新联盟(CEPI)、国际协调小组、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GAVI)、大流行流感防备框架]致力于这一目标，但还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

一个新词“信息流行”已进入公共卫生词汇。该新词可定义为各种信息的快速传播，包括谣言、流言蜚语和不可靠的信息。它们通过日益普遍使用的手机、社交媒体、互联网和其他通信技术即刻在全世界传播。在严重传染病暴发时，基于网络滋生的“专家们”有各种各样且往往相互矛盾的观点，会导致公众混乱、焦虑甚至恐慌。虚假或误导的信息是危险的。它会引起公众普遍不愿意采用卫生当局倡导的合理的感染控制措施，从而延误关键的干预措施。

这就是为什么卫生当局、卫生机构、医生和专业卫生人员越来越多地使用一套复杂的技能“风险沟通”的原因。现在去学习和应用这项技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要。最新最准确的信息必须经常传达，必须承认与流行有关的不确定信息，以维持可信性，取得公众信任。

因此，我们认识到21世纪流行的复杂性。对流行的防控不仅仅需要新的技术，还需要整个公共卫生界的新技能和新态度。风险沟通将在本手册的后面部分作更为详细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