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蛮荒与开化：文明的古代观念

2700多年前，也就是公元前8世纪末期，一位诗人讲述了特洛伊围城10年间发生的事件。这首史诗——《伊利亚特》(Iliad)——标志着世界上最伟大、最古老的讲故事传统的开始，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正如“故事”这个词本身，该传统也是古希腊人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在此奉献给读者的故事则是我自己撰写的，我希望能用短短一本书的篇幅爬梳那些浩如烟海的史料。凝望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赞美那个为我们留下荷马史诗以及其他丰厚遗产的远古社会，也是为了理解随后的数个世纪，其间，一股新兴的、势不可当的力量——罗马人——接受并传承了古希腊的文化遗产。

几百年来，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依旧潜藏在穿着战靴、守卫着罗马帝国的古罗马军团之中，直至进入基督纪元。多亏了罗马人，古希腊文化的各种遗迹得以留存到中世纪，其中有些甚至一路走到了我们面前。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文明”的故事。在我看来，正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希腊和罗马文明奠定了我们今日的辉煌。我的故事说的就是万众缔造文明的过程，与所有故事一样，它也有个开头。

公元前440年左右，一名从事制陶的雅典手工艺人在陶杯上描绘了一个蛇人形象。这只容器如今保存在柏林的一家博物馆里。人像的上半身倒也稀松平常，蓄着胡子，手握权杖，但他的腰部以下却不是腿，而是如蛇一般盘卷着的躯体。希腊人把此类超自然生物称为“龙”(drakōn)，这个词也是哈利·波特的劲敌、斯莱特林学院的“飞龙”马尔福(‘Draco’Malfoy)名字的由来。早在绘制之初，陶匠心中便已有了一个清晰的“龙”的原型，他在画中用希腊文标注了蛇人的名字“刻克洛普斯”(Cecrops)。

古代作家们把刻克洛普斯描述成一位传奇的雅典国王。在故事里，他教化了古代雅典先民，创立了婚姻制度——据说此前的雅典人曾纵情于自由性爱。他也教会了古雅典人书写、丧葬、建造城市。为了感激他的馈赠，雅典人在卫城为这位巨蛇王修建了神庙。那里距帕特农神庙(Parthenon)约一箭之遥，直到公元1世纪，雅典先民的后代仍在此举行宗教祭祀。

但这并非希腊人诠释他们从蛮荒到文明之旅的唯一方式。在同一时期，另一些希腊人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较为极端的故事。依旧是公元前440年左右，一个春日里，约12 000名雅典人聚集在卫城山坡上一栋特殊的木质建筑里，观赏一种新兴的艺术。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现代定义是：“经些许改造后再现的人类经历。”[1]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戏剧。

一时间，观众听见男演员们模仿苍老的男声吟唱：“奇异的事物虽多，却没有什么比人类更可敬畏。”[2]即便是从古希腊文翻译过来，雅典剧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这些词句也显得非同寻常。在一个半神英雄当道的世界里，剧作家的笔却没有屈从于传说人物或诸神的力量，相反，他将文明视作人类的创造。正如接下来的合唱段落里所说，是人类自己教会了自己该如何狩猎捕鱼、如何驯化野兽、如何驱牛策马开荒种地、如何扬帆起航、交流沟通、建造房屋、群居结社、抵御疾病。

这种人类完全凭借自身的能力从原始步步走向文明的希腊思想，或许会令我们现代人惊叹不已。它为我们认识公元前500多年到公元前400多年间希腊社会的面貌提供了革命性的新启示。

如今，我们求助于考古学家和其他研究“古代”各领域的相关专家，去重构人类迈向文明殿堂的最初步伐。古希腊人没有为我们的探索留下任何线索，无论是观念上的还是实践上的。数百年来，他们形成了两种在本质上完全对立的关于文明起源的解释，一种强调超人的干预，另一种则倾向于人类自身的能力。

刻克洛普斯带给远古雅典人的礼物，包含了现代意义上文明的两个常规标准：城市生活和书写。希腊人有个词汇可以描述该状态：hēmerotēs，通常译作“文明”。此处的核心意义在于“开化”，与“文雅的”或“人性的”行为密切相关。希腊人认为，与此相对的词汇是“野蛮”，它既可以指未经驯化的大自然，也可用于形容人类自身。当古人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指的可不是城里的狐狸或海鸥，要知道，公元前300多年的时候，仍有狮子在北部希腊出没呢。

卫城博物馆位于雅典市中心。从博物馆精心设计的顶层，参观者可以绕帕特农神庙一周——或者更确切地说，徜徉在这座始建于公元前447年的最恢宏的古希腊庙宇外围的大理石残柱间。望着这些展品，你能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教科书里关于帕特农神庙的一系列数据背后的工作量与代价。

神庙外围的排水槽下方有一圈精雕细刻的石板，每块石板约4英尺[1]长、4英尺宽，浮雕凹凸1英尺左右。在最初的建筑上，单是这样的石板就有92块——92块!更不用说那行云流水的长卷浮雕和两面山墙上栩栩如生的造型。

这92块石板浮雕所表现的主题由负责该项工程的公民委员会确定，是四则发生在希腊神话时代，关于战争与暴乱的故事。在其中一则故事里，一种神奇的生物——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马——正践踏着一个一丝不挂、身形完美的希腊男性，后者则赤手空拳地奋力还击。另一块石雕上，长着尖耳朵的马人背着一名希腊女孩，女孩正试图从劫持者手中挣脱，衣褶间暴露的娇嫩胸脯将她的困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想要判断古代雅典人如何看待这些题材绝非易事。他们有可能只是纯粹地去享受视觉体验，也有可能由此激发出更深层的思考。基于对更广阔的文化背景的分析，专家们对故事讲述者的主旨有了更多的把握。他们或许希望雅典公民能从这些惊心动魄的画面中读到隐藏在背后的含义。野马人的传说在此作为一种符号，有着某种更深远的象征意味，即文明的希腊式生活宛如一朵脆弱的鲜花，面临着野性力量的威胁。

当帕特农神庙的建造者们投入工作之际，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正受到实实在在的威胁，这促使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身对文明及其敌人的理解。“起来，希腊人!解放你的故土。解放你的妻儿，解放你父辈的神殿和祖先的墓地。为你拥有的一切而战。”[3]这是另一出稍早的雅典戏剧所描绘的在萨拉米斯(Salamis)战役中召集民众的场景。萨拉米斯岛距雅典不远。彼时，波斯人已夺取了位于如今土耳其西海岸沿线的诸多希腊人殖民地，并企图把整个希腊并入自己庞大的帝国版图之中。由雅典领导的联合舰队则在此战中取得了对抗波斯舰队的决定性胜利。

短短八年之后(公元前472年)，《波斯人》(The Persians)在雅典剧场首演，该剧夸张地表现了远在伊朗的波斯宫廷收到奇耻惨败消息后吃惊不已的一幕。这位名叫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剧作家，按照大众口味为雅典观众呈上了希腊人印象中的波斯敌人。

他在剧中十次让波斯人自称“野蛮人”(barbaros)。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最初指的是不说希腊语的人。埃斯库罗斯则迎合潮流，将它作为一个贬义词，即现代词义里的“粗野的”或“野蛮的”，因为希腊人感受到了一股新的、陌生的、非希腊式的威胁——咄咄逼人的波斯帝国。

在剧中，演员们赋予波斯人一系列令人生厌的特征，残暴、奢靡无度、感情用事、奴颜婢膝，都在独裁君主和他那群俯首帖耳的卑鄙臣子身上得到展现。正如那声召唤所暗示的，埃斯库罗斯希望希腊人意识到自己与波斯人截然相反，当然也更优秀。希腊人是自由的，波斯人则是奴隶。这种自由观念同样也出现在如今我们对文明含义的阐述与争辩中。有些人认为，具有自由观念同(比方说)书写和城市一样，是“文明的现代化标尺”[4]。

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期，“barbarian”这个词已经在古希腊人的语境中发展出现代的衍生含义——“野蛮”“蒙昧不化”。帕特农神庙修建者的头脑里萌发了一种愈加强烈的意识：希腊人优于非希腊人，尤其是波斯人。他们似乎赋予了神庙某种胜利纪念碑的含义，以此庆祝希腊军队战胜波斯军队。他们要雕塑家刻画的不是真实的战斗场景，而是能表达某种重要思想的隐喻，即战胜波斯就是战胜威胁着(文明的)希腊生活方式的蛮族。这种叙述方式有助于提升认同感，它不仅在雅典人中间，也在更广义层面的希腊人中间树立起这样一种观念：纵有诸多差异，但对波斯的胜利赋予了他们一个共同的身份。

就在石匠和雕塑家致力于建造帕特农神庙的同时，另一件在新颖程度和持久影响力方面丝毫不逊色的作品，正在某位故事讲述者的脑海中酝酿成形。作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来自古希腊城市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这座港口城市如今的名字叫博德鲁姆(Bodrum)，位于土耳其西南海岸。希罗多德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他的鸿篇历史巨著是同类作品中现存最早的一部。

希罗多德以尊重的态度、客观的笔触描述了希腊文化和邻近的非希腊文化之间的差异。他意识到，每一个人类社群都会本能地认为自身是最优秀的。

如果让所有人都来从各类风俗中选出他心目中最好的一种，在反复思量之后，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传统放在首位，每个人都坚信自身的那一套是眼下最好的。除了疯子，没人会觉得这种想法有什么可笑。[5]

这种文化相对性和多元化的思想显得希罗多德的见解超越了时代。他秉笔直书，主张希腊人应当感谢非希腊人。他认为，希腊字母是由腓尼基人(Phoenician，希腊人用这个词称呼居住在地中海沿海，从今天的叙利亚到以色列北部地区的人)传入希腊的。语言学专家亦证实了希腊字母源自腓尼基语。希腊字母beta(β)不仅与腓尼基语中的对应字母bēt形似，其名称也由此而来。

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心态以及对技术传播的认可乃是古希腊人的特质。即便在公元前5世纪初希波战争期间，希腊人对“野蛮人”的态度也比后人想象中开明得多。大英博物馆里保存着另一件雅典陶器，是制作于公元前480年左右的贮藏罐。罐子的一侧画着一个吹笛子的年轻人，他的希腊式短袍外面套着一件做工考究的格子花纹无袖坎肩，这种精美的外套正是出自波斯人的设计。如此看来，即便在与波斯入侵者浴血奋战的同时，雅典公民也依旧欢迎来自东方的时尚。

由此可见，古代雅典人对世界的看法是多元的。如今很多人的确能够进行双重思考，具体取决于他们身处何方以及在同什么人交流，换句话说，因语境而异。就此而言，历史学家若笼而统之地去归纳概括“古希腊人”的性格、态度或价值观就会显得不太妥当。然而，古希腊人自己偏偏这么做了。他们把自身视作一个共享某些文化特征的族群。有些希腊人早在希罗多德时代便形成了这种集体身份认同。希罗多德记录下了这种现存最早的“希腊”定义：“全体希腊人在血缘和语言上的纽带，他们共同的神庙和祭祀，以及类似的生活方式。”[6]希罗多德并没有指出是什么造就了这种广义上的希腊社会。他也不认为希腊人之所以为希腊人是因为他们属于一个单一的政治体。在他生活的年代，也就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散居在数百个彼此不同且常常处于交战状态的城邦里。希腊文明绝非由大型政治构架所定义。

即便如此，希腊文明的确在“传播”。就在我写作本书之际，一场无休止的巡回展览正在世界各地上演——欧洲、北美、澳大利亚、日本……古老的展品辗转不息。

这些物品之中有一块石器，它原是某个公共喷泉的一部分。雕塑家将它刻成一个怪诞的面具，就是古希腊喜剧演员佩戴的能遮住整张脸的那种，这样一来，从曾经装着弹簧的口部喷涌出的便不是连珠妙语，而是清冽甘泉。

这件物品一定在古代社会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体现着希腊文明的两个特征：既作为公共供水装置，又传达了人们对希腊戏剧的渴望。倘若这个喷水口来自雅典，倒也不足为奇。不寻常的是，法国挖掘者是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边境地区发现它的，那片考古现场被当地人称为阿伊哈努姆(Ai-Khanoum)。

这个石雕喷水口说明，公元前2世纪初期，过着古希腊生活方式的人们必定曾在这片崎岖不平的中亚地区居住过。根据其他考古发现我们可以判断，公元前300年左右，希腊人追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Macedon)远征亚洲的脚步来到这里，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风俗。他们的后代留在了这片遥远的土地上，直到公元前150年左右该定居点被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摧毁。

因此，古希腊人既是旅居者也是移居者。他们在很多关于先民扬帆远航前往三大洲——希腊人把他们所知的这三个洲分别命名为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Libya，也就是北非)——建立城市的故事里(并不都曾真实发生过)都赞美了这种特性。他们把这些基地称为“家园外的定居点”，阿伊哈努姆是其中最远的一个。这是希腊文明“传播”的一种方式。

此外还有一种方式。在现代西西里有一处旅游胜地，是座保存完好的希腊式庙宇。该庙宇原是为古城埃格斯塔[Egesta，或称赛格斯塔(Segesta)]而建，于公元前5世纪动工，但从未完工。如今，那些壮丽的多立克式廊柱孤独地矗立在连绵的山丘与田野之间。此遗址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审美，也在于它的修建者并非希腊人，而是原住民。

埃格斯塔人之所以会被希腊生活方式吸引，是因为在西西里的这个区域，他们与希腊定居者比邻而居，见到喜欢的事物便心向往之，就像早期希腊人借鉴腓尼基字母一样。西西里的希腊移民未必是在主动“传播”他们的生活方式，相反，显然是埃格斯塔人被希腊文化中的新鲜事物吸引而主动选择去接受。

与古希腊人毫无种族关联和“传承”关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的邻近社群最终接受了希腊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包括希腊语。希腊文明的这种“传播”取决于非希腊社群的选择。在此过程中，古希腊文化的独创性和技艺成就必然是魅力所在。

有些学者在希腊文明的这种“传播”方式与现代全球化——一个描述用文化交换的方式促进国际交流的词汇——之间找到了某种相似。有些人则看到真正的文明超越了原创者的地域局限而成为“超文化”[7]的可能性。

巴黎的索邦大学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该校开设了若干门关于“法国文明”的课程，教授“法国文化的不同方面”。既然法国人把自己国家的文化定义为“文明”，那么，说“文明”这个词本身其实是在相当近期才由法国人发明的，你或许就不会觉得奇怪了。那个创造了“civilisation”一词的18世纪作家的头脑里一定盘桓着一组相关的拉丁语——古罗马人使用的语言——词汇，且都与罗马观念中的公民(civis)及其对社会(civilitas)的责任有关。

公元前的最后两个世纪里，罗马人征服了大部分说希腊语的地区。在此过程中，他们与希腊文明的核心不期而遇，并且吸收、借鉴和改良自己所见的一切。希腊文明之所以能成为我们上文提到的古代“超文化”，罗马人居功至伟。

这种文化转移的过程在历史中非常罕见。毕竟，罗马人在政治上统治着希腊人，且对自身久经沙场考验的军事优势颇感骄傲。在他们的多民族帝国中，没有其他哪个从属民族的文化传统能让罗马人稍稍动心，更别说让他们想要模仿了。希腊人的文化遗产，若不是在基督纪元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对罗马人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决不可能保存下来并发展到其后的高度。

不同于希腊人用讲故事的方式去探讨hēmerotēs，罗马人并没有与“文明”对应的术语，因此很难把握他们对该问题的态度。好在，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一间陈列室为我们研究他们的思想演变提供了一些线索。该展馆为参观者准备的视觉资料，展示了某个时期罗马帝国统治阶层对文明及其与罗马皇帝之关系的看法。

一尊大于真人尺寸的大理石塑像，身着帝国最高统帅的盔甲，一只脚踩着被俘的敌人，那俘虏穿着长裤，显然是野蛮人。这尊雕像的含义体现在这名罗马皇帝的胸甲装饰上。装饰的古体风格显示出它的悠远年代，上面刻画的女神身着铠甲，巍然而立，她身边一侧是蛇，另一侧是猫头鹰，那是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娜的标志。当然是她!一定是她!雅典娜的脚下还有一头母狼，正在给两个幼童哺乳。

不知名的雕塑家在此创作的图像与帕特农神庙的浮雕一样，带有一层对我们而言隐秘的，或至少是含蓄的意义。在罗马传说中，这头狼哺育了襁褓中的双生子罗穆路斯(Romulus)和雷穆斯(Remus)，而这对双生子据说正是罗马的缔造者。此处的雅典娜似乎象征着雅典。在罗马人眼里，她所代表的这个希腊城市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城市，这里既是文明生活之基——比如农业和法律——的发源地，也孕育了希腊文明最绚烂的花朵——人文学和科学。

皇帝脚下那个穿着长裤瑟瑟发抖的人物表明，罗马人也继承了希腊人对“野蛮人”的偏见。这位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公元117-138年在位]在世期间，也就是公元2世纪初，帝国边境之外依旧生活着危险的蛮族。

现代人在谈到文明时往往不愿按照“开化”程度的高低对人群划分等级。但罗马人的观念与希腊人一脉相承，对此并无顾忌。有心也好，无意也罢，罗马统治者借助野蛮人的概念，找到了在多种亚文化并存的罗马帝国里促进身份认同的方法，即强调全体民众的非他者属性。这尊雕像就是一件宣传品。它的“信息”受众似乎是受过教育的阶层，尤其是那些自视为公元前5—前4世纪的雅典文化的传承者。

这尊雕像旨在向这些个体重申罗马皇帝对其文化价值的认同。他那富于侵略性的姿态暗示着，他会使用武力去保护这些价值免遭外来侵犯。这样的场景为课税、军团的存在和帝国的统治提供了正当理由。此类雕像或许最能体现罗马人对国家与捍卫文明的同质认识，但形象本身却是尚武的、暴力的，甚至多少有些“野蛮”。

哈德良出身于一个富有的意大利家庭，一家人定居在西班牙。与罗马社会里处于那个等级的大部分人一样，他自幼饱受希腊文明的熏陶。他对希腊文化及其价值的热情可以从某个晚期罗马作家的文中略见一斑，后者用奉承的笔调将哈德良描绘成一个智者和艺术奇才：

他完全沉浸在雅典人的研究与风俗中，不仅掌握了他们的语言，也习得了其他技艺：吟唱、弹奏七弦竖琴、医药、音乐和几何学。他擅长绘画，能用青铜或大理石创作雕塑，几可比肩波留克列特斯(Polyclitus)和欧弗拉诺尔(Euphranor)那样的大师。他在该领域各方面的造诣之深，实乃人间罕有。[8]

哈德良在位的时期正值18世纪的罗马帝国史学家、英国人爱德华·吉本[2]所谓的人类“最幸福、最繁荣”的八十多年(公元98-180年)。不过如今的很多学者宁愿显得更谨慎一些。他们或许会指出，罗马帝国里几乎没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社会公正”可言，更不用说还存在大量奴隶。吉本口中的“繁荣”只有少数帝国精英才能享受。尽管如此，罗马帝国仍然存续了数百年。

能有什么比当前包围着我们栖居世界的邪恶更危险？看啊，野蛮不化的人横行在他人的土地上，将它们据为己有，我们的文明生活方式被野性难驯、徒有人类外表的兽类摧毁。[9]

这段希腊文挽歌的作者是个基督教修士，名叫马克西姆斯(Maximus)。他的出生地如今叫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当时是罗马帝国的领土。这段文字作于公元640年左右，彼时距哈德良将那片土地命名为“巴勒斯坦”(Palestine)已过去五个世纪。马克西姆斯的文中暗示了东方一股既野心勃勃又骁勇好斗的新势力——决心征服罗马帝国的穆斯林哈里发。公元637年，阿拉伯大军占领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马克西姆斯的家乡从此不再属于罗马。

彼时，罗马帝国已不再是横跨地中海的王国。公元324年，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成了帝国的新首都。罗马人无力继续维持在西欧的统治。自公元370年开始的大规模迁移为一个新的“中世纪”世界奠定了基础。

本书聚焦于古代世界。我将要讲述的这些故事大致上按照编年顺序展开，全都围绕着两个古老的、相互重叠的社会——希腊和罗马——的源起与发展。正是这两个社会给我们留下了“古典文明”的宝贵遗产。本书是为那些对该话题有足够兴趣，但对古典学或古代史缺乏背景知识的读者所写。

由于主题宏大，我在讲述时不得不有所拣选。本书侧重为那些直到今日依旧影响着我们的古老的文化创造，提供一个最新的历史背景介绍。这些文化创造既包括希腊的艺术作品、剧院和所谓的第一台计算机(我们将在第十六章谈到)，也包括罗马帝国的住宅与城镇，我们从这些遗迹中可以一窥足令当代人惊叹不已的高品质生活。

本书也着墨于希腊罗马与周边族群的创造性交流，这种交流往往促进了文化创新。这其中既包括第一批希腊城邦(公元前7—前6世纪)文化繁荣背后的来自东方的影响，也包括业已接触了希腊文明的罗马人对该文明的接纳。上述交流的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堪与——比方说——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1912年)相提并论。

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所有伟大的文明都伴随着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呈现出的令人不安的矛盾，即文化交流的高度成就与国家层面的对人性的压抑。在这一点上，古代希腊和罗马社会往往会采用在今人看来显得残酷的处理方式。此外，这两个社会也战事连绵。本书避免采用一种美化的视角，比方说，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那样一提到古希腊和罗马必是“光荣”与“伟大”[3]。那些人固持着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欧洲式思维，对希腊和罗马文明过分尊崇——换句话说，他们把希腊和罗马文明奉为“经典”。

尽管如此，(我认为)作者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坦承，在重述这些混合文明的非凡故事之际，的确深深折服于古希腊和罗马的成就。

[1]　1英尺等于0.304米。——编者注

[2]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近代英国杰出历史学家，著作有《罗马帝国衰亡史》。——编者注

[3]　出自爱伦·坡《致海伦》：“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