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深入虎穴到沃伦·巴菲特

但愿这一个太坚实的肉体会融解，

消散，化成一堆露水！

……

人世间的一切

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

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

长满了恶毒的莠草。

想不到居然会有这种事情！

—— 《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二场，

第129—130行，及第133—137行

你曾有过这种感觉吗？极端地厌恶自己。不过不像哈姆雷特，起码我没有自杀倾向。但是我的感受几乎是同样的苦恼。我曾经对投资银行家十分反感，特别是那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家伙们。我对自己所在的投资银行公司也是同样厌恶。但是，最糟糕的是，我厌恶我自己。

我曾经觉得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去征服全世界了。当时，我是哈佛商学院的一名学生。另外，我还拥有牛津大学的学位，在那里学经济学时，我的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一切看起来皆有可能——直到一次鲁莽而愚蠢的职业选择，使这一切都泡汤了。

1993年，就在从哈佛毕业前几个月，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则招聘启示， D. H. 布莱尔投资银行公司招聘一位董事长助理。我曾读过一些有关投资银行的内容，自诩为即将崭露头角的大师之一。怀着满腔的年轻自信，我前往纽约拜访D. H. 布莱尔投行的董事长——莫顿·戴维斯。莫顿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犹太穷小子起步， 1959年毕业于哈佛商学院，随后成为D. H. 布莱尔投行的所有者和董事长，该银行创建于1904年。人们告诉我，他已经为自己赚得了亿万家产。

他的办公室位于华尔街44号，我在那里和他见面。这个地方已经多年没有重新装修了，看起来就像是J. P. 摩根那个年代传统投行合伙人的办公室。事实上， J. P. 摩根公司的总部就在隔壁。

莫顿是一个完美的推销员，他机智的谈吐迷倒了我。他与我谈论了自己成功完成的几桩大生意，都是有关生物科技等热门领域的，他还补充说：“直接和我合作，你很快就可以开始做交易了。”他向我保证，和他合作，我的成就前景“不可限量”，然后送给我一本弗兰克·贝特格的著作《我是这样从销售失败走向销售成功的》。我欣赏贝特格，因为他曾经毫无希望，后来却独辟蹊径，自我提升，取得了巨大成功。

稍后不久，我阅读了《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文章称D. H. 布莱尔投行是一家“声名狼藉”的证券公司，“众所周知，当客户要求斩仓的时候，它的经纪人拒绝让客户卖出。”该文章还提到，特拉华州的证券监管部门已经“试图撤销D. H. 布莱尔投行的营业执照”，夏威夷的监管部门说“D. H. 布莱尔投行使用欺骗和欺诈性的交易手段”。当我回头询问这篇文章所讲述的情况时，莫顿告诉我，人们总是嫉妒成功，总想把你拉下来。我轻易相信了他所说的话。

我在哈佛大学的一些朋友听说我要去D. H. 布莱尔投行，一个个皱起了眉头，劝我不要去，但是我忽视了他们的劝告。我当时傲慢自负，非常逆反，决定不走寻常路，不按传统路线进入高盛或者摩根这样的公司。我希望走出自己的独特轨迹，取得更大成就。我感觉莫顿好像给了我一份无法拒绝的聘书，虽然我当时应该拒绝。所以我签了字，自以为是块金子，希望华尔街让我看见财富。

怀着一腔抱负，我头顶着副总裁的伟大头衔，在1993年9月加入了D. H. 布莱尔投行。我和一位和蔼的老银行家分享二楼一间光线昏暗、实木装修的办公室。他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做过一单生意了，但是他本身就是风景的一部分，装点着这家投行的可敬光辉。

只工作了六个月，我就感到苦不堪言了。我不断受到一系列的沉重打击。最开始，我以为自己是总裁的唯一助手，这样我就有机会通过辅助他分析遇到的各种机会，观察他的想法做法，向大师学习。但实际上，他还有另外两个副手。

我们三个人都有着闪亮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伦恩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德鲁毕业于沃顿商学院。这是一个狗咬狗的环境，而我们三个人各自为谋。我很快发现，他们完全不需要我进行分析。我终于理解了华尔街的艰难常态。这里总是有用不完的人手，他们的能力都远远超过他们需要完成的工作。内部竞争异常激烈。在你身后还有几十个人在排队，随时准备取代你的位置。

我在这个环境中实现价值的唯一途径，也是这家公司真正需要我做的事情，就是促成交易。我认为我能成功接受挑战。毕竟，这是这份工作的一大特点。但是不论是在公司内外，竞争都很激烈。而我只是一个新人。在D. H. 布莱尔投行是新人，在投资银行和金融界是新人，在纽约同样是一个新人。

尽管如此，我依然决定不辞职，否则我就是承认自己失败了。如果让同学们知道我当时做的决定是错误的，那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羞辱。更糟糕的是，我会被认为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这个名声可能一直跟着我。总之，激励我的是别人对我的看法，而不是我如何看待自己。如果激励我的是后者，我想我不会再在那里有丝毫犹豫，我会放弃那份工作。但是我依然不顾一切地在那里追求成功。

渐渐地，做成一笔交易成了我的唯一目标。那样，我就能宣布成功，然后选择离职。于是我带着微笑一次次打电话，奔波忙碌了几个月，追逐每一单有可能的交易。但我还是空手而归。尽管我被大量的雄性荷尔蒙所刺激，决心要在这里取得成功，但是在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中，我还是受到了无情的鞭笞。

我的问题不仅仅是最好的交易都被高盛和摩根这样的大公司抢走了，尽管这是事实。但除此以外，周围还有大量的其他机会，可是要想把这些交易成功带到D. H. 布莱尔投行，需要我做一些之前从未做过的事情。

D. H. 布莱尔投行的招牌就是风险投资和银行业务。这也是该公司吸引我的一个原因：这里有机会站在最前沿，为那些能改变世界的新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我是否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财富呢？除了原有的傲慢与狂妄，我还熏染了华尔街的贪婪。我曾以为自己进入了涅槃轮回的快车道。

残酷的事实是，拥有核心技术或创新的、必然能成功的公司非常稀少——哪怕是高盛、 J. P. 摩根之类更有名的投行提供融资的公司当中，这样的优质公司也是凤毛麟角。

与此相反的是，大量的公司落入了“可能成功”的范畴。有无数的管理团队，竭尽全力想要追逐他们的梦想，只要能换来融资，他们愿意做任何事、说任何话。在我获悉这一点之前，差点被糟糕交易的汪洋大海淹死。

我最早在高中学习了期望概率不可改变的逻辑，后来又在哈佛大学一门“决策理论”课上学到，如果我要推荐一笔交易，它至少应该有相当大的概率能赚钱才行。鉴于失败的交易数量很多，给投资者带来成倍收益的交易数量却极少，我最初计算，一笔交易的成功率至少要在50%以上，才值得投资。但是不久以后，我确信D. H. 布莱尔投行的标准远低于此。

我记得有一次参加与一家机构的会谈，该机构在为他们的冷聚变项目筹集资金。在学习了一些材料、了解了一些背景知识以后，我脱口而出：“这套理论根本说不通！”

其实，我隐含的意思是说，“你们真的希望我直言不讳，告诉我们的销售人员，你们把牛皮吹上天了吗？”

还有一次，我们公司承接过这样一家公司的上市，该公司计划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发射基地合作，基于该公司与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前政府官员组建的公司签署的合同，建造一个新的空间站。该公司的唯一资产，似乎就是一份用外文潦草写就的合同，估计在哈萨克斯坦法庭上都无法强制执行，更不要说在纽约或者伦敦了。和那个冷聚变一样，这个所谓的空间站上天的可能性极小。

但这就是D. H. 布莱尔投行的业务，找一些非常耸人听闻的机会，然后把它们兜售给天真无知、充满希望又不了解更好选择的投资大众。

公正地说，尽管很多这样的“机会”最终变得一文不值甚至失败，我们公司依然会不时取得巨大成功。例如，它曾承接过最早期生物科技公司的上市，恩佐生命科学公司，当时这家公司没有任何营业收入，能承接这样一家公司的上市简直是不可想象。时不时， D. H. 布莱尔投行甚至也会承接一些真正赢利、持续增长的优质公司。但是除了这些优质公司， D. H. 布莱尔投行还需要不那么好的交易去喂养这台制造金钱的机器。

从交易的角度来看，除了收取承销费以外， D. H. 布莱尔投行还向它提供融资的公司索取了部分认股权证。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D. H. 布莱尔投行常常是它承接上市公司的唯一做市商。高达20%的买卖差价，使它只需要买卖上市公司的股票，就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和华尔街的其他许多机构一样， D. H. 布莱尔投行在它的客户面前拥有绝对优势。

但是要想给股票带来巨额成交量，吸引更多的人对它感兴趣，需要很多步骤的运作。用值得怀疑的成功概率渲染一个机会，把它打扮成一只公众想要疯狂买进的股票，这就是D. H. 布莱尔投行的分析师和投资人员所承担的角色之一。为了让这些交易取得成功，推动融资的步伐，需要很多人扮演不同的角色。

冷聚变和空间站是无法带来任何收益的。但是它们都很激动人心，这些公司代表了能够抓住公众想象力的新奇点子。如果一群充满激情的投资公众最终能对冷聚变或者空间站感兴趣，他们就很容易把一只新上市的股票推向新高，甚至达到上市价格的很多倍。从一家投资银行的立场来看，这种价格变动会带来很好的离场机会——哪怕这家公司最终会失败。在股票上涨的过程中，银行会兑现手中的认股权证，卖出这些股票，获得收益。如果这家公司最终破产，股票早已大量分散，受损失最严重的并不是D. H. 布莱尔投行和它的客户。

想要造就这样的形势，需要各种激进的推销方式。所以D. H. 布莱尔投行有一项散户经纪业务，里面都是咄咄逼人的经纪人，在十四层楼的某个房间给客户打电话。他们从外表和法律上都不同于我这样的投资人员，他们实际上是为另一家公司服务的。他们属于D. H. 布莱尔公司，而我的雇主是D. H. 布莱尔投资银行公司。

公司有几张和善可亲、值得尊敬的面孔都在我们银行家小团队里，但是那些把暧昧不清的股票兜售给散户的经纪人，才是公司的幕后英雄。他们总是冷不防让人想起马丁·斯科塞斯电影《华尔街之狼》中的经纪人，电影中对他们的形象有所夸张，但并没有搞错方向。 D. H. 布莱尔投行的十四楼，是一片充满雄性荷尔蒙的激荡海洋；有人曾告诉我，有时候会有妓女上楼来，报答当天最成功的交易员。

我没有直接和这些家伙打过交道，但是他们依靠我们的投资银行团队向顾客兜售股票。银行经理能够独自生存，因为他们紧紧把自己关在二楼漂亮的实木装修办公室里，而真正令人瞠目结舌的活动都发生在十二层楼以上。但仍然，那些经纪人需要我们这些银行经理来促成他们的交易。

在D. H. 布莱尔投行待了一年左右，我才渐渐领悟到我在这里的真正角色是什么。他们希望我以最简略的方式打扮这些交易，淡化或者忽略其中的消极面，同时热情洋溢地强调积极面，勾勒出一幅美好蓝图。

我在那里的表现，不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认真的分析师。他们不需要我像法庭仲裁员一样，煞费苦心地探讨一个观点，核查一个机会，尽可能准确、诚实地公布真相。回想起来，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我的牛津和哈佛学历对这家公司的价值，不过是用我的证书来装饰他们的交易和文件。因此，我只是为他们提供了一张常春藤名校遮羞布。

当我回顾我们与那家冷聚变公司的会谈时，我可以看到自己当年是多么的天真。事实上，当时每个人都希望我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当时房间里的真正重头戏，是一段没有说出来的对话，大概是这样子的：

冷聚变公司管理人员：“D. H. 布莱尔投行的领导们，不错，我们是在放狗屁忽悠你们。这玩意儿几乎不可能成功，但是我们已经研究它好几年了，在这上面投入了很多个人资金。不管怎么说，没有人能证明它100%不能成功。况且，想想看，它会给投资者和媒体带来多么大的震撼。它将成为全世界唯一的核聚变能源上市公司！”

其他的D. H. 布莱尔投行的投资人员：“确实，这几乎完全不可能成功，但是我们需要满足我们的交易流水线，所以你们这些公司管理者，可以从原始股票中获取财富，我们作为投资银行，也将从承销费用和股票交易中得到财富。再说了，谁知道呢，没准儿它万一成功了呢，那样我们的客户或许也能赚到钱。”

我却无知地提出这些所谓的科学是假冒的，说道：“外边有很多人都曾宣称，他们实现了冷聚变，你这个也没什么更新的东西。”我当时如此笨拙，以至于大声笑了出来。

只有在回想起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当时是房间里最遭人恨的人。如果我这样的蠢货不闭嘴，交易怎么可能成功呢？在那种环境下，我这种鲁莽的诚实不可能取得成功。

但是我当时还不想就这样承认失败。所以我加倍努力，做好准备承受更多的挫折磨难。我更多地微笑，更多地打电话，更加忙碌地在这个城市里奔波。

终于，我找到了一笔非常好的交易。这一次，我可以拍着胸脯说，尽管有风险，但是它绝对值得投资。这家公司叫作Telechips公司，它在1994年推出的一款产品，既可以当电脑用，又可以当电话用。该公司的管理团队的领导包括C. A. 伯恩斯，他曾就职于贝尔实验室，还有兰迪·皮纳托，曾在地方贝尔运营公司担任销售人员。他们的想法既超前又具体。那时候，互联网还没有商业化，移动电话刚被提出来不久。

我还发现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投资银行家，霍华德·菲利普，他愿意和我一起组织这次交易，并募集资金。菲利普曾在奥本海默基金工作，并且有坚实的行业背景，半退休后来到了D. H. 布莱尔投行。他每周来上两三天班，对我态度也不错。

找到了一个靠谱的管理团队，并让他们相信我和菲利普就是他们募资的渠道，我却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痛苦和不悦。尽管我认为菲利普和我是平等的合作伙伴，但我很快意识到，我们这笔交易的收入不是五五平分，他那一份太多了。这对我骄傲心灵的打击，胜过对我钱包的打击。但是，只要这笔交易做成了，我就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接受这种划分。

下一步，是让这笔交易获得核准。我想，我来这么短时间就看到了好几宗垃圾交易，相比之下，我这笔交易靠谱得多，应该能够顺利过关。我和菲利普提交了一份意向说明书，陈述了我们对Telechips公司的估值，以及计划募集的资金数量，提交给公司进行粗略的核查。我当时处于一种狂喜的状态。

伯恩斯和兰迪也是如此，我们一起庆祝。他们终于可以不再绞尽脑汁地寻找投资，终于可以专注于公司业务本身了，大家为此感到兴高采烈。兰迪告诉我，他们同时还找到了另外一家信用度很高的融资机构，但是他们更想与我合作，因为他们喜欢我。

当时，我已经预先使用了一些奖金了，并且在想如何把这件喜讯告诉哈佛大学校友报。这则消息的标题可以写成《哈佛商学院毕业18个月，盖伊·斯皮尔就做成了他的首笔交易》。

霍华德·菲利普是这方面的高手，他没有预先使用我们预期奖金（他拥有更大份额）的一分钱。他一定知道，那种粗略的核查绝不简单。我们的总裁，莫顿·戴维斯，把这项任务委派给了另一位年轻的投资人员，而他吹毛求疵，给这笔交易判了死刑。我简直无法相信。他曾非常高兴地支持其他很多比这糟糕得多的交易。

最终， Telechips公司的管理团队想知道失败的原因，而我也不知道答案，我们都被通知再开一次会。此时， Telechips公司的资金已经耗尽，他们迫切渴望获得融资。我了解到，由于吹毛求疵（不好意思，我是指严格的审查），这笔交易依然可以完成，但是最终的估值比我们最初承诺的条款要少很多，而付给投资银行的佣金费则更高。

兰迪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银行的行为和我的欺骗是多么令他感到震惊。我所能做的，只有道歉，并告诉他，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我希望他能相信我，但是我也不确定他会不会。从私交层面上来说，我已经丧失了他的信任，更谈不上什么朋友了。

一两天之后， Telechips团队接受了D. H. 布莱尔投行的条款——这毫不出大家所料。他们一直被欺骗，蒙在鼓里，直到D. H. 布莱尔投行的投资委员会确信这家公司已经别无他选。我感到异常愤怒和恶心——并不只是因为我自己。

回头看，我现在认识到，自己当时在道德的悬崖边上摇摇欲坠。如果我更加深入地融入这家公司的文化，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我就将坠入万劫不复之地。

事实上，在我离职几年之后， D. H. 布莱尔投行就与监管部门发生了冲突。那家散户经纪公司，所谓的D. H. 布莱尔公司， 1998年就完全停业了。 2000年，《华尔街日报》报道，这家散户经纪单位及其15名员工被指控有173项证券欺诈罪。

除了其他方面之外，该散户经纪公司被指控为了牟取私利操纵股票价格，并使用了非法销售策略。该公司的四名主管——总裁肯顿·伍德、副总裁阿兰·斯塔勒和卡尔曼·雷诺威，以及首席操盘手维托·卡珀铎多——承认了证券欺诈和串通操纵股价的指控。《今日美国》报道说， D. H. 布莱尔公司及其主管支付了2100万美元补偿受害的客户。

由于D. H. 布莱尔投行是一家独立公司，所以它没有受到牵连——其总裁莫顿·戴维斯也没有受到指控。但是这对于他来说，必定也是一段艰难岁月，不仅因为斯塔勒和雷诺威是他的女婿。在媒体上，莫顿本人也受到了攻击。例如，《福布斯》杂志1998年的一篇文章把莫顿·戴维斯称为“充满争议的便士股票（编者注：也称为低价股票）之王”，说他“做那些高贵的投资公司不肯屈尊的事情，通过从私募和公共市场为一些公司募集资金，并从中致富”。在我离开哈佛大学、开始与他合作的时候，并没有过多在意这些。

可是，莫顿先生真的不是一个坏人。我记得有一个周五的晚上，我到他家里参加家庭晚宴，深深地被他的善良和慈祥所感动。他有很多值得钦佩的地方，而我也确实不适合去评判任何人。

但是，从我在D. H. 布莱尔投行所观察到的公司文化来看，它与监管部门之间出现冲突毫不为奇。

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我不知道，自己究竟离那道德的悬崖有多远。但是现在明白过来，我可以说，当时即使距离一千英里，也还是太近。回顾往事，我对同事们的动机和道德规范毫不知情，把自己陷入了危险境地。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说明即使是非常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会有愚蠢的时候。

我真的经历了太长时间，才明白这种业务的实质，如果我想要从中取得成功，就必须被迫违背自己的道德指南。在几个月时间里，我都是在关注错误的问题，想知道为什么我想做成一笔交易会有这么多麻烦，苦恼得以为自己一定有什么地方做错了。我当时没有足够的经验和眼界，看清这个环境整体是有问题的。

问题的部分原因是竞争过于激烈，这会让人萌生一种想法，如果我不去做某些事情，别人就会快速地抢先一步去做。这种环境完美地促使追求成功的人们去不断挤压边界。在华尔街，这种模式一再重复。通过野心、贪婪、傲慢或无知，很多聪明、勤奋的人们迷失在了灰色地带。

在这里，我要澄清一点，尽管我相信，这个公司常常向轻信人言的市场曲解投资机会，但D. H. 布莱尔投行的管理层没有任何人曾直接要求我说谎或者歪曲任何事物。

例如，当我声称我做了有关冷核聚变的相关研究并且研究得很透彻，他们会对此表示欣赏，并且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中止这笔交易。但是他们永远不会说出来，这场游戏的真正规则，是不说出来的潜规则。

在D. H. 布莱尔投行，我还观察到了另一种模式，无数次在华尔街上演。每一个人都想赚钱。所以贪婪的资深银行家本应该了解更多情况，但会选择视而不见，而贪婪的年轻、天真的银行家则会去挤压边界。在雷曼兄弟，他们挤压了杠杆工具的边界；在全国范围内，他们都忽视了次级房贷的默认利率；在塞克资本对冲基金，他们对猖獗的内部交易视而不见。

在D. H. 布莱尔投行的经历，帮助我看到在华尔街的不同环境中，这样的事情是怎样的屡见不鲜。在1990年代后期的互联网泡沫期间，一些差劲的公司被大力宣扬，其股票卖给对此深信不疑的公众。例如，美林证券公司的分析师亨利·布拉吉就疯狂地看涨互联网股票，就像给猪涂口红一样。几年之后，类似的事情又发生在信用评级机构，它们的分析师盲目给予担保式抵押契约（CMOs）和债务抵押债券（CDOs）积极评价，最终导致了住房危机。

在D. H. 布莱尔投行18个月极度痛苦的煎熬，摧毁了我纯洁的想象，把我的职业生涯带入了低谷。我在牛津和哈佛为自己打造的光鲜简历和名誉都碎为尘埃。而在投资行业，业界名誉意味着一切。离开D. H. 布莱尔投行之后的几年里，我都为这段经历感到非常丢脸，似乎怎么也洗不干净手上的污点。

甚至现在写到这段经历的时候，我都会起鸡皮疙瘩。我有时候会想，把这些都写出来是不是个错误。但是我想，我们任何人都有可能陷入看似难以想象的局面，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很重要——被卷入一个错误的环境，进行道德妥协，会严重地玷污我们的人格。我们可能想，要改变我们的环境，但实际上，是它改变了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异常谨慎地选择正确的环境——与正确的人共事、交往。理想情况下，我们应该严格选择比我们更优秀的人交往，这样我们就能变得更像他们。

我希望选择D. H. 布莱尔投行的决定，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一次错误。但是，谢天谢地，它没有毁掉我。在一本名为《创伤揭示出韧性的根源》的书中，心理学家戴安娜·佛莎引用了欧内斯特·海明威一句话：“这世界会打击每一个人。但经历过后，一些人会在受伤的地方变得更强壮。”为什么有的人在受到打击之后变得更加强壮，而没有被摧毁呢？

在商业和投资领域，这也是一个伟大的问题。沃伦·巴菲特在三十多岁时犯了他最大的错误之一，他投资了亏损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纺织工厂。这本来会让他失败，但是他后来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打造成了他人生的丰碑。他能做到这一点，一部分是靠投资更好的业务，而不是在格雷厄姆教他买的烟蒂公司（像伯克希尔这样的公司）上孤注一掷。或许D. H. 布莱尔投行就是我自己的烟蒂：一次标准的中毒休克经历。

成功人士就是那些被人生打倒之后，又重新站起来的人。我们所接受教育的一个本质内容，就是从错误中学习——有时候如果我们不犯错误，可能什么都学不到。确实，作为一名价值投资者，在D. H. 布莱尔投行所受到的严重打击，是我所接受教育中的重要一课。

其中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我永远都不能再做任何有损我名誉的事情。就像巴菲特曾经说的一样，“建立一个好名声需要20年时间，毁掉它只需要5分钟。如果你能想到这一点，就会换一种方式做事。”我学到的另外一课，是我必须做力所能及的每一件事，来改变我的职业环境。

当我发现沃伦·巴菲特的世界时，我好像发现了一条生命线。在遇到Telechips那笔交易的前后，我在一个夏日发现了它。那时候，我已经对自己的人生走向深感失望。我发现自己不再会在D. H. 布莱尔投行二楼的办公桌前啃三明治。我对这种职业丧失了兴趣，但是我不知道该去做什么，我不敢离开，怕被别人当作失败者或者逃兵。

为了寻求逃避，我会在吃午饭的时候偷偷溜走，从街头小贩那里买一个沙拉三明治或者沙瓦玛烤肉卷。然后就游荡到祖科蒂公园，玩几局象棋游戏。

在回去的路上，我经常躲进华尔街旁百老汇的一家书店翻书架。我在那里买的第一本书是弗兰克·法博齐的《债券市场：分析与策略》。他对资产/债务匹配和债券久期衡量的技术讨论深深吸引了我。一时间，我甚至想象自己成了一名债券交易者。

另外一次去那家书店的时候，我随手翻到了格雷厄姆的开山之作《聪明的投资者》，由巴菲特作序。我看了之后爱不释手。格雷厄姆雄辩地宣称，拥有一只股票，不仅仅要把它当成一张可以用来交易的纸片，而是当成一家真实公司的股份。他还说，要像对待郁躁狂一样对待“市场先生”，并利用它变化不定的情绪。当市场在贪婪与恐惧之间转换时，通过集中精力认清一家公司的固有价值，投资者可以从中获利颇丰。有时候，你打骨子里知道有些事情是正确的。对于我来说，价值投资的理念意义重大，这是不言而喻的。

不久以后，我又读了《巴菲特传：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由罗杰·洛温斯坦撰写的精彩传记。我被巴菲特人生中的细节所吸引。他的生活方式和我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我在D. H. 布莱尔投行的交易经验和他的企业精神也完全对立。巴菲特没有在疯人院一样的地方工作。他没有找借口把值得怀疑的垃圾卖给华尔街勤奋工作的人们，或者巧取豪夺更加丰厚的佣金，然后狠狠地把合作伙伴甩在身后。

我还没有任何想法，怎样把这样的做法实施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但是我深刻而迫切地感受到，我必须离开原来的地方，尽量向巴菲特的位置靠近。我感觉好像是他向我伸出了手，这样我就能逃出深陷不能自拔的道德泥潭。为了宝贵的生命，我抓住他不放。

这本书就讲述了我从那个黑暗之地走向现在生活的涅槃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