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篇　现行邦联不足以维持合众国（五）

原载于《独立报》，1787年12月8日，星期六
麦迪逊（汉密尔顿协助）

 

致纽约州人民：

上一篇文章里，我们讲述了古希腊联盟的例子，其他关于联盟方面的史料很多。即使到今天，仍然有一些建立在类似原理上的联盟，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第一个进入我们视野的，就是德意志联盟。

在公元初，日耳曼的土地被七个独立的国家所占领，也没有共同的首领。七国之中，法兰克战胜了高卢，建立了现在的法兰克王国。在9世纪，能征善战的查理曼大帝带领他所向披靡的军队四处出击，德意志成为他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广阔领土的一部分。在查理曼大帝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将帝国分割成三个部分给自己的三个儿子，德意志被设立为其中一个独立的帝国。查理曼大帝和他的后裔们，事实上拥有最高的皇权、徽章以及尊严。但是帝国的主要诸侯，其封地是世袭的。查理曼大帝没有废除的议会，主要由他们组成。议会逐渐摆脱帝国的控制，最后发展到拥有了自己的独立主权。面对这样的情况，帝国皇帝的力量不足以限制这些强大的诸侯，也就无力维护帝国的和平统一。于是，各路诸侯和国王之间私自展开相互攻击，狼烟四起，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灾难。皇权已经无法继续维持公共秩序，逐渐衰微，最后几乎在无政府状态中消亡。从士瓦本最后一个皇帝去世，到奥地利王朝的第一个皇帝即位，这里的皇权曾经长期中断。在11世纪，皇帝们还拥有完整主权。等到了15世纪，就只剩下一些象征性的符号和装饰了。

这种封建体制本身带有浓厚的联盟性质，而德意志帝国的体制就是从这种体制发展而来。在德意志帝国中，权力被分别授予代表联盟成员的议会、拥有否决议会决议权力的行政首脑——皇帝，以及皇家会议和枢密院会议这两个司法机构。当皇帝和议会之间争执不下，或者联盟内部成员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皇家会议和枢密院会议拥有对他们的最高裁决权。

议会拥有下列权力：帝国的立法权，宣战与媾和，结盟，决定各成员国征兵和税收的份额，修筑城堡，发行货币，接纳新成员以及通过削弱主权或者废除领地的方式，强迫不听话的成员服从帝国。联盟成员则受到诸多限制：禁止加入不利于帝国的盟约；未经皇帝和议会批准，不许在相互通商时征收通行费或者关税；不得擅自改变币值；禁止歧视、攻击其他成员；禁止帮助、窝藏扰乱社会治安者。任何胆敢触犯以上禁令的成员或个人都将受到惩罚。议会议员，如果涉及到联盟成员的这些违规行为，则应该由皇帝和议会进行审判；而他们的私人行为，则由皇家会议和枢密院会议审讯。

皇帝则有很多特权。最重要的几项包括：向议会提出建议的特权；对议会决议的否决权；任命大使；授予荣誉和头衔；填补空缺的选帝侯（拥有选举皇帝资格的诸侯）；建立大学；授予他人无损各成员国利益的特权；接受并使用国库钱财；维护公共安全；等等。在特殊情况下，由选帝侯为他组成一个顾问会。作为帝国皇帝，他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领地和收入。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的身份所控制的领土和国库，又使他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之一。

德意志帝国的权力如此分散地掌握在皇帝和议会手里，很自然地使它成为类似制度共性的一个例外。任何事情都不会与事实偏差太远。帝国建立的基础原则就是：帝国由多个主权个体组成，议会是各个主权个体的代表，各主权个体有独立的司法权力。这使得整个帝国结构松散，既没有能力约束自己的成员，也无力应对外来的安全威胁，内部还总是动荡不断。

德意志帝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皇帝与诸侯、成员国之间的战争史；就是一部诸侯与成员国混战的历史；就是一部恃强凌弱的历史；就是一部被外国侵略或者玩弄的历史；就是一部漠视民情、横征暴敛的历史；就是一部征服与失败、屠杀与荒芜、罪恶与无辜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愚蠢无能、苦难悲伤的混乱历史。

在16世纪，皇帝在一部分成员的支持下，卷入了和其他诸侯、成员国的战争。在一次战斗中，皇帝本人落荒而逃，差一点成为萨克逊选帝侯的俘虏。前普鲁士国王不止一次和皇帝为敌，而且还常常取得胜利。成员国之间的争执和战争频繁不断，以至于德意志的编年史，每一页都浸透了战争的鲜血。在签订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之前，一场三十年的战争将德意志帝国打得满目疮痍。在那场战争中，一方是得到一半成员支持的皇帝，另一方是其他成员和瑞典。最终才在外国的操纵下达成和平谈判，而类似有外国势力介入的和约，也构成了德意志的一个主要特征。

即使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出于自卫的需要，帝国也会稍微团结一点点，但是其局面依然是凄惨的。在进行军事准备之前，由于各路诸侯之间的相互嫉妒、傲慢、观点上的分歧，以及对可能损害自身主权的担忧，冗长的讨论争议不休，以至于议会还没来得及达成一致协议、做出具体安排，敌军就已经入境；等联盟军队终于做好迎敌准备的时候，敌军早已退回去过冬了。

在和平时期保留一支小规模的国家军队，曾被认为是很有必要的。然而这样一支小军队维持得也不够好，军人薪水很低，思想还受到各种地方偏见的影响。本身收入就很少、很不规律的国库，也很难在经济上支撑起这支军队。

由于在这些主权个体之间，已经不可能继续维持秩序和主持正义，因此就催生了这样的现象，把帝国划分为九到十个集团或区域；并让他们组建内部组织，用武力在内部执行法律，镇压失职或者不服从命令的成员。这种现象只能更加充分地证明这种政治体制的弊病。每一个集团都成了这头政治怪兽的一个缩影。他们要么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要么就是打着维护秩序的幌子，大打内战，烧杀抢掠。有时候，所有集团都不好使；本来指望他们去解决的问题，却因为他们而更加严重。

我们或许可以从苏阿纳斯的例子里，对这种军事高压政策进行一些判断。在苏亚比安集团里，有一个自由的皇城，多纳瓦。在那里，圣克洛斯神父享有几种为他保留的豁免权。但在一些公共场合，只要他使用这些豁免权，就会激起全城人民的愤怒。结果，这个城市就受到了帝国的惩罚。但是受命执行这些惩罚的却是另外一个集团的头目巴伐利亚公爵。他迅速率领一万大军来到多纳瓦，开始实施他早就策划好的阴谋，借口这片土地以前是从他祖宗的领地中分割出去的，现在他正好收复失地1。他以自己的名义占领了这座城市，解除了当地人民的武装，并对人民进行惩罚，最终吞并了这座城市。

也许有人会问，是什么在维系着这样一个结构脱节的机器，使它没有很快土崩瓦解呢？答案很明显。联盟的大部分成员力量都很弱，但又不愿意听任外国势力的摆布；即使那些比较大的诸侯，和周围环绕的强大国家相比，也依然显得很弱小；而皇帝，则可以从其分散的世袭领土上赢得很多势力和影响力；这些好处使他认为，维持这样一个关系到家族荣耀的体制，使自己成为欧洲第一君主，是有好处的。正是以上这些因素支撑了这个既脆弱又不稳定的联盟。同时，由于各主权个体固有本质中令人讨厌的特点，他们拒绝任何以精诚团结为基础的改革，而且这种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不断强化。此外，即使这些障碍可以清除，也不难想象一些邻国的反应，一场革命或许可以给德意志带来力量和荣耀，但对邻国来说就是纯粹的威胁了。所以，周围的国家一直都对发生在德国的事情保持密切关注，并在很多场合表露，他们的政策就是让德国这种混乱衰弱的状态永远持续下去。

如果还想要更加直接的例子，建立在地方主权自治基础上的波兰政府可能再恰当不过了。关于这种体制，再没有什么证据比它给波兰带来的大灾难更为惊人了。波兰完全没有任何自治或者自主防卫的权力，长期以来都被几个强大的邻国所控制。而这几个邻国最新赐予波兰的怜悯，就是给它减少了三分之一领土和人口的“负担”。

瑞士各行政区之间的联系，很少被人认为是联盟。尽管他们有时候也会被拿来当作这种体制稳定性的证据。

瑞士的这些行政区没有共同的国库；打仗时甚至也没有共同的军队；没有共同的货币；没有共同的法院系统；也没有其他任何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共同特征。

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只是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因为每个行政区都很弱小；因为他们害怕强大的邻国，而且其中一个还曾经统治过他们；因为他们的人民都很淳朴，习俗又很一致，没有什么会引发内部争议的事情；因为他们相互依赖带来的共同利益；因为他们在镇压叛乱暴动时对彼此之间援助的需求，他们对这种援助进行了明文规定，而且经常发生这种需求和援助；因为调解彼此之间的纠纷，需要一些定期或者永久性的方法。他们的方法是：纠纷双方各从其他中立行政区挑选四名法官，如果这八个人还不能达成一致的话，就再请一位最后仲裁者。这个临时法庭，在保证公正的宣誓之后，宣布最终判决，所有行政区都有义务去强制执行这个判决结果。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可以根据他们1683年与萨伏依公国的维克多·阿马戴斯签订的一项条约来推测。在这个条约中，阿马戴斯同意帮忙作为各行政区的纠纷调停者，如果有必要，他还可以对违规的一方动用武力。

瑞士联邦虽然特殊，但是依然值得拿来和美利坚合众国作比较，以证明需要确立的原则。瑞士联邦虽然有能力应付一般的问题，但是在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展示力量的时候，就显得力不从心。瑞士联邦因为宗教问题，就发生了三次暴力流血冲突，实际上切断了联盟。从那以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各自组建了自己的议会，处理各自的重要事务。而联邦议会几乎无事可做，只负责进出口关税的事情。

这种分裂还带来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结果。它催生了两个对立的联盟，分别和不同的外国势力结盟。一个是以伯尔尼为首的新教联盟，与荷兰结盟；另一个是以卢赛恩为首的天主教联盟，与法国结盟。

 

普布利乌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