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精神分析的研究

后来，我交的阅读作业和作文渐渐都在探讨有关精神分析的问题。我的同学从我这儿知道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比如，大家都搞明白了，原来我们的逻辑课教授有一次上课时口误，把“类概念”（Gattungsbegriffe）说成了“交配手柄”（Begattungsgriffe），其实是他的潜意识在起作用。

关于精神分析的知识我最初是从弗洛伊德1的几个著名学生，比如爱德华·希奇曼2、保罗·席尔德3等人那儿获得的，席尔德在维也纳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病学所开设的课程，我坚持去听了好几年。

后来我开始和弗洛伊德本人通信，我从自己读过的那些不同学科五花八门的资料中，挑选出我认为他感兴趣的内容寄给他，我给他写的每一封信都很快能得到答复。

遗憾的是，他给我的所有回信和卡片（我们之间的通信在我整个高中时代一直进行）在几十年后我被关押进集中营时，全部被盖世太保查抄收走了——一起被抄走的还有我收藏的弗洛伊德年轻时在维也纳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病学所整理并手抄的病史记录，那是我在这家医院的档案室工作时，档案室的负责人送给我的。

一天，我又坐在布拉特大街街边的长椅上——那儿是我当时最喜欢的工作地点，冥思苦想围绕《论肯定式和否定式表情的起源》这个题目可以写点儿什么，并把脑子里闪过的念头记下来。我准备把这篇文章附在一封信里寄出去，至于收信人——当然是弗洛伊德。令我惊喜不已的是，弗洛伊德在回信中告诉我，他已经把我的文章推荐给《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syhoanalyse）了，希望我不会反对他这么做。

一两年后，也就是1924年，我的这篇文章真的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不过这已不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1923年某个日报的青年副刊板块已经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这名未来的精神病科医生在他的文章里充满激情地写道：没有什么比那些所谓成熟的理性更令他感到厌恶的了（这里我指的是那些不经思考就任意盲目地借用前人观点的做法）。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虽然反对弗洛伊德的观点，却仍给予他应有的尊重。有件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我曾在奥地利的一家以促进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发展为主旨的社团担任副会长，一次理事会召开会议，讨论为学校在建的一座教学楼组织募捐，并为新教学楼的名字征集方案，我当时建议，将这座教学楼命名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楼”。

我不仅与弗洛伊德通过信，还有一次碰巧见了他一面。那时我已经结束了中学学业，是一名医学专业的在校大学生了。他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后立即说道：“维克多·弗兰克尔，维也纳2区切尔宁街6号25门，对不对？”

“没错。”我回答。看来，由于常年的通信往来，他已经把我的地址倒背如流了。

这次见面发生得十分偶然，而且也太晚了：彼时我已成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圈子的一员，阿德勒刚刚承诺将我的第二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国际个体心理学杂志》（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Individualpsychologie）上（这篇论文于1925年发表）。至于说弗洛伊德给我的印象如何，特别是他跟阿德勒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就说来话长了，此处我不再详细展开。纽约弗洛伊德档案馆馆长库尔特·艾斯勒4有一次来维也纳找到我，请我详细地介绍一下我和弗洛伊德会面的情况，并将与我的谈话录音记录了下来，收藏在他的档案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