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晚清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

一

嘉庆十六年（1811）十一月，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白杨坪（今属湖南娄底双峰县）。道光十八年（1838）考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后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再任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因为太平军进犯湖南以及攻陷武昌等地，丁母忧而还乡的曾国藩奉旨办理本省团练，咸丰四年二月开始率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咸丰七年二月丁父忧而还乡，第二年六月复出，继续统帅湘军。咸丰十年赏兵部尚书衔，并任两江总督，下一年又奉旨督办苏、皖、浙、赣四省军务。同治三年（1864）七月收复南京，因功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毅勇侯。同治四年五月，奉旨北上围剿捻军；六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同治七年四月，补授武英殿大学士；八月，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办理天津教案，后回任两江总督。同治十一年二月，病逝于任上，赠太傅，谥文正。本书所收的家训，大多作于咸丰六年之后，也即曾国藩经常独自一人离家千里，故不得不以书信训诫其子女。

因为创建湘军并平定太平天国，又首倡洋务运动，曾国藩被称为中兴第一名臣，也被认为是“三不朽”的圣人。曾经编辑曾国藩家书、日记为《曾文正公嘉言钞》的梁启超就说：“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曾国藩在同时代士人之中则被称为“最钝拙”，又“终生在指逆之中”，何以成就其立德、立功、立言而震古烁今？梁启超指出：“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也就是说，曾国藩一生的成就，在于其有着“立志自拔于流俗”的精神，有着“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的精神，以及“不求近效，铢积寸累”的渐进，“植之以刚，贞之以恒”的固守，这种精神体现在湘军的崛起之中，也体现在其家训之中。

二

曾国藩生前曾经立志作一部“曾氏家训”，“凡家道之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然而因为戎马倥偬以及著书之难，未能完成心愿。后世所传的“曾国藩家训”则是取自其写与两个儿子的家书。其中也包含了曾国藩所总结的曾氏三代训诫：其祖父星冈公的“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八字诀，其父亲竹亭公的“少壮敬亲，暮年爱亲”专重“孝”字，以及他自己总结的“八本”“三致祥”与“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等等。他对于先世与自身家教经验的总结，也可谓成果丰沛了。故《清史稿》也称赞他“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

曾国藩在《世泽》一文中说：“士大夫之志趣学术，果有异于人者，则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所谓君子之泽也。就其最善者，约有三端，曰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也就是说，曾国藩认为修身齐家且传之后世的余泽，最为重要的就是诗书、礼让、稼穑，下面则结合这三者来谈谈曾国藩家训在思想内容上的特点。

先看“诗书”，读书、写字、作文是曾国藩家训的重点，他认为“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故而家训之中谈论读书方法的最多，比如“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从有恒二字痛下工夫。然须有情韵趣味，养得生机盎然”，将广博的浏览与专门的吟诵结合，抄写与仿作结合，强调的是坚持不懈，以及韵味、生机的涵养。关于写字，针对其子“写的字缺乏刚劲之气，这是你生来气质之中的短处”，故而强调要学欧、柳二体，且与“走路宜重，说话宜迟”等言行上的修养结合起来加以要求。作文，则提出“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也就是将字词训诂与文章修辞、考据与辞章两方面的工夫结合起来。还有曾国藩编撰《十八家诗钞》与《经史百家杂钞》二书，也就是为了“诗书传家”。

至于“礼让”，则可以从“孝友为家庭之祥瑞”等说法来看。曾国藩总是告诫其子，“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亲族之间要和睦、宽厚，邻里之间要客气、礼貌。还嘱咐“以谦、谨二字为主”，“力去傲、惰二弊”，不可与州、县往来，不可惊动官长，等等。至于女儿们则“不要重娘家而轻夫家”。这些都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礼让”之道的重视。

再说“稼穑”，曾国藩牢记祖父的话：“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农圃旧业”，故而在与其弟、其子的家书中经常强调种菜、种竹，“蔬菜茂盛之家，类多兴旺；晏起无蔬之家，类多衰弱”，还要家里专门请来老圃，一起开辟菜园。他还说“历观古来世家久长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纺绩、酒食二事”，“内而纺绩、做小菜，外而蔬菜养鱼、款待人客，夫人均须留心”，就是希望欧阳夫人带领着家中的子女，一起从事耕种与纺绩，从而习勤习劳，养成俭朴的家风。

“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这句话则可以概括曾国藩所讲的“世泽”之根本。曾氏家族的官运，在曾国藩死后约二十年的光绪十六年（1890），曾纪泽、曾国荃双双去世之后就基本断了，然而曾氏家族的后代却依旧名人辈出，当是因为他们继承了由曾国藩总结的、家族代代相传的耕读、诗礼的良好家风。

与曾国藩特别欣赏的颜之推《颜氏家训》、张英《聪训斋语》等中国历代著名家训相比，曾国藩的家训因为取材于通信，故而又有两个方法上的与众不同之处。

其一，目标与检查。无论读书或修身，曾国藩都希望其子能够成为“克家之子”，比如希望曾纪泽在读书上“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其最喜爱的《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等，熟读而深思且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进一步则要求“凡有所见所闻，随时禀知，余随时谕答，较之当面问答，更易长进也”。此后的每次通信，几乎都是曾纪泽在汇报读书的进度与心得，而曾国藩则总是先为其子读完什么书而“欣慰”，再指出进一步当如何研读，这就是将目标与检查结合的一个系列过程。再说曾国藩总觉得曾纪泽“容止甚轻”，不符合士大夫的典范，故而经常在家书之中提及“厚重”二字，有段时间甚至每次都要问“说话迟钝、行路厚重否”，并要他“时时省记”。还有，曾国藩曾要求女儿、媳妇勤于纺绩，“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以也常在家书之中附带着问：“儿妇诸女，果每日纺绩有常课否？”可见其检查之严密。

其二，表扬与表率。曾国藩要求孩子将平时所写的字、所作的诗文等与问安的家书一同寄来，仔细批阅之外还特别注重表扬，从而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比如曾纪泽寄来了草书的习作，不但他自己有表扬，还将之出示给李鸿章、李元度、许仙屏等人传看，于是就有了“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动合自然等语”，这些都写在回信里。再如曾纪泽完成了《说文分韵解字凡例》一文，他自己先表示“喜尔今年甚有长进”，再请大学者莫友芝“指示错处”。这样的表扬，比起泛泛说几句，或是金钱与物质奖励，更能够激励孩子。曾国藩处处给孩子、家人作表率，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他在指导儿子读书、写字、作文之时，经常谈及自己的学习历程以及近期状况，以身作则。他要求儿子读书“有恒”，则细数自己《史记》《韩文》《韩诗》《杜诗》《古文辞类纂》等书的圈批“首尾完毕”，还说“近年在军中阅书，稍觉有恒”，当然也说到自己读某些书的“有始无终”且深以为憾，这反而让其子觉得这个“榜样”更为真诚。还有与曾纪鸿说到写字不可“求效太捷也”，就说起自己学习《麓山寺碑》“历八年之久，临摹已过千纸”；曾纪鸿的作文不佳，他便回顾自己“二十三四聪明始小开”，直到“三十一二岁聪明始大开”的历程，也许小儿子像自己而“聪明晚开”，以作鼓励。

此外，曾国藩对于自己的孩子始终充满信心，这一点也值得一说。比如一直在说曾纪鸿处境太顺，故难期长进，然而依旧多有肯定，“惟其眉宇大有清气，志趣亦不庸鄙，将来或终有成就”；至于曾纪泽则不只是肯定其善于读书，以及作诗、写字方面的成就，还经常称赞其“天质聪颖”与“淡于荣利”。曾国藩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给予美名而奖掖以成之，在培养自己的子女上也是如此，方才造就了著名的外交家曾纪泽、著名的数学家曾纪鸿，并且泽及于后世。

三

最早的曾国藩家训版本，当为光绪五年（1879）湖南传忠书局刊行的二卷本《曾文正公家训》，共收入曾国藩与曾纪泽、曾纪鸿的家书一百十六则。岳麓书社2015年版的“最全本”《曾国藩家书》共收入其家书约一千五百则，其中写给曾纪泽、曾纪鸿的约有二百二十多则。也就是说，现存的曾国藩写给两个儿子的家书，还有一百多则未被收入《曾文正公家训》中。《曾文正公家训》以及此后流传的《曾国藩家训》之类的书，都是仅仅精选了存世的曾国藩写给其子家书的一半略多。其中的原因在于，未被收入的家书大多谈论的是琐碎的日常事务，比如咸丰二年八、九月，曾国藩接到其母的讣告，由江西回湖南奔丧之时，写信给留在京城的曾纪泽交代善后事宜。这些家书往往与家教关系不大，故未曾被收入各个版本的《曾国藩家训》之中。

为了避免遗珠之憾，笔者在本书编撰过程中，又通读了未曾收入传忠书局本《曾文正公家训》的那些家书，遴选出十多则写给曾纪泽、曾纪鸿的家书补入本书。传忠书局本还附录了写给欧阳夫人的家书二则，写给族叔曾丹阁的家书一则，本书同样作为附录收入。曾国藩另有写给侄儿曾纪瑞、曾纪寿的家书各一则，正好可以与写给其子的部分相互参看，故本书也收入附录。综上所述，本书正文收入家训一百三十四则，附录五则，共计一百三十九则。

本书的选编，以传忠书局本《曾文正公家训》为底本，以岳麓书社2015年版“最全本”《曾国藩家书》为校本，并参考了王澧华与向志柱注释的岳麓书社1999年版《曾国藩家训》等相关著作。本书正文的各则家训，依旧以写作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

下面对于本书所做的工作及其特点，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第一，校对。重新校对了原文，订正了底本或校本的文字讹误以及标点错误。为了阅读方便，调整了部分分段，且译文的分段与原文一致。

第二，标题。在“谕纪泽”“谕纪鸿”或“谕纪泽纪鸿”之类原标题之后，又在括号之中标注该则家训的主旨，而主旨的概括则主要是根据每则家训的家教价值，至于介绍军情、政情等信息则一般从略。

第三，“今译”。将文言的原文翻译成白话文，除了部分在“注”中已经解释过的引文、典故不再重复翻译之外，都进行了紧扣原文的翻译：译文的字句在原文中都能找到依据，而原文的意思则在译文中都能得到落实。当然这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其中也对词句次序作了适当调整，以求符合现代人的语言习惯；也有少数有助于理解原意的补充信息，一般用括号标示。另外“字谕纪鸿儿”“涤生手谕”等语则不作翻译。

第四，“简注”。因为另有“译”，故本书的注释较为简明扼要，主要针对生僻的字词标了汉语拼音，并作了解释。文中涉及的人名、地名、书名以及引用的古书原文、典故、术语等作了简要的介绍。其中人物的生卒年不作标注，因为与理解原文关系不大，然而对该人物与曾国藩及其家族的关系则会有所说明。送信的兵勇、仆人等不作注。人物第一次出现时详注，再次出现则简注或不注，或在导读、今译之中有所说明。常见的地名则不作注，或在导读与今译时顺带说明。

第五，“实践要点”。不方便在“注”或“译”中加以讲解的，诸如本则家训所包含的要点的概括，所隐含的道理在实践上的古今异同，以及在认识上的误区等，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本书还配有曾国藩家族故居以及家训手迹等插图，皆由曾国藩研究会提供，在此特表谢忱！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曾应邀在岳麓书社出版《曾国藩家训》的译注本，与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岳麓版对家训进行了分类。本书则不作分类，按照传忠书局本原编分年排序，可以说是保存了原汁原味。另外本书增设了“实践要点”，对于如何理解与运用其家训，作了详细的指引，更方便现代读者的使用。

因为学力之限，加之对于曾国藩家训的解读也尚待进一步精深，故而本书一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恳请诸位批评指正！

张天杰
2018年6月1日于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