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给定资料
1．前些年，小张辞去了城里的工作，回家乡的镇上当了一名快递员，下面是他讲的“三农”新故事：
前些年，快递公司刚进这个镇时，全镇每天收发的包裹只有几十个。到村里送快递，碰到下雨天，三轮车陷入泥里，经常要下来推车，送完快递回来，鞋子上总会沾上半斤烂泥巴。那时挺后悔把城里的工作辞了，感觉很失落。
这几年大家的生活水平上去了，网购的人越来越多，我的业务也好了起来。特别是前年，镇上的快递公司联合农林服务中心、电商协会给大伙上起了包装技术培训课，现在咱这里的瓜果蔬菜都用上了真空包装、低温保鲜技术，快递公司也更乐意接这种订单。有了销路，家里种的就不愁卖了。
比如说吧，咱这里的枇杷很有名。以前，乡亲们摘回枇杷后，要乘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几十公里外的城里火车站广场叫卖。那时，品质优良的枇杷也卖不上好价钱，有时连本钱都挣不回来。如今，镇里的枇杷大部分是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的。每到枇杷采摘季，镇里的文化广场就会成为快递员的临时收揽点，乡亲们排着队邮寄，场面好不热闹。
现在咱镇里的电商差不多有500多户了。去年镇里投资建了个农产品电子商务产业园，把大家拧在一块闯市场，今年镇上的生意就更好了。加上上个月新开的那家快递公司，我们镇里已经有了4家快递公司。
如今大家腰包里有了钱，心气足了。我同事杨大哥这几年靠送快递，摘了帽，主动要求退出了低保。大伙对生活也讲究了起来，希望村子漂亮些、路能好走些，闲时有地儿跳跳舞、下下棋。这不，政府投了很多钱搞建设，镇里几个大的村子，都通上了柏油路，路边插上了太阳能路灯。现在我们送快递方便多了。镇边上，搞旅游的那个村子，街两旁不仅修了排水沟、统一摆上了垃圾箱，还把老百姓的房子都整了整，青瓦白墙的，远远看，像画里似的。
最近从城里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要么像咱一样，做做快递，或者在镇里的企业打打工；要么回家接班，种点养点啥，通过快递卖出去，不比打工挣得少，还图个自在。原来乡下的钱往城里跑，现在城里的钱开始喜欢往村子里跑。城里人来我们这投资的越来越多，要么开工厂、搞农产品加工，要么办民宿、搞乡村旅游。
和刚回来那会儿比，我现在心里踏实多了。上个月和爱人商量，打算承包村西头一块撂荒的地，再把周边几家的田一起租过来，像村里老李他们一样，也办个家庭农场。我想只要好好干，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2．小赵是省派驻村干部，2015年远赴大山深处的池口村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下面是他讲的“脱贫攻坚”故事：
我从省城出发，颠簸了10多个小时，才到了池口村。跳下车，映入眼帘的是光秃秃的石甸山。村支书老韩招呼我在村口吃了一碗石甸花椒酱面。虽然花椒麻得嘴好久没有感觉，但是花椒酱独特的鲜香口感让我赞不绝口。老韩在旁边笑着说：“石甸花椒酱可是咱这里的宝贝。”吃完饭，放下行李，老韩陪着我到村里走了走。刚开始我还挺乐观的，看上去这村子不穷啊，但是越往村里走，我的心就越凉。村民老左家的房子没有门，房间里没有家具、家电，屋子的一角堆着一堆杂粮，炕上的被子已经看不出颜色。老左告诉我：池口村地薄、种粮食收成低，只够糊口。除了种地，自己也不知道还能干些啥。现在家里穷，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像他这样的人家，村里还有好几户。
回村部的路上，老韩指着周边的大山说：“我们是守着金娃娃挨穷呀！你看，石甸山上1000多亩地，已经荒了十几年了，如果能把这地开发好，起码吃饭就不用愁了。”接下来一个多月，我挨家挨户到农户家走访，一直在想，贫困地区缺什么？种植、养殖技术老百姓都会，但是“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怎么能卖出去”，这些问题不解决，村子就难以摆脱贫困。问题找到了，怎么破题呢？我想到了石甸花椒酱。这十里八村的家家户户都喜欢用花椒制作花椒酱，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它。既然本地这么多人吃，是不是能产业化，做成一个产品呢？同时，制作花椒酱对花椒的需求量特别大，也能带动花椒种植。2015年当年，我几乎走遍了省内的大型超市、批发市场，发现和目前市场上的花椒酱不同，我们石甸花椒酱麻辣鲜香、口感独特，不仅在本地有市场，还有可能借助电商扶贫政策卖到全国去。
有了想法，还要有办法。听说要开发石甸花椒酱，不仅是村民，许多村干部也都不相信。老韩说：“万一卖不出去怎么办？咱们可赔不起啊！”为此，我带着村干部不但到周边县区了解情况，还专程到省食品研究院咨询石甸花椒酱产业化的可行性，请教生产加工、质量检验以及食品安全等问题，排除了花椒酱存在有害成分和菌群超标的可能性。这次调研，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老韩说：“小赵书记，咱们村干部都认定你了，今后我们跟着你好好干！”2016年10月，当地第一家村集体企业池口农副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挂牌，村民可以技术入股或半成品入股。我代表公司与省食品研究院、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开发、推广石甸花椒酱。2017年初，第一批石甸花椒酱上市后，短短几天就销售一空，村民们都乐坏了。仅靠石甸花椒酱一项，去年村集体就实现了66万元的收入。
我始终没有忘记老韩说的石甸山，没事就上去转悠，考虑到底该怎么开发。2015年外出做市场调研时，我看到梅花椒价格非常高，就帮着村里申请到“惠农贷款”，买了1000棵树苗，种到山上。现在，石甸山已经种植梅花椒500多亩，成为池口村的“绿色银行”。现如今，我不管到谁家，都留我吃饭，谁家杀鸡或者杀羊，都会想着我。老韩风趣地说：“小赵书记，你现在是我们这的‘狗不叫干部’，乡亲们的狗见了你不但不叫，还直摇尾巴哩。”
3．小吴是北方某地宁堡村大学生村官。下面是她讲的“成长”故事：
2016年，我被组织选派到宁堡村担任村主任助理。那时我觉得自己是大学生，肯定比农民强。村干部和村民们对我都很客气，但就是不分配活儿给我。那时我最大的活儿就是“看家”，大家出去办事，让我守在村部。我也不愿闲着，为了证明自己，一开会我就抢着发言，但不管我说得多么激情澎湃，大家一点反应也没有。第一次下田干活，我就把鞋陷进了泥里，旁边有人说：“这大学生下地还得跟个提鞋的。”
刚到村里，我看很多事不顺眼，总觉得自己在理，大家做事应该按照我的想法来。村里核发水田地补偿款，要量土地，村支书认为我是外村人，能一碗水端平，就让我负责这事。有几个人找我说情，想要皮尺松一点，好多得点补偿。我一点不让，把尺绳拽得紧紧的。结果一位村民当场质问我：“你个外来人，想干啥？”
第一年年终评议会上，有4人给我投了不合格票。我的委屈突然爆发，回到屋里就哭了，觉得自己表现挺优秀，关键是我也一直想要给村里干事，怎么还受这气？当时，村支书跟我讲了一番话，对我触动很大：“你坚持原则是对的，关键在怎么做。有理还不够，在村里得想办法跟老百姓把理说通。要把理说通，首先你得和大家干在一起。”他建议我，每天到老乡家干农活，一次两个小时。
从那以后，我开始努力学说土方言，走水田地、学农活。每天“服役”两个小时，每次换一家。手掌上的血泡起了破，破了又起，汗水渍透了衣服。我慢慢感受到了农民的不易，也理解了“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激情”的含义。一段时间下来，和大家熟络了，村民们从自家娃娃读啥学校、看病到哪个医院、添置家电买啥牌子，到调解邻里矛盾都愿意找我帮忙。村里一户人家因为不满征地补偿，不断上访。那段时间，我不时到他们家串门、唠家常，见他们家生活困难，就帮着申办救济，这户人家深受感动，后来再也没有去闹了。我还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成功创建本村优质杂粮品牌并打入南方市场，为大家闯出了一条增收致富的新路。去年，我被市里评为优秀大学生村官。
现在，村里人对我的称呼，也渐渐从“那个大学生”变成了“小吴”。“小吴来了啊！”“小吴吃了吗？”上了年纪的，则直接叫我“小吴闺女”。我之前不太把这些话放在心上，体会到这些关心来之不易后，每次听到心里都暖暖的。
4．为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某地市委宣传部组织文艺工作者到基层采风，体验生活。在活动结束的座谈会上，大家交流了参加此次采风活动的心得体会。以下是部分与会人员的发言记录：
甲：我创作历史剧的目的是，用艺术的手法对历史进行重新包装，通过故事唤起人们认识历史的兴趣。可是，有些作品为迎合当下的“娱乐精神”，将现代元素掺杂进历史，剥离具体的历史语境肆意发挥。虽然，让观众看着新鲜稀奇、招人眼目，收到了娱乐效果，但是，这种混淆现实与历史的做法，牵强附会、哗众取宠，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我正在创作一部反映改革开放40周年的作品。如何真实反映时代，塑造时代典型，通过人物命运变迁折射出整个时代的图景，是我常思考的问题。所有的人都是时代里的人，都有他的时代性，而追究时代性，就不能没有历史感，正是因为历史才造就了时代。岁月能滋养人的心性与才华。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到了这个年龄，有了一定的能力，有责任创作出富有新时代气息的作品来。
乙：我是乡村出来的80后。我的文字大多从儿童、女性视角入手，展现基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普通人家的人生故事。我自己曾以一个乡村媳妇的身份在认真地生活，和乡村里那些小媳妇一样流汗流泪、上山下田、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后来我进了城，但幼小多病的儿子只能暂时寄养在婆婆家里，成为“留守儿童”。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注意“留守儿童”，每当看到他们胆怯而忧郁的目光，我心里就有一种疼痛在撕扯。从此，我有空就往附近村庄跑，了解情况，搜寻故事，捕捉细节。我的写作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认为，创作不仅要表达自己，还要善于书写他人。如果我们的创作只停留在私人性的经验上，仅仅满足于自我倾诉的需要，那么作品就难以回应时代的提问，体现老百姓的真情实感。
丙：我写网络小说快十年了，在网上发表了不少作品。我们这一代人，在互联网的影响中建立和重构自己的精神世界。创作时我总是喜欢把自己投射到一个具体的情景中，在一个自我编织的虚幻氛围里，想象故事的情节然后记录下来，写成文字。有时需要写一些自己不熟悉的背景情节，只要坐在家里，上网搜索素材，我就能继续写。
这几年，我在网上写连载赚到了钱，但是没有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感到现在的创作动力也没有从前那么强烈了。认真想来，手机、网络这些现代技术方便了创作，加上经济刺激，造就了我的“高产”。但是技术和金钱，在更深的层面上给创作造成了某种“遮蔽”，让我感受不到阳光的温度，忘记了创作的初心。
丁：我的新作是脱贫致富的故事。上个月，我走进大山深处的一处村落，才感到生活的落差太大了。城市经济发达、生活便利，很难想象为了供一个孩子上学，偏远地区的贫穷家庭要经历什么样的苦难。我感到，只有继续深入下去，进一步了解农村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对政策在基层执行有更多角度的观察，才能明白国家精准扶贫是多么伟大而艰巨的任务。现在我要把以前想象的人物情节全部推翻，重新创作。
这次采风让我感到，多走多看多聊实在太有用处了。“行走”要成为我们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常态，既要行走在书本中，更要行走在现实生活里，依靠“行走”才有可能打破乡间田野和城市高楼之间的隔阂。
……
主持人：我们组织这次采风活动，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地深入基层，到老百姓中间去走一走，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来反映我们所处的这个新时代。今天大家的发言都很精彩，也谈到了当前文艺创作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特别是，丙使用的“遮蔽”这个词很形象。如果不能打破这种种“遮蔽”，就拿不出有分量的作品。创作的力量只可能来自于我们脚下的大地和身边的人民，我们只有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才能创作出那些有时代精神、有思想深度、有生活温度的故事。
5．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关注现实，关注生命，关注生命层次的提升，将“为国利民”作为至善的人生追求。
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在他3岁时，母亲蔡素屏不幸被捕就义。第二年，父亲彭湃在上海被捕，慷慨赴死。年仅4岁的彭士禄成为孤儿，过起了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逃亡生活。1962年，这位历尽苦难长大的孩子，开始主持我国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他手里仅有的参考资料是，从报纸上翻拍的两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和一个儿童核潜艇模型玩具。1967年起，他在大西南深山组织建造潜艇核动力陆上模式堆。那些日子里，他吃住在阴暗潮湿、毒蛇蚊虫肆虐的工地上，靠着原始的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验证了核潜艇数不清的数据。1974年8月，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正式服役。从投身核潜艇研制到项目解密，隐姓埋名近30年，彭士禄始终忘不了周总理嘱咐他的话：小彭，记住，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到哪里，你都要记住你姓彭，是彭湃的儿子！
苏和被誉为“沙漠愚公”。2004年，曾任阿拉善盟政协主席的苏和，回到老家额济纳旗，在大漠中的黑城遗址旁植树造林，那一年他57岁。黑城遗址是一座有着近千年历史的西夏古城，沙化严重。苏和回忆说，小时候听长辈们讲，这附近林草茂密，胡杨、红柳密得骆驼进去都找不见，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生态日趋恶化，大片植被枯死，风沙天气越来越多，额济纳旗甚至成了沙尘暴的策源地。他说：“周围风刮过来的沙子堆得和城墙一样高，眼看黑城快要被埋掉了。我当时有个想法，黑城不能在我们这辈人手上消失。”10年间，他种植的梭木林一点点扩大，达到了3000亩。最初在房后种植的两棵胡杨也长成了大树，老人被太阳和风沙磨砺过的坚毅的脸上刻满皱纹，满是伤痕的大手上，老茧褪了一层又一层。
从河南南阳市镇平县城出发，一路向北，经高丘镇，沿山路盘旋而上，攀至海拔1600多米的山顶，再顺山路蜿蜒而下，下到海拔600多米的谷底，才能到达张玉滚任教的黑虎庙小学。这所学校被层层大山包围，村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上八里、下八里；羊肠道、悬崖多；还有一个尖顶山。从学校走到镇上，需要10多个小时。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当年21岁的小伙张玉滚来到这里当小学教师，一直坚持到现在。张玉滚之所以选择留下来，是因为前任校长吴龙奇的一句话：“玉滚，泥巴砖头垒个灶台，顶多能用个十年八载。咱们教学生认的每个字，他能用一辈子。你要不来，这个班就开不了课，孩子们就得上山放羊去。”17年间，张玉滚教过500多名孩子，村里出的大学生从1名增加到了16名。
阎肃是我国著名的艺术家，作品影响了几代人。他曾经感慨说：“我没有决定过自己一生的道路，或者说去想我这一生必须要怎么样。跟着时代的大潮往前走，尽到我所有的力量，做好我要做的事情。不要去挑生活，让生活来挑你。时代也好、组织也好、环境也好，需要你做什么事，努力把它做好，对你自己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别人也会觉得快乐。我的一生作品不少，只要能在老百姓的心里留下一点记号，那我此生无憾。我对我的子女也是这样的要求，不去安排自己的人生道路，听时代的招呼，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对得起这个时代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