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大道》——农民代言人的农村故事
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又是实现三大改造的物质基础;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又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金光大道》写的就是“三大改造”之一的农业改造。书中描绘了冀东一个名叫芳草地的普通村庄,在高大泉的带领下,与错误路线斗争,坚持走“金光大道”的故事。浩然说:想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写一部“史”,给农村立一部“传”,想通过它告诉后人,几千年来如同散沙一般个体单干的中国农民,是怎样在短短的几年间就“组织起来”,变成集体劳动者的。有学者也认为浩然的作品“是很形象的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图画”,“具有史料性和艺术性两方面的价值”。浩然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是:“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偏爱这部《金光大道》。”浩然以“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忠实代言人”为誓言,在冀东和北京郊区农村做了50年艰辛的生活积蓄和艺术耕耘,成就自然是被世人公认的。
这个16岁入党,只上过三年小学,32岁写出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农民子弟,创造了中国文坛的“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浩然语)。在梁晓声看来,浩然在“文革”期间创作的包括《西沙儿女》在内的作品,的确与政治靠得很近,“但在那个时期,完全由不得他,他也是被时代所裹挟,这一点我能理解他。”梁晓声认为,当年被时代高高抛起的浩然,仍然保持着作为作家的良知,他并没有像有些得势人那样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来,这是难能可贵的。
《金光大道》书影
浩然曾写道:“1976年的春寒时节……忽然间,有那么一个冷风呼啸的深夜,我凄凉地感到自己的艺术生命的旺盛期过去了。当时正在壮年的我,终日里把大半精力消耗在忧国、忧民、忧己的苦闷与自危、自卫上面,把主要的时间支付给政治活动、迎送外宾的奔忙上面,这哪里还像个作家呢?这怎么能够让自己心神宁静下来写作,又怎么能够写出使自己和读者满意的作品呢?……我深为前途茫茫,而灰心丧气。”
1987年《苍生》出版。他以苦熬死受的田成业一家为主线,展现出新时期农村的众生相。在艺术上,更注意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语言依然保持朴实、生活化的优点。《苍生》的问世,表明浩然摆脱了思想上的束缚,向着更新的目标迈进。
钱锺书曾提到在“干校”生活中最苦恼的事是“没有书读”。然而,文化存在于人们心中,尽管有着严格的禁锢,民间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阅读到经典图书。作家张抗抗回忆,那时候“偷书”和“传书”是很正常的事情,总有办法能寻到一些书,如《高老头》等。当时知青们之间谁有了书都会互相传看,很多书都散页了,要用手工缝上继续传,“我记得《浮士德》就是在小兴安岭插队时看完的。”张抗抗说。
这一时期,一些实用型图书发行量较大,医药类图书和技术书籍尤其受人们欢迎。1968年开始,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农村缺医少药是普遍情况。通过各种医药入门书籍,可以解决不少小疾患。所以,那个时候,《农村医疗手册》《快速针刺疗法》《赤脚医生教材》等都是百万册的发行量。此外,以无线电为代表的技术书籍《晶体管收音机》《电工修理手册》等也反映出人们学实用技术的心态。
1972年,毛泽东多次批评文艺作品太少,希望繁荣文艺创作。从这时起一些文艺书籍出版稍有恢复,鲁迅作品集单行本24本到1973年底全部出齐,《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古典作品也相继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