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关于此时的任职，黄易《郑季宣碑》碑侧题字自称“卫河通判”。孔继涑本年八月十三日《致黄易》亦云：“并悉升任卫河通守，仍留节署辅理一切。”《小蓬莱阁同人尺牍》第二册。知其时黄易虽升卫河通判，仍在河道总督幕中。然据潘庭筠《山东兖州府运河同知钱唐黄君墓志铭》（魏谦升抄本），黄易上年升东平州州判后，由卫粮通判调张秋捕河通判，又权开封府下南河同知。《墓志铭》装裱于黄易《山水卷》拖尾，浙江省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一册，页603。

(2) 《山东兖州府运河同知钱唐黄君墓志铭》，页603。

(3) 参见汪孔田《济宁是京杭大运河的河都——从元明清三代派驻济宁司运机构看济宁的历史地位》，《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4期，页5—10。运河道署衙门为总河属下的治运分理机构，乾隆元年（1736）加兵备道衔，故又称山东通省运河兵备道。运河同知衙门为运河道副署，又称运河厅，以同知、通判司其职。山东运河道所辖同知衙门，除运河厅外，还有泇河厅、捕河厅、上河厅、下河厅、泉河厅等。运河厅、泉河厅均开府济宁州。

(4) 黄易《敦煌长史武斑碑跋》，《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第三册，国家图书馆藏黄易手书版，页5b——6a。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嘉庆五年（1800）刻本的版本，详见后文。跋文亦收入王昶《湖海文传》卷七十二，页1a。

(5) 故宫博物院藏，收入秦明等编《故宫藏黄易尺牍研究·手迹》，页78—83。

(6) 见《清高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数字资源。

(7) 黄易六七月间曾在毕沅中州节署见到故友徐坚，并与孙星衍、洪亮吉等人相识。黄易旧藏《朱龟碑》拓本徐坚题识云：“小松黄九，予之石交也，自上谷分手，忽忽十年，中间仅一通问，而无由见面，每怅念之。兹来大梁，始获把晤。”《成阳灵台碑》徐坚题识云：“丙午（1786）夏六月，识于大梁节署。”黄易旧藏《石经残字》拓本洪亮吉题识云：“乾隆丙午（1786）七月朔，阳湖洪亮吉为小松主人题汉石经一百二十七字拓本后，时在河南使院嵩阳吟馆。”

(8) 黄易《敦煌太守武斑碑跋》，页1a。

(9) 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九《汉武氏石室画像》，《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2册，页8914。需要说明的是，在文献中，画像与画象、拓碑与搨碑，用法两见，本书全部统一为画像与拓碑。

(10) 洪适《隶释》卷十六《武梁祠堂画像 赵作武氏石室画像》，《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9册，页6918—6919；《隶续》卷六“碑图下”，《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0册，页7125—7132。

(11) 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武梁祠画像”条，《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1册，页629。《唐拓武梁祠画像刻石》原为江春所藏，时转赠汪楍。1791年正月，汪楍去世四年之后，其弟汪大宗遵其遗嘱将这套拓本赠予黄易。

(12) 黄易《修武氏祠堂记略》，收入王昶《金石萃编》卷二十，《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册，页363—364。

(13) 黄易《致何元锡》，上海图书馆藏。

(14) 黄易《修武氏祠堂记略》，页363—364。

(15) 周亮工《赖古堂集》卷三十《致倪师留》，页786—787。《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十月二十一日。

(16) 这套图册著录于端方《壬寅消夏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089册，页212—214。

(17) 诸人题诗见《壬寅消夏录》。赵怀玉接受委托之后，将此画置之行笈竟至年余，至1794年三月因王昶水程南归，始猛然省忆。赵怀玉《致黄易》，《黄小松友朋书札》第十二册。诗亦收入《亦有生斋集》诗卷十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19册，页223。

(18) 参见曾蓝莹《媒介与信息：武氏祠的再发现与清代的文化生产》，收入秦明主编《黄易与金石学论集》，页259。

(19) 黄易《修武氏祠堂记略》，页363—364。不过，在钱泳1792年六月的题刻中，提到“董是役者，洪洞南正炎，兴工成事者济宁李锺沛、李东琪也”，李锺沛为黄易亲家，黄易长女黄润嫁其子李大峻。钱氏题刻，济宁市博物馆藏。

(20) 孙星衍《孙渊如先生全集》济上停云集所收《正月十一日同黄小松司马易至嘉祥山中访武梁石室画像，小松作图纪游》其二小注云：“前年司马重葺武氏祠，立碑，题碑阴。”《续修四库全书》第1477册，页609。诗作于1796年正月，其后附录黄易和章《次韵赠渊如观察》。

(21) 王昶《金石萃编》卷二十一《武氏左石室画像题字》则称李东琪发现了这些画像，页372。

(22) 参见《武氏祠画像题字 黄易监拓批校本》，收入《上海图书馆善本碑帖综录》卷一，页55—79。

(23) 《修武氏祠堂记略》，页363—364。

(24) 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卷十五《武梁祠画像》，《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0册，页7420。

(25) 《金石萃编》卷二十一《孔子见老子画像题字》，页385。王念孙《汉隶拾遗》所收《武梁石室画像三石》，《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2册，页604—605。黄易赠王念孙《武梁石室画像》三石拓本，亦见闵尔昌《王石臞先生年谱》，页26。

(26) 如洪适《隶释》指出此碑以“祝诵”为“祝融”，而介于伏羲、神农之间，所采三皇之说，来自《白虎通》，页6919。

(27)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续卷一《武梁石室画像》，《续修四库全书》第891册，页510。

(28) 《金石萃编》卷二十《武梁祠堂画像题字》，页370。此外，丁敬之子丁传也有校正异同、刊补洪氏未备的计划，见1792年八月二十四日《致黄易》，《小蓬莱阁同人尺牍》第四册。

(29) 《隶续》，页7132。

(30) 潘有为见到《郭巨石室像》，曾联想到明末清初陈洪绶的人物画，并说“近始悟从汉画脱稿”。但关于这一问题，潘氏没有进一步的探讨。潘有为《致黄易》，收入《黄小松友朋书札》第七册。

(31) 《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序。序文亦收入瞿中溶《奕载堂文集》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92册，页702—703。

(32)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巫鸿，他认为墓葬祠堂是个人和家族的纪念碑，武梁祠上的装饰，其功能与根深蒂固的灵魂信仰有关。参见《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页239—240。

(33) 潘有为《致黄易》，《黄小松友朋书札》第十三册。

(34) 翁方纲《致黄易》，故宫博物院藏。

(35)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郭允伯〈金石史〉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4册，页230。类似的看法，还见于王昶《金石萃编》序：“非独字画之工，使人临摹把玩而不厌也；迹其囊括包举，靡所不备，凡经史、小学暨于山经地志，丛书别集，皆当参稽会萃，核其异同，而审其详略，自非辁材末学能与于此；且其文亦多瓌伟怪丽，人世所罕见，前代选家所未备，是以博学君子咸贵重之。”页3。

(36) 魏长宝《顾炎武与乾嘉学派》，见《江汉论坛》2000年第3期，页52—54。《日知录》一书“庶几采山之铜”的说法，见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致人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2册，页670。

(37) 参见曾蓝莹《媒介与信息：武氏祠的再发现与清代的文化生产》，页257—274。

(38) 郑制锦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恩贡举人，就职盐大使，分两淮，历新兴、伍佑二场，总盐以卓异荐，迁直隶南宫知县，转清苑，后升真定知府，擢甘肃按察使，未行，就补直隶布政使，未几，署仓场总督，卒。参见《（同治）续纂江宁府志》卷十四之三《人物》，页22—23。

(39) 报捐意为纳捐若干，报请取得某种官职。黄易报捐，王宗敬《我暇编》为黄易所作传记称“由川运例捐从九品”，《续修四库全书》第1179册，页389。

(40) 何道生《双藤书屋诗集》卷十《至泲宁喜晤黄小松司马易》，《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1册，页54。

(41) 黄易《得碑十二图》，天津博物馆藏。

(42) 《金石萃编》序作于1805年，但此书应该有更早的版本，参见黄易《致赵魏》，收入《袁氏藏明清名人尺牍》，书法可议，内容可信。《金石萃编》收罗金石自三代至元，欲“使读者一展卷而宛见古物焉，至题跋见于金石诸书及文集所载，删其繁复，悉著于编。前贤所未及，始援据故籍，益以鄙见，各为按语”。页3—4。未收入此书的元以后金石，又有《金石萃编未刻稿》三卷。

(43) 见关西竞买2017年春拍。

(44)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45) 王宗敬《我暇编》所收《黄小松》云：“集宋以上碑帖过五千种。”页389。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三《黄秋盦传》则称其“所蓄金石甲于一时”，《续修四库全书》第1455册，页472。

(46) 黄易《嵩洛访碑图》“开母石阙”对题，故宫博物院藏。明清士人雅称州同知为司马、通判为别驾，故于黄易的称呼中，屡见小松司马与小松别驾。

(47) 白谦慎《黄易及其友人的知识遗产：对〈重塑中国往昔〉有关问题的反思》，《中国美术》2018年第2期，页80。

(48) 钱泳《致黄易》，《黄小松友朋书札》第七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