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起初，我只计划为所能搜集到的黄易友朋往来书札做一份考释，以方便研究金石学史与艺术史的学者利用，这些信札对于了解黄易与乾嘉时期其他金石学人的交往是极为难得的资料。《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一书差不多有四十万字，根据惯例，我需要在卷首写一篇文章，向读者介绍这些信札的特点及其意义。但在接近完成时，我才发现竟然拉拉杂杂写了七万余言。这是一个十分尴尬的字数。

我将初稿寄给北京三联书店的孙晓林女士，在等待她的阅读意见时，我也寄了一份给白谦慎教授。多年以来，我们之间养成了互相阅读未定稿并提出修改意见的习惯。白先生看完之后直言不讳地对我说，这篇长文可以写得更“松”些，它或许应该扩展为一本小书。当我将他的想法转告孙女士时，她的反应是“深获我心”。于是才有了眼前这本小书。一本书的“前言”最终独立成书，于我也是一桩意外事。

黄易（1744—1802）活跃于乾隆后期至嘉庆初年，是金石学史与艺术史上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他是当时最重要的金石收藏家之一，藏品收录于《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与《小蓬莱阁金石目》。嘉庆初年，他在嵩洛、泰山等地访碑，留下了描绘详尽的日记与访碑图卷。黄易也擅长书法、绘事与篆刻，隶书与山水画在当时负有盛名，篆刻更被后人与丁敬（1695—1765）、蒋仁（1743—1795）、奚冈（1746—1803）合称“西泠四家”，是浙派的先驱。

讨论黄易与乾嘉金石学，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本书所关心的不仅是黄易的金石学成就，还希望通过这一个案，理解此一时期金石学的社会生态环境，高官、学者、地方官员、山长、幕僚、布衣，他们如何参与到这样的学术潮流中，并形成一个事实上的共同体？他们以什么作为纽带？他们如何合作？在这样的环境中，黄易有怎样的企图心，他如何成为拓本既博且精的收藏家，他如何动员，又如何将他的藏碑与访碑活动经典化，从而在这个共同体中完成自我形象的塑造？本书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结构性的解释，从研究的视角而言，或可作为乾嘉金石学的“外篇”来看待。

黄易与乾嘉金石学的研究，不仅有许多可以关注的面向，也有许多可以利用的材料。本书既是《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的直接产物，充分解读这些信札所提供的信息自然是作者的责任。尽管论学不是这些信札最核心的内容，但其中所涉及的各种琐碎事体，在经过考证与勾连之后，仍可构成关于黄易金石收藏活动较为完整的叙述，并进而帮助我们理解金石学在乾嘉年间的生存状态与部分特点。

1777年底，黄易报捐成功，将由直隶之任山东，在临别时给丰润县知县潘应椿（1759年举人）的信中，他深情地写道：“金石古欢，世有几人，能不神依左右耶？”所谓“古欢”，是说在金石拓片的摩挲与研玩中，他们获得无限的乐趣，而正是这种乐趣，将黄易与乾嘉金石学人以及那个伟大的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令人遗憾的是，过去在讨论乾嘉金石学与考证学时，人们对于政治——社会因素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而对于其间的乐趣，却关心甚少。

黄易的友朋书札，有相当部分是他有意识地编次留存的，国家图书馆庋藏的十三大册，黄易颇有深意地为之取名为“古欢”。本书拈此为题，应是再恰当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