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右二代”的“革命”经历

1957年我九岁，上小学三年级。那时正当反右运动高潮，学校的音乐老师教我们唱了一首歌：

右派右派，像个妖怪，当面说好，背面破坏。见到太阳，他说黑暗；幸福生活，他叫悲惨。社会主义对他不利，提起美国心里欢喜：这是什么？是坏东西！他要是不改，把他扔进垃圾箱里，把他扔——进——垃圾箱——里！

再就是整天喇叭里放的那首《社会主义好》，其中最有力的一句是：“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但过了几天，听说这位教音乐的廖老师自己也成了右派。我心里恍然大悟，难怪总觉得廖老师样子那么可怕，眼睛鼓得好大，唱歌总是恶声恶气的，大家都怕他。可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又过了几天，听说我们班的年轻的班主任、一位非常美丽和蔼的黄老师，也变成了右派。那一段她已经不上我们的语文课了，整天躲在她的小房间里以泪洗面，一些顽皮的男同学就趴在她的窗口看她，喊一句：“大右派！”就笑嘻嘻地跑掉了。我心里很是不忍。

我家住在新湖南报宿舍区。一到星期天，我就拿个苍蝇拍到处打苍蝇，完成学校布置的“灭四害”任务。打到办公大楼附近，就去看一阵子大字报。大字报太多了，看也看不完，我就看漫画。有一天看到一幅漫画，是一条盘起来的大毒蛇，旁边写了我母亲的名字。还有一幅漫画，题为《主帅的主帅》，画一干部模样的人在指挥一群喽啰，在他上面还有一位坐着高凳子的人在俯视着，写的是我父亲的名字，我吓了一大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匆匆忙忙跑回家，一进门就感觉气氛不对。父母亲房间的门关得紧紧的，里面隐约传出压低了的争吵声。有时来了客人，也是神神秘秘地闪进房间里，嘀嘀咕咕一阵子又轻轻地走了。我不敢问什么，只是涌上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恐慌。但马上又过去了，然后该玩还是照样玩。大人吵架，不关我们的事。

这已经是1958年春天，运动后期了。那时已经又在宣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了，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哪里吃饭哟不——要——钱？哪里老少哟笑呀——开颜？走遍了天下找不见，人民公社哟，吃饭就是那个不要钱，嘿！吃饭不要钱！

传说农村马上要公社化了，城市里也要办公社，我就非常羡慕农村，盼望我们也搞人民公社。在学校，我热心地投入了班级组织的宣传活动。我画的宣传画贴满了一走廊，有肥猪大如牛、稻子成大树等；还有示意图，表明到共产主义每人每天有多少鸡蛋、多少牛奶、多少水果、多少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等；还有钢铁、粮食、煤炭、棉花的增长图，塑料（当时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以前只知道叫“化学”）和橡胶的广泛用途。总之是一派热闹欢腾的气氛。学校的美术老师特别宠我，给我的任务也特别多，每天放学后都要搞到天黑。后来又是大炼钢铁，学校操场成了工地，大家用老糠、粗盐、黄泥加少量煤粉按某种比例和在一起做成“人造煤球”，说是用来炼钢的。天气还非常冷，我们的赤脚和手都冻得通红。老糠放多了，怎么用力也捏不拢，但放少了又会烧不着。有的同学就偷工减料，故意多放黄泥少放老糠，一个个做得圆溜溜的，看是蛮好看，也省力不少，但我很瞧不起这种做法。他们纯粹是为了好玩，我却是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马上就要到来了，应当为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当时我很关心报纸上登的“放卫星”的消息，如每天都有粮食亩产多少万斤的报道，我就讲给外婆听。外婆老家是农村的，怎么说她也不相信，说她知道一亩田有多大。我那时觉得年纪老了就是顽固不化，真是为她的不开窍而叹息。

到了1958年夏天，父母的右派已经定了案，我们兄弟姐妹就此成了铁定的“右派崽子”。不过，那时还不像后来的“文革”，这些情况并没有在学校同学中公开，就连老师也未必清楚。记得四年级有一次上语文课，新来的语文老师布置我们写一篇作文《我的妈妈》。我在课堂上红着脸举手，告知说“我的妈妈是右派”。老师愣了一下，说：“那你就写《我的爸爸》。”我几乎要哭出来了，说：“我爸爸也是右派。”全班同学一时间鸦雀无声。老师沉默良久，最后说：“那就写你的哥哥吧，有哥哥吗？”我点点头，坐下了。但语文老师还是很喜欢我。因为好多次老师在黑板上写出一个很难认的字或词来问大家，如“邋遢”，全班都只有我一个人回答得出来。还有一次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意思，大家都不举手，我举手答道：要做好一件事情，先要把工具准备好。老师大为惊异。我与班上的同学关系也很融洽，那个时候还没有像后来贯彻“阶级路线”那样形成“人吃人”的局面。我的弟弟、妹妹们可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了，他们上小学时正逢“文革”，在加入少先队（那一段叫“红小兵”）、佩戴红领巾等一系列事情上都受到歧视，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一年以后的1959年夏，我们全家大小九口人正式被扫地出门，从新湖南报社的社长单栋住宅搬到了河西岳麓山的湖南师院两间房间里，母亲下放衡山劳动改造，父亲被贬为一般职工。在此之前，保卫科的人来我家，把父亲放在壁柜里的一支长枪和一把手枪取走了。我从来不知道家里还有这种东西，这时竟然有一种自豪感。但面对空荡荡的、变得陌生了的房间和一地的玻璃碎片，又有些怅然若失。不过当我背着一包行李跟着大人过了河，走到以前只有在过队日才去过一回的岳麓山下时，心情是愉快的。我们的宿舍在半山腰，快到达时，大人们都走累了，曾在三棵巨大的松树下休息。我从没见过这么高、这么大的松树，仰头看得头都晕眩起来。去年我还特意去看过它们，却只剩下一株了，而且四十多年里似乎并没有长大一点，反而变矮小了，在周围新盖的楼房挤压下奄奄一息、濒临枯死。但那时它们是多么雄壮！从那里过一条溪，再上一个坡就是我们家了。我非常喜欢这个新家，虽然除了妈妈下放、姐姐在中学寄宿外，我们仍有三代七口人住在两间不到十平米的房子里，用的是公共的厕所和厨房，但周围可都是山啊！我们的学校就是师院附小，正好位于岳麓书院里面，当时颓败得连围墙都倒塌了。竖立着朱熹老先生所题“忠孝廉节”四个大字的石碑的大殿，是我们下雨天上体育课和打闹的地方，校内和校外根本没有界线。那真是一种精神的解放！我们一下了课就在山上疯跑，到山涧里去捉小虾和螃蟹，捉到就放嘴里生吃了。那时粮食定量开始一减再减，我外婆减到只剩下一个月16斤大米，最后竟然只有9斤，而我们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外婆拖着患水肿病的身子，每天带着我们一群孩子上山捡柴、挖蕨根、采野菜、找野果子和蘑菇，使我们获得了不少山上的知识。但外婆终于没有能够熬过1961年的冬天，她死之前一个星期还在山上劳作。有一段时间学校讲“劳逸结合”，每天只上半天学。又有一阵子搞“大种大养”“瓜菜代”，星期六的劳动课就是上山挖菜土。大家饿得路都走不动，哪里还挖得了什么土？那锄头觉得重如千斤，大家只是拄着工具谈吃的。那时我心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有一天吃饭可以不限量，尽肚子吃——那就是共产主义了。所以后来我可以看不起任何人，就是不敢看不起农民；可以倒掉吃剩下的鱼肉，就是不敢倒掉米饭。父亲在家门口开了一小块生荒土种菜，没有肥料，只有一点煤灰和尿。长出的南瓜叶子很茂盛，却从不结南瓜。红薯也是只长叶子不长根。只有冬苋莱和蕹菜长得好。父亲虽然出身于农家，不过从小全家供他读书，并没有做过多少农活，但农民观念是有的。记得第一次和姐姐去十里外的后阜河码头挑煤，父亲为我准备一副扁担、畚箕，说这是对我的一次“锻炼”。姐姐挑60斤，我只挑30斤。那是我11岁的肩膀第一次压上担子，样子肯定难看极了。后半段路是数着电线杆子过来的，每根电线杆歇一气，肩膀都磨破了皮。从此以后，“锻炼”两个字就深深地印在了我脑海里。

那时班上几个成绩好的同学几乎都是右派子女，大概因为师范学院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右派在这里不足为奇，子女就更无所谓了，我们都很受老师器重，也很认真地当着班干部。当然，这些同学数年以后也一个个都下了农村。1962年，母亲摘了右派“帽子”，回报社工作，家也就搬回了报社，分了两间宿舍，我进了长沙市三中念初中。初中三年我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每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除了成绩优秀外，主要是“思想进步”。那几年全国都在宣传“支援农业”，学校也很强调劳动观念，我们每学期都要去周边的工厂和农村搞劳动，有一次还步行到60里外的洞井公社“支农”一个星期，帮农民干活。我的劳动表现是无可挑剔的，回来后所写的作文也被当作范文在班上宣读。初二的时候，开始宣传邢燕子、董加耕扎根农村的优秀事迹，我真的很佩服他们。当时我哥哥已从零陵师范毕业，由于家庭的政治问题没有分配工作，在长沙做临时工，后来报名去了洞庭湖的千山红农场。他临走前和我谈了他的理想，他要像高尔基那样读社会这本大书，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我非常激动，认为他一定能够成功。他从湖区给我寄来的信也更使我相信这一点，我觉得他写得好极了——他现在就是一名伟大的作家了，只是还没有写完、成书而已。有时他从湖区回来，就滔滔不绝地和我谈他所经历的有趣的事情，我看着他由于充足的粮食而长胖了的脸、由于强烈的阳光而晒黑了的皮肤和由于高强度的劳动而壮实了的体魄，心中无限地羡慕，觉得农村比城市有味得多，我将来如果要去农村，就去千山红——这是一个充满诗意和诱惑的名字！所以初三时学校动员我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即准备升不了学就下农村，我是班上第一个表态的，态度最坚定。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全国有80%的人口都是农民，我们家祖辈也是农民，对于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一点儿也没觉得不平衡。当然，按照我小时候的理想，我是想过要当科学家的，但那个时候到处都在狠批“成名成家”的思想，那种想法也就变得很遥远而模糊了。何况我由于家庭问题本来就有一种“原罪”感，觉得自己应当到农村去进行一番切实的“思想改造”，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1964年中考，按照成绩本来升高中是一点儿问题也没有的，我父亲担心的是能否考取长沙最好的一中。志愿是他帮我填的：第一志愿一中，第二志愿三中，为此还与三中的班主任王老师有过争执。可是到了要发榜的前夕，政策突然变了，凡是家庭有政治问题的一律不予升学。于是全部考试成绩作废，“阶级路线”贯彻到底，我和一大批成绩拔尖的同学失去了升学的机会。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次是由于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导致我们失学的，而这条“左”的路线还只限于湖南，其他省份并没有如此实行。不过我当时并没有丝毫沮丧，而是顿时升起了一股年轻人的蓬勃之气，几乎可说是跃跃欲试，决心实践自己的“第二种准备”，并第一批递上了下农村的志愿书。对于那些没有考上高中又不愿意下农村，宁可进一个街道工厂干一点敲敲打打的工作的同学，我真的有些看不起。王老师特意来我家看望我和我的父母，连连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还流了泪，也有表示歉意的意思。

我虽然有些感动，但也觉得大可不必，一切不是都“准备”好了的吗？有点遗憾的是，我本来想去的地方是千山红，但那一年全市的下放地点是江永县，不过听说江永也是一个好地方，我就积极报了名。只有我母亲还想不通，把户口本偷偷藏了起来，但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在我的说服下交出来了。父亲则帮我打点行装，找出外婆留下的一口破皮箱，自己动手修理了一番，放进几件平时穿的烂衣服，说到了那里以后再给我寄东西。我自己则带上几本课本，《几何》《代数》《俄语》《物理》《语文》就不带了，带上一本《辩证唯物主义》、一个日记本，准备像哥哥一样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就这样，1964年9月，我和三千多名主动报名的长沙知识青年（绝大部分是应届的初、高中毕业生）一起下放到了千里之外与广西交界的江永县。我们班唯一一个与我一起去江永的是我的好朋友刘培沛，外号叫“刘备”。这大约是“文革”前全国首次大规模的集体知青下放，据说周总理都很关心。

江永位于都庞岭地区。属于喀斯特地貌，风景的确秀丽。但这里的人好像属于另一个人种，个子特别矮，平均只有一米五左右，而且老人一般都比年轻人高半个头。后来知道这是三年困难时期留下的后遗症，现在的年轻人正是当时的小孩子，那几年能保住条命就不错了，根本没有长个儿。我们长沙市三中和四中共六十余名男女知青插队在白水公社的三个大队，分成一些知青小组，每个生产队一组，作为队上的一户。“刘备”在第一知青组。我和喻力、黄树成、董颖秀、姜慧云、曹明宪六个人是第二知青组，住在二队的一栋公房。楼下是厅屋、厨房和杂物间，楼上是一边一大间卧室，男女各一边。黄树成年龄最小（不满十六岁），但家庭出身最好，所以成了我们的小组长。我们每人发了两块床板，拼起来成一张床，两条长凳（用来架床板），一张稻草编的垫子。我把床单铺在上面，再放上我带来的4斤小棉被，心想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家”了。长沙市派下来的带队干部是七中的杨校长，那时四十来岁，据说也是犯过错误的，要陪我们生活、劳动一年。他就住在我们这个六人知青小组屋里。开始我还挺高兴的，但后来发现这绝不是什么好事。杨校长管我们的生活有一条原则，叫作“细水长流”。第一年国家拨给我们每人每月35斤大米，再以后就让我们自立，杨校长就叫我们每月节约5斤，只准吃30斤，即每天1斤，早上3两，中午4两，晚上3两。那时我们十六七岁，进行高强度的农业劳动，又没有什么油水，每顿至少需要半斤才勉强能过，那一年直饿得我们两眼发绿，见东西就要吃。家里有钱寄来的就去小卖部买饼干和炒花生吃，我家里没有钱寄，就去偷菜地里的生豆角充饥。有时农民看我们饿得可怜，也送给我们蒸熟了的红薯，那感觉就像是遇到救命恩人了。那是我生平第二次尝到长期饥饿的滋味，直到第二年杨校长调回长沙才结束，那时我们开始吃我们自己从生产队分的稻谷了。

由于是集体插队，我们干的是农民的活，但感觉上仍然像是在学校里一样，每天都要学习毛主席语录，轮流谈心得体会，每周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互相提意见。还经常要到大队部和公社去听上面来人给知青做报告——有公社干部，还有县里、专区甚至省里的官员。据说上面对我们这批知青非常重视，周总理说过要“省省有江永”。北京的某个电影制片厂还来组织我们拍过一次“纪录片”，其实就是要我们演一回戏，折腾了好几天，队里工分照记。我们虽然觉得拍电影很虚假，实际情况根本不是那样的，但却感到十分荣耀。在1999年江永知青下放35周年纪念的时候，曾和我同在一组的喻力和其他一些老知青回到江永寻梦，对我们原来知青点的旧房子拍了一卷录像，居然在厅堂里拍到了我当年用粉笔写在正面墙上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以及用毛笔抄在白纸上贴在板壁上的大半张“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字迹都清晰可见（那房子在我们离开后一直没有人住，所以各种痕迹还保存完好）。在农民眼里，我们不过是一批下放锻炼的干部，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只有十六七岁，称呼我们都是“老邓”“老黄”等等，后来接触多了，才慢慢改称外号，亲切地叫我“猫仔”，叫喻力“鸟仔”，叫黄树成“老鼠”（对女生不好起外号，就把“老”什么换成了“小”什么），但仍然相信我们过不多久就要“上调”去当官。农民心目中并没有什么“政治面貌”的概念，也不关心我们的出身成分，他们只看你做事是不是舍得出力，是不是躲奸，因为出集体工时你偷懒就意味着他要吃亏。我当时怀着一种急于“改造”自己，尽快成为“新型农民”的心情，干起活来十分拼命，但毕竟技术不行，总是落后于农民一截。我的潜在的优势是耐力较好，尤其是走长路挑担子，到后来我居然可以挑180斤担子走十里路都不休息。我往往一开始让别人在前面冲，但由于我不休息，所以最先到家的总是我。如果是知青组出外砍柴，每次都是我到家后返身回去接其他人。有次生产队去五十多里外的广西麦岭府用豆子换稻种，去时每人挑80斤豆子，回来挑50斤稻种，来回一百一十里。全队的强劳力都去了，早上5点钟出发，晚上我和队上耐力最好的三仔最先到家。第二天好几个壮劳力都喊脚痛未出工，我却照样出工。这一仗使我获得了农民发自内心的尊重，他们都说看不出我还有这种能耐。后来队上有这类事，队长总是点我去。自此我相信一个人在社会上总要有一门突出的本事，才能立得住脚。

1965年，“四清”运动开始了，我们知青被当作“四清”的骨干力量，专门清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贪污和“多吃多占”的问题。由于知青有文化，又不讲情面，所以清账和退赔这些事情，上面来的干部都要我们来做。记得当时生产队长王成德因为账目不清要退赔，我们在干部的带领下去他家的猪栏里抓他养的架子猪，他和他女人站在门边暗暗垂泪，我们都很同情他。但因为是“政治任务”，是没有价钱可讲的，我们只有私下里嘀咕说，成德不过是没有什么文化，其实是个好人。后来成德死活不肯再当队长，就把村里历来受排挤的外来户、年近60的李新友任命为队长了。现在想来，“四清”运动就像一场平均主义的闹剧，谁家生活过得好一点，谁家就是遭妒忌的对象，少数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却充当了运动的急先锋，得到重用。大队有一位外号叫“马虎”（意思是“脏”）的赤贫户，是个有名的懒汉，却被推举为“贫协”主席，还办了他的展览，把他家的烂棉絮、烂蚊帐和大队干部的新家具、丝绸被子放到一起对比，说是“新的两极分化”。运动最后以“分浮财”结束，就像“土改”斗地主一样。还有一个项目是“清思想”，主要是强调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听说蒋介石1962年叫喊“反攻大陆”时，村里不少干部都搞了“双保险”，善待“四类分子”（指地、富、反、坏。这里农村落后，没有“右派”），指望将来变天了可以互相庇护。还说他们私藏了枪支准备接应。后来办了一个“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展览，把大队基干民兵的几支老套筒和“七九式”步枪算作阶级敌人的，还拿到省里去展览过。其实所谓“四类分子”都是些最老实巴交的农民。我们生产队的唯一一个“地主”（其实是地主的儿子）叫“德德”，整天都难得说话，说一句都是细声细气地，只是埋头做事，活做得漂亮，手又巧，手上不停地有东西在织着，不是一只篮子，就是一只鱼笱。听说后来“文革”时道县杀人风刮来，他全家都被杀掉了。

“四清”其实就是“文革”的预演，指导思想和观念都是一脉相承的。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了，江永县委派工作组来到知青点，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动员我们每个人肃清自己心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上面把这场运动称之为“自觉革命”。那时由于我的思想、劳动都表现积极，更由于我的“右派”出身比起其他许多知青来并不算最糟糕的（如有的父亲被镇压，有的父母都在台湾或美国），我刚刚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再加上历来养成的一种思想自虐的习惯，所以我积极地投身于这场“自觉革命”的运动，沉痛地检讨自己的“私字一闪念”，向组织上交心、交日记。在我的带动下，好几个知青都在大会上公开对自己作了深刻检讨，有的还说得痛哭流涕，基本上每个人在挖思想根源时都涉及了自己的家庭出身。我们一下子发现，原来我们其实都不纯洁，而且灵魂深处肮脏得很，我们都是必须忏悔的有罪的人，而罪恶的根源都要追溯到家庭出身，思想改造的道路多么漫长啊！忏悔完以后，我们感到自己确实轻松了许多，也纯洁了许多。工作组还组织我们吃“忆苦餐”，以加深我们对贫下中农解放前苦难生活的印象，强化我们这些非贫下中农的罪恶感。其实我私下里倒觉得这“忆苦餐”比起1960年我们吃过的伙食来并不差，只是我不说而已。但请来给我们诉苦的贫农大娘却没有这一套顾虑，她说着说着就说走了嘴，说：“最苦的还是1960年……”工作组的干部不得不打断她。这后来成了我们一个经典的笑话。然后就是运动的第二阶段，叫作“互相帮助”，也就是挑动我们互相斗争。知青大组的组长与工作组的干部策划于幕后，操纵一些人把火力集中于一两个历来不听话、不买账的知青，写他们的大字报，开他们的批判会，力图使他们就范，要么就把他们孤立起来，搞垮搞臭。但这种做法激起了一些知青的反感，那位姓赵的大组长没想到后来真正被孤立起来的是她自己。“自觉革命”进行了一个多月，结果是不了了之，没有人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报告，只是按照领导的意图把各个知青小组的人员又调整了一下，工作组的人就撤走了。据后来的分析，这也许与“中央文革小组”下令撤走进驻北大等高校的工作组有关，只是江永县地处偏僻，消息传来几乎需要整整一个月时间，所以这边的动作比起大城市来慢了半拍。工作组的人走了后，我们都处于思想上的一片茫然的状态，因为经过“自觉革命”，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坏，至少在别人眼中很坏。既然如此，将来的前途就不容乐观。我是打定主意在农村干一辈子的了，像我这么坚定的知青真正说来恐怕没有几个，但就连在我眼中，未来也不再是一片玫瑰色，而是布满了陷阱和险恶的乌云。

正当我们各个知青组弥漫着沉闷的情绪时，1966年8月底，有几个知青收到了家人或朋友从长沙寄来的书信，还有从街头抄来的大字报和油印传单，反映了当时在北京和各大城市“文革”的情况。当我们传看这些传单和书信时，那种内心的激动不亚于当年进步青年传播延安的消息。记得那一天下午，风闻北京寄来了一大捆传单，其中有一封受到过毛主席接见的北京大学张超群同学的来信，在报告了北京“文化大革命”“造反”的热烈场景之外，还向我们提出了几个问题，诸如当地县委的条条框框多不多？是否压制不同意见？群众发动起来了没有？这封信如同在干柴堆中点起了一把火，大家的情绪一下子就爆炸了。我们纷纷自发地会集到一队知青组的厅屋里，一边看一边议论：原来“文化革命”是这么回事！原来根本不是什么“自觉革命”，而是要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原来“自觉革命”是江永县委的大阴谋，他们为了保自己，采取了“先发制人”的伎俩，挑起群众斗群众！这时的心情，就像拨开乌云见太阳，我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一时间觉得毛主席才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芋头”“刘备”等几位在“自觉革命”中挨过整的知青首先把议论的矛头指向了江永县委，几个月来的冤屈和压抑一下子全都找到了发泄的渠道。我那时的感觉，简直就像一场精神的“断奶”，尤其是“芋头”对上级领导的那种激烈的批判态度使我感到心灵的震撼。我觉得自己做“驯服工具”做得太久了，听听毛主席怎么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终于明白，什么叫“触及灵魂”！这就是触及灵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有私心杂念的靠边站！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就在厅屋里的毛主席像下庄严宣誓：“我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并宣布成立“红卫兵”，自制了“红卫兵”袖章，还写出了我们的第一份质问江永县委的大字报，十几个人连夜步行十里路去县城“造反”。当时县里正在开知识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代表大会，我们排着队、唱着歌、喊着口号来到会场门口，被人拦住了。争执之间，县委谢书记出来了，他同意将我们的发言和宣读大字报作为会议的最后一个议程。这时我们中有人发现会议是在县法院“审判庭”开的，就说一个学习毛著的代表大会上怎么能够没有一张毛主席像，要求谢书记取下“审判庭”的牌子换上毛主席像。谢书记说牌子不能取，你们可以把毛主席像盖在牌子上。可是，当我们试图把毛主席像覆盖在“审判庭”的牌子上时，台下的人发出了怒吼，说：你们怎么可以审判毛主席？于是事情就此作罢，而我们那股气焰也就此消掉了一大半。等到我们宣读了大字报后，谢书记不等到会的代表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带头鼓掌要大家欢送我们回去，并说县委会郑重考虑我们的意见的。多年以后，我们回忆起这一幕，还对谢书记巧妙化解突发事件的能力备极赞赏。

但当时我们确实是窝了一肚子火，从县城回来后，我们连夜又就江永县委的态度和做法赶写了一批大字报，彻夜未眠。第二天送往县城去张贴，只见满城都是大字报了，有其他公社知青贴的，也有县城机关干部贴的。以后的几天，我们还自己组织了“白水大队红卫兵宣传队”，排练了几个节目去县城街头演出，什么合唱、群舞、对口词、三句半之类，主要是发动群众、营造气氛的意思。前几年知青怀旧升温，许多当年的老知青又把那时的节目拿出来上演。看着那些已经够当爷爷、奶奶的老顽童们在台上蹦来蹦去，心中真有“惨不忍睹”之慨。实际上，我在当时就深深感到了这些节目和口号的空洞无力，除了表明我们自己的一腔热血之外不会起任何作用，从现场围观的那些农民的困惑的眼神中我已断定，他们永远也不会像我们这样狂热地拥护一条仅仅存在于观念中的“革命路线”。在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剧烈的矛盾在冲突着：是跟上革命形势、做“文化革命”的急先锋呢，还是老老实实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向农民学习，好好改造世界观？我觉得这两者应当是一致的，但事实是前一条路显然是一条脱离群众的路。毛主席不是说过，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当我们不出工，整天跑到江永县城去“造反”时，贫下中农都小心翼翼地和我们保持了距离，并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我们。然而，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不可能不闻不问。9月，中央指示说农村的“文化革命”暂时不搞，我们怀疑这条指示的真实性，因为现在除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谁的话也不可信了。但张平化“九二四报告”（又称“九二四黑风”）使湖南的“文化革命”彻底降了温，江永的知青也重新回到了生产岗位上来，但却带着压抑的心情。二队的知青杨骏荪因为和贫下中农打架，被定性为“阶级报复”而遭县公安局逮捕，关进了县看守所。这一事件对我们心理上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知青大队的组长赵某这一段却很兴奋，她又祭起了“思想改造”的紧箍咒，在一次知青会上举例说，一盆红薯摆在桌上，谁走上来都是拣一个好吃的、自己满意的，没有人会考虑别人，这充分说明我们脑子里没有树立牢固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她的讲话博得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知青的共鸣。我一想：是啊，我每次吃饭都是只顾自己吃饱，从未考虑过别人，这不是自私自利是什么呢？怪不得上次谢书记给我们知青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群体”啊！我痛下决心：要改造自己一辈子！

但这已经是我最后一次的思想自虐了。12月中旬，县委谢书记专程来到我们白水大队知青中，肃清以张平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了。谢书记说，江永县委在前段“文化革命”中执行了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对知识青年的造反行动横加指责和压制，使一些真正的革命者受到了打击，他特地来表示道歉。县委向知青作检讨，这可是破天荒的事，萎靡了两个多月的知青们一下子又振作起来了，开了两个晚上的会，大家向谢书记提了无数的问题，并且要求为杨骏荪平反。杨马上被放了出来。谢书记的“引火烧身”获得了一些知青的谅解和赞赏，但大部分知青却仍然不依不饶，认为他实际上是在以守为攻，作出检讨的姿态，以保护从县委到大队的一大批“走资派”，其中以“芋头”和“刘备”的看法最为尖锐。在江永县城，一度沉寂下来的大字报区又开始热闹起来了。白水大队的知青由于离县城较近，贴出的大字报也最多、最及时。那些天，我几乎成了白水知青写大字报的专门写手，由于我下笔快，思路清晰，言辞锋利，通常都由我去和那些“保皇派”的大字报搏杀。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自己还有这方面的才干，更没想到在农村还能找到发挥自己这种才干的机会，简直是如痴如醉，全身心投入。到了1967年元月，我们白水知青成立了“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后来改名为“湘江风雷反到底战团”。“湘江风雷”当时是长沙的一个声势最为浩大的群众造反派组织，后来全省各地的造反派只要与之倾向接近的都打“湘江风雷”的招牌。然而，到了二月，湘江风雷被中央定为“反动组织”，一大批头目被抓，这就是我们所经历的“二月逆流”。当时我们还没有打出“湘江风雷”的招牌，但也感受到极大的压力。有次在县城贴大字报，我和三个来江永串联的长沙井冈山红卫兵以及三个杉木冲农场的知青被一群“保皇派”围攻、辩论，最后以“包庇反动组织‘湘江风雷’”的罪名被捆绑和踢打，送进公安局。然后，他们一哄而散。公安局内无人“执法”，看门的等人走散了，为我们松绑，然后就放我们出来了。我对那位叫刘斌的井冈山红卫兵头目崇拜得五体投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头脑里还不时浮现出他在被反绑住双手时面不改色地和那些人辩论、口若悬河地背诵一套套的中央文件、把对手杀得落花流水的形象。

“二月逆流”期间，上面的精神一个是“抓革命，促生产”，一个是“备战”。听说要和苏联打仗了，军队绝对不能乱。又听说越南的仗正打得火热，有不少中国人过去帮助打美国佬。“芋头”有一段消失了，后来又回到队上，说是去了趟越南边境，本来准备参加抗美援越——有不少怀有这种抱负的知青都被堵在那里过不去，最后都被劝说回来了。其他的知青从“顾全大局”出发，回生产队老老实实地忙了一段生产。但有许多知青内心只盼望能够打仗，打大仗，那时就可以表现自己的英雄主义，摆脱这种毫无意义和前途的简单劳动了。

“湘江风雷”平反大概是在5月份。与此同时，全国的造反运动又掀起了一个新高潮，刘少奇已被彻底打倒，白水的公路沿线都塑了好几尊刘少奇跪在路边的泥塑，江永县城主要的“保皇派”组织“红卫兵团”的总部也自动解散了。一时间，所有的人都成了“造反派”。“首都三司”下属的北京医学院“八一八”红卫兵有几位同学串联到了江永，公开打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其中一位叫王昆成的小伙子留在了白水，他带来了北京“文化革命”的新鲜气息。我们都为他那一口地道的普通话、一身货真价实的军服和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态所倾倒，他很快成了我们运动的顾问。正在形势对我们有利、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刻，我收到母亲的来信，说我13岁的大弟弟因游泳而溺水身亡。悲痛之余，我不得不赶回长沙看望母亲和家人。

在长沙住了一个多月，眼见长沙的“揪军内一小撮”已有“战果”，湖南军区司令龙书金被造反派揪斗了。江青又发出了“造反派要掌握武装”的号召，长沙的造反派抢了马坡岭军火库的枪。于是，“文斗”变成了“武斗”，枪炮取代了棍棒和梭镖。6月6号，长沙“青年近卫军”和“工联”大火并，还打死了人，这就是所谓“六六惨案”。街上时常有流弹飞舞，母亲嘱咐我少出门。时常传来江永县的消息，据说那里的一些“保皇派”正在挑起农民斗知识青年，运动已进入白热化阶段。这些消息每每让我怦然心动、热血沸腾。到了8月初，我在长沙再也待不下去了，渴望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中去，和朋友们在一起经历大风大浪的考验。于是我买了车票准备回江永。由于这时各地的武斗也开始升级，母亲非常担心我这时回去会遇到不测，把我的车票藏了起来，但最后还是拗不过我的决心，含着泪送我上了火车。但火车到了零陵，下车后要转汽车时却断了交通，那时道县已组织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在各交通要道上设立关卡盘查过往人等，经道县去江永的班车已停开多日了。我找到零陵地区安置办，他们安排了我的食宿，要我等待。这一等就是11天，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急如焚却毫无办法。等待期间结识了同样要去江永的铜山岭农场的周大麻子一行七八人，他们闲得无聊，想弄几杆枪玩玩，于是我也跟着他们闯进了零陵军分区，找到了军分区的司令员要枪。司令员说造反派已经来过好几次了，枪都被人家拿光了。周大麻子不信，到处去搜，终于搜出一支五四手枪和两个弹匣，我则捡到了一把用来安在日本三八大盖上的带鞘的刺刀。他们又与军分区商量，让他们派军车送我们回江永。军分区就与驻当地的海军陆战队联系了一部军车，我们终于在第11天顶着8月的烈日乘坐军用大卡车向江永县城风驰电掣而去。到达江永县时正是下午三点，周大麻子让车停在县武装部门前，我们纷纷跳下车，直往武装部里面闯，见人就说要找武装部长。我当时渴得喉咙里冒出火来，只顾找杯子和开水桶，没有注意周围渐渐已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忽然眼前一亮，看见了白水的“刘备”和陈利荪。他们两位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手里还拿把日本刺刀！我来不及和他们细说，只告诉他们铜山岭农场的人正和武装部交涉发给造反派枪支的事。

“刘备”一下子来劲了，也加入了谈判。比起周大麻子来，“刘备”当然能说会道得多。他引用了一系列的中央文件和社论，证明武装造反派完全合乎中央精神，是大势所趋。他很快便取代周成了与武装部谈判的主要人员。这时白水知青闻讯赶来了十几个人，马河知青也来了五六个，但武装部长就是不松口，说没有上级的正式命令，他不能违例。软磨硬泡到天都快黑了，仍然没有结果。铜山岭的几位知青已经不在了，不知是不耐烦了，还是肚子饿得受不了，去吃饭了。到天完全黑下来时，武装部长终于让步了。他拿钥匙打开了武器库，大家一拥而入，一箱箱往外搬武器，都不知道里面是些什么。到搬出来一清点，有七八条半自动步枪、几条“七九式”、几条汤姆枪、一支“小口径”、六支“五四式”，都配有足够的子弹；更吓人的是11挺捷克式轻机枪，两箱机枪子弹，外加一箱手榴弹。大家又兴奋又紧张。但是当我们准备把武器往外搬时，发现我们已被大批的农民堵在门口出不去了。

原来，正在我们与武装部交涉的时候，消息已经传出去了，周围保守派组织的农民们手拿锄头扁担和棍棒把武装部围了个水泄不通。我借着武装部门口昏暗的灯光看见一大群黑压压的人在激动不已地大声喊叫：“滚出来！把枪交出来！”有一两百人，不敢冲进来，只是吼叫。这时，马河的刘必成指挥大家把武装部里面的灯火全部熄灭，将机枪架在二楼的回廊上，上了膛的枪口对准门口。“刘备”和我则到门口去与外面的人交涉，要他们派一个代表进来谈判，地点选在传达室。农民派了两个代表进来了，一进来就占据了电话机。“刘备”则和他们讲中央文件精神，讲我们的意图绝不是对贫下中农来的，苦口婆心地解释了有半个小时。我时刻担心万一农民冲进来怎么办，开枪是绝对不能开的，但也不能眼睁睁地把武器交出去，紧张得头上的汗珠像下雨一样往下滴。农民们已经开始踢门了。正在危急的时刻，电话铃响起来，谈判的农民代表连忙抢过电话：“喂，哪里？铜山岭农场？什么？你们要来一千人……”他脸色一下子白了，扔下听筒就往外跑，边跑边说：“一千人，一千人！”外面的农民也立刻散去了。其实我们听得很清楚，是铜山岭农场周大麻子他们打来的，说他们有一车人要来武装部接应，农民把“一车人”听成“一千人”了。

看到门口已空无一人，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铜山岭农场的车并没有来，倒是附近的凤亭农场来了一辆大卡车，把我们连人带武器一起开到了凤亭农场的场部，那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弄了点饭吃过后，大家都在兴奋地分发武器，那几支“五四式”手枪是抢手货，几个头头都在钩心斗角，每人都弄到了一把。我其实对拥有枪并不感兴趣，也没有去争，分到的是一支汤姆枪。据了解武器的人说，汤姆枪装的是开花子弹，打在人身上就爆炸，国际上是禁止的。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我会使用它，因此也没有学习使用的方法。第二天一群人到山上去试枪，我只是跟着去看，也没有试自己的枪。现在有枪了，我反倒困惑起来。这枪是对谁的呢？肯定不是对贫下中农的。那么是对县城的老保？也不像，他们还没有坏到该用枪来对付的程度。有了枪却找不到敌人，但没有敌人却引来了敌意，四周围的农民都知道我们抢了武装部的枪，不知已经恐慌到了何种地步！我们在凤亭农场住了两天，天天开会讨论下一步怎么办，如何处理这批枪。讨论来讨论去没有个结果，最后决定暂把枪藏起来，大家先回生产队出工。至于藏到什么地方，有人说他知道山上有一个废弃了的炭窑，那儿很安全。于是我们等天黑以后，偷偷地扛着分到的武器弹药，走山路找到了那处隐蔽的地方，把用油纸包好的枪支弹药一件一件地像摆放炭材一样摆进去，然后封好窑门。只有几支短枪由持枪人随身带着，没有放进去。离开藏枪地点后，我们都感到一身轻松。我们分散回到自己的生产队，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样。但农民大约都已经风闻到了什么，就连在出工时也对我们敬而远之。过了几天，我们又趁着夜色把枪起出来，让马河的知青坐凤亭农场的拖拉机把枪带到驻湘桂边境的6950部队，在那里伺机而动。这时，道县屠杀“四类分子”的消息已经传到江永来了，知青中人心惶惶，因为“文革”中我们知青的家庭成分都已经暴露无遗，按照农民的算法我们都算“四类分子”。“芋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打算尽快离开江永。于是他和另外三位知青带上四支短枪，试图走小路绕过关卡去零陵，到零陵就安全了。可是没想到连小路都有人在把守，他们四人在道县还是被农民联防队抓住了，从身上搜出了枪支，并被打了个半死。消息传来，我们都焦急万分。我和“刘备”去江永县武装部请求派人去营救，县武装部长派了一名连指导员和“刘备”一起去道县，找到了“芋头”他们曾被关押的地点，但没有找到人。后来听说是当地公社一位同情知青的干部把他们偷偷地放跑了。那名连指导员让“刘备”先跟车回来，他留在那里协助处理当地的武斗纠纷，但这位指导员就是那次被武斗双方的子弹误击身亡的。与此几乎同时，8月17日，知青王伯明在江永饭店门口莫名其妙地被农民用鸟铳打死。

这件事以后，留下的白水知青开始逃亡，取道广西麦岭，往全州，再坐火车回长沙。最后只剩下我和“刘备”、蒋胖子、温清江四人没有走。我们自恃群众关系好，觉得当时正是“双抢”农忙时节，只要我们老老实实出工，农民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我甚至认为这是个原则问题，如果我在此时从江永逃回长沙，似乎就说明了我所选择的毕生道路的彻底失败。生产队的农民也安慰我们，说搞生产总没有错。所以后来县武装部派人来白水察看是否还有知青没有离开，准备劝我们暂时避一避，却没有找到人，因为我们正全身晒得黝黑地在田里扮禾，与农民根本区分不出来。然而，风声越来越紧了。一天上午，一群其他生产队的基干民兵在贫协主席运福的率领下手持七九式步枪和大刀、扁担、梭镖包围了我们的住宅，将我们四人五花大绑，逼问我们交出枪支。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没有枪，枪支都被“芋头”他们以及马河知青带走了，我们是留下来“抓革命促生产”的。但农民们不相信，四队的一个农民一扁担戳在我的腮帮子上，脸颊一下子就肿起来了，运福连忙制止了那个农民。民兵们在我们的住处搜了个底儿朝天，一无所获，于是把我们带往山上的小路，把我们四个人隔离开来盘问，我还是说我们没有枪。这时一队的何林清从山坳那边转过来说：“前面已经枪毙一个了。”马上又改口说：“是用刀砍的。”大概他觉得说枪毙却没有听见枪响，无法自圆其说吧。但我心里却大致有了底。当他说：“最后一次问你：究竟有没有枪？否则就不要怪我们贫下中农不客气了！”我已经猜到他其实是在恐吓我，我说：“我们确确实实是没有枪。”民兵们没有办法，只好又把我们解回住处。当我和“刘备”他们重新相遇时，各人眼里都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运福亲自给我们松绑，说你们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还是好的，希望今后继续发扬，然后就率领民兵们走了。

晚上我们回想今天的事，四个人都笑得在地上打滚。但形势是严峻的，今天是一个警告，如果再不想办法，说不定真的会把命送掉。我们计议了一晚，决定还是到支持造反派的6950部队去避一避。为了不引起注意，我们打算分两拨走。第二天上午，我们把知青点的东西清点整理了一下，把四只仔鸡宰了，中午美美地吃了一顿。下午蒋胖子和温清江先装作去县城买菜，就从县城开溜。我和“刘备”第三天一大清早出发，在路边茅厕的棚顶上取下未被搜到的、唯一剩下的一支五四手枪揣在怀里，在蒙蒙细雨中戴着斗笠、披着蓑衣，趁着天还未大亮悄悄地走了。沿途遇上一队打着黑色的龙旗、背着鸟铳去什么地方械斗的农民，我们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头也不抬地匆匆赶路，幸好他们并没有注意我们这两个行路人。

到了6950团部，我们才发现好几个地方的知青，主要是马河和白水的，都聚集到了那里，有三四十人，那批武器也带到了那里。部队的首长和士兵对我们都非常之好，我们和他们一起参加他们军垦地上的劳动，他们则带领我们出操、打靶，教给我们各种武器的性能，晚上甚至在我们睡觉的房子门口帮我们站岗放哨。我们都很感动。但那时外面谣言风起，有一种说法是，江永和道县、江华、东安、祁阳的贫下中农组织已结成“五县连环”，最近就要来包围和攻打6950团部，主要矛头是针对知识青年，因为他们知道解放军是不能开枪的。我们顿时感到一种恐慌，觉得6950团部也不是久留之地，必须另想办法。大家反复商量的结果，决定女知青先由解放军用车送到广西全州，让她们坐上火车返回长沙。她们不带武器，问题比较好办。男知青带着武器去找广西的造反派帮忙。离6950团部不远就是广西麦岭，附近有一个平桂有色金属矿务局，是造反派的天下，其中有一万多产业工人都是广西“四二二”的。我们与他们联系上后，他们主动派车来接我们去平桂。平桂矿区是一个很大的矿区，不少职工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复员军人。矿上把我们安排住下，互相交流各自省份的“文化革命”情况，结交了一些很有义气的造反派朋友。当他们得知我们想把武器带回长沙、加入长沙的“湘江风雷”时，立刻为我们准备了两部解放牌汽车，配备了两名从朝鲜战场复员的最熟练的汽车兵。我们把枪支弹药用麻袋包起来放在车上，人上车把麻袋当坐垫坐在上面，外面看不出车上有武器。当我们在汽车开动的轰鸣声中向相处了两天的矿区朋友们挥手告别时，真有些依依不舍。

两部汽车一前一后，载着我们二十多个知青向前飞驰。预定路线是经钟山、富川、平乐到阳朔，最后到桂林。那里的造反派势力很大，可以帮我们返回长沙。这一带的地形地貌与桂林阳朔一脉相承，风光绮丽。公路两旁的石山十分险峻，从急驶的车上看，如排山倒海般向后面倒去，我们禁不住豪情满怀，齐声唱起歌来。但是司机提醒我们这是“保皇派”的地面，不可掉以轻心。果然，车行至平乐境内，前面公路的转弯处出现了巨石垒起的路障，车子慢慢地停了下来。这时，从公路两边的山上，密密麻麻的农民漫山遍野地呐喊着冲了下来，手拿棍棒、梭镖甚至石头，大都赤膊，有的腰间只系一块脏布，一直逼近到离车子只有几米远的地方。这时，北医“八一八”的王昆成和马河的程保罗、章汀跳下车，要求对方派人来谈判。对方来了几个公社干部模样的人，问我们是什么人，要到哪里去，想干什么，我们的代表说我们是湖南“湘江风雷”，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要回长沙湘江风雷总部去。他们说车上有什么？我们说有一批武器，是属于“湘江风雷”的。他们说要上车检查，我们不让。他们说不让检查就不许通过。双方就这样僵持着，反复谈判达一个多小时，我们车上的人也就在正午的烈日下生生地晒了一个多小时，身上都冒出了油。焦躁的情绪逐渐在我们心里滋长，两位司机眼看谈判无望，就发动了汽车。公社干部和周围的农民想来制止开车，这时，后一辆汽车上马河的刘必成和胡承扬暴怒地从座位底下把机枪拖出来架在了车顶篷上。周围农民一看架了机枪，“呼啦啦”一阵风似的往山上逃去，就像一大群麻雀忽然一齐飞走了一般。有几块大石头砸在了汽车挡板上，司机只把头略为一偏，三下两下就把车倒过来了。王昆成他们连忙跳上车，车子在公路上高速飞驰。公路两旁埋伏的民兵开始射击：“叭！叭！”我们都紧紧趴在车上，行道树上的叶子都被击落下来，飘在我们身上。右边的后轮胎被击穿了一个，幸好是双轮胎，并无大碍。汽车以疯狂的速度往回开，但再快也快不过电话。车行至富川，不久前还畅通无阻的公路上已拦起了一堆滚木，还有几个农民正在搬木头。司机并不减速，直朝那堆木头冲过去，只听“哗”的一声，滚木被冲得四散，只来得及看到站在路边惊呆了的农民。然而，当车子开到钟山时，远远地我们看见公路当中停了两辆大客车，把公路堵了个严实。我们的心一下子凉透了。汽车极不情愿地停了下来，这时从两边棉花地里，几百名公检法的人手持短枪站起身来朝我们逼近，口里喊着“缴枪！缴枪！”向我们包围过来。我感到这次恐怕是在劫难逃了。王昆成脸色煞白地跳下车，向我们后面这辆车上大喊：“大家下车，都不要带武器！”刘必成却说：“不带武器？那怎么行！”他指挥前一辆车把所有的武器全都搬下来，人员就地卧倒，把四挺轻机枪朝四个方向架起来。我最初脑子里一片空白，近乎本能地听从王昆成的指挥，什么也没有带就跳下了车。下车后看见刘备抱着一条七九式步枪，我又返身上车拿了一个手榴弹别在腰上。事实证明刘必成是对的。对方一看四挺机枪的枪口黑洞洞地对着他们，还有长枪和手榴弹，立刻就停住了脚步，不敢靠近，因为他们手里只有短火。双方僵持了许久，开始互相喊话，对方同意谈判。

谈判地点在钟山县武装部，我们排着队，手中紧紧地握着武器，走到武装部前面的院子里停下来。王昆成和刘必成他们进去谈判，其他的人原地休息。大家喝着滚烫的开水，湿透的衣服粘在身上很不舒服，眼睛却警惕地向四周巡视。周围有好几百农民围观，还有好奇的小孩子。忽然有一阵子，农民们“呼啦”一声向四面退去，小孩跌倒了又爬起来奔逃。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各自都剑拔弩张。我把手榴弹的盖子揭开，把拉环套在小拇指上，随时准备朝某个方向扔出去，然后就像狗一样逃跑。我的眼睛昏乱，脑子疲乏得要死，失去了作任何判断的能力。但过了会儿，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农民们重又聚拢来，而且气氛越来越轻松了。一个小时以后，王昆成他们终于出来了，脸上带着胜利的笑容。他们说，已经与钟山县武装部达成谈判结果，允许我们带上自己的武器，但不能从这里通过，只能打道回去。大家脸上顿时显出了笑容，我们重新排队集合，整理好我们的武器，朝汽车走去。这时武装部的人在后面带领农民群众振臂高呼：“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造反派致敬！”我们则回应：“向革命战友学习！向革命战友致敬！”当我们坐上汽车，奔驰在返回的路上时，大家还在对刚才的一幕议论个不休。刘必成说，要是刚才没有带武器下车，那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说不定会让我们排起队来用机枪扫。我很怀疑他的推测，但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见识和果断。

车子回到平桂矿区已是晚上8点钟了，我们匆匆吃过饭，聚在一起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广西朋友说，由西面去桂林已不可能，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朝东面去坪石，再由京广线返回长沙；但武器是不能再带了，这么远的路程，迟早会出事。我们考虑再三，也只好同意了他们的建议。第二天早上天刚刚亮，我们把所有的武器都留下，与广西的战友们热烈地告别，仍然乘坐两部汽车，沿一条连接桂粤两省的战备公路出发了。卸下了武器的知青们就像卸下一个沉重的包袱，恢复了自己的本色，开始指点起路边郁郁葱葱的黄麻和蔬菜来。车子经贺县、连蓝入广东，一直开了9个小时，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最后到达了广东坪石车站。我们跳下车，与两位艺高胆大的司机握手道别。刘必成用马河知青凑集的钱买了车票和一大堆馒头，我们每人拿了几个馒头，上了从广州开来的16次特快列车。但“文革”期间，火车从来就不正常，由于到处都在武斗，火车一停就是几天，停得久的如在衡阳3天，在株洲5天，到达长沙时已经是第9天了，特快变成了特慢。但好歹总算回来了。我回到家时只有一个黄书包，鞋也弄丢了，只穿了双拖鞋，全身汗臭。见着母亲，喜极而泣。原来她听说我们四个在白水已经被农民活埋了，她当然是不信的，但也不能不担心挂虑。

当时我父母正在积极投入“新湖南报右派集团”的翻案工作，报社的造反派“红色新闻兵”开始是支持他们翻案的，但后来又不支持了，反过来压制他们。我这时对政治已经有了一点概念了，觉得他们确实是冤枉的，但要翻过案来，谈何容易！政治就是这么回事，一切都服从临时的需要，哪里有什么公道可言。但“上山下乡”的理想在我眼里还是神圣的，那是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实现共产主义或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至于为什么现在会搞成这样，我不明白，也很想弄个清楚。哥哥也从千山红农场回来了，他和我的想法很一致，我们经常谈论这个话题。和我们一起讨论的还有江永杉木冲农场的鲁平，他在“二月逆流”时曾和我一起挨过捆。我们成立了一个小小的组织——“中学毕业生红旗联络站”（简称“中毕红旗”），总部设在十六中一间教室里，“刘备”和几个下放郴县的知青都加入进来了。我们把我们对上山下乡的看法用大字报贴到大街上，主要是批判所谓的“安置办”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变成了安置城镇剩余劳动力的一种权宜之计，知青成了城市的弃儿。但我们观点的影响不大。倒是我们每天刷在街头的大标语使人们对我们有些印象。如中央安置办下发的“十八通知”力图将知青逐出城镇，遣回农村，据说还得到了毛主席的批示，我们便在火车站对面高达二十多米的铁塔上挂下一条巨幅标语：“把骗取‘十八通知’的混蛋揪出来示众！”还贴出了多幅宣传画表达我们的观点。但不论是大字报还是标语、宣传画，只能维持几天，即使不被覆盖，一下雨就没有了。当时在观点上对市民影响较大的有两张知青报纸《红一线》和《反迫害》，但基本都停留在“诉苦”的水平，没有什么理论性。鲁平提议说，我们与其私下里这样讨论，不如也办一份报纸来宣传我们的观点。我说办报需要的钱从哪里来？他说，我们募捐！我和我哥哥为这个大胆的设想击节赞赏。说干就干，我们做了一个募捐箱，写了一张十分煽情的募捐词，抬了一张桌子，就摆在中山路人来人往最拥挤的路口边。在1968年以前，长沙市可能是全国下乡知青人数最多的城市，光是江永县就陆续下放了六千多人，许多家庭都有子女下放农村，加上亲戚朋友和熟人关系，影响面就更大了。知青的悲惨遭遇尽人皆知，同情的人很多。我们第一天募捐就募到了二十多元，有人丢5元的大票（当时最大的钞票），有人捐了钱还舍不得离去，站在旁边围观和当义务宣传员。接下来，我们每天都有可观的收获。我每次回家吃过饭又去接替鲁平时，看到他穿着单薄的衣服瑟缩在寒风中，都为我们自己的这种精神而深深地感动。不久我们就募集到了12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办一张小报的钱足够了。请长沙市的一位书法家为我们的报纸题写报头“中毕红旗”，他没有收我们一分钱。然后我们联系到了一家叫“湘中”的印刷厂，排字工小邹家里也有知青下放，她加班加点地为我们排版，我们则轮流守在旁边给她帮忙（后来听说她为此而遭到了开除）。第一期报纸6000份很快出来了，有我哥哥的长篇社论《上山下乡万岁》，有我的评论《知青运动的历史使命》《论梁春阳必须上山下乡》（梁当时是“省革筹”主任），有鲁平的诗和论文《知识青年的命运》，还有各地的知青信息等。我们全体人员上阵卖报，除了在电影院门口摆摊外，还大街小巷地去吆喝。报纸不几天就卖光了，收回了140元，于是我们赶着筹备第二期。

但正当我们的第二期报纸印出来还未来得及拿到街上卖时，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了。随着“省无联”被中央定为“反动组织”，“湘江风雷”的头目叶卫东被抓起来了；人气最高的青年理论家杨曦光在潜逃数日后也被捕了；回流城市的知青被限令在某月某日以前必须返回原地，否则就进班房。各下放地的公社干部也派人来长沙接知青返回农村，说明农村的情况已经平静，贫下中农欢迎知识青年打回农村闹革命，以此进行安抚。在软硬兼施之下，绝大部分知青都回到了下放地。报纸是不能卖了，但思想上的结还未解开。我们一直坚信毛主席提出的上山下乡具有伟大的战略眼光，他老人家是在我们知青身上进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验。这也是我们当初满怀激情下农村的初衷。但如今看来，“十八通知”确实是毛主席批示的。难道真是我们错了？是我们一厢情愿地猜测了领袖的意图？我和鲁平多次谈论这个问题，但他始终坚持我们没有错，主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知道我们的观点，只要我们的意见能被他听到，他一定会支持我们的。我不下十遍地问他：“假如有一天，毛主席接见了你，听了你的意见后说：‘你错了！’你怎么办？”他根本不回答我的问题，一个劲地说：“不可能！不可能！”我说，“万一有这一天，你怎么想？”问到最后他没有办法了，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那……我的政治生命就完了……”我们相对无语。数年以后，鲁平在一个阴雨天里卧轨自杀，表面上是由于失恋，其实我知道，他内心早就死了，政治生命就是他的全部生命。

我和我哥哥在四处逃匿多天后，见风声平静，便各自返回了千山红和江永。我走的那天是1968年4月7日，正好是我20岁生日，母亲送我去车站，我告诉她这件事，她淡淡地笑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这次回江永，情形与以前大不相同。国家发给我们每月50斤谷（相当于35斤米）、6元钱，因此大家都不怎么出工，整天不是在家里看书、唱歌、打扑克，就是到别的知青组去玩。“芋头”和陈利荪组织了一个毛泽东主义学习小组，经常把我们聚集起来学习社论和中央文件，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也在计划中，但没有搞起来，倒是不知从哪里获得了一份杨曦光的“反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大家兴趣很浓。我读了这篇文章后如当头棒喝、大梦初醒，倒不是觉得他的分析多么正确，而是深深地为他看待政治事件和历史进程的独特眼光而震惊。他完全是站在一个置身事外的客观的立场上来分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这些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预设的前提。在我以前的思维方式中，毛主席是只能信仰，不能怀疑，更不能评点和分析的，他老人家是一切分析的前提和标准。记得“文革”初期有一种理论说，一切都可以批判，唯有毛泽东思想不能批判，因为，你用什么来批判毛泽东思想呢？那只能是反毛泽东思想。我曾深信这一说法的正确。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批判并不是由某种思想产生的，一种思想倒是由批判产生的；任何思想都是暂时的，只有批判是永恒的。

这位19岁的中学生写的文章一下子把我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思维层次，不过当时我没法把这种感觉说出来，我的理论素质太差了。我特别佩服那些能够引用马列主义理论来讨论问题的人，当时除了“芋头”和他的哥哥巴立外，就是韩少立、韩少和（韩刚）兄妹，再就是大远公社的知青张某。这些人有一段时间川流不息地在白水知青点出现，有时爆发激烈的争论，各自都有一帮追随者。我佩服他们每个人，并且为他们中的一些无谓的争吵感到惋惜。但接下来，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把大家的心又团结到了一起。

五月初的一天，我和“刘备”过潇江河去白岭打柴，发现白岭山下原属小农场的一大片土地都荒芜了，人去楼空，只有两排房子空荡荡地立在那里，中间的篮球场都长了草。“刘备”突发奇想，说我们不如把这个小农场开辟为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回去和大家一说，所有在场的知青都激动起来，二十几个人一致同意我们的想法。显然，大家无所事事得太久了，经过“文革”武斗一幕，与农民的关系也疏远了，不少人甚至有在生产队待不下去之势。现在有一件正经事摆在面前，大家自然像找到了一艘挪亚方舟。我和“刘备”则把这看作实现我们的“真正的”上山下乡理想的一次绝好的机会，我们要改天换地，凭自己从农民那里学到的一点本事创造出一个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来。说干就干，我们当天就清点东西，第二天派几个人过河去打扫房间，第三天大家就挑着行李、家具和农具到了小农场。安顿好以后，大家开会到深夜，讨论我们的“共产主义”蓝图。大家一致同意，既然我们自愿到了这里，一切都要自由自在，不受拘束，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尽自己的力。我们推选“刘备”为场长，“芋头”负责思想理论，陈利荪负责后勤，鲁庸负责抓生产。我们从周围农民那里把小农场原先寄托在他们那里的一头耕牛牵了回来，外带几件农具。大家凭着一股热情，在短时间内就整理出了二十几亩地，造好了红薯垄，并冒着倾盆大雨插下了红薯秧，还烧荒撒上了十几亩芝麻种。休息时，大家就讨论“芋头”和“刘备”设计的未来规划，如“一年自给，两年有余，三年做贡献”，什么地方种经济作物，什么地方栽树、种竹，未来的宿舍什么样，都画出了蓝图，并拿到县城去请人晒了图。为了取得合法性，我们还趁江永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的“学五七指示走五七道路动员大会”时，拟了一份“决心书”，敲锣打鼓地到会场上去表决心，县委谢书记带头为我们鼓掌叫好，承认了我们的“革命行动”。在干部们看来，这批最不安分的知青突然“改邪归正”了，那片生荒地够他们对付几年的，总比在生产队和农民打架闹事好。事后谢书记让县粮食局和“刘备”签订了合同，等到我们种的红薯出来，答应将用细粮换我们的红薯。我们还将谢书记请到小农场视察，他叮嘱我们要与周边的群众搞好关系。

小农场的知青有几对已经建立了恋爱关系，有的还在暗恋之中，但刚开始大家还是以“共产主义”原则要求自己，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并没有明显地分出彼此。鲁庸每天喊工，大家出工还比较自觉，也比较卖力，有的女知青还拿出自己的牙膏、肥皂来“共产”，男知青家里寄了钱来就叫上大家一起去县城打“牙祭”。但红薯秧插下去以后，天气热起来了，人们也开始懒散起来。有时只有几个人出工，其他的人要么睡懒觉，要么去其他知青点玩儿。相互之间过去的不和加上新的不和在知青中弥漫开来。“刘备”和鲁庸都有些着急。不过总的来说，大家还是维持了一个比较团结的集体，毕竟这是每个人选择的一个安身之地。每到傍晚，我们一起到潇江河里去洗澡，看夕阳照着我们晒成红铜色的皮肤。吹着凉爽的晚风回来，就在地坪上点起篝火，坐在一起唱歌和谈笑。虽然前途仍然渺茫，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惬意，曾对朋友们说：这可能是我们这一生最为快乐的时候了。只是生活一直都没有什么改善，国家拨给知青的粮食早已停发，我们地里的红薯还要等三四个月才能接上来，农场里几次“弹尽粮绝”，都是靠向别的知青点临时挪借才渡过难关。还有油、盐、蔬菜，要什么缺什么，更不用说肉类了。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有的人经常外出串联，到处蹭饭吃，还有的偷偷地开起小灶来。但到了八月份，共同面临的外来压力使我们又抱成了团。县治安指挥部在县城以“莫须有”的罪名抓了一名桃川农场知青，我们闻讯出动了十几名男知青去营救。指挥部的人在我们到达前已逃得不知去向，我们救出人后，黄树成盛怒之下将县治安指挥部的牌子取下来砸了。时值中午，大家去江永县餐馆吃饭，我跟“芋头”说，此地不是久留之地，必须赶快离开，但他大大咧咧地不听我劝，还在餐馆里和大家高谈阔论。我只好一个人挑着一担买好的菜先走一步了。走到半道不放心，我把担子放到茅草丛里藏好，返身回去看他们的情况，远远地看到他们被一大群治安指挥部的人拦住了。我心想：“不好！”，转身跑回来，找出担子一口气挑回小农场，向留在农场的人通报这个凶讯。家里除了蒋胖子和陈文远外，只有几个女知青，我们只好带上红药水和药棉、纱布去县城。找到他们时他们已经被打得惨不忍睹了。一同挨打的还有桃川农场赶来营救的韩刚等一行五六人，其中韩刚伤得最重。

9月，形势越来越严峻，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正在声势浩大地展开，我们这些出身有问题的人正是清理的对象。终于有一天，小农场被县治安指挥部组织的二三百名荷枪实弹的民兵包围了，说是小农场藏有枪支，奉命搜查。所有的地方都搜遍了，连我们挖的红薯窖都被再深挖三尺，挖出了水来，最终一无所获。于是就把“芋头”和陈利荪抓走了，临走时宣布：白水小农场立即解散，全体人员回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第二天“刘备”去探监，也一起被关进了治安指挥部，直到三个月后才被放出来。

这时正是挖红薯的时候，我们一边把东西搬回生产队，一边把红薯从土里挖出来、一担担挑回知青组。收获还不错，但想和县粮食局换细粮是没门儿了。于是我们那一段天天吃红薯：蒸红薯、煮红薯、红薯汤、红薯片、红薯丝、红薯干、炒红薯叶、腌红薯条……一直吃了八个月红薯。只有过春节时生产队每人分了五斤米，才换了一下口。但毕竟可以不饿肚子，而且可以放开肚子吃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吃坏了胃口，只有我长胖了，红光满面地发了“红薯体”。从小农场回来，大家都变“水”了。本来白水知青是江永县有名的“板鸭”，即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本正经，以正统自居，按原则和大道理办事，从不乱来。但现在似乎再也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相信的了，大家都在故意地破坏一切禁忌和规矩。偷菜、偷鸡摸狗已是家常便饭。历来手脚不干净、从知青这里占了不少便宜的房东老头现在碰上了真正的对头，他家里过年的油炸果子和腊肉频频失窃，有次甚至叫了队上的民兵来我们的住处搜查，没有得手，却被我们反咬一口，闹了个沸沸扬扬、不亦乐乎。我们自己觉得成了农民们的“祸害”，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我心里其实非常空虚，不知道将来这样如何收场。我们吃饱了就练举重和摔跤，一到天黑就出去行动，糟蹋农民的菜地，抱着“游戏人生”的态度享受一回本色的生活。

许多知青知道我们这里吃红薯不限量，便经常来这里“打秋风”。有一次张某来了，这是我在知青领袖人物中最佩服的一个。他在很多方面都与众不同，他写得一手好字，唱起歌来嗓音雄浑，能游漂亮的蝶泳，摔跤、拳击样样在行，还看过不少理论书。但他在人多的场合不大说话，只是盯着那些说话的人，从旁观察。这次他和我们三四个朋友一起去上江圩赶圩，回来的路上和我们谈起了人生。他说我们现在还很年轻，正是学习的大好时光，应当多学些知识，多懂得些理论，错过了这个时机将来会后悔。我们都觉得他这些都是肺腑之言，他正在身体力行地这样做，虽然只比我们大两岁，但已经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了。所以回来以后，我和几个朋友议论了很久，觉得我们的确应当从现在开始换一种活法。我给自己规定了两条任务，一是读书，学习理论；二是阅读社会这本大书，像高尔基那样深入民间。于是在张某的鼓励下，我开始从知青组里现有的几本马列主义著作读起，用它们来磨砺自己那粗糙笨拙的思维。在此之前，我除了看过报纸上的社论之外，从来没有接触过理论，所以最初一看到那些长句子，眼睛就发花，眼皮就要打架。但我坚持下来了，我用作眉批、作笔记来克服自己看书“飘”的毛病，一本书反复要看五六遍甚至十几遍，直到搞懂为止。个别实在搞不懂的地方，我留下来问张某、问“芋头”，但他们也回答不出来，我只好存疑，留着以后慢慢思考，有些后来就自己想通了。1969年夏天，我决心自己去闯一闯世界，和两个朋友一起打算到千山红农场去当“扮禾佬”。临行前去邀张某，他原先答应过一起去的，但临时又不想去了，他说他正在看《资本论》，没有时间。我对他极为失望。

我们一人一个黄书包，混在满身臭汗的乡下民工里坐船到了草尾，步行几十里到了千山红，我哥哥高兴极了。但当时正是酷暑，洞庭湖发大水，稻子全都淹了，一片汪洋，要从水底下把稻子捞出来放到打稻机上，实在很辛苦。哥哥得知场部机砖厂要一名小工，就把我安插进去了。我的朋友们想来想去，决定打道回府，权当来玩了一趟。我在机砖厂干了十来天，厂里清理无证人员，我被清退了，于是真正当起了“扮禾佬”。这一年由于淹水，扮禾的工价涨到了七毛钱一百斤，我与另外两个也是江永来的知青共用一台打稻机，玩命地干起来。我们从晒得滚烫的水中把稻子割下、捞起来，送到人力打稻机上去踩，踏板在水中“啪嗒啪嗒”响，溅起的水花像下雨一样落在我们身上，倒是凉爽，只是腿子累得受不了。最令人发怵的是挑谷。湖区的一丘田至少是二十亩，甚至还有一百亩一丘的，从田中央挑一担水淋淋的谷走到田埂上真是要命。从水中起肩的那一下至少有两百斤，得在深深的泥脚中走上一百多米才能到达田埂，这时却只剩下不到一百五十斤了。我们就像所有的人一样，挑到禾场边先到水渠里再浸透一下才去过磅。旁边一丘田里有父女两个，是老资格的“扮禾佬”。我想我们三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总不能输给他们，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看起来做事慢条斯理，但不论我们多么努力，他们每天出的谷总比我们三个人多。我仔细观察他们的程序，发现他们有两个诀窍。一是他们善于节省体力，不像我们拼命。他们挑担一般只是百来斤，我们则不上一百五十斤不挑，这样挑上两担就没有力气了，因为在田里挑担不比平地。一脚下去拔都拔不出来。二是他们的工作时间比我们长得多。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太阳出来了（六点多钟）才出工，这时他们却已经打了两担谷了，我们始终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来干活的。由于太阳毒辣，中午我们要午睡到三点钟才做事，他们吃过午饭只歇一会儿就开工了。我们是光头打赤膊干活，他们却戴草帽穿长袖衣、不怕晒。每当听到那位父亲一边有节奏地踩着打稻机，一边唱着慢悠悠的山歌时，我都有一种感动。这就是中国农民日常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也不想为了什么目的而“锻炼”自己，但他们有一种天生的韧性，以及建立在世世代代的经验之上的生活信心。

从湖区回来后，我的确想更深入一步地了解农民。我觉得我以前在农村虽然也和农民打交道，但以知青的身份，始终与农民隔着一层，其实还是在学生群体中生活。当时我大妹已下放到老家耒阳县，希望我也能转到那里好互相有个照顾。于是我就在1970年初转回了老家。老家有大伯、二伯、三位堂兄和一大群亲戚，附近几个村子也都是远亲。我这次是以“某某的崽”的身份在他们中间生活，知根知底，感觉自然大不一样。对我父亲的“右派”问题，乡亲们只认为是受到了官场的排挤，时运不济，就像历代被罢官和遭贬的士子一样。这种朴素的看法反倒切合事情的真相。我那时一边在队上卖力地出工，一边按照自己制订的“五年计划”按部就班地读书，主要是哲学书，也包括当时能够借到手的不少文学作品。那几年，我读完了当时出版的所有马列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单行本，还读了我父亲藏书中的一本贺麟先生译的黑格尔《小逻辑》，一本王造时先生译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作了一本又一本的笔记。我还经常与我们家唯一没下农村的二妹通信讨论读书心得和哲学问题，有时一封信能写上十几页。后来她主动中止了这种讨论，她更关注的是文学方面。事实证明她是对的，如果她当时钻到哲学中拔不出来的话，也许她就不会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了。现在她是很有名气的作家残雪，有大量的作品被翻译为英、法、德、日、意、瑞典等好几种外文。不过那一段哲学训练对她的文学写作无疑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她的小说里哲学味很浓。也是在这个时期，我与我大妹的一位同班同学谈起了“恋爱”，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精神性的恋爱，主要是通过通信。但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及处境，她的工人阶级的父母坚决反对这件事。我后来主动提出了分手，倒不是因为她父母反对，而是因为她自己在父母面前太逆来顺受。我无法忍受她的无主见和软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

在耒阳的三年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农民生活的原生态，包括他们的内心世界。我和那些亲戚的孩子们成了最要好的朋友，其中一个名叫春元的20岁的青年与我最谈得来，他的哥哥是大队的民办教师，在村子里就是知识分子了，他自己也经常看《参考消息》，喜欢谈论国家大事。但后来他得了重病，半身瘫痪，他父亲请我帮忙从耒阳搭车把他一直背到长沙的湖南医学院看病。记得那一天我从医院拿到诊断书，看到确诊为癌症时，内心十分震惊，马上想到该如何告诉他父亲，不要让春元知道真相。回到旅社，我把他父亲叫到门口，悄悄告诉他这个坏消息，正在叮嘱他不要告诉春元，没想到他一听到“癌症”两个字，不等我把话说完，返身冲进屋里，一把揪住春元的前襟拼命地摇晃，一边恶狠狠地喊道：“你这个孽种啊！我前世欠了你的啊！你为嘛事要得这个病啊！你得的是癌症，你晓不晓得！你长这么大，你晓不晓得我费了几多担谷啊！几多的钱啊！……”春元脸色惨白，呆呆地像一段木头一样任他摇晃。我连忙插进去把他们拉开了。我觉得这位平时看来慈眉善目、只是有一点小气的老头，在那一刻显得异常的凶恶可怕。在回程的路上，我们在郴州停了两天，春元父亲去找他的一个懂点中医的老庚，想通过吃中药把春元的病治好。那一天下大雨，他提着老庚从山上挖来的两大捆湿漉漉带泥的树根回来，往旅馆的铺着白被单的床上重重地一放，说声：“走！”我连忙把树根提起来放到地上，说不要把床单弄脏了。他说：“怕什么！我们又不在这里住了。”大有“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之慨。此时已有七年“农龄”的我，对“贫下中农”这个概念早已没有了神圣的光环，但还是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发生。这促使我对中国农民的内心作近距离的思考，也成了我以后力图深化由鲁迅开始的“国民性批判”的最生动的素材。春元回去后没多久就过世了。

1973年我和大妹又转点到了浏阳县大围山下的一个偏僻村子，为的是更广泛地接触中国的农村社会。我深信要了解中国，就要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那时我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深深地为马克思分析一个社会结构的那种方法和步骤所震撼。我由此生出一种冲动，想试一试我自己能不能也用类似的方法来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结构。当然这种结构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是截然不同的，但深入一个结构去分析其矛盾的方法是一样的。为此我还读了一些中国哲学和历史的书，对老庄哲学有自己的体会。那一年，我帮我哥哥一家也从千山红农场转到了浏阳，插队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山冲里。这里的劳动强度比千山红小多了，农闲时间竟占全年的一半以上。他们一家住在生产队的一个废弃了的纸坊里，门前有一条长年不断的溪水，出门过桥就是进山的小路，门口还有一个原是用来沤纸的两三米见方的小水池。他把山泉引到池里，在里面养了几尾金色鲤鱼，每天空闲时间就搬张竹躺椅放在池边，一边观鱼，一边看书，有时还在厅屋的墙上作巨幅油画，临摹当时刚发表的《鲁迅在海边》，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后来知青大返城时他竟舍不得走，1979年经过我的动员，并用省图书馆的大量图书开放来诱惑他，他才回来。那时他下放已经17年了。

我是1974年10月“病退”回到长沙的，在农村整整待了10年。回城后，我在西区劳动服务大队当民工，拿计时或计件工资，接触了大量底层的落魄者和社会渣滓，有失学青年、长期失业者、盗墓者、开除公职者、“右派”、历史反革命、四类分子、劳改释放犯、扒手……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我凭自己优等的劳动力混迹于其间，混得还不错，有时一个月能赚100多元。我为自己买了手表、自行车、的确良的衣服等，还存下了好几百元。1976年底，我通过招工进了长沙市水电安装公司当搬运工。工资虽然少多了，一月只有35元，但工作稳定，劳动强度也不算大，最主要的是劳动时间短。有时整天没有事，有事通常也只是一阵子，搬完东西就可以休息，有大量的时间看书。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也想去报名，但据说湖南省招生办有一条土规定，超过25岁的不得报名，而我已经29岁了，也就没有去试。1978年恢复招研究生，我倒是去试了一试，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凭我多年自学的功力，我轻松地上了分数线，就连丢了十四年的俄语都得了60分，并去北京参加了复试。在录取前，从北京来长沙“外调”的人到了我的单位，单位给我开出的证明简直就像劳动模范一样；但到我父母的单位调查，父母单位开出的鉴定证明写的却是“顽固坚持右派立场”“表现极坏”。最终政审没有过，未能录取。这是我作为“右派子女”所受到的最后一次严重的“政治牵连”。1979年我又报考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西方哲学史专业研究生，这时父母当了21年的“右派”终于“改正”了，我顺利地来到了资深的西方哲学史专家陈修斋、杨祖陶先生门下，专攻我心仪已久的德国古典哲学。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

如今我在武汉大学教书又有20多年了。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人的命运虽然受到条件的限制，但从本质上说是自己走出来的。人在命运面前绝不是无所作为的，只要他勇于探索、敢于行动，不管他最初多么幼稚，也不管他会有怎样的失误，他最终能够“扼住命运的咽喉”（贝多芬语）。

（2004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