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日子像念珠一般，一天接着一天滑过去，串成周，串成月。每星期六，同志们到巴维尔家聚会。每次聚会都像一个坡度不大的长梯上的一个阶梯。这梯子慢慢把人们引向高处，通往一个遥远的地方。

不断有一些新同志出现，弗拉索夫家的小屋渐渐显得又窄又闷。娜塔莎常来，她虽然挨冻受累，却总是显得无比快乐，充满朝气。母亲给她织了一双袜子，还亲自替她穿在她的小脚上。娜塔莎起初笑着，过了一会儿，忽然不作声了，她沉思着低声说：

“我过去有个保姆，心地也非常善良！多么奇怪啊，佩拉格娅·尼洛夫娜，工人们过着这样困难、这样屈辱的生活，但是比起那些人来，他们倒更热情、更善良。”

说着，她把手一挥，指着离她很远很远的地方。

“啊，您原来是这样！”弗拉索娃说，“失去了父母，失去了一切。”她不善于用言辞完满地表达自己心里的想法，便默默地望着娜塔莎的脸，体味着一种对她的感激之情。母亲坐在娜塔莎面前的地板上，姑娘低着头，沉思地含着微笑。

“失去了父母？”娜塔莎重复了一遍，“这没什么！我父亲很粗野，哥哥也是，而且都是酒鬼。姐姐非常不幸……她嫁给一个年纪比她大得多的人……一个非常有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家伙。妈妈真可怜！她和您一样憨厚直爽，像老鼠一样瘦小，跑得也那么快，见人都害怕。有时，我真想见到她……”

“您真可怜！”母亲悲哀地摇着头说。

姑娘忽然抬起头，好像要推开什么似的伸出手来。

“噢，不！有时我感到非常高兴，非常幸福！”

她的脸色发白，蓝色的眼睛突然射出明亮的光芒。她把两手放在母亲的肩上，用低沉而深情的声音说：

“要是您知道……要是您了解，我们正在做多么伟大的事业，那就好了！……”

一种近似羡慕的感情，触动了弗拉索娃的心。她从地板上站起身来，悲伤地说：

“干这种事我已经太老了，又不识字……”

巴维尔议论得越来越多，争论也越来越激烈，人也瘦了。母亲觉得，他和娜塔莎谈话或者看着她的时候，他严厉的目光就变得温和些，说话的声音也亲切些，整个人都变得更单纯了。

“愿主保佑！”母亲想，露出了微笑。

每次会上，一碰到争论过于激烈甚而到了狂热的地步时，霍霍尔总是站起来，身体像钟摆一样摇晃着，用洪钟似的响亮声音说几句简单而温和的话，于是大家变得平心静气，稍稍严肃些了。维索夫希科夫经常是心情阴郁，显得很不耐烦，他和叫作萨莫伊洛夫的红发青年，总是首先挑起争论，脑袋圆圆的、头发像被碱水洗得变成淡黄色的伊凡·布金表示附和他们俩。身体结实、外貌整洁的亚科夫·索莫夫，说话不多，说起来声音低而严肃，他和前额宽宽的费佳·马津，在辩论中总是站在巴维尔和霍霍尔一边。

有时候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代替娜塔莎从城里来参会。他戴着眼镜，蓄着一小撮亚麻色的胡须，他来自边远的省份，说话总带一种“噢”“噢”的特别口音。他整个人都显得与众不同。他说的是些很平常的事——家庭生活、孩子、买卖、警察、面包和肉类的价格等等，总之，他谈的是有关人们每天生活中遇到的事情。他能从中发现虚伪、混乱，发现某些任何时候都明显对人们不利的、愚蠢的甚而是可笑的东西。在母亲看来，他好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从别的国度来的，在那里，人们过着诚实、轻松舒适的生活，但在这儿，他觉得一切都格格不入，他过不惯这种生活，不能认为这种生活是天经地义的，这种生活他不喜欢，在他心里激起一种根据他的想法改造一切的沉着而执拗的愿望。他的脸色微微发黄，眼睛周围布满了鱼尾纹，他说话的声音很低，手总是温暖的。他和弗拉索娃问好时，用他有力的手指，握住她的整个手，这样的握手使母亲觉得心情有点松快和平静。

从城里来的还有一些人，来得最勤的，是一个体态匀称的高个子姑娘，在清瘦苍白的脸上长着一双大眼睛。大家管她叫萨申卡[13]。她的步态举止有些地方很像男人，两道又黑又浓的眉毛总是气咻咻地紧锁着，她的鼻梁很直，说话的时候，小鼻孔不住地翕动着。

萨申卡第一个高声而激昂地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

母亲听到这话的时候，怀着无言的恐惧凝视着这姑娘的脸。母亲曾听说过，社会主义者刺死了沙皇[14]。这是她年轻时候发生的事。当时传说，沙皇解放了农奴，地主要向沙皇复仇，他们发誓不杀掉沙皇不剃头。因此人们称他们为社会主义者。但是现在她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儿子和儿子的同伴们也是社会主义者。

散会后，母亲问巴维尔：

“巴夫卢沙，你真的是社会主义者吗？”

“是的！”他站在母亲面前，像平常一样直截了当而又坚决果断地说道，“怎么啦？”

母亲深深叹了口气，垂下眼睛问道：

“巴夫卢沙，真是这样吗？他们不是反对沙皇，不是还杀死了一个沙皇吗？”

巴维尔在屋子里走了走，用手摸摸脸颊，微笑着说：

“我们不需要这样做！”

他用平静而严肃的声调对母亲讲了许久。她望着他的脸，心里想：

“这个孩子是不会做任何坏事的！他绝不会！”

后来，这个可怕的名词用得渐渐多了，它的锋芒也就渐渐磨平了，这个名词和其他几十个她所不懂的名词一样，变成听惯了的东西。但是她对萨申卡没有好感，她每次来，母亲就觉得有点不安，也不自然……

有一次，她不满地撇着嘴对霍霍尔说：

“萨申卡怎么那样厉害！老是发号施令，你们应当做这个，你们应当做那个……”

霍霍尔哈哈大笑起来。

“说得对，大妈！您的眼力不错！巴维尔，你说是吗？”

他向母亲挤了挤眼，眼神里含着嘲笑，说道：

“贵族嘛！”

巴维尔干巴巴地说：

“她是个好人。”

“这话说得对！”霍霍尔也表示同意，“不过她不明白，她应该做什么，而我们要实现而且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

他们又争论起什么问题，母亲听不懂。

母亲还发现萨申卡对她儿子的态度最严厉，有时甚至冲他叫嚷。巴维尔只是含笑不语，用以前看娜塔莎的那种温柔的目光看着这个姑娘的脸。这也使母亲感到不快。

有时候，突然他们大家一起都欣喜若狂，使母亲感到吃惊。这通常发生在当他们在报上读到有关外国工人新闻的时候。这时，大家的眼睛里都闪着喜悦的光辉，大家很奇怪地都变得像孩子一样幸福，发出欢乐爽朗的笑声，互相亲热地拍着肩膀。

“德国的同志们真是好样的！”有人好像被喜悦所陶醉，大声喊道。

“意大利工人万岁！”有一次他们高声呼喊起来。

他们把这呼喊声传送到遥远的地方，传送到他们素不相识的、语言不同的朋友那里，似乎他们深信，那些不相识的人一定能听见并理解他们的欢呼。

霍霍尔的眼里熠熠闪亮，心里充满了对大家的热爱，说道：

“要是写封信给他们就好了，对吗？让他们知道，在俄国也有和他们信仰相同、目标一致、为他们的胜利而高兴的朋友！”

于是大家沉浸在幻想中，脸上含着微笑，长时间地谈论法国人、英国人、瑞典人，像在谈他们自己所尊敬的、和他们同甘共苦的知心朋友一样。

在这狭小的房间里，产生了全世界工人在精神上亲密一致的感情。这种感情把所有的人融成一体，也感动了母亲，她虽然还不了解这种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却以欢乐、年轻、令人陶醉和充满希望的力量使她直起腰来。

“你们真行！”有一次母亲对霍霍尔说，“所有人都是你们的同志，亚美尼亚人，还有犹太人、奥地利人都是，你们为所有的人忧伤和高兴！”

“为所有人！大妈！为所有人！”霍霍尔扬声说道，“在我们看来，没有国家，也没有种族之分，只有同志和敌人。所有工人都是我们的同志，所有财主、所有政府都是我们的敌人。当你用慈祥的眼睛看看周围的世界，当你看到我们工人是那样多、那样强大的时候，你的心里就会充满欣喜，会感到无比高兴！大妈，不论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只要他们看看周围的生活，他们也同样有这种感觉，意大利人也一样会感到高兴。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母亲的孩子。这母亲就是世界各国工人友爱团结这一不可战胜的思想。她使我们感到温暖，她是正义天国的太阳，而这个天国就在工人的心里，不论是谁，不论他把自己称作什么，只要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就永远是信念一致的兄弟，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永久是这样！”

这种天真的然而却是坚定的信念，越来越频繁地在他们中间产生，渐渐提高，日益发展，变得更加强大而有力。当母亲意识到这种信念的时候，不由得感到世界上确有一种和她所看见的太阳一样伟大而光辉灿烂的东西。

他们常常唱歌。他们高声唱那些大家都熟悉的普通歌曲，但有时候，他们也唱些调子特别和谐却又非常深沉和节奏奇妙的新歌。唱这些歌的时候总是放低声音，非常严肃，好像唱赞美歌似的。唱的人有时脸色发白，有时容光焕发，在响亮的歌词里，使人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

其中有一支新歌[15]特别震撼和激动着母亲的心灵。在这支歌里，听不见那种受尽凌辱而独自在悲哀疑虑的幽暗小径上徘徊的灵魂的沉思，听不见被穷困折磨、饱经恐惧、没有个性、没有光彩的心灵的呻吟。在这支歌里，没有茫然地渴望自由的力量的悲叹，也没有不分善恶一概加以毁坏的那种好斗而无所顾忌的挑衅的呼喊。在这支歌里，完全没有只会破坏一切而无力从事建设的那种复仇和怀恨的盲目的感情。在这支歌里，听不到任何一点昔日奴隶世界的声音。

母亲不大欢喜这支歌中激烈的歌词和严峻的曲调，但是在这些歌词和曲调后面，有一种更强大的东西，它以自己的力量压倒了曲调和歌词，使母亲的心预感到一种她的思想还不能领悟的伟大的含义。这种伟大的含义，她在年轻人的表情和眼神里可以看出来，从他们的心胸中可以感觉到，她被这支歌曲的歌词和声调所容纳不下的力量所征服，每逢他们唱起这支歌时，她总是比听别的歌子更入神、更激动。

他们唱这支歌的时候，声音总比唱别的歌曲要低，但比任何歌曲都要强劲有力，好像三月天——即将到来的早春第一天的空气，温暖人心。

“现在是我们到街上唱这支歌的时候了！”维索夫希科夫阴郁地说。

当他的父亲又因为行窃坐牢的时候，尼古拉对同志们平静地说：

“现在可以到我家开会了……”

几乎每天晚上下工以后，总有同志到巴维尔家里来。他们忙得脸也不洗，就开始看书，从书里摘抄一些东西。吃饭喝茶也手不离书。母亲觉得他们说的话越来越难懂了。

“我们要出一份报纸！”巴维尔常常说。

生活变得非常紧张，忙得不可开交。人们更加迅速地读完一本书接着读另一本，就好像蜜蜂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那样。

“别人在议论我们呢！”有一次维索夫希科夫说，“我们很快就会遭殃的！”

“是鹌鹑就不要怕落网！”霍霍尔说。

母亲越来越喜欢霍霍尔。当他叫她“大妈”的时候，这称呼就好像儿童的一只嫩手在她的脸颊上抚摩。每逢星期日，要是巴维尔没有空闲，他就来劈柴。有一次，他扛来一块木板，他的手很巧，拿起斧头，一会儿工夫就把门口台阶上腐朽了的板子换了。还有一次，他也是不声不响地修好了坍倒了的栅栏。他一面干活，一面吹着口哨，吹得非常好听，但是有点悲伤。

有一次，母亲对儿子说：

“叫霍霍尔搬到咱们家里来住好吗？你们两个也会方便些，省得互相来回找。”

“你为什么要给自己添麻烦呢？”巴维尔耸着肩说。

“嗨，瞧你说的！我已经麻烦了一辈子，不知道为了什么，为好人麻烦是可以的！”

“你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儿子回答说，“要是他搬来，我会很高兴的……”

这样，霍霍尔就搬到他们家来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