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内生动因和现实路径

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关系演变进程的梳理，我们可确认这两个产业之间存在紧密且日益复杂的产业关联，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互动融合发展趋势正日益凸显出来。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产业联系产生的内生动因和实现路径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剖析。

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内在动因

从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可以看出，制造业企业逐步将一些自身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业务环节“外包”出去，生产性服务由“内部化”逐渐走向“外部化”。生产性服务业外部化的内在动力则是分工深化、生产迂回程度提升以及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在整个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且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由于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比较高，这时制造业生产中投入的生产性服务通常由企业从内部提供，这反映了制造业内不同部门间的专业化分工状况，也体现了企业内部要素配置效率以及产业链构成状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中不同主体间进行交易的费用会不断下降，经济体系中提供专门性服务如会计、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等的市场主体就会逐渐涌现出来，制造业企业或其他产业的服务需求者就从原先的“自我服务”转向从市场中购买投入所需的各类专业性服务，此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则体现了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状况以及基于市场竞争的要素配置效率和产业分工体系构成。生产性服务的外部化和市场化凸显了社会分工从企业内部转向市场的自然扩展。

（一）社会分工理论的简单回顾

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会带来技术进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所以，从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角度来阐述和剖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产业互动关系是以往文献中探析该经济问题常见的思路。分工理论的主要思想来源于亚当·斯密，后经马克思、马歇尔、杨格、杨小凯、贝克尔、墨菲等人的发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斯密认为，分工起源于人们互通有无的倾向，因而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在斯密分工思想的基础上，杨格引入奥地利学派“迂回生产”的概念，认为“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是相互促进、循环演进的，并提出产业专业化是报酬递增的基本组成部分。斯密和杨格对分工和专业化导致报酬递增的研究没有考虑交易费用和协调成本，杨小凯、贝克尔、墨菲对此进行了补充，认为只有劳动分工带来的经济收益增加超过了交易费用和协调成本，分工才有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的动力。

（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因

国内外许多学者基于分工的基本原理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机理。普遍的观点是：制造业的快速成长和规模扩大促进了分工，分工的深化导致生产链的延长以及生产迂回程度增加，对中间的服务需求不断增加，从而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为制造业输送了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提高了市场交易的便利性和效率，降低了制造业各生产环节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的改进和提升。下面分别从生产率、中间投入和交易成本的视角来具体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业务融合的内生动因。

1．基于生产率提高的视角

在专业化导致报酬递增以及垄断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下，Francois用数学模型推导得出，伴随着市场空间的不断扩展，厂商的数量以及企业的生产规模也会不断扩大，这将促使企业的生产行为被进一步细分为更加清晰的生产步骤，从而提高生产各环节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总劳动中间接劳动所占的比重。格鲁伯和沃克认为，如果把提供生产性服务的主体看作是专家的集合体，那么生产过程中这个“集合体”提供的知识和技术促使生产的迂回程度提高，使生产变得更加专业化、资本也进一步深化，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陈宪和黄建锋认为，服务业增长的背后，真正起决定作用并能做出一般解释的应该是“社会分工”因素。他们认为，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交易成本越来越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使得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成为可能。江小涓和李辉研究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分工不断细化和市场不断扩展，产品的制造过程被分解成为一个个专业化的节点，分工的扩展将原本内置于企业的服务活动外置，即将一些原来属于企业内部的职能部门和业务转移出去，转向使用外部进行专业化生产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因此，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使产业分工向纵深方向发展，而且还提高了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服务企业内部的价值链条和产业链条得到优化，核心竞争力得以提高；另一方面，服务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利用效率大大提升，产业分工和产业结构更加合理，整体经济创新力与竞争力大幅度提升。

社会化的专业分工不断加剧，使得服务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逐渐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部门。制造业的发展对服务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形成了巨大的市场，而市场容量的扩大使专业化分工进一步加剧，并促使部分产业逐步脱离制造业而形成单独的产业，导致服务部门的快速扩张。而作为中间产品投入的服务业不断发展，社会的专业化分工更细，使规模经济变得可能。因此，专业化分工有助于生产性服务业实现规模经济，并且在产业关联度上形成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互动。基于对生产性服务进行外部化模型研究，刘明宇等发现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之间存在协同演进，共同促进产业升级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从以上分析我们可看到在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获得了较大发展，而专业化、规模化和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又进一步提高了制造业运行效率、增加了产品附加值和提升了企业的竞争优势。

2．基于中间投入的视角

Either将D-S垄断竞争模型解释为一种生产函数，经过对模型进行数理推导后分析得出新产品的引进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也就是制造企业在增加中间投入品种类时能够帮助企业创造出一种比较优势，提升其在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能力的改善。Markusen在Either模型研究的基础上，将生产性服务作为重要的中间投入品引入到D-S模型分析中，并运用数理方法证明了在市场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厂商数量和企业生产规模将会持续扩大，促使企业间分工更加细化，也促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分离，从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分析还发现尤其是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在生产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功能，因为许多具有知识密集特征的生产性服务虽然在学习上往往需要比较高的初始投资，然而随后这些知识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提供给其他的使用者，即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市场范围的扩展是实现生产性服务报酬递增效应和增强服务差异性的重要前提。

此外，基于交互经济模型，Riddle分析发现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是促进其他部门增长的过程产业，是促进经济交往和产业发展的“黏合剂”，同时也是刺激商品生产的重要推动力。他还利用该模型形象地展示了服务业在制造业和采掘业发展中的地位。程大中指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专业化分工逐渐深化，导致了微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经济变革，生产者服务在其中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其自身作为利润源泉的价值，更体现为其作为各个专业化生产环节的纽带而具有的“黏合剂”功能。Grossman和Helpman认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方式既取决于互动是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家之间，也取决于国内或国际生产是采取何种组织方式。

3．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

作为商品和其他服务生产中的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其外部化或市场化程度取决于专业化经济-互补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的权衡（trade-off）。一般来说，随着产业间或企业间分工的深化和细化，交易成本也会随之上升，也就越需要市场中介组织来提供生产性服务帮助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制造业企业最终是否将投入环节的生产性服务进行“外包”要受到交易成本约束，当从市场购买的生产性服务产生的交易费用低于由制造业自身提供所产生的生产成本时，生产性服务就有动力实现外部化。选择外包时，内部生产组织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的差额是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

生产性服务业自身发展效率的提高降低了制造业的交易成本，从而在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提升等方面支撑了制造业新的扩张。另外，通过促进分工的深化和泛化，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规模，借助于生产性服务具有异质性的特点培育企业差异化竞争优势。在国内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交易成本可能并不是限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冯泰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中国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主要并不是通过降低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和制造成本）实现的。

随着分工程度愈益加深和扩大，产业间的横向分工和产业内或产品内的纵向分工交错演进、互相促进，生产知识特别是生产过程中涉及的隐性知识愈加复杂和专业；另外，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需求也日益多元化，市场的不确定程度加深，分工的深化还使得交易成本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在这样日趋变化的市场环境里，基于技术属性来看，制造业会将自身不具有成本优势或比较优势的环节不断“分解”或“外包”出去，从而为生产性服务业拓展出更大的发展空间，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具有异质性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将对相关产业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润滑剂”和“推进剂”的作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分化”与“融合”对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现实路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分别从管理学和经济学等角度对价值链的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其中影响范围比较大的是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价值链概念，该概念被理论界广泛接受和使用。波特指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交货和辅助其产品生产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波特提出的价值链理论指出了创造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同时也表明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整个价值链的竞争，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个业务环节的竞争，企业价值链整体的综合竞争实力是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另外，波特的价值链理论也指出并非企业整个价值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创造同等价值，企业价值创造实际上仅集中在价值链上的某些特定环节或业务。基于价值链理论，宏基集团的开创者施振荣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线”理论。在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下，制造业产业链攀升主要表现为制造业附加值的增加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历史经验表明，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占据全球价值链顶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不断地投入现代服务业所内含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使整体产业结构不断向“软化”趋势调整。

从价值链理论可看出，制造业的价值创造主要源自价值链的前端和后端，而处在两端关键部位的新产品研究与开发、品牌设计以及产品工业设计、产品的市场营销策略的制定和营销渠道的拓展、物流等活动都属于生产性服务范畴，所以对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的增加不仅可以提高制造业的利润空间，而且为企业创造了差异化竞争优势。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产品内分工或企业间分工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产品生产活动在空间上不再具有高度收敛和集中的特征，不断呈现出一个分散的趋势。适应于经济环境的变化，产品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不再是仅仅局限在一个企业内部，而是在这条产品价值链上包含了众多功能不同的企业，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分工网络。在这样的网络化分工结构中，各个企业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从事某一个或某几个环节的生产，随着自身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各个企业适时地做出动态调整。由于在这条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创造的价值或利润并不是同样多的，从目前情况看价值链两端所创造的价值明显要高于制造环节创造的价值，所以一个制造业企业如果想在更大程度上扩大其价值增值的空间或获得更多的利润，在增加生产性服务业投入的同时还要增加其产出在价值增值中的比重，这样才能提高企业在价值链中的治理能力。因此，在分工深化和交易效率提高的基础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现实路径可以通过对价值链上各个价值创造环节进行整合或进行功能延伸来实现。

三、相关实证分析及研究方法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的经验和实证分析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为两类：一是以国民经济宏观统计数据为基础，利用不同的计量模型和相关指标对二者的相互促进作用进行回归分析，这种方法是进行计量分析时使用的比较多的方法，但是由于统计指标选取的科学性以及统计数据的质量问题，在检验二者互动效应时会存在一些瑕疵，但是这种实证分析的方法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验证了二者之间存在较强的互动作用。Guerrieri和Meliciani利用20世纪90年代OECD成员国的样本数据，借助统计和计量分析方法得到一个国家制造业发展基础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作为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需求方的制造业专业化发展水平越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质量也就越高，越有利于提高该国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竞争优势。Francois&Woerz运用1994—2004年OECD成员国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这些国家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出口贸易三者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认为生产性服务作为制造业重要的中间投入，其间接出口比重的增加主要体现于在商品出口中占较大比重，并得出商务服务部门开放程度的提高对相关产业（如机械、车辆制造、化学和电子设备制造）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因为商务服务的离岸贸易促进了技能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但是研究也发现商务服务开放对非服务密集型产业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江静等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作为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发展重要的高级投入要素，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提升了自身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也降低了制造业单位产品的组织成本和生产成本，是制造业效率提高的重要源泉。并运用1998—2004年中国地区层面以及1993—2003年细分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张促进了制造业整体效率提高，而且不同的生产性服务细分行业对制造业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基于SFA模型，利用中国2003—2007年城市面板数据，顾乃华通过实证途径求证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发挥外溢效应的渠道，研究结论显示：（1）工业企业借助服务外包整合自身价值链能够提高获利效率，在我国城市中，就整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获利技术效率提升发挥着正向作用；（2）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之间的地理距离与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获利能力的外溢效应负相关，提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有助于增强其对工业的外溢效用；（3）政策环境的完善程度正向影响着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获利能力的外溢效应，同步推进工业和服务业的改革开放，有助于二者形成更良性的互动发展。孙晓华等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看做一个整体，通过构建纳入适应性预期的动态两部门模型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带动效应，并以2004—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从全国来看，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可以积极推动制造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产出增加100%可带来制造业产出提高219.5%；但从分地区的回归结果来看，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外溢效应低于东部地区；从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的回归结果来看，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对制造业具有相对较强的正效应，但任一细分行业单独的外溢效应均明显低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总体作用。从以上的相关实证研究结果来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较强的产业关联性，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制造业效率、促进制造业升级，且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也是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另一种方法是基于投入产出表利用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感应度系数、影响力系数、中间投入率、中间需求率等指标来定量分析二者的互动和融合效应，且投入产出表能够提供微观层次的产业交易信息和最终需求输出情况，这也是目前国内外研究该问题常用的工具和方法。一些学者如：程大中、汪德华、高传胜等利用投入产出法分析和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效应。程大中采用“投入-产出”方法，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结构变化及其影响进行经验研究，发现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上升，服务业的生产者服务功能逐渐显现，但与英、美等国相比，中国生产性服务占国民总产出比重偏低；中国服务业及其有关分部门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或部门的前后向联系效应相对较弱，说明中国服务业的增长不仅不能对国民经济产生应有的带动作用，而且其本身受其他部门的需求拉动作用也不大。汪德华等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影响其升级主要基于两个方面原因：制造业企业内部制造环节和服务环节的分离降低了企业的装置成本并有助于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社会化的专业分工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并且在产业关联度上形成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互动。利用中国投入产出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高传胜（2008）指出信息与通信活动、金融服务、科技研发服务活动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支持制造业升级，而商务服务、贸易活动和交通运输服务对制造业升级的支撑作用相对较小，这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转型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利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数据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经济联系是比较常用的工具和方法，借助该方法不仅便于研究者发现和解释产业之间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及联系程度，也为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当然除了这两类常见的经验研究方法外，还有些研究者从微观企业调研入手或通过典型案例梳理的方法来寻找和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互动和融合关系。如Alan MacPherson、William J.Coffey。Alan MacPherson在1994—2005年对纽约州制造企业进行跟踪调查并由此获得统计数据，分析发现越来越多的制造商更倾向使用市场采购研发、设计和产品开发等方面的生产性服务，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变得日益明显。William J. Coffey指出尽管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作为产品生产或服务供给必不可少的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确很重要，但在这方面的实地调查研究还比较缺乏。他于1992、1993年对蒙特利尔大都市区的324家生产性服务商进行了调查，基于这些调查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满足制造业的中间需求，也为消费者提供大量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