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哪里？什么？哪里？

我从伦敦起飞，前往法属波利尼西亚，在两段长途飞行间隙，途经洛杉矶国际机场转机时，我遗失了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大卫·斯威特曼[5]的高更传记。我去法属波利尼西亚是为了写一篇关于高更和当地异域风情的文章，以纪念他逝世一百周年。然而，这资料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弄丢了，这个无法挽回的损失是个很不好的兆头，我顿时慌了神。当这种感觉渐渐消退时，取而代之的是湿漉漉的无奈感，虎视眈眈地要令我的整个旅程泡汤。这么至关重要的材料就这样被凭空夺走了——有时候遗失也相当于被掠夺啊，即使纯粹是主人的错。这么一来，我在塔希提岛的大部分空余时间都被用来弥补这一损失：我把能回想起来的从斯威特曼的书里和其他史料中读到的高更的生平与成就都记录了下来。

高更绝对是个奇人，但他首先是位艺术家。我是这样写的。他的人生如他的画作一般色彩斑斓，他的作品影响了所有后来的艺术家，包括伟大的色彩画家马蒂斯。马蒂斯曾在他的感染下跑到塔希提岛，想“看看那里的光”，看看高更画里的色彩是不是真实的（它们是真实的，又是不真实的）。高更于1848年出生于巴黎，但却自认为是“来自秘鲁的野蛮人”——他幼年时期曾在秘鲁生活过。说他是野蛮人，他却成了股票经纪人，还娶妻成家，后来又抛下家人，奔赴塔希提岛。他去那里的部分原因是作为野蛮人去寻根，甩掉文明的伪饰，而同时还能享受法国保护领地的一切特殊利益。“法国保护领地”这一称谓暴露了殖民主义的游戏本质：法国以典型的黑帮手法向塔希提岛提供保护，心里完全明白塔希提岛岛民需要获得保护来抵御的恰恰是法国人。在去塔希提岛之前，高更在阿尔勒和备受折磨的天才文森特·凡·高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几乎把对方逼成了疯子，但高更把凡·高逼得更甚。可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凡·高自身就有一种走向癫狂的紧绷感，在彻底发疯之前就已经有点不正常了。

这两位艺术家骨子里阴晴不定的状态被柯克·道格拉斯[6]与安东尼·奎恩[7]在电影里演绎成了经典。两人朝夕相处，又成日灌苦艾酒，喝得醉醺醺的，无异于火上浇油，所以当凡·高愤而割下自己的耳朵时，虽然所有人都很惊讶，但这可能也不完全是个意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高更自命不凡，爱表现自己，最后觉得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的唯一途径就是远赴塔希提岛，跟他心目中的同类——生番部落——生活在一起。他到塔希提岛的时候刚好四十三岁。

La vai taamu noa to outou hatua[8]

“你从哪里来？”帕皮提入境处的官员问，“你到哪里去？”他有没有事先接受指示，为了响应百年庆典来提这些问题？高更在他1897年的那幅恢宏巨作中提出了这些问题，我来塔希提岛回答这些问题。

1891年，高更涉滩登岛的时候，当地的妇女围上来嘲笑这个戴着水牛比尔帽子、长发及肩的嬉皮士始祖；当我过关入境的时候，他们没有嘲笑我，而是在潮湿的、黎明前的幽暗中冲我亲切地微笑。他们向我和其他游客赠送套在脖子上的鲜花花环以示欢迎，这些花环闻起来就像刚刚做好的那样新鲜芬芳。有人用香气扑鼻的热带鲜花做成的花环来欢迎你，这当然是件令人开心的事，但同时，也往往有一种令人沮丧的感觉在作怪。一个友爱的迎客传统被彻底商品化并加以包装，这样一来，即便这些鲜花很美，倒还不如就用塑料花得了。同样令人沮丧的还有那些驾驶旅游巴士的司机，他们等着把游客“传送”到这个蛮荒之地上的奢华酒店。一个个健壮得如同橄榄球队的主力前锋队员，空有一副能在橄榄球场上碾压英国人的体格，却“沦落”成了彬彬有礼的行李搬运工。

等我办好入住手续，走进我的豪华客房，天空已经以它那种热带特有的快节奏开始亮起来，于是我推开房间的法式长窗，走到阳台上，将眼前自然纯净的风景尽收眼底。梦幻般的莫雷阿岛映衬着半眠半醒的天空，这景致真是美极了，可你要是往右看，就会看到其他阳台呈僵硬的几何形状面对着大海，一派古尔斯基[9]式的风格。这是一家大型豪华酒店，虽然景致绝佳，但大海就如同经过修剪的指甲一般，像是只对酒店住客开放的水上高尔夫球场的一部分。

在两人彻底闹僵之前，高更和凡·高计划在塔希提岛建一个“热带画室”。近来，首府帕皮提给人这样的感觉：要是埃里克·侯麦[10]想拍一部热带地区的电影，他可能会来这里。在这部电影里，什么都不会发生，场景像一个法国小镇，你永远都不会想在这里度假。这种地方之所以存在，主要就是为了凸显其他地方更有意思。如果你来的时候不幸赶上星期天，到处都关着门，那就更没劲了；不过，反正可看的东西也没多少，到了星期天，“没多少”就变成了“什么都没有”。我们或许会这样想，高更在十九世纪末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情况一定非常好，但事实是高更已经来晚了，他来的时候，这里已经“众所周知沦为南太平洋诸岛中被‘文明’破坏得最严重的岛屿”。我记得有位艺术史学家曾在文章里说它是“伊甸园和失乐园”的象征。而只有在高更的画里，它才是复乐园，重塑的天堂。

当库克船长来的时候，这里的确风光旖旎，如同旅游手册里展示的风景画面那样美。我去了库克船长和“邦蒂”号船，以及天晓得还有什么人靠岸登陆的一个叫作金星岬的地方，它是塔希提岛最负盛名的海滩（塔希提岛和巴厘岛一样，虽因海滩出名，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的海滩），有几个人在那里晒日光浴，玩水。沙子是黑色的，让人感觉这地方和伊甸园截然相反，就像一张黑白相反的底片，你能用这底片冲印出一张绝佳的度假照片来。或许是我自己被时差搞得晕头转向了吧。

“我们比伦敦早十小时还是晚十小时？”我问导游乔尔。

“晚，另一方面，新西兰只晚一小时，但它又比我们早一天。”他这话说得简明利落，但却几乎矛盾，十分费解。几乎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乔尔接下来的话也听起来怪怪的，这话乍一听好像很简单——“星期天的时候，这个沙滩上挤满了人。”——我的脑子有几秒钟没有转过来，仔细一琢磨后才反应过来：今天就是星期天啊，而沙滩差不多是空的。好吧，也许这里没有“挤满了人”，但它却充满了历史感。然后，有那么一刻，我觉得信心十足，体会到了那类备受推崇的英国小说家的感觉。就是那种人，跑到一个像这样的地方，来了灵感，要写一部史诗巨著，一部杂乱的模仿历史的作品，在其中设置众多人物，尽其所能地浪费读者的时间，而说到底，其实只是编造了一个无聊的故事，看得读者哈欠连天。想到这里，我似乎已在瞬息之间一挥而就，完成了一部这样的小说，满满七百页的长卷。

离开金星岬，我们继续环岛之旅，一路来到了提阿胡普。

“你喜欢冲浪吗？”乔尔问我。

“是啊，喜欢看。”我回答。

“那很好，这里有国际冲浪锦标赛。”

“太棒了！你是说现在吗？”

“差不多。”这是个难以捉摸的答案，言下之意，要么比赛明天开始，要么昨天刚刚结束，又或者我们到的时候正在进行，但这种可能性最小，其实根本没有人在冲浪，更确切地说，是根本没有海浪，除非你要把这个词扩大理解为“海面”（如“没有浪头的海面”）。海面风平浪静，就像一块水分饱满的薄饼。我感到有一种模式渐渐浮现出来：一有期待就会落空，一有希望就会失望。一个月前，在波士顿，这种模式已初见端倪。

高更的大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去？》（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被收藏在波士顿美术馆里。就在我飞塔希提岛前不久，纯属机缘巧合，我生平第一次来到了波士顿。我一直想看这幅画，盼了至少十年，这次我终于有机会，在（套用游记作者喜欢的说法）“循着他的脚步”去南太平洋之前先一睹这幅画的真容。虽然这十年间我在忙其他事情，但我也一直在等着能亲临波士顿。现在，我终于来了，终于到波士顿了。我在美术馆里游荡着，甚至没有刻意去找那幅画，虽然我明知它就在那里，我还是希望如命中注定的那样，能在不经意间撞见它，就好像我根本没料到它会在那里一样。在两次看见特纳的《奴隶船》[11]和德加[12]的《赛马会上》（At the Races）的定格画面，三次看见比尔斯塔特[13]的《约塞米蒂河谷》（Valley of the Yosemite）之后，我开始怀疑自己已经在这大得让人虚脱的美术馆里把每个房间都逛遍了。我信马由缰地晃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却连一眼都没有瞟到那幅我专程来看的画。最后，我向一名接待员打听《我们从哪里来？》去哪里了。他从一种奇怪的茫然状态中抬起眼来，一副精疲力竭、无聊得失了神的样子，仿佛只想坐下来解放他的双腿，但同时又热切地想要回答每一个问题，纵使这问题他之前已经听了一千遍。他说这幅画目前不展出，画正在修复还是被借出去了，我想不起来是哪种情况了。谢过他之后，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被失望压得喘不过气来，简直像被他施了咒一般，使得地心引力陡增至三倍。如果此时我能看到一幅画，此前从没见过它的复制品，也从没听说过画家的大名，在这希望落空前的跋涉寻觅中，在美术馆浩瀚的馆藏中，我不知怎的就把它给漏了，如果真有这么一幅画出现在眼前，那么，这一下午的失落是可以得到弥补的，我被下的咒连同整个世界的重压也会被解除；但在当时，我看不到任何补偿的机会。我就这样与这幅杰作失之交臂，这是一次受挫的朝圣之旅（这可不只是白跑一趟那么简单），我因此觉得高更的画所提出的宏观课题必须补上另一些更具体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在一星期中的这一天——在这个特定的城市里，我们唯一有空的一天——来到这个美术馆，而这一天我要看的展览偏偏关闭了？为什么在这场为期四个月的轰动性的展览一再续展后，我们偏偏在它结束之后的这一天才来？为什么这一天我们想要看的画被借去了我们一年前去过的城市，而这里的主题展是我早在六个月前就在哥本哈根看过的保罗·克利[14]的回顾展？答案可以凑合着从沃尔克·施隆多夫[15]的电影《玻璃玫瑰》（Voyager）里的一段有趣的对话里找到，这部电影改编自马克斯·弗里施[16]的小说《能干的法贝尔》（Homo Faber）。法贝尔（山姆·夏普德[17]饰演）问一个非洲人卢浮宫什么时候开放。“据我所知，它从来都不开放。”他带着一种威严的漠然态度很有智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而这一切衍生出了另一个更加让人困惑的问题：看到和没看到有什么区别？或者更确切地说，看到塔希提岛和没看到塔希提岛、去塔希提岛和不去塔希提岛，这之间有什么区别？答案其实是针对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的：你有可能去了塔希提岛，却看不到它。

我至少在塔希提岛植物园内的高更博物馆里领略了《我们从哪里来？》这幅画的大小，这里挂了一幅一比一的复制品。在画的正中央，有一个雌雄同体的人伸手在摘树上的果子，很难说这是在象征什么，画里还有很多其他的象征元素。高更是一个象征主义者，这意味着他的作品充满了象征元素，甚至颜色都在象征着什么——虽然似乎更多时候象征着我们没有能力去充分诠释它。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耐心去做这种尝试。D.H.劳伦斯从澳大利亚去旧金山，中途曾在塔希提岛短暂停留过。对他来说，高更“柔婉有余，易伤感，他的神话很可悲”。高更的这个视觉神话世界——融合了毛利、爪哇、埃及，以及从他逸雅意趣的角度看属于普世性原始文化的各种元素的大杂烩——在《我们从哪里来？》这幅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这个故事，或者说这个传奇（即关于高更一生的传奇），里面最具神话意蕴的内容，就是高更完成了这幅作品后便企图自杀，结果却因为药剂过量（要不就是过少）没死成。活过来后，他开始思考答案，他将答案以问题的形式表达出来，而问题则以绘画的形式被表现了出来。然后，这幅画也和其他作品一样，被卷起来运回了法国，他创造出来的那个世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很有可能在某些日子里，他会在醒来时问自己：“那一大幅画去哪了？”然后，他坐在床边，挠着发痒的腿，想起来它已经被运走了，得再画一幅新的了。在高更博物馆里陈列着所有画的影印件，小小的，标有文字说明，告诉人们这些画作漂流到了世界的哪些地方：莫斯科的普希金美术馆、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巴黎的奥赛博物馆、伦敦的考陶尔德画廊。不过，有四十幅画作因为一百周年庆典而被暂时送回了岛上。毕沙罗[18]曾刻薄地评论高更：“（他）总是在别人的地界偷猎，现在他又在大洋洲的生番部族那里连偷带抢。”毕沙罗这么定调之后，近年来开始流行把高更视作帝国主义冒险自肥行径的化身。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作品的回归也算是一种补偿的姿态，但如果就此推断，这些岛民中，支持波利尼西亚脱离法国的呼声很高，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这里的人害怕的是法国有一天会斩断和这些岛屿的特殊关系，停止输血，不再提供他们极度仰赖的资金支持。

离开博物馆后，我们又去了马泰亚和普纳奥亚（目前是帕皮提的郊区，没什么特色）。高更在那里生活过，还在那里创作了他最著名的几幅作品。我突然有了个念头，高更也许用黄色来代表香蕉，但除此之外，大脑一片空白。我无法从高更的角度来思考，无法透过他的眼睛来看这世界，我站在那里，看到高更所看到的，却完全无法像他那样通过眼睛去领悟到什么，甚至连一丝感觉都谈不上。尽管如此，我在那一刻还是意识到了伊斯兰教的动人之处。一个穆斯林信徒踏上一生一次必修的麦加朝圣之旅，不可能——甚至无法想象——会经历失望。这就是宗教朝圣和世俗拜谒的关键差别吧——后者总是让你有失望的余地。意识到了这点后，我又想到另一点：我能感受失望的这种强大的能力实际上是一种成就，是一种胜利。失望的惨烈及其折磨人的频率（高更哀怨地吹嘘：“我很沮丧，但没有被打垮。”）恰恰印证了我对这个世界仍怀有的期待与憧憬，反映了我对它还抱有的厚望。一旦我失去失望的能力，浪漫也将随之消失，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A Faaohipa noa i te taime ati[19]

没法再拖下去了，这个不能问的问题急着要脱口而出，不是“我们到哪里去”，而是“那些女人是什么样的”，她们是未被尘世浸染的甜心宝贝吗？高更比谁都迫切地想要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很明显，是的，她们是未被尘世浸染的甜心宝贝，生活在甜美瑰丽的天堂，没羞没臊，无所顾忌。高更的许多名画画的就是塔希提岛的天真女子，她们年轻又性感，吃着水果，看上去随时都乐意和身患梅毒的老色鬼上床，即便他满腿都是湿性湿疹。当然，他也是位杰出的艺术家，但她们不知道，那时候，他可没有像现在这样出名。要想了解他作为一名艺术家如何了不起，你必须得懂艺术，但她们不懂，因为她们之前什么艺术作品都没见过。对她们来说，他只是个老色鬼，总想哄着她们把衣服脱了，她们倒是很乐意这么做，即使那些煞风景的传教士比高更先来一步，令当地人皈依了无聊的古基督教，要求她们把胸部遮起来，穿上一种叫作哈伯德大妈罩衣（Mother Hubbard）的大袍子，这样的袍子毫无线条感可言，套在身上实在不太好看；但高更知道，藏在那哈伯德大妈罩衣下的，就如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则著名的英国广告里说的那样，“都是惹人爱的”，那如熟透的蜜瓜般诱人的乳房也还在，并没有因为被衣服遮盖着令肉眼不可见而少一分动人之处。她们也许不知道他是位伟大的艺术家，但是高更很自信，他相信自己的才华可与马奈[20]比肩，人家马奈画了一幅《奥林匹亚》（Olympia），他受了刺激，也去画了一幅很色情的画，一个波利尼西亚裸女，在一个绝佳的年纪——差不多十三岁——还是个女孩，也已经算得上是个女人了。刚开始，高更没有画太多，他只是想要用眼睛去看，弄清楚当地人的脑袋里在想些什么。他阅读关于毛利艺术和艺术家的书，这多少有点帮助，但他是一名艺术家，用眼睛看是艺术家所特有的理解方式。以前的外来客注意到了当地人的优雅与沉静，但觉得这是迟钝或无趣，高更则“从他们的姿态节奏与奇怪的静止状态中看到了不可名状的庄严和宗教意味，从做着梦的眼睛里看到了深不可测的谜团表面的涟漪”。除了想弄清楚他们的脑袋里在想些什么，他也急着想扒下她们的裤子，在这片殖民地上的其他法国人对此可不太赞成，甚至可能还有点嫉妒。

当时高更所处的那个年代就是这样的，那现在呢？对此，我能给出一个很好的答案。那天我正赶上媒体在我下榻的豪华酒店里，给入围塔希提岛小姐决赛的佳丽拍照，她们就像是直接从高更的画里走出来的那样。所以，是的，塔希提岛女人真的很美，尤其是当她们年轻的时候。然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她们就胖得不可思议，就像被她们发现了《肥胖是女权问题》（Fat Is a Feminist Issue），便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可不只是读，她们还吃掉了它，男人们也不服输，变得更胖，这就像一场两性之间的卡路里较量。这里最流行的运动是划皮划艇，但波利尼西亚人真正擅长的是举重，也叫作行走或者站立。每次他们把自己从椅子上拔起来，总能保持或者超过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虽然皮划艇本质上是狭长形的，但在塔希提岛，想必是经过了改造和演变，总而言之，艇的体积被扩大了，以此来适应当地特有的另类达尔文学说——肥者生存。他们体形庞大，从厚厚的脂肪深处瞪着你，似乎已在层层肥肉的包裹下进入了冬眠。（按塔希提岛的标准来说仍算苗条，但在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都算得上是肥硕的。）乔尔说，塔希提人之所以这么胖，一部分是因为波利尼西亚人均糖分摄入量居全世界首位。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在尝一罐叫作南太平洋岛菠萝的饮料，罐子上用硕大的字体标榜着“人工调味”，就好像缺乏天然成分反而是个大卖点。细看上面的文字，你会发现这一罐饮料里所含的迷幻药比另一个岛屿天堂伊比沙岛上的夜总会里的都多。这也是我尝过的最甜的饮料，甜度比其他饮料高出了一大截，这一个人体验也印证了乔尔所说的，在与糖分相关的疾病中，波利尼西亚的糖尿病患者人数居世界第二，心血管疾病患者人数位列世界第三。乔尔如数家珍，虽带着几分惊恐，但也不乏自豪，就好像在这个因糖分所致的疾病榜上位列前茅不仅仅是这个国家肥胖问题的根源，而且还是它了不起的地方。

乔尔夸耀的另一点，是他们有着全世界最贵的电费账单。事实上，如果不是这样，那倒奇怪了，因为这里什么都特别贵。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法国进口的，等绕了地球一圈到达这里时，价格已经成了欧洲的千倍。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我坐下来准备吃饭，一名服务生晃过来向我解释这个水上餐厅和酒店另一处景致普通些的餐厅之间的区别。

“这个餐厅提供的是精品级的料理。”她说。

“首先是天文级的价格吧。”我打趣道。

餐厅的价格贵得如同天文数字，这意味着我最终只能像高更一样，“干面包就着一杯水，让自己相信这是一块牛排”。这只是打个比方罢了，我实际在吃的是青花鱼配香草汁，住在这里的这段时间里，我每天晚上都在吃这个。青花鱼正当季，香草又是不值钱的东西，因为它长在树上嘛，但还是贵得要命，而且吃起来像人造香精，完全是视口香糖为顶级精致料理的人所钟情的口味。

这种程度的花费不仅意味着东西很贵，还意味着我身边的食客和游客年纪偏大，他们通常是邮轮乘客，有点儿古板，而且总是成双结对的。我被这些老夫老妻包围着。在进餐时，这些喃喃低语的夫妻为了互相消闲解闷，把一块块碎面包丢进海里给肥硕的鱼儿吃。无限量供应的自助餐创意被沿用到了海上。这些鱼儿被驯养得简直成了精，如果有手指的话，它们会直接签单把消费记到房间的账上吧。大海被这样驯化的事实进一步加深了此前我在岛上形成的一个印象。此刻，我对一个乐观的澳大利亚人说出了心里的想法。他也是个落单的游客，和他凑在一起，我是想获得一点心理安慰。

“我们根本不是在波利尼西亚，”我说，“我们是在维加斯一个叫作塔希提岛或者‘邦蒂’号的赌场里。”

“但你看看那边，”他说，“看看那美丽的大海。”

“显然，你最近没去过维加斯。”我说。

我们只聊了五分钟，但这已经足够让他成为我在塔希提岛上最亲密的朋友了。我问我自己，国际派对场上的现代原始人去哪里了？我喜欢和这些文身穿孔、扎着细发辫的人混在一起，虽然我不能把自己算成和他们一伙。如今，哪里都看不到他们，他们已沦入无处可见的境地。可就算哪里都看不到我的身影，就算我独自一人窝在房间里，我也还是有点尴尬。这片曾经浑然天成的人间乐土，如今却得靠人工雕琢才能使它看上去百分百自然。我发现尴尬不仅仅是一种大庭广众下的情绪或反应，当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你也有可能在私下里感受到这种情绪，意识到这点挺有意义的，虽然毫无用处。如果尴尬能这样内化成别的什么，如果它能演变成一种领悟或者决心，那还有点意思。但通常，这种情绪只会像脸颊上的红云一般挥之不去，你越急着想要撵走它，它反而显得愈加绯红。

Tei raro ae the hatua poito i to outo parahiraa[21]

在塔希提岛待了两年后，高更回到了巴黎，当他再次来到塔希提岛的时候，他已经不喜欢这个地方了，因为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一切都发展了起来，这地方对他来说已经不够原始了，于是他决定去一个更偏远的地方——希瓦瓦岛，这个岛位于塔希提岛东北，隶属于马克萨斯群岛。实际上，他直到1901年才到那里，在此之前，尽管他成天抱怨，满腹牢骚，但始终没有丧失艺术信仰，正是这种信仰支撑着他，令他相信任何经历都有利于艺术创作。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创作了一些杰作，其中不乏以塔希提语命名的作品，比如Merahi metua no Tehamana[22]与Manao tupapau[23]，他的塔希提语烂得很，有时候这些画名根本不是他所要表达的那个意思。然而情况常常变得很糟糕，有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处于绝望的边缘，但在最后一刻，总会发生些什么，把他拉回来或者推过去——如果他真的越过去了，倒成了一件好事，因为对于高更来说，越过这一边缘有一种进入天堂的意味。坦率地说，他是他自己的艺术作品的殉道者。有一幅画叫作《各各他[24]边的自画像》（Self Portrait near Golgotha），这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在表达：尽管生活极为艰难，但是像这幅他在各各他边的自画像般的画作可以抵消世间所有的不如意。其他画都被运回了法国，唯独留下了这幅《各各他》，他把它带到了希瓦瓦岛，让自己痛苦的样子陪着自己，逗自己开心。就如凡事皆有寓意一般，这其中也包含着一个寓意：天堂或者我们称之为天堂的地方常常是某种“各各他”。许多游客的经历足以说明这一点，比如他们因为西班牙的航空管制员争端而被困在盖特威克好几天，或者发现所谓的豪华别墅其实是一堆断壁残垣，而且管道也存在问题，结果年年的假期美梦都成了噩梦。然而，高更可不在乎这种事，对他来说，一间简陋的小房子就够了。他不渴望豪华的水上别墅，但是他自己的管道——也就是他那可怜巴巴的老二——正变得越来越糟糕，这让他很是心烦，说实话，没有一个心智正常的人肯消受他这玩意，除非有一大笔钱可以拿，还有一个疗程的高剂量的盘尼西林。

乘飞机去希瓦瓦岛花了三个小时。在高更所处的年代，你不可能直接跳上飞机，想飞哪儿就飞哪儿，坐船一定很费时间，因为路程的确很长，即使是现在，塔希提岛的人还是觉得希瓦瓦岛远在天涯海角，所以，他确实离家走了很远，如果再走远一些，离家反而近了，毕竟地球是圆的嘛，像个瓜一样。

在偏远的海岛上，生活遵循着一个单一的法则：无所事事，要么彻底垮掉。高更也未能幸免，尽管他还在继续工作，但很多时候都在同神父和法官打嘴仗，通常都是在招人嫌。他没有停下画笔，但创作的黄金期已经过去了。有一天，他就这样死了，一个朋友咬着他的头皮，想唤醒他，但这已经没用了，这一次，他是不会再活过来了。他和一些观摩十三岁女孩裸体的亡魂聚在了一起，就如同那幅以“Manao tupapau”命名的臭名昭著的作品所呈现的那样，他说很难分辨是她梦见了可怕的鬼魂，还是鬼魂梦见了她，尤其是她那一览无余的臀部；他也和一些名垂千古的亡魂聚在了一起，加入了西方艺术大师团队，他和他们站在了一起，还看得到唱诗班，他想要自在地享受死后的美名，摆脱他诡异的人生的拖累。

高更被葬在阿图奥纳村边上的墓园里，墓地上有块刻着他名字的石头，还有一棵树。这地方，你最多停留两分钟就够了。对我来说，参观这墓地真是浪费时间，一点意义都没有，不过这也可能是因为几分钟后，我来到了另一块墓碑前，墓碑的主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NAOPUA A PUUFAIFIAU, SOLDAT:

MORT POUR LA FRANCE 1914-18[25]

法国到处都有像这样的墓碑，但是没有一个如此强烈地反映了那场灾难的规模——它不仅席卷了欧洲，甚至波及了全世界。设想一下，有个人出生在这里，这个天之涯、海之角，竟然也会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高更的移动轨迹是离心的，从中心到边缘，这个轨迹被一个相反的、向心的移动轨迹抵消，有人从世界的边缘被推到了历史的中心。从那一刻开始，即使身处天堂，也不可能不被历史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倒过来想，我们（按历史经验构建起来的）关于天堂的概念反映的恰恰是未受历史浸染的世外桃源。

按计划，参观好墓地，我需要在文化中心逗留一小时。这个地方是照着高更给自己建的房子复制的，但这里有个小问题：文化中心压根就不存在。事实上，我看到的只是未来文化中心的落成地（也就是一个建筑工地），它几乎和世界上其他的建筑工地没什么两样，但他们已经开始复制高更亲手做的立在他的享乐屋门口的门框，上面刻着：“Soyez Amoureuses et Vous Serez Heureuses.[26]”然后，当天的高潮出现了——我有幸看到了从高更的井里找到的一些东西。事实上，这样说有点夸大，我应该说那些是残骸或碎片：几个破瓶子，一些陶制餐具的碎片，几只罐子，一支注射器，一些吗啡针剂，几团结块的颜料。这些东西，一方面只是一堆陈年废物而已，另一方面，它们仍不失为一堆陈年废物，但从未有如此具有说服力的展示品来证明艺术如宗教、艺术家如世俗的殉道者般的地位。在我们这些朝圣者眼里，这些吉光片羽的神圣程度不亚于基督的凉鞋或卢尔德圣地的任何圣物，但这种来自俗世的崇拜至少还带着点诚实和质疑的优点，就如馆长所说的，虽然这些东西是在高更的井里找到的，但是，“我们不能确定这就是高更的，不过很有可能就是他的”。

希瓦瓦岛的美并不是我所期待的那种美，因此，我到后来才意识到它其实很美。它看起来既有热带风情，又有非热带的感觉，似乎集齐了这世上所有的树种。这不仅是土壤肥沃造成的结果，还得益于长期的贸易交流。乔尔跟我们说过，不知道是库克还是（《叛舰喋血记》[27]里的）布莱斯把菠萝从其他地方——我想大概是从夏威夷——带到了塔希提岛，然后带走了面包果或是诸如此类的东西，我想不起确切的细节，不确定葡萄到底是本地原生的，还是从外地引进的。不管怎样，当我被领着穿越丛林的时候，看到的葡萄及其他品种的水果和鲜花似乎都很乐意在这里落土生根。与其说这片丛林里的有些地方像（海关职员）卢梭的那个郁郁葱葱的热带天堂，倒不如说更像是舍伍德林区。岛上有些地方植被葱郁，另一些地方则是山石嶙峋的不毛之地，云雾缭绕，一片荒凉。这一现象，连同品类齐全的植被，都意味着它不断呈现出类似于其他地方的特征，但它主要还是像被破纪录的高温笼罩着的瑞士。我根本没料到会这样，我原以为能看到当地的艺术家还在传承着高更的传统，但我马上就认识到，马克萨斯群岛乃至波利尼西亚绝大多数地区的真正的艺术是刺青。那里的每个人身上都有刺青，其几何图形的精密性、密集性和复杂性着实令人咋舌。曾几何时，刺青就像写在身体上的履历，传递着各种信息：你的爸爸妈妈是谁？你祖先的名字是什么？你从事什么职业（武士、贵族）？高考分数多少？甚至还有，你上星期四中饭吃了什么？波利尼西亚人用刺青来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和“我们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宗教已经给出了答案，而对于信奉尼采哲学的人来说，这问题本身就是不让你回答的。

虽然传教士埋葬了在基督教传入之前波利尼西亚人信奉的多神教（还曾一度禁止刺青），但还是有一些最近发掘的圣地可供人参观，其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在希瓦瓦岛的依坡纳神庙，那里有五尊纪念像，也叫作提基神像。

我其实不是很想去，这有几方面原因。我时差倒不过来，每天晚上还睡得越来越少，在原来时差的基础上又变本加厉地累积了新的时差；而且我还长了可怕的痱子，其折磨人的程度丝毫不亚于高更的湿疹，我满脑子想的就是有没有药膏可以让我缓解痛苦。

几天前，在痱子大爆发之前，我们走访了另一个考古遗址。这地方规模虽小，给人带来的失望却大得很。现场有一些黑魆魆的石头，为了让它们显得有趣些，导游喋喋不休地介绍活人祭和食人肉的风俗，我站在那里充耳不闻，装成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离开这里前往另一处位于泰奥阿、在阿图奥纳附近的遗址令我获得了片刻的解脱。然而这个遗址的提基神像已被侵蚀殆尽：一颗像沙滩球那么大的圆石，上面依稀可见人脸的残余痕迹——几道缝是眼睛和嘴巴，鼻子勉强还有一点痕迹。从审美角度来说，它可以媲美《荒岛余生》[28]里汤姆·汉克斯[29]对其产生深厚感情的那只名为威尔森的排球。当汉克斯艰难求生时，他渴求有某种东西能让他寄托信仰和希望，而这种渴求差不多成了跟温饱一样基本的需求。这种东西——在这里，它是排球威尔森——从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这一需求，承载起了那些希望的魔力。然而，泰奥阿这个地方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信仰也会消亡，连神灵都有可能不得不委身于一小块雕琢过的残石来艰难求生。

最后就剩下依坡纳了。这一路以来的行程如此糟糕，我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来迎接一个前所未有的失望：它有可能就摆在我面前，我都认不出来，现场的东西少得可怜，以至于我到了目的地，都以为还没到。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担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这一片丛林被清理过，空中密密麻麻地飞舞着蚊虫。刚一走近，我就感觉到一股引力。我是说真的。波利尼西亚最大的一座主提基神像就在这里，矮墩墩的，浑圆且强壮。这个地方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就连树叶都意识到了这种力量，能感受到它，并融入了它。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令人意外，这里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岛中央潜伏着或者被埋在那里。这种地方必然有一种由内而外的舍我其谁的自信，而陌生人或访客虽然不见得能参透这种自信，但谁到这里都能感受到这种气场，否则就是咄咄怪事了。

神像浑圆的脸上被风雨侵蚀得五官积了厚厚的苔藓，强调着岿然不动的决心，更别说是滚动了，连轻微的挪动都不曾有。你必须对它所代表的信仰一无所知，才会觉得它是最接地气的神灵：它生了根一样扎在原地，就像一名保加利亚举重运动员正准备做一个破纪录的挺举动作，或者沿用前面的比喻，像一个永远都不打算腾出座位的塔希提人。这是拉金神，它停在原地不动。我也想停在原地不动，或者至少不急着跟着导游的节奏走，我想给予这位神灵应有的尊重，同时享受一种最单纯的感动（虽然远不止这些）：我很高兴我来了。

第二天，在从酒店走去阿图奥纳的路上，我又有一个重大发现。我去阿图奥纳是想在那里上网查查邮件，再买点药膏来缓解一下痱子日益严重的折磨。这是村里的一个足球场，球场两侧的边线外被各种落叶树占据着（这里可不搞分群隔离这一套），另一端则只有站票，是棕榈树的专区，这些高个子一起摇曳着，它们好像在说“你永远不会独行”[30]，或者更确切些，是在说“你甚至永远都不会走”，毕竟它们这些球迷只能同安乐，不能共患难，只会看看主场赛事。风时不时在场上的林木间扬起一阵波浪舞，场地好像被啃掉了一截，球门也破旧不堪。这里没有球员，只有一条拖着涎的狗在边线处热身。

一百年后（或者保险点，一千年后），当它芜没于丛林之中，又被勇敢的考古学者发现，劈开层层植被之后，这个地方应该会显现出一种灵气，就如同依坡纳神庙或者许多其他看似丧失了意义的地方所具有的那种灵气。设想一下，在植被的掩埋下经历长期的不闻不问之后，只有极少的一点足球知识被传承下来，迭戈·马拉多纳[31]的某张照片和一些零星的比赛结果（巴西2:英国1）由于年代久远且缺乏背景知识而显得毫无意义。这地方毫无实际功用，没种庄稼，没建房舍，是一块“自留地”，它的存在意义是自洽的，一些人甚至谓之“神圣”，它谨守己命，自成一统，孑然世外，那么仅凭这一点，这地方就具备了不寻常的特质。我们会这样想。我们也会因此推断两边的长方形球门就是当年人们礼敬的圣坛，有人曾以那神之名做出英勇牺牲，那是某种癫狂行为或是某种奇异而单纯的信仰的遗迹，如果我们这样推断，那么这离事实也不算远。你会觉得这曾是一处欢庆与伤痛之地，但这种印象最终会被一种铺天盖地的徒劳感代替；你会感觉这里曾经是实施某种（宗教）仪式的场所，这种仪式自有其规则，这套规则没有道理可言，但却能产生意义，如果没有这套规则，这个地方就不会存在。我在想象这样的场景，将来有一天，球网不见了，边线也模糊不清了，然后突然意识到它已经是这副样子了，这一发现继而又令我认识到一个一直以来显而易见的道理：许多空间上的旅行实际上是一种时间旅行，我实际上是一个来自千年后的游客，回到这个地方来苦苦探索它的意义。

我在就近的球门后面坐下来。这样看过去，这个球门就把另一边的球门框在了里面，球门里的球门，这是个令人愉悦的画面，在这个画面中，那个（远处的）球门就替代了你通常想要投进去的那个东西（球）。我坐在那里，看着球门里的球门，想起了唐·切利[32]、查理·海登[33]、杜威·雷德曼[34]和埃德·布莱克威尔[35]的唱片《玩》（Playing）。一如ECM[36]的唱片惯有的风格，这张唱片也有着很出彩的封面：空荡荡的球门的门柱，很白，衬着深绿色的树墙（几乎是一片树林），球门前面的球场是颜色浅一些的绿地，小禁区和罚球区的线已经看不出来了，于是球门成了某种有形的、抽象的东西，球场几乎就是一片草地了。

正因为我认识这张唱片里的所有音乐家，所以才买下了它，但对拍摄这张封面照片的人却一无所知。唱片的封底提到了他，但我没有留意，反正那时候，他的名字对我来说也不会有任何意义。直到几年后，我才真正认识到这名摄影师是何方神圣。有一天，我在看柳基·西里[37]用柯达彩色胶片拍摄的照片时，翻到了这张照片：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同一张照片多多少少又会有些不同。唱片封面上的森林缺失了一些细节，少了隐含的深度，而且草有些发黄，看上去更干枯一些，这也许是由于照片在复制过程中造成的失真，也可能是过了这么多年，我的唱片褪色了。然而最大的变化是整个画面在淡化的同时，又显得清晰了，这也许就是所谓的西里式风格吧。

与西里的许多其他照片一样，这张照片有一种沉静却强烈的自我封闭的风格。框里面的框——球门柱的框——把人的注意力完全限定在画面上（在《玩》这张唱片的封面上，画面又被白色的封面背景多加了一道框）。至于在这空间外正在上演什么，在那一刻之后又会发生些什么，照片上没有任何提示，因为那上面就是这样毫无动静，没有任何活动的迹象，这是西里惯有的风格。它就像一个梦的定格。每张照片都清澈透明，充满了无穷的神秘感，让人舍不得翻过它，把目光转向下一张。你会很乐意就这样看着，等着，关注着。这种状态用“停留”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这也是我当下想做的事，就这样看着球门里的球门。

在球门里的球门这个逆向目的论画面的影响下，我发现框在希瓦瓦岛之行目的（拜谒高更之旅）外的，不是“缺乏一个更大的目的”，而是出现了“一个更大的目的的缺乏感”，一种吞噬一切的无目的感。然而，这并不表示就没有大的背景，这种背景在空荡荡的球场上被表现了出来，这个空荡荡的球场的目的就是要展示这里发生的一切，人类的辉煌和悲怆，英勇拼搏下的成与败，正是因为这个球场能持续存在下去，就算当事人消失，它也还在，这些事才有了意义。这也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但球场本身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它的没落：当它不复存在时，当它被草木覆盖、湮没时，漫长的遗忘像是一段插曲，又是最终被发现与复垦的前提。球场成了一张被遗忘的相片，刻画着被人重新想起、重新发现的那一幕。

Uputa[38]

高更去马克萨斯群岛的决定是符合岛上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的。“波利尼西亚”的意思是“很多岛”，那些岛你全都想去，除了你落脚的这个岛。在飞往希瓦瓦岛的途中，我们经过了许多天堂般的岛屿和环礁。在希瓦瓦岛的这段时间里，我又知道了更多的岛屿和环礁，它们听起来一个比一个富有诗情画意，沙滩更美，海水更蓝。我在研究旅游指南和手册时，开始对高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憎恨——他怎么偏偏就来了希瓦瓦岛，而不是波拉波拉岛或者赖阿特亚岛呢？我一通电话打到了塔希提旅行社（这家旅行社赞助了我的部分旅程），我说高更其实在波拉波拉岛上也待过一小段时间，但电话那头那个耐心的女士不觉得这样就应该调整我的行程。好吧，那胡阿希内岛呢？我问。但是高更没有去过那里啊，她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有点不耐烦了。是的，我耐心地解释，但也许如今那样的地方才具备塔希提岛从前的吸引力，要是高更还活着的话，他也许会去塔哈岛，住进珍珠海滩度假酒店及水疗中心的水上别墅，在保持他野蛮天性的同时，也满足一下奢侈享受的现实需求。在这潮湿的热浪中，我的努力丝毫没有融化对方心头的坚冰。事情很快就清楚了，“我们到哪里去”这个问题正在变成一个令人头疼的与之对立的问题：“我们不到哪里去？”而答案是：所有我真正想去的地方。其他人觉得希瓦瓦岛是个天堂，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是我急于想被驱逐出去的天堂。有了这样的念头，你就会觉得伊甸园里长着苹果的那棵智慧树一定会让人醒悟到还有另外的地方存在。原本，亚当和夏娃在这里还是过得挺高兴的，直到那天他们吃了树上的苹果，这苹果味道可不太好，然后他们开始好奇：别处是否会有其他品种的苹果？是否能吃到来自别处的更脆、更甜的苹果？他们开始觉得也许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那里的东西更好吃，他们甚至开始怀疑伊甸园也并非自己脚下的这片乐土，而是别的地方。不仅如此，他们还意识到这里面存在着商机，可以靠进出口苹果来谋生，把伊甸园当成人生目的地进行推广。由此，把世界历史尽可能精简，从那一刻演化到包价邮轮旅游和垒着各种异域水果的超级市场也就只是一步之遥了。

在希瓦瓦岛上，我想得越来越多的是“什么时候才能走”这个问题。我已经翻遍了岛上的一切，数着日子等待离开的那天到来。他们说过要安排一个当天来回的行程，去高更的孙子或曾孙子居住的地方，和他吃个中饭或者至少喝杯茶或咖啡，结果发现他不喜欢外国人，并不想见我。我倒无所谓，因为我自己也有一长串讨厌的人和事，而排在那一长串的名单前列的几乎就数名人的儿子、女儿、孙子或者孙女了。这些人来到这个世上就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在嫌恶的大范畴里，我对这些儿子、女儿怀着一种特殊的蔑视。他们一边享受着血统带来的特殊地位，一边还抱怨被他们所承受的期望压制而无法施展身手，因为父母或者其中某一位的名望太高了，以致施加给他们的、敦促他们有所成就的压力往往使其陷入一事无成的尴尬境地。去你的，混账东西！

取消与高更的后人茶叙用餐的计划之后，我和几个游客准备乘船去附近的一个岛屿。载我们的小面包车到得有点晚，但没关系，因为车到港口的时候，船还没打算开。这就是在希瓦瓦岛的情形：盼着离开的这一大等待又包含着其他的小等待，人就这样被困在不同层级的等待里面。我一直在等着下一个等待的来临，而高潮将会是最后一天的等待，我要等着被送到机场，在那里等着飞机送我回塔希提岛，之后再等着经历飞行过程中漫长的等待到达洛杉矶（更多的等待），然后到达伦敦。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来等待的，用塔希提岛的说法，就是“盼（胖）着”。在等待的过程中，你必然会想一些其他的问题，不管你等多长时间，这些问题都挥之不去，提基一般一动不动，这也是电影《银翼杀手》[39]中复制人鲁特格尔·哈尔想要问的问题，这个问题通过影片高潮场面中出现的那段哈里森·福特的画外音被转述出来：“我们剩下的这些人都想要问同样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还有多少时间？”然而这些大问题的答案最后都很小，或者说，如果想要恰如其分地回答这些大问题，就必须把答案一条一条详细地列出来。我们是来这里累计不可兑换的里程积分的，想要尽可能地在飞机上享受升舱，在酒店里享受客房升级的待遇，想要改变行程去波拉波拉岛和胡阿希内岛，盼着网速能快些，网络能稳定些；我们是来这里忍受晕头转向和时差反应的，我们被想逃跑的念头持续纠缠着，想逃去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其他地方，或者干脆去波利尼西亚以外的地方，最好离家近些；我们来这里后悔自己没带上别的书来读，心里挂念着那本遗失的高更传记的下落；我们来这里感慨食物味同嚼蜡，在痱子的煎熬下，后悔没有带上炉甘石液来缓解痛苦；我们来这里给心爱的人买礼物，再琢磨良久如何解释为什么不买——因为塔希提岛什么都贵，反正也没什么好买的；我们来这里忍受极度的无聊，然后寻思怎么会无聊到这种地步；我们来这里，是要在希瓦瓦机场等待出发，在这极度潮湿的空气中，切切实实地重温之前的那种感受——很高兴，我们来了——纵使它转瞬即逝，纵使有那么多时候我们希望自己没来；我们来这里，是要在飞机起飞和降落前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我们来这里，是要离开这里，去另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