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丹麦人袭来

克努特绝不可能是因为年老而去世的。与他同时代的编年史家认为，1016年，征服了英格兰的克努特还是个年轻人。当代史学家们据此推算，他应当生于10世纪90年代。因此，当这位国王于1035年秋去世时，他大概也只有40岁（根据一份13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史料，当时的他已经37岁了）。按瑞米耶日的威廉所述，他在去世之前已经重病了很久。1035年，克努特王给位于多塞特（Dorset）的舍伯恩（Sherborne）修道院僧侣签发了一份证书，而这份文件也能够部分证明瑞米耶日的说法。在这份证书当中，他要求僧侣们每天祈祷，帮助他死后进入天国。11月12日，国王死于距舍伯恩仅有15英里的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¹

克努特不但有维京人的血统，而且他征战多年，双手早已沾满鲜血。这样一来，我们不禁会感到有些奇怪：他为何会担心自己死后无法进入天堂，而不是担心自己无法进入瓦尔哈拉殿堂（Valhalla）①？但事实上，早在两代人之前，丹麦王室就已经转变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克努特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了洗礼（其教名为兰伯特［Lambert］）。前文所述的那个关于国王与海浪的故事，最初并不是为了说明克努特是如何地愚蠢，而是为了证明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无法阻止潮水上涨后，浑身湿漉漉的克努特显然稍觉扫兴。“去让世人知道吧！”他说道，“王权虚无且毫无价值。除去上帝以外，没有哪个君主是名副其实的。只有上帝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让天空、大地和海洋遵守永恒的法则。”²

事实上，克努特正是因其表达虔诚的夸张方式而声名远播。在以维京人一贯的方式征服了英格兰并清除了他的对手后，克努特王开始试图使其臣民信服，他的统治具有合法性。这就意味着，当务之急是要证明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例如，1027年，克努特亲自前往罗马朝圣。他也试图平复在占领的过程中对当地人造成的伤痛：他重新安葬了惨遭杀害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尔夫赫亚克（Ælfheah），把他的尸骨从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迁到坎特伯雷的一个新的圣地里；在他的对手刚勇者埃德蒙被击败的战场遗址上，他建立了一座教堂；他还前往位于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的埃德蒙坟墓祭扫，献上绣着孔雀图的斗篷，并表达他对这位国王的追忆。克努特频频用昂贵物品作为封赏，这也帮助他在海内外取得了好名声。对于从国王那里获赠精美书籍一事，沙特尔主教（bishop of Chartres）在信中写道：“我们一看到您寄来的礼物，便因您的智识与信仰而感到惊讶……我们曾听说，您是一位信仰异教的王子，可是到了现在，我们才知道您不仅是一个基督徒，更是一个愿为上帝的仆人们慷慨捐赠的人。”³

因此，当克努特死后，他最终被安葬在温切斯特的老教堂（Old Minster），得以与圣斯威森（St Swithin）、英格兰及威塞克斯诸先王的遗骸为邻。正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言，克努特统治了近20年之久。其统治之所以堪称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努力遵循和维护英格兰传统的结果。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些算在克努特名下的新事物，也根本算不得创新。例如，有人认为，是他率先推行了独立的常备军制度。他从斯堪的纳维亚新引入了一批勇士，并以此为基础创建了“御卫”（housecarl）。但若经详查，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人与其英格兰前辈所保有的亲兵并无不同。克努特招募了一批领取报酬的丹麦人船员，并拥有一支常备的舰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克努特的确拥有一支常备军。然而，这也只是照搬仓促王埃塞列德的做法而已。早在1012年，埃塞列德就已经组建了一支海上常备军。他还设立新税，以平衡开销。这两位国王的做法唯一的区别在于，埃塞列德所建立的舰队的规模更加庞大。⁴

无论如何，克努特都决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英格兰君主。事实上，他的统治已经深刻改变了英格兰社会。更确切地说，如果向前追溯的话，早在他征服英格兰的动荡时期，英格兰社会就已经改天换地。

　

11世纪的英格兰社会阶层众多。据我们所知，11世纪末的英格兰已经约有200万人口，而且鉴于人口数目在不断上升的事实，这个世纪初的英格兰人口数一定比这个数字要少。⁵从根本上讲，我们可以将英格兰人口划分为自由民和非自由民两类。

许多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著作都没有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尽管如此，在此时的英格兰，奴隶在其总人口中占比超过了10%。⁶ 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奴隶制是相当普遍的。奴隶贩卖和出口是当时经济的主要动力之一。自9世纪起，维京人就已经成了从事奴隶贸易的主力军。他们发动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抓捕年轻男性和女性，并将其作为商品加以销售。这些人主要被卖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本土，也常被卖给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商人。英格兰是维京人主要的狩猎场之一。从德文（Devon）、威尔士或诺森伯里亚沿海地区绑架的人口，最终很可能被贩卖到沙漠地区，在炎炎烈日下为哈里发（caliph）建造宫殿，其中的女性也有可能会成为苏丹哈来姆（harem）②中的成员。⁷

从当时的记载判断，在英格兰，奴隶也被当作苦役和性工具。男性奴隶一般被用作农奴。10世纪末，在一段非常著名的描述当中，恩舍姆（Eynsham）修道院院长阿尔弗里克（Ælfric）大致描述了农奴们的生活状况。在他的笔下，一位没有人身自由的庄稼汉张口说道：

我要在黎明时出发，赶着牛下地干活。不管冬天的天气怎样严酷，我都得先给它们套上犁。我怕我的主人，从不敢躲在家偷懒。但在给耕牛上好轭、固定好犁铧和犁刀之后，我得干上一整天，必须耕出至少1英亩（1英亩约合4047平方米）的田……我必须把牛槽填满干草、饮牛、拉牛出去排粪。天啊，天啊，这活好累。是的，非常累，就因为我不是一个自由民。⁸

这个庄稼汉当然有理由惧怕他的主人。奴隶们都被视作牲口，而且还会遭到与牲口同等的惩罚，或者被打上烙印，或者被阉割。如果是男性，他们可能会被打死；如果是女性，则可能会被烧死。⁹女奴的用处不尽相同。无疑，许多女奴会成为女佣或挤奶工，但一些资料显示，购买女奴也是为了满足性需求。11世纪初，就在克努特征服英格兰前不久，伍斯特主教伍尔夫斯坦（bishop Wulfstan of Worcester）曾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布道词，痛斥英格兰人所犯下的多种罪恶。他指出，某些英格兰人：

合伙出钱买女人，轮流与其发生关系，犯下流罪过。他们就像狗那样不惧怕肮脏。之后他们便再出价，将这一上帝的造物卖到异国他乡，使其落入陌生人之手。¹⁰

在奴隶之上的，是剩下约90%的自由民。这类人中的绝大多数可以被归类为最下层的“刻尔”（ceorl，也称churl）。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将其直接翻译为农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以种地为生，而且大多拥有自己的土地。在英格兰的某些地区，这些人更加不自由，因为当地的领主已经开始将他们视作佃农。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为领主服劳役。但刻尔与农奴不同，他们并不是某个人的财产。

在刻尔之上的阶层为贵族。这一阶层大约有四五千人。换句话说，贵族仅占总人口的0.25%。贵族与下层人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拥有更多的土地。在一份写于1000至1025年间关于社会阶层的小册子中，可以看到，刻尔有可能发达，进而成为塞恩（thegn，也称thane）③。但是，要达成这一目的，他必须拥有一座与其身份匹配的、配备有门房和钟楼的宏伟宅邸以及至少5海德（hide）④的土地。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看到，仅仅穿着一身华丽的盔甲到处招摇撞骗不足以让他们获得新的身份。“即使他发达了，拥有了一顶头盔、一件锁子甲和一柄贴金宝剑，”小册子继续写道，“如果没有土地，他就仍然是一个刻尔。”

要想成为一名贵族，人们也有必要和国王产生某种联系。对于绝大多数的塞恩来说，这只不过意味着，他们能够在王室政府中担任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职位，例如管理地方法庭，或协助收取国税。但少数幸运儿可能会被选中，亲自为国王服务。正如上文的小册子所提到的那样，他们可能会担任国王的亲卫或执行特殊任务。一份12世纪的资料显示，要进入迷人的“国王的塞恩”这一圈子，至少需要40海德土地。按照这一标准，在当时的英格兰，只有约90个人具备这种资格。¹¹

最后，站在贵族社会顶端的是郡长（ealdorman）。这些人以国王之名管理整个地区，如东盎格利亚或诺森伯里亚。作为国王在该地区的直接代表，他们每年会在郡法庭主持2次审判，并做出决定生死的判决；而在战时，他们则负责统率王军。在10世纪的扩张进程中，威塞克斯国王逐渐赋予他们权力。因此，大多数郡长也是古代王族的后裔，因血缘和姻亲关系而联系在了一起。

在克努特征服英格兰之前的几十年内，随着丹麦人的不断入侵，英格兰“奴隶—刻尔—塞恩—郡长”的社会结构已然被严重动摇。自然，作为一个整体而言，这些人在维京人入侵过程中饱受苦难。“全体人民深受苦难，敌人烧杀抢掠，各地饥荒频发，”伍尔夫斯坦主教在1014年的布道词中哀叹道，“一些奴隶已经逃走，他们放弃了基督教信仰，转而投靠维京人。”（现代读者们不禁要发问，他们应受谴责吗？）一些塞恩曾自诩勇敢刚毅，如今则被迫眼睁睁地看着维京人轮奸自己的妻女。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维京人从来没有放弃他们掠夺人口并将其贩往海外的生意。“往往两三个水手就能把成群的基督信徒从一片海洋运送到另一片海洋。人群蜷缩拥挤，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耻辱……我们向他们不断纳贡，而他们则每天都在打劫我们。他们烧杀抢夺，把我们的财物一箱箱搬到他们船上去。”¹²

虽然每个人都为维京人入侵所苦，但再没有哪一个阶层会像英格兰上层一样承受如此大的打击。让我们首先以那些郡长的命运为例加以说明。年老的布特诺斯（Birhtnoth）是第一个倒下的。他在991年莫尔登之战后死去。他的4个郡长同侪也都死于1016年对抗克努特的战斗中。此后数年间，其余郡长也几乎都在新国王克努特恶名昭著的大清洗下被屠戮殆尽。而后，许多身份较为显赫的贵族也落得类似下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曾多次提及大批贵族遭到屠杀之事。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中找到佐证：见证了克努特颁布证书的塞恩与见证了其前任国王作为的塞恩并不是同一批人。换句话说，在25年间，英格兰贵族中的高层几乎全被杀戮殆尽。¹³

为填补英格兰千疮百孔的贵族体系中的空白，克努特选用了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这件事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在征服英格兰之后不久，克努特的军队便返回故乡。这些士兵对自己所获得的封赏非常满意（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会在北欧家乡树立起如尼石［runestone］，以此庆祝胜利），而这些封赏显然都是新王在其登基之初强征暴敛而来。¹⁴但是在最高层，克努特任用了一批北欧地方官员，取代了业已式微的郡长。在克努特众多杰出的支持者中，高个子托鲁克尔（Thorkell the Tall）接管了东盎格利亚，克努特的妹夫（姐夫）埃里克（Erik）则受封诺森伯里亚。在英格兰其他地方，国王的下属和亲戚也纷纷取得了一些较小地方的控制权，如米德兰的3个郡就分别归哈坎（Hakon）、赫然尼（Hrani）和伊里夫（Eilífr）管辖。在他们自己的北方语言中，这一层级的人会被称为 “雅尔”（jarl）。后来，这一新词迅速在其统治区流传开来。前不久还由郡长管理的英格兰，自此开始由伯爵（earl）管辖。¹⁵

就总体的政策而言，克努特会选择提拔任用其自身的北欧亲友。然而，在其统治时期，有一个例外令人瞩目。自其统治之初，出身不详的英格兰人戈德温（Godwine）就一直是国王最为重要的议政大臣之一。此人很可能是苏塞克斯一个叫伍尔夫诺思（Wulfnoth）的贵族的儿子。伍尔夫诺思本人是埃塞列德政权的反对者，而他也曾控制过部分的王家船队，并威胁着英格兰南部沿海地区。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戈德温父辈的某些海盗行径与其后来在克努特手下发达有些许关联吗？然而，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从一本晚于戈德温半个世纪写成的、对他不吝溢美之词的小册子中去寻找一些答案。他“被国王本人誉为最谨慎的谋士和最勇猛的战士”。在他的哥哥哈拉尔死后，刚刚登上丹麦王位的克努特就特意将他的这位新宠带到了丹麦。在这里，这位英格兰人充分证明了他的智勇双全，而这些特质对国王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作为奖赏，国王不断提升他的地位：早在1018年，他就已经跻身伯爵行列。在那不久后，他迎娶了克努特的妹夫/姐夫的妹妹/姐姐吉莎（Gytha），从而获得王族的身份。¹⁶

正因国王如此倚重，即便是在新的丹麦统治集团当中，戈德温这个英格兰人也显得极为突出。11世纪20年代早期，他的封地几乎覆盖了整个英格兰南部，覆盖了整个古老的威塞克斯王国的原有疆域。与此同时，丹麦出身的伯爵却不断减少。高个子托鲁克尔于1021年遭到流放，诺森伯里亚的埃里克则于1023年去世。而到了第二年，伊里夫也从历史记载里消失了。10年过去了，又一批斯堪的纳维亚人被重新安排到英格兰以填补不断扩张的克努特北方帝国内出现的职位空缺。例如，乌尔夫（Ulf）伯爵就一度成了国王在丹麦的代表；而在1028年征服挪威后，哈坎伯爵就受命管辖这一地区。¹⁷

然而，在这段时间，戈德温的地位并非无可撼动。虽然戈德温的地位至高无上，但丹麦人渐渐消失造成的权力真空也为另一个英格兰人宠臣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机会。这个人就是郡长利奥弗温（Leofwine）之子利奥弗里克（Leofric）。他出身贵族，而他的家族也存续了下来：他的父亲是唯一在克努特的大清理中幸存下来的郡长。尽管一度家势日衰（在米德兰地区，利奥弗温的势力受制于新任的丹麦伯爵），但在利奥弗里克之父于1023年去世后，这一情况开始改变。当地丹麦对手的势力如月已蚀，而利奥弗里克的星光则开始渐渐显现。到11世纪20年代末，利奥弗里克业已跻身伯爵行列。其后，在一度属于麦西亚王国的米德兰地区，他似乎已经成了最主要的强权人物。在克努特王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就国王的议政大臣而言，利奥弗里克的地位仅次于戈德温。¹⁸

因此，到了1035年克努特去世时，英格兰贵族社会已经被他彻底改变了。此前，英格兰社会是由郡长家族所保卫的。他们承袭于古老的英格兰王族，相互之间联系紧密，而且历史悠久。然而，这些旧贵族已在丹麦人血腥夺权过程中被屠杀殆尽。同样消失的还有最初顶替他们的多数丹麦人。在克努特统治的末期，英格兰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已经重新回到了英格兰人的手中，戈德温伯爵执政威塞克斯，利奥弗里克管理麦西亚。只有在边远的诺森伯里亚，丹麦人统治的痕迹还依稀存在。休厄德（Siward）伯爵顶替了埃里克伯爵，行使对于这一伯爵领的管辖权。然而，这三位伯爵都属于政坛新人。就政治生涯而言，戈德温家族仅能向前追溯一代，而利奥弗里克家族最多也不超过两代，休厄德的出身则难有定论。在克努特统治时期，三人迅速崛起，并充实自己的实力，其实力可能比他们所取代的任何英格兰贵族都要再胜一筹。但是，无论是这三位中的哪一位，他们都没有古代贵族的血统。这三个新兴的英格兰伯爵也没有因血缘或姻亲关系而联系在一起。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他们之间从来都不是合作伙伴的关系，而是相互视作竞争对手。¹⁹

　

克努特的驾崩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且创剧痛深的斗争。乍一看，先王至少育有三个健康的儿子，都能继承王位。但问题是，这三个儿子是他和两个不同的女人所生。

正如我们看到的，克努特于征服英格兰当年便与诺曼底公爵理查二世的妹妹埃玛（她同时也是埃塞列德王的遗孀以及后来的虔信者爱德华的母亲）缔结了婚姻。埃玛是克努特的合法伴侣，也是他受过涂油礼⑤的王后，在王室档案和各种阐发忠君之情的艺术作品中，她的形象经常出现。他们育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儿子哈撒克努特（Harthacnut），据说他们婚后不久就生下了这个儿子；还有一位公主贡尼尔德（Gunhilda），她后来嫁给了德意志皇帝。

但在此前，也许是在其父于1013年短暂占领英格兰期间，克努特迎娶了北安普敦的埃尔夫吉富（Ælfgifu of Northampton）⑥。这个姓氏表明，她来自一个世居米德兰地区的古老家族。她的身世也十分显赫：她的父亲是诺森伯里亚南部的一名郡长，后遭埃塞列德杀害。这表明，克努特这次婚姻很可能是出于巩固与这些英格兰人之间联盟的考虑，而后者当然愿意看到埃塞列德被推翻。

不管是否出于维持联盟的目的，或仅仅出于他的个人偏好，克努特维持这一婚姻关系的态度一直很明确。即使随后他与埃玛结婚，无论婚前或是婚后，克努特都未实际解除与埃尔夫吉富的婚姻关系。这可能是由于他感到并无必要。和第二次婚姻不同，他与埃尔夫吉富并未在教堂中举办仪式，其结合也没有得到神圣祝福。但我们并不清楚，整个社会是否将这一礼数差异看得很重要。在当时的世俗界看来，将宗教和婚姻关联起来只是可选条件，而非（婚姻合法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双方看来，克努特与埃尔夫吉富之间这场没有受到神圣祝福的结合都是完全正当的。如此看来，他们的子嗣也应被视为合法继承人。

埃尔夫吉富为克努特育有两子，即斯韦恩和哈罗德。他们很可能是在国王1017年的第二次婚姻前出生的。（至少后来埃玛也如此断言。）因此，1035年克努特去世时，斯韦恩和哈罗德可能都只有20岁左右。在国王去世之前，我们看不到关于他们及其母亲的任何记载。但有一个例子表明，他们一直受到较高礼遇：1030年，在哈坎伯爵死后，克努特便把埃尔夫吉富和斯韦恩派往挪威代他行摄政之事。

这是在为继位做某种打算吗？在1035年之前，国王同样派出过他与埃玛的儿子哈撒克努特为其统治丹麦。事实上，某些流传至今的硬币显示，在父亲克努特死前，哈撒克努特就已经把自己当作丹麦国王了。一些后世编年史家猜测，克努特曾计划将帝国一分为三：把挪威留给斯韦恩，将丹麦留给哈撒克努特，把英格兰交给埃尔夫吉富的另一个儿子哈罗德管理。然而，这不过是人们的事后猜测而已。这是因为，直到克努特去世为止，这一计划也未成真。²⁰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道，在克努特死后不久，他手下所有的议政大臣在牛津（Oxford）召开了一次会议。英格兰一直有这一会议传统，而这也是一个王国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在危急时刻，要人们通常会聚集起来商讨并弥合各自的分歧，而不是立刻操起刀剑奔赴战场。但在那年秋天，在牛津举行这一会议则意味着当时的情形已经异常严峻了。牛津虽然只是一座位于泰晤士河（River Thames）河畔的小镇，但同时它也是威塞克斯和麦西亚的分界线。果然，在会议期间，伯爵们在王位继承的问题上意见相左。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利奥弗里克伯爵和几乎所有泰晤士河以北的塞恩都希望下一任国王是哈罗德，但戈德温伯爵和威塞克斯所有要人都公然支持哈撒克努特”²¹。

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戈德温是英格兰最有实力的人。但此时，他发现局面对他极为不利。我们并不知晓，在这一重要时刻，休厄德伯爵持有怎样的立场，他个人又身在何处。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他当时没有出席会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所有泰晤士河以北的塞恩”这一表述很可能意味着，他也在支持哈罗德的队伍之中。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也已经明确指出，当时，哈罗德得到了克努特在伦敦的雇佣兵舰队的支持，那是一支数千人的强大军事力量。显然，明确表示支持哈撒克努特的先王御卫根本不是其对手。哈撒克努特支持者的最大问题还在于，他们的候选人仍在丹麦。相比之下，哈罗德身居英格兰，甚至可能出席牛津会议。这更有利于他主张个人继承权。

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并接受分而治之的方案。双方一致同意，哈撒克努特之母埃玛将为其代管威塞克斯，而她也即将同先王的御卫们一起入主温切斯特。其暗含之意是，在英格兰其余的地方，人们允许哈罗德代表他自己和他的弟弟来主持政务。戈德温和他的支持者无疑反对这一安排，但正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说的那样，“他们不能在这条道路上设置障碍”。对于他们来说，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会议并未确定下一任国王的人选。正如编年史在谈及摄政时所暗示的那样，继承王位之事只能暂且搁置，等哈撒克努特回国后再作商讨。²²

但哈撒克努特在丹麦政务繁忙，无法现身。这使得两大敌对阵营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双方都在处心积虑，暗中给对手使绊子。在处心积虑这一点上，无人能超过埃玛王后。几年后，她命人撰写了一本政治倾向性极强的小册子，今人称之为《埃玛王后颂》（Encomium Emmae Reginae）。这本书主要是为了给她在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正名。正是根据这本书，我们在前一章中才指出，她与克努特的结合是你情我愿，并不仅仅是既成事实而已。《埃玛王后颂》的作者还顺便声称，双方有一份婚前协议：克努特曾对埃玛发誓说，他“永远不会让除她以外的其他妻子所诞下的子嗣继承王位”。换句话说，哈撒克努特才是唯一合法的继承人，北安普敦的埃尔夫吉富之子哈罗德则没有合法的继承权。埃玛也运用了一些更为明显的手段来动摇其竞争对手的信任基础。《埃玛王后颂》的作者向我们保证，哈罗德根本就不是克努特的亲生儿子，而是埃尔夫吉富从仆人床上偷来的孩子。虽然这一宣传策略极为拙劣，但某些人确实接受了这种看法。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类似的侮辱性说法。²³

埃尔夫吉富也玩了相同的把戏。我们并不确定，她是于何时回到英格兰的。但是，在1034年前后，她在挪威的摄政生涯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是年，她连同其子斯韦恩一起被驱逐出境。此后不久，斯韦恩便撒手人寰。因此，在克努特死时，埃尔夫吉富很可能已经回到了英格兰。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1036年6月之前，她必然已经返回了英格兰。从一封在德意志宫廷中所写的书信中，我们可以找到她与埃玛之间斗争的蛛丝马迹。埃玛派人去见她的女儿贡尼尔德，向她抱怨埃尔夫吉富的所作所为，“你那可怜而又邪恶的继母想用欺诈的手段从你的哥哥哈撒克努特手中抢走这个王国。她组织所有要人参加大型聚会，时而摇尾乞怜，时而重金贿赂，非常急切地想要拉拢他们。她还想要他们向她本人和她的儿子宣誓效忠”。据埃玛的信使说，埃尔夫吉富的宴会并不成功，“人们不但未以她所期望的方式答应她，而且自愿派出使者联络哈撒克努特。至于你的兄弟哈撒克努特，他很快就会回到他们身边了”。

但这似乎是埃玛一厢情愿的想法，哈撒克努特仍没有回归的迹象。与此同时，哈罗德的势力则明显有所增长。这一点从当时流通的货币中可见一斑。在这个时候，英格兰币制相当复杂。每一枚硬币上不但会铸上国王的名字，而且还会铸上地名。因此，我们不但可以清楚地辨别出哪些货币是哈罗德所造，哪些则是哈撒克努特所造，而且，通过深入分析这一现象，我们也可以看出，二人各自控制多大面积的领土。最初，二者的势力范围是以泰晤士河一线进行分割的，而这也是在牛津会议上达成的共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地理的维度上看，印有哈撒克努特名字的货币所覆盖的范围逐渐缩小，而印有其对手哈罗德名字的货币所覆盖的范围却在逐渐地扩大。1036年，支持哈罗德的力量已然越发强大。在某个时刻，他甚至派人前往温切斯特，夺走了埃玛手中的珍宝。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说法，他们拿走了“克努特大王最宝贵的财物”，甚至可能还包括加冕时所需的王冠。在嫁给两位英格兰国王之后，埃玛一直紧握权柄。此时，因为她的儿子至今仍未现身，埃玛的好日子好像马上就要到头了。也一定就是在此时，她才忽然记起，她还有两个正在英吉利海峡对岸流亡的儿子。²⁴

　

当然，未来的虔信者爱德华和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此时仍居于诺曼底。据我们所知，在克努特刚刚死去的那段时间里，没有一个英格兰人（尤其是他们的母亲）考虑过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选为王位继承人。诺曼史学家瑞米耶日的威廉告诉我们，一听到“期待已久”的死讯，爱德华便“立即”动身前往英格兰。但是，瑞米耶日的记载可能并不准确。这是因为，他是在20年后对这件事做的记录，而且他向来不关心时间表的细致与否。他所叙述的那段历史更可能发生在1036年的秋天。此时，埃玛似乎已经向她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儿子求助了。她想做最后一搏，改变自己陷入颓势的政治命运。

瑞米耶日的威廉记述道：当时，爱德华组建了一支包括40只舰船的船队，满载着士兵，扬帆驶往英格兰。尽管瑞米耶日极力为其掩盖，但这一举动的确是爱德华企图用武力争取英格兰国王的宝座的体现，很明显，他的尝试以失败告终。爱德华在南安普敦（Southampton）安全登陆，但旋即被一支庞大的英格兰军队拦住了去路，战斗在所难免。我们猜想，当时，爱德华是胜利的一方。但是，他也就此推断，此后胜机渺茫：“他看出，没有更强大的军队，不可能夺回英格兰。之后，他掉转船头，带领着满载着战利品的船队驶回了诺曼底。”²⁵

可以设想，爱德华是奉母之命才演了这一场争权戏。其原因有二：第一点，按瑞米耶日的威廉所述，他笔下的主人公选择了南安普敦作为他的登陆地，很明显，这个港口最有利于他与身在温切斯特的母后埃玛会合，因为这两个地点距离不远；第二点（也是更令人信服的一点）是，在《埃玛王后颂》中，埃玛曾用很长篇幅来否认自己曾鼓励儿子从诺曼底回到英格兰。这篇颂词的匿名作者写道，确实曾有一封以她的名义写好的书信被送到了她的两个儿子手中。但是，这封信是伪造的。事实上，这封信是她的政敌哈罗德所写。《埃玛王后颂》在这一问题上的极力坚持，恰恰证明了这就是事实。无论埃玛多么想要掩盖事实，她显然在推动自己的儿子回国一事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²⁶

同样地，1036年秋，阿尔弗雷德也决定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格兰。其方式、原因和出行时间皆不详。从《埃玛王后颂》中的记述来看，仅有数人随行。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说法，他此行只是去看望母亲。与之相反，瑞米耶日的威廉却认定，阿尔弗雷德率领大军，野心勃勃，似有所指。²⁷后世的英格兰编年史家们则认为，阿尔弗雷德是在爱德华前往南安普敦的同时从维桑（Wissant）前往多佛尔（Dover）的。多数当代史学家则认为，阿尔弗雷德是在他哥哥远征失利后才出发的。关于阿尔弗雷德的这次冒险的记载，各种文献在细节的描述上出入都很大。这是因为，所有当时在英格兰的史学家都不想和这次事件的后果扯上关系。然而，所有提到了此事的史学家都一致认为，在阿尔弗雷德及其随行人员到达英格兰后不久，他们便与戈德温伯爵会面了。

正如我们所见，在克努特死后，戈德温一直是王后埃玛的主要盟友，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里的话来说，戈德温是“她最忠实的支持者”。但那是因为，和埃玛一样，戈德温一直坚信，哈撒克努特即将回国。一旦这一希望变得渺茫，戈德温也必然会变得摇摆不定。他最终决定转而支持哈罗德。他之所以怀有二心，很可能是因为，埃玛想要将爱德华和阿尔弗雷德扶上王位。戈德温是丹麦人征服英格兰的主要受益人，他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就是这次征服的受害者继承了英格兰的王位。如果说，这些人还想算旧账的话，他就更反对他们继承王位了。作为一个克努特的宠臣，他只能指望在克努特的儿子的手下官运亨通。如果继承王位的不是哈撒克努特，那也只能是哈罗德。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向哈罗德示好，并弥补自己曾经倒向另一派的过失。1036年秋，阿尔弗雷德的到来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时机。²⁸

尽管一些当代评论者对此事含糊其词，但对于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所能查阅到的资料则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埃玛王后颂》的作者与瑞米耶日的威廉都认为，戈德温会见了阿尔弗雷德，并将其纳入了自己的保护之下。《埃玛王后颂》写道，这一行动改变了后者原定的计划，不再前往伦敦，而是转道前往吉尔福德（Guildford）。阿尔弗雷德及其随从们在此处受到了盛情款待。其间酒食丰盛，每人都分别住在不同的房间中。就在这个晚上，他们遭遇了攻击，并且都被控制住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在这件事上很是悲情，“ 这些人中，有的被卖掉换钱，有的惨遭杀害，有的遭到囚禁，有的被弄瞎了双眼，有的被切断手足，有的被剥掉头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慨叹道，这的确是自丹麦人征服以来，在英格兰发生的最残忍的一次暴行。阿尔弗雷德虽然幸免于难，但也锁链加身，被送往剑桥郡（Cambridgeshire）的伊利（Ely）继续囚禁。在那里，他的双眼也被弄瞎，并被交给当地僧侣看护。在不久以后的1037年2月，阿尔弗雷德因伤口恶化而死。他被葬在这个城镇教堂的墓地里。²⁹

毫无疑问，戈德温正是这场屠杀的幕后黑手。在其中一个版本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编写者十分小心地把他的名字从这一事件的记录中剔除了，但另一版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是在不同的修道院誊写的，因而有不同的版本。历史学家们将其版本按照从字母A至I的顺序排序。涉及这一时期历史的主要为C、D和E本。如上所述，不同版本在一些事件的记述上有所不同）的编写者则直接谴责了他。（“戈德温留下阿尔弗雷德，把他囚禁起来，并以不同方式杀害了他的一些随从。”）对此，瑞米耶日的威廉的描述可能最为客观：戈德温当时监禁了这些来客，杀了其中的几个人，但却把阿尔弗雷德和另外一些人送到伦敦的哈罗德那里。正是哈罗德下令将他的政治对手弄瞎的。埃玛则在她的《埃玛王后颂》中，努力把所有的责任转嫁给哈罗德，声称那天夜里在吉尔福德施暴的是他的手下，并非戈德温的人。这一暗示显然经不起推敲，即便是受她委托写作《埃玛王后颂》的作者似乎也觉得，这一说法难以令人接受。³⁰

然而，所有这些描述都是事后之见。在当时，阿尔弗雷德的遇害让各方都实现了各自的目的。戈德温为哈罗德消灭了潜在的王位竞争对手，从而成功地与其联手。至于哈罗德，在得到了戈德温的支持之后，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政治支持。对于1037年初的情势，《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是这样描述的：“这一年，各地纷纷支持哈罗德为王。因其居留丹麦时间太久，哈撒克努特则失去了继位的希望。”

至于哈撒克努特的母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补充道，她“被无情地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只身面对寒风凛冽的冬天” ³¹。

　

可以推测，在被迫流亡的情况下，埃玛会选择横渡英吉利海峡，到达诺曼底。但是，这位王后长期在外，早已在政治上和情感上断绝了其与诺曼底任何的联系，无法回到她的出生地。因此，她选择在佛兰德（Flanders）安顿下来。这是一个与法兰西北部接壤的独立地区。此前，她很有可能到过这里，因为克努特曾在他著名的罗马之旅中经过此地。（《埃玛王后颂》的作者就来自佛兰德。在他的回忆当中，他记述了国王是怎样大方地赠给圣奥梅尔教堂［St Omer］大量昂贵的礼物的。）不管之前的事实情况如何，作为克努特的遗孀，埃玛的确受到了佛兰德伯爵鲍德温五世（Baldwin V）的礼遇，后者在布鲁日（Bruges）为她备下了一套符合她身份的奢华住宅。³²

埃玛和她的支持者们刚一安顿下来，这位流亡中的王后就立即着手酝酿下一步计划。如果《埃玛王后颂》可信的话，她首先想到的是派人前往诺曼底，给爱德华送信，责令他立即过来见她。《埃玛王后颂》记载道，爱德华按时到达佛兰德，但声称他也无能为力。我们可以理解，在两次争夺英格兰王位的努力都完全泡汤，又眼睁睁地看着弟弟也因此惨遭杀害的情况下，爱德华并不想再参与母亲的任何计划。但根据《埃玛王后颂》所述，他拒绝埃玛的托词非常讨巧。他表示，自己不愿再参与计划的理由是“英格兰的贵族们并未对他宣誓效忠”。从整体来看，这件事更加令人生疑：在遭到了驱使之后，爱德华却放弃了自己对王位的追求。这又令埃玛接下来的举动看起来极为合理。埃玛的下一举动便是派人联络哈撒克努特。她深感长期流亡异国的爱德华确实无力给予她任何实质上的帮助。只有凭借哈撒克努特作为丹麦国王的势力，才能调集足够的力量再次攻入英格兰。

两年后，哈撒克努特才出兵英格兰。但在进攻英格兰一事上，这位年轻的丹麦国王的确是尽心尽力的。据《埃玛王后颂》记载，他组建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志在全力一击。但在出发伊始，他却决定，要只身率10艘战船前往布鲁日拜见母后。《埃玛王后颂》写道，这次航行几乎是一场灾难。舰队突遭风暴，被迫抛锚泊于海上。然而在接下来的一个夜晚，哈撒克努特却在梦中得到神启，“那个窃国的不义之人（指哈罗德）会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死去”。预言很快就成真了。风暴平息之后，哈撒克努特终于来到布鲁日，并与母亲团聚。不久之后，英格兰信使们也来到此地。他们向这对母子传达了哈罗德的死讯，并央求哈撒克努特回国继位。³³

《埃玛王后颂》的作者之所以能够把这个梦插入故事的叙述之中，明显是因为该书作者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已经有所掌握。但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太多其他资料来验证他的记述是否真实。在详细记述了阿尔弗雷德被谋杀的事件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却对哈罗德去世这一政治大事件保持了谨慎的沉默。《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仅仅记述了当时的教会事务与天气。如果哈罗德活得再久一些，我们或许能对那些空白的年份有更多的了解。事实上，哈罗德可以称得上是英格兰史上最默默无闻的国王之一，即便是他那辉煌的绰号“飞毛腿”（Harefoot），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信息。因为直到12世纪（当时拼写为Harefah）之前，史书中一直没有对这一称号的记载。更何况，这一名字之所以会出现，很可能是因为后人把他的名字和挪威国王金发王哈拉尔（Harold Fairhair）的名字混淆了。没人知道他去世时的详情。《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仅表示，他在1040年3月17日死于牛津，后葬于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³⁴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假说来代替更多的证据，那么最合理的假想一定是：哈罗德的死没有任何的疑点，但他的突然死亡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来，英格兰的要人们也对此毫无准备。《埃玛王后颂》是这样描述这段历史的：在哈罗德死后，人们还十分轻松地邀请哈撒克努特回国继位。而这一说法也的确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证实。其中一个版本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道：“他们来到布鲁日，带着最美好的想象，要与哈撒克努特碰面。”这位丹麦国王在一周后按时抵达，并被接纳为英格兰的新国王。但是，“带着最美好的想象”这句话暗示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也在不断地修订自己的记载，而哈撒克努特的短暂统治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灾难。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说法，“作为一个国王，他德不配位，没做过一件有益的事”³⁵。

客观地说，在哈撒克努特继承王位时，政治局势确实是极其凶险的，英格兰的要人（尤其是那三大伯爵）都曾反对他而支持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但现在，随着哈罗德的去世，局面意外地发生了大逆转。鉴于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他们都必然备感焦虑，担心自己的前途命运会受到影响。对此，哈撒克努特不但未采取任何安抚事态的举措，反而火上浇油。按《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述，他命人从威斯敏斯特教堂里把前任国王哈罗德的尸体挖出，并将其“丢进了沼泽地”。显然，这位新国王并不打算既往不咎。我们可以想象，那时的他一定受了其母埃玛的颇多怂恿。后世编年史家伍斯特的约翰（John of Worcester）指出，哈罗德的尸体后来虽然被扔进了泰晤士河，但是却被一个好心的渔民发现，最终，他被再次葬在位于伦敦的丹麦人墓地里。³⁶

事实上，伍斯特的约翰（此前，历史学家们一直称呼他为伍斯特的弗洛伦斯［Florence of Worcester］，直到最近才改变称呼）为我们提供了哈撒克努特统治期间最为珍贵的史料。（他同时也是诺曼征服史最好的记述者之一。）尽管他生活和写作的年代为12世纪早期，但他在早期文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基础上增添了很多可靠的细节。³⁷正如他在其记述中所明确解释的那样，将哈罗德执政期间所有错误都归咎于他本人是不现实的。对于阿尔弗雷德被杀一事，当时的人们曾长期保持沉默，但此时，这件事却成了他们互相指责的焦点。约克大主教公然指责戈德温伯爵和伍斯特主教（这也就是为什么伍斯特的约翰知道内情）。一时之间，主教被剥夺了教职，而伯爵也被迫公开声明，为自己开脱。他所做的不过是让哈罗德当他的替罪羊。伍斯特的约翰记录道，戈德温伯爵“向国王宣誓”，“弄瞎国王的兄弟不是他提议的，也不是出于他的本心，而是他的君主哈罗德国王命令他这么干的”³⁸。

然而，最终让哈撒克努特名声扫地的，是他近乎敲诈一般的横征暴敛。尽管他是英格兰人邀请来的，但是他来到英格兰时却带来了满载雇佣兵的、时刻准备着参与劫掠的武装船队。这些雇佣兵还在等着国王支付报酬。好在先王埃塞列德已经创下先例，英格兰的税收体系足以应对这一类的情况。只是，哈撒克努特大概比其任何一位先辈都更加严苛。正如某个版本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以令人震惊的详细笔触）所描述的那样，新国王按惯例为自己的军队支付薪水。这一惯例已经保持了很久。从克努特时期到哈罗德时期，支付给军队的薪金都是这么多。但问题是，此前所有君主的常备军都没有超过16艘战船，而哈撒克努特却带了62艘战船来到英格兰。因此，仅在他执政的第一年，他所征收的相关税额就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2.1万英镑。也就是说，这一数字较之前几乎增长了3倍。在另一个版本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当中，这一情况被描述为“困境催生重税”。更糟的是，这一惩罚性的税收看起来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翌年，新王遣散了其中30艘战船的士兵。为了给剩下的32艘战船支付军费，他向民众征收了多达1.1万英镑的赋税。即便他已经裁军，其相关赋税的需求仍是过去的两倍。³⁹

在税收这一问题上，国王的欲望十分强烈，几乎填不满。这一点似乎已经给王国的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指出，在这个时候，“小麦价格上涨到每赛斯特（sester）⑦55便士，有些时候甚至还高过这个价”。《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想让我们与其一同出离愤怒，但在不经意间，他却描述了英格兰历史上第一次物价膨胀的情形。为强迫人们交税，哈撒克努特还将自己的御卫派往外省，担任征税官。其中，前往伍斯特的两位征税官被赶进大教堂，并为一个愤怒的暴民所杀。这件事招致了国王的报复。直到大约80年后，人们依然能够清楚地回忆起国王当时的举措。伍斯特的约翰说，那个时候，国王是如此震怒，以至派出一支由伯爵和御卫组成的大军，“命令他们尽可能杀光城里所有的人，抢光他们的财物并烧光城里所有的东西，直至荡平那一地区”。幸运的是，伍斯特人得到了预警，大多数人早已撤到了塞文河（River Severn）上的比弗岛（Bevere）。在那里，他们筑起了堡垒并成功地自卫。无论如何，大军对城市的掠夺和焚烧还是持续了整整4天，直到国王解了心头之恨才罢手。⁴⁰

毋庸赘言，类似做法对哈撒克努特与他人的关系毫无益处。“所有曾经热心支持他的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现在都开始心怀不忠。”而且，这还不过是对他在1040年开始征税的回应。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次年，新王又欺骗了埃德伍尔夫（Eadwulf）伯爵，虽然他之前曾承诺要保证他的安全。这令国王“成了一个背信弃义之人”。他不但横征暴敛，背信弃义，还残害自己的国民。这无疑让握有权柄的人开始重新看待他，怀疑自己当初选择支持他是不是犯了大错。⁴¹

国王的声望迅速下降，而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接下来相继发生的几件令人惊讶的大事件。1041年，哈撒克努特邀请他同母异父的哥哥爱德华从诺曼底来到英格兰。按《埃玛王后颂》里的说法说，爱德华此行的目的是“和他一起统治王国”。爱德华的确在恰当的时候横渡了英吉利海峡，回到了英格兰。而且，就像《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记载的那样，爱德华“宣誓并成为国王”。

为何哈撒克努特要做出这种举动？对于此事，并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埃玛王后颂》的作者说，那是“出于他强烈的兄弟之爱”。这本书将哈撒克努特、爱德华和埃玛称为“政权分享者”，并把他们比作掌管天堂的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位作者还试图安抚读者，“这三人亲密无间、毫无分歧”。就像我们之前所推断的那样，《埃玛王后颂》的作者如此论述，恰恰证明他们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分歧。这也就意味着，哈撒克努特可能别无选择。在其母亲的胁迫下，他只得奉命召回他这位可能素未谋面的、同母异父的哥哥爱德华。⁴²

在12世纪法律文件《英国四章法》（Quadripartitus）中，其作者曾简短描述过爱德华于1041年返回英格兰的情景。这让哈撒克努特受到其母胁迫的说法变得更具说服力。这位匿名作者这样写道，当爱德华抵达时，“全英格兰的塞恩齐聚赫斯特舍维特（Hursteshevet）。他们声明，只要爱德华当面宣誓，他仍然履行克努特及其诸子时期的法律，他就可以成为国王”。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是，“赫斯特舍维特”这个名字应读作“赫斯特角”（Hurst Head）。此地是位于南安普敦附近、索伦特海峡（Solent）西端的一小片土地，也是现今赫斯特城堡（Hurst Castle）的所在地。换句话说，爱德华当时还没有真正踏上英格兰的土地。他刚一下船就受到了众人的欢迎，并不得不承诺做一个好君主。更有甚者，爱德华所宣誓的对象似乎是一大群人，而这些人也具有代表性。按照记述，他所面对的是“全英格兰的塞恩”，而这一表述的指代对象很值得玩味。虽然人们通常认为，爱德华回到英格兰一事与哈撒克努特声望日衰有关，但他们也普遍认为，分享王权是国王自己的决定。然而，只有《埃玛王后颂》中的记述可以作为这种观点的证明。《英国四章法》的作者认为，爱德华并没有主动顶替哈撒克努特。在他看来，这一事件是戈德温伯爵和温切斯特主教的杰作。据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推断：可能正是那些对哈撒克努特不满的大臣迫使他做出了这个决定，而戈德温则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⁴³

针对哈撒克努特的这一决定，我们还可以提出第三种解释，而这种解释可能更为简单，那就是：1041年，哈撒克努特可能已经身患绝症。在其有关诺曼征服之前事件的一系列论述中，后世的一位诺曼史学家普瓦捷的威廉就曾对此有所暗示。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哈撒克努特也许的确需要爱德华先过来摄政。这样一来，等他自己死后，爱德华便可以继位。然而，这个如此简单的解释中也有很多的漏洞。第一，和后人一样，普瓦捷的威廉并不是一个完全可靠的见证人。虽然我们不能绝对肯定，但他确实可能是从这位国王的结局反推出哈撒克努特“体弱多病”的结论的。第二，威廉的这一描写与伍斯特的约翰的说法是相悖的。后者认为，国王是猝死的，而他之前“身体状况良好”，临终前还“一直精神十足”。约翰指出，1042年夏，哈撒克努特还参加了在伦敦附近的兰贝斯（Lambeth）举办的一场婚礼。他说，哈撒克努特当时就站在新娘和一群男子的旁边，“正在喝酒，忽然，整个人就瘫软下去”。《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对此事是这样记载的，“附近的人伸手扶住了他，但他再也未能开口说话。终于，在当年的6月8日，国王去世了”。诚然，这是一个维京人最好的辞世方式。但在他极其不得民心的情况下，握着酒杯而死难免让人对国王的死因产生怀疑。不过无论如何，哈撒克努特的死正好结束了此时违背常规的联合统治。在合适的时候，哈撒克努特的遗体就被安放到老教堂，葬在他的父亲身边。《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道：“早在哈撒克努特被埋葬之前，整个国家就已经认定爱德华为国王了。”正如一版草草修订的《埃玛王后颂》所记载的那样，历史的车轮转了一个轮回。⁴⁴尽管困难重重，英格兰古老的王族还是奇迹般地得到了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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