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作为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文化处官员，我在出席一次坦桑尼亚文学艺术界的招待会时，著名作家穆内哥哈着重向我介绍了在世界文坛上颇负盛名的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恩古吉著作颇丰，曾以肯尼亚反殖斗争为题材先后发表了《孩子，你别哭》《大河两岸》《一粒麦种》三部曲，小说一发表，声名鹊起，连连获奖，成为非洲文坛上一颗闪闪发亮的新星。为此他还特意送给我由作者亲自参与翻译的斯瓦希里语文版的《孩子，你别哭》和《大河两岸》两本书（原著是作者用英文创作的），而后不久，正值中国翻译家代表团应坦桑尼亚作协的邀请访坦，代表团成员中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著名翻译家和资深编辑，他们饶有兴趣地听我介绍当时国人还很陌生的黑非洲文坛现状，当我谈到肯尼亚著名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时，他们很感兴趣，一致表示，非洲文学独具一格，是世界文学百花园中一朵绚丽的花朵，是世界文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译介的非洲文学作品凤毛麟角，如能将像恩古吉这样著名的黑人作家的作品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既可以增进中国读者对非洲文化艺术的了解，同时也可以加强中非文学界交流和友好交往。他们诚恳地建议我将恩古吉著名的三部曲《孩子，你别哭》《大河两岸》《一粒麦种》翻译成中文出版。尽管当时文化处的工作较忙，为不辜负他们对我的信任和厚望，我也就同意了。非洲有一句谚语说“诺言就是债务”，为了履行我的诺言，此后，在文化处工作期间，我见缝插针，用了近两年的业余时间，先后将《孩子，你别哭》和《大河两岸》翻译成中文，并分别于1984年和198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孩子，你别哭》于201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恩古吉·瓦·提安哥的作品介绍给我国读者。此后不久，《一粒麦种》一书也由杨明秋等译成中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名作三部曲发表以后，恩古吉怀着巨大的爱国热忱，笔耕不辍，又陆续创作发表了一系列的小说、回忆录和剧作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长篇小说《十字架上的魔鬼》《血色花瓣》，中篇小说《内罗毕激情》《内罗毕黑星》《沿着第二街走去》《安全地带》，短篇小说集《隐居》，回忆录《狱中札记》《战时梦》《迪丹·基马提的审判》等；剧作品《我想什么时候结婚就结婚》《明天这个时候》和《黑色隐士》等。

恩古吉·瓦·提安哥是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最热门的候选人之一，其作品誉满全球。为能向我国读者系统介绍恩古吉的文学作品，有助于我国读者对他作品较全面的了解，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不久前我又将恩古吉的另一部力作《十字架上的魔鬼》译成中文，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还邀约其他译者翻译了《血色花瓣》等作品。

二

恩古吉的《孩子，你别哭》《大河两岸》《一粒麦种》和《十字架上的魔鬼》分别是作者于1964、1965、1967和1982年发表的作品，《十字架上的魔鬼》是继三部曲以后的又一部较有影响的作品，是一部鞭挞权贵、揭露时弊的现代小说。下面我想以我个人肤浅的认知对这几部作品的内涵做一点初步的探讨，供关注非洲文学的学者和读者们研究参考。

《孩子，你别哭》于1964年发表，是作者早期发表的长篇小说三部曲的第一部，作者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比热爱，讴歌了英雄的肯尼亚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残暴的白人殖民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时代背景是1952年的肯尼亚，当时肯尼亚正处于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残酷统治下，日子难熬，广大农民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却没有赖以生存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全被白人强占了，白人强迫农民在被强占的土地上进行无偿或低报酬的劳动，汗水换来的收获全被贪得无厌的白人占用，白人甚至还将强占的土地租给当地农民，收取高额地租，盘剥农民。此外，白人统治当局还制定了名目繁多的条例和法令，来束缚广大农民的手脚，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安于被剥削压迫。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白人统治者的暴政，广大劳动人民揭竿而起，发动了震撼非洲大陆的“茅茅起义”，与白人统治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却遭到白人统治当局的残酷镇压，一批批自由战士和爱国者牺牲在凶狠的殖民统治者的屠刀之下，无数家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一时间乌云滚滚，万马齐喑，斗争处于低潮，劳苦大众在黑暗中呻吟、哭泣……

《孩子，你别哭》的发表犹如黑暗中划破长空的一道闪电，照亮了正在哭泣的孩子的心；犹如万马齐喑中的一声惊雷和唤起民众的战斗号角。小说一发表就在非洲文坛引起极大的轰动，1965年，在达喀尔黑人艺术节获得特别奖，此后又赢得东非文学奖。同时在世界文坛上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大河两岸》发表于1965年，描写的是独立前发生在肯尼亚最大的部族基库尤族的故事。当时，肯尼亚正处于白人殖民者文化专制统治时期，在废除还是继承部族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吉库尤部族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彼此分成对立的两大派，以约苏亚为首的一派依附白人殖民者，主张与部族传统文化决裂，用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以卡波尼为首的一派则极力反对白人的西方文化，提倡继承和发扬部族传统文化，维护吉库尤部族的纯洁性。两派斗争的焦点集中在青年男女成年仪式的割礼上，约苏亚派认为割礼是罪恶，是上帝不能容忍的，而卡波尼派则认为割礼是维护部族纯洁的具体体现，是联结吉库尤人的纽带，是吉库尤部族的精神支柱，没有成年仪式和割礼就意味着失去部族的传统文化，就失去了部族存在的基础。两派在部族的日常生活和各种传统活动中不断进行着剧烈的较量，将白人殖民者入侵前一片和平安宁、歌舞升平的吉库尤国土搞得四分五裂，同时，在斗争过程中还崛起了第三股势力，他们是以瓦伊亚吉为首的一些受过教育的青年，这些年轻人在两派斗争中持折中态度，他们既反对白人文化专制统治，又对部族的一些传统习俗持保留态度，认为某些传统的东西阻碍社会的发展，束缚人们的自由，提倡有批判地吸收白人文化。提倡“教育救国”，通过教育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团结部族中对立的两派，一致对外，最终达到推翻白人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真正独立的目的。

小说的主人公是青年瓦伊亚吉，作者用大量的篇幅，以细腻的笔调，描述主人公在面临肯尼亚社会变革和新旧文化碰撞的矛盾斗争中的内心活动，由浅入深，层层铺开。作者用娴熟的创作手法，在小说中巧妙地安排了瓦伊亚吉先后与约苏亚的两个女儿穆索妮和妮娅姆贝拉曲折和令人纠结的恋爱故事，将他们剪不断理还乱的恋爱一直置于尖锐的社会矛盾斗争之中。作者力图通过对年轻人恋爱的描写，向人们指出，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在与封建势力决裂的同时，想用中庸之道和调和的方法解决社会矛盾冲突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瓦伊亚吉在事业和爱情上的失败，就是这一思想的例证。

《一粒麦种》发表于1967年，作者在作品中着力描写在白人殖民统治时期肯尼亚两种不同立场的人对待白人殖民统治的两种不同观点和由此而引发的激烈斗争。一种以英雄基西卡为代表，主张唤起民众为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与殖民统治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另一种以叛徒莫戈为代表，鼓吹安于现状，逆来顺受，忍声吞气。同处白人殖民统治下的这两种人，所选择的道路决然不同，有的人为推翻残酷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的解放，走进丛林，开展游击战,与白人统治者展开武装斗争；有的人则为自身的私利，出卖民族的利益，投入敌人的怀抱，成为白人统治者的帮凶，成了无耻的叛徒。恩古吉用《一粒麦种》作为书名内涵深远，他将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英雄比作撒在土地上的一粒麦种，虽然暂时消失了，但它必将会在土地上生根发芽，扬花吐穗，长出无数的麦粒。

《十字架上的魔鬼》发表于1982年，它与三部曲一起构成作者在小说创作方面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如果说三部曲描写的是独立前的肯尼亚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与殖民者进行艰苦斗争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的话，那么《十字架上的魔鬼》描写的则是独立后的肯尼亚人民为砸烂新殖民主义统治的枷锁，争取真正独立和社会进步的艰难斗争历程，前者是对历史的回顾，后者是对时弊的揭露和鞭挞。

《十字架上的魔鬼》以独立后的肯尼亚为历史背景，以小说主人公农村姑娘瓦丽恩尕的人生经历为主线，通过对主人公坎坷人生和盗贼劫匪的“魔鬼盛宴”的描写，揭示了独立后的肯尼亚存在的贫富差距、土地问题、住房问题等种种社会矛盾；揭露了权贵们、既得利益者、资本家和富人贪婪窃取革命胜利成果，疯狂剥削掠夺社会和劳苦大众财富，造成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残酷社会黑暗面。

作者用隐喻的手法详尽描写在伊乌莫罗格黄金山山洞里，盗贼劫匪们在“魔鬼盛宴”上为争夺“最佳偷盗抢劫皇冠”，争取成为白人在肯尼亚国内的银行、保险公司、工厂、庄园代理人的丑陋表演。来自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盗贼劫匪代表和肯尼亚国内的盗贼劫匪互相呼应，在所谓的盛宴上摇唇鼓舌，鼓吹散布“盗窃和抢劫是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偷盗和抢劫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的尺子”等奇谈怪论；在乱哄哄、你唱罢我登场中，盗贼劫匪们吹嘘自己如何比同伙们更心毒手狠、更狡猾、更贪婪地偷盗和抢劫肯尼亚社会财富和剥削压榨广大劳苦大众的血汗，真是群魔乱舞，丑态百出。

故事的结尾令人寻味：盛宴上的魔鬼们最终被伊乌莫罗格工人农民学生和广大爱国民众围追堵截下，顷刻间树倒猢狲散……然而，正当爱国民众兴高采烈、欢呼胜利时，却遭到荷枪实弹的警察逮捕和血腥镇压……为什么？作者没有直接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寻找答案；女主角瓦丽恩尕经历了一路坎坷后，结局如何，路在何方？作者也没有交代，给读者们留下无限凄美的遐想……

《十字架上的魔鬼》是我翻译过的最好看的一本非洲小说，故事内容丰富多彩，语言活泼诙谐，情节生动曲折。小说还用一贯的创作技巧穿插了主人公瓦恩嘎丽和作曲家戛图利亚凄美的非洲特色爱情故事，与严酷的社会现实相呼应，让人回味思考。

三

恩古吉·瓦·提安哥早期作品多使用英语创作，从1977年开始，他决定放弃英语，回归母语，开始用民族语言斯瓦希里语和吉库尤语写作，在继续创作新作的同时，还和朋友一起把《孩子，你别哭》《大河两岸》翻译成斯瓦希里语。《十字架上的魔鬼》则是作者用本部族的语言吉库尤语和非洲通用语斯瓦希里语发表的，其英文本则是根据吉库尤语翻译过来的。斯瓦希里语是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三国的官方语言，是非洲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使用范围除上述三个东非主要国家外，还遍及科摩罗群岛、刚果东部、马拉维背部、莫桑比克、卢旺达、布隆迪、赞比亚和马达加斯加等国。

我翻译的《孩子，你别哭》《大河两岸》《十字架上的魔鬼》都是根据斯英两个版本译出的，在翻译过程中经常发现斯英两个文本表述有出入，有时候甚至差距很大，基于斯语是东非本地部族的通用语，较之英语，斯语更能准确表达黑非洲国家的民族风情和传统文化，因此翻译过程中则以斯语版本为主，参考英文版本，在不改变原著的思想和风格的基础上采用取长补短的译法，哪个文本描述更符合主题，更有逻辑性，文字更优美，则按哪个文本译出。

恩古吉的作品带有很浓的本土色彩，无论用英文还是用斯语或吉库尤语创作的作品，经常谈到传统中的“三礼”——婚礼、葬礼、割礼；妇女的审美情趣——服饰、首饰、发式，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部族传统习俗，等等。同时还习惯于大量引用类似汉语的“欲速则不达”“积少成多”“血浓于水”“物极则反”等本地部族的成语，还常引用一些世代相传的民间故事，如“农夫背妖怪”“黑靓女与白人青年”“没有尾巴的狼”“龟兔赛跑”等；以及谚语，如“鬣狗的智慧在于给自己留两条路”“大象不怕牙压身”“蜂巢破了，蜜蜂也就飞了”等，甚至还有像中国相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那样的斯语绕口令，如“那边有个小孩，从树上摔了下来，腰摔断了，昨天死了，今晨埋了”等，对于这些本土色彩非常浓厚的内容和故事只有用斯瓦希里语描述才能准确、流畅和优美，用英语表达就很别扭，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词表达。相反，恩古吉在作品中谈到虚荣心是人生大忌的哲理时，引用了莫泊桑《项链》的故事，用英文表述就比较顺畅，通俗易懂，如用斯语表述就晦涩难懂。同样的道理，作品中在谈到人造卫星、汽车结构和工作原理等现代科技时只能用英语，用斯语表述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因此在恩古吉的作品中同时常常是英中有斯，斯中有英，有些地方甚至用的是古英语。实践证明，在翻译恩古吉的作品时只有将斯英两种文本融合在一起翻译，互相补充，取长补短，才能更准确表达作者作品的深刻含义，才能完美地再现作者的创造风格，充分体现非洲作品的特色。

此外，恩古吉的小说中常涉及东非国家曾遭受葡萄牙、英国和阿拉伯人殖民统治的历史和人民大众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茅茅运动”；在文化方面常常引用世代口头相传的民间传说、民歌民谣、传统乐曲等等。我在翻译过程中深深体会到，如果不了解肯尼亚被英国殖民者统治的历史背景，就难以准确翻译和表述1952年的为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茅茅运动”的前因后果；不了解东非国家的民族歌舞、民族乐曲和民族乐器，就等于不了解非洲的传统文化艺术。黑非洲各部族能歌善舞，在婚礼、生日、成年仪式、节假日等各种庆祝活动都离不开歌舞，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舞蹈，名目繁多，丰富多彩，如乌卡拉、蛇舞、马赛舞等；东非各部族民族乐器种类繁多，本土化突出，有马林巴琴、再再琴、牛角号、脚铃、串铃和各种兽皮小鼓等数十种；民乐有班图乐曲和塔阿拉布乐曲两大类，前者是属班图人的传统乐曲，后者是受外来乐曲影响的阿拉伯风格的乐曲。因此，可以说不了解东非各部族的传统文化，就不能深刻理解小说中描述的部族新旧文化冲突的内涵，翻译时也只能是鹦鹉学舌，很难从更深层次去理解。我在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文化处工作期间，使我经常有机会与东非文学艺术界人士和黑人百姓零距离接触，经常有机会亲自参加他们部族的传统婚礼和生日庆祝，以及节假日的盛大歌舞篝火晚会，观看话剧和舞蹈等各种文艺演出，甚至有机会协同中央电视台拍摄各个部族传统舞蹈，参观了各种民俗博物馆，对东非各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有一些了解，因此对我来说翻译起来困难也就相对少一些。

作者在用斯语、吉库尤语或英语发表的作品中，所引用的成语、谚语和诗词等都是基于班图人的语言背景和生活环境创作出来的。肯尼亚、坦桑尼亚等东非国家是世界上野生动物最多的地区，那里的黑色居民世代与动物为伍，与动物打交道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内容之一，因此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常常将动物人格化，用动物做比喻，来演绎人生的哲理。如“蛇的儿子就是蛇”“老猫不在家，耗子成大王”“逃出困境，又落入灾难”等，如果直接将读者所熟悉中文成语套译进去的话，就可译成“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会打洞”“老虎不在家，猴子成大王”和“逃出狼窝，落入虎口”，这样读者读起来可能会更通俗易懂，会更真切。但实际上不能这样生搬硬套，因为它脱离了东非国家的语言环境和地理环境，那里根本就没有老虎，只有狮子和豹子，在黑色人种心目中更没有“龙”的概念。

所以你要是不了解东非国家的国情，将中文的成语谚语生搬硬套到恩古吉小说的译文中，看起来文字是精练了，生动了，却误导了中国的读者。

非洲小说和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跟中文的文学作品一样，离不开人、物、地点。如何译恩古吉作品中人名和地名是有考究的，它和英语规范的译法不一样，有它班图语的传统习惯译法。就斯语和吉库尤语而言，这些语言属班图语系，班图语是以拉丁语的字母为拼音基础，类似汉语，是怎么拼就怎么读，如“wa”读“瓦”；“yi”读“伊、依、弋”；“ya”读“亚、雅、娅”；“ji”读“吉、姬、基”等。比如在《孩子，你别哭》小说中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吉库尤族姑娘，名字叫“Wayiyaji”，根据班图语的翻译习惯，便可分别译成“瓦伊亚吉”，当然也可译成“瓦依雅吉”。非洲地名的翻译法也是根据上述规律翻译的，如《十字架上的魔鬼》小说中提到的有一个地方叫“Nakuru”，那么根据班图语的译法，就译成“纳库卢”，“Limuru”就翻译成“利穆卢”等。在《大河两岸》中经常提到的一个地方叫“Kamenu”和“Makuyu”的地方，即可译成“卡梅奴”和“马库尤”。总而言之，非洲小说，尤其是以斯瓦希里语和基库尤语创作的小说中人名和地名是按照班图语的习惯拼法译出的，不能用英语的习惯套译，相反，如欧美小说“Romeo and Juliet”就只能按英文习惯，翻译成《罗密欧和朱丽叶》等，英文对人名和地名都有一套固定的译法，与班图语的翻译法不同。

多年来，无论是翻译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的作品，或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的作品，还是坦桑尼亚的名家名作，我越来越体会到翻译好比写作，但它是远比写作更困难的再创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翻译小说、剧作，还是诗作，译者可发挥自己的文字灵感，在不改变作品原意的基础上使文字变得更丰满，更生动，更优美。当然这里指的是文艺作品，不是外交外事上的外交用语，对外交往中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双边来往的重要文书和签署的协议书等，是不能像翻译文艺作品那样用译者思维进行深加工的，它必须有板有眼，只字不差，准确无误，当然也有翻译得好不好的标准。翻译是人类最复杂、最难完美的行为之一，任何译作只有更美，没有最美。众所周知，翻译文学作品是一桩苦差事，要将小蝌蚪似的外文通过与译者文学思维的链接，用文字上的灵感，百倍耐心地将它转换为四方块的中文，在转换过程中既不能改变原作者的创作思想和风格，同时还要顾及中外文的语言习惯，力求做到译文流畅优美，如行云流水，句句娓娓动听，字字如珠落玉盘，读起来欲罢不能，让读者觉得是一种高雅的视觉盛宴和艺术享受。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它取决于译者中外文语言文化素养和审美认知，取决于译者是否有较深厚的中文和外文语言功底。翻译恩古吉的作品也是这样，除需要有较好的中文功底外，还必须有斯瓦希里语和英语较好的基础，要达到这种高度，非一日之功。审视我翻译过作品，说实在的，还难达到这种境界，心中总有一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感觉。

目前，国内翻译出版的非洲文学艺术作品比起欧美文学作品少之又少，其原因除了国内文学和史学界对非洲文学的认知不足以及出版界受市场经济因素的影响以外，非洲语言翻译人才短缺也是原因之一，就斯瓦希里语翻译人才而言，现在是青黄不接，较有翻译经验的早期斯语人才多数已不再从事翻译工作，新一代的斯语翻译，还需要时间和实践的磨炼。我坚信，随着我国强国梦的实现，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中非文化领域交流的不断扩大，我国教育界将会顺应时势，加大力度培养包括斯瓦希里语、豪萨语、祖鲁语，甚至吉库尤语在内的非洲主要小语种人才，一批批有抱负有能力的斯瓦希里语和非洲大陆其他语言的人才必将不断涌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多少年来，对如何做好这个艰苦而又神圣的翻译工作，议论不断，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孰是孰非，难有统一标准。本人才疏学浅，上面所谈体会只是个人浅见，意欲抛砖引玉，与翻译同人共勉，如若不妥，都只付笑谈中。

蔡临祥

二○一六年岁末

完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