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王安石就在这种近乎亢奋而紧张的心情中，登上了帝国政治的巅峰。就在王安石出任相职的第二年，他的老师欧阳修就挂靴而去，退隐林泉了。欧阳修的另一位弟子曾巩则被贬至越州担任通判小职。司马光也向朝廷递交了辞呈，去专心从事写作，为我们留下一部浩瀚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范镇也辞职了，他在辞职书上愤然写下这样的话：“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宋神宗在早朝时把这话交给王安石看，王安石气得脸色煞白，手不住地颤抖。

王安石放眼望去，御史部门的同事，只剩下了曾布和吕惠卿这两个马屁虫。

帝国的行政中枢，很快成了王安石的独角戏。当时的人们用“生老病死”形容中书省，即：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

正人君子们退出政坛以后，这个坛自然就被投机小人们填满了，从此在帝国政坛上横行无忌。这些人，包括吕惠卿、曾布、舒亶、邓绾、李定等。

王安石火线提拔的这些干部，后来无一例外地进入了《宋史》中的佞臣榜。

苏轼不会想到，自己的才华与政绩，终究还是给朝廷上的小人们提供了“精诚合作”的理由。沈括对苏轼的才华始终怀有深深的嫉妒，李定则看不惯地方百姓对苏轼的拥戴，尤其苏轼在离开徐州时，百姓遮道拦马，流泪追送数十里，更令李定妒火中烧。当然，他们的凶狠里，还包含着对苏轼的恐惧，他才华熠熠，名满天下，又深得皇帝赏识，说不定哪天会得到重用，把持朝廷，因此，必须先下手为强。

罪名，当然是“讥讪朝政”。苏轼口无遮拦，这是他唯一的软肋。

当沈括到杭州见苏轼的时候，苏轼丝毫不会想到，这位旧交，竟然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也是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七月里，苏轼带着家眷，到杭州任通判。杭州的湖光山色、清风池馆，使苏轼纠结的心舒展了许多。然而，在江南扯不断的梅雨里，在鹭鸶惊飞的空寂里，他还是听到了百姓的哀怨与痛哭。

那个写出《梦溪笔谈》的沈括，就在这个时候来到苏轼身边，表面上与苏轼畅叙旧情谊，实际上是来做卧底的。他要骗取苏轼的信任，然后搜集对苏轼不利的证据。天真的苏轼，怎知人心险恶，沈括自然很容易就得逞了。他拿走了苏轼送给他的诗集，逐条批注，附在察访报告里，上交给皇帝，告他“词皆讪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