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
不，不要去询问书籍和传记，查尔斯·狄更斯究竟多么为他的同时代人所热爱。爱只活生生地存在于人们口述语言之中。你得让人家跟你说，最好让一个英国人跟你说，此人青少年时代的记忆还一直可以追溯到狄更斯最初取得成功的时代，这些人五十年后的今天还一直未能下决心称呼《匹克威克外传》的作者为查尔斯·狄更斯，而是坚定不移地使用他旧日更加亲热，更加亲切的称呼“博兹”[1]。从他们回首往事时的感伤情怀可以丈量好几千人当时的热情洋溢，这些人当年以激烈的欣喜迎接着那本蓝封面的长篇小说月刊，这在今天已是图书收藏家的一本稀世珍品，放在书架上、书柜里日益发黄。当年——一位“老狄更斯崇拜者”这样告诉我——在邮车到来的那一天，他们实在忍不住，老待在家里等候。邮差终于，终于把“博兹”新的一册蓝皮书成捆地送来。他们像饥民似的忍饥挨饿了整整一个月，等了又等，盼了又盼，还一个劲地争吵，科波菲尔[2]究竟是要跟朵拉还是跟婀格纳斯结婚。他们很高兴，米考伯一家的关系又要达到一个危机——他们心里有数，米考伯会喝着热潘趣酒，怀着好心情，富有英雄气概地来克服这些危机！——可是现在还要叫他们等了又等，等着那个邮车车夫乘坐瞌睡懵懂不死不活的马车前来，为他们解决所有这些令人开心的哑谜？这点他们可办不到，这绝对不行。所有的人，老人和年轻人，年复一年在该来邮件的那一天就徒步走上两哩地，迎着邮车走去，只是为了早一点拿到他们的书。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已经开始阅读起来。一个人凑到另一个人身旁，隔着肩膀往书上看它几眼，另外有一些人大声朗读，只有脾气最温和的人撒开长腿，跑回家去更快地把战利品交给老婆孩子。就和这座小城一样，当时每个乡村，每座城市，整个国家，甚至国外遍布全球各地的英国人世界都热爱查尔斯·狄更斯；从接触他的最初时刻爱起，一直爱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十九世纪，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一位诗人和他的民族之间，从来没有存在过类似的始终不变的关系。他的声誉犹如一支火箭射向太空，但是并不熄灭，恰似一个太阳毫无变化地高悬天空照耀世界。《匹克威克外传》的第一册只印了四百本，从第十五册起，已经印到四万本：他的声誉就以这样一种雪崩似的威力，注入他的时代。他的作品很快就传到德国，成千上万册几个铜子的小书把欢笑和快乐一直播送到久经风霜的心灵的沟壑之中。这位永不枯竭的作家笔下的小尼古拉斯·尼克贝[3]，可怜的奥利维·退斯特[4]和其他上千个人物全都漫游到了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今天已经有几百万册狄更斯的书在到处流传，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有大开本的、小开本的，厚的、薄的，为穷人印制的廉价本和豪华本，这是曾经为一位诗人印制的最贵重的版本（我想，这套书价值三十万马克，是为亿万富翁特制的）。但是无论是今天还是当年，都还始终有一种幸福的欢笑待在所有这些书里。只要翻开最初几页，这笑声便像一只啁啾鸣啭的小鸟，拍拍翅膀飞到天上。这位作家雅俗共赏，深受读者喜爱的程度，史无前例：这些年来读者的热情未见增长，实在是因为这种激情已经高到不能再高的地步。当狄更斯决定公开朗读他的作品[5]，第一次面对面地直接和他的公众见面时，整个英国都为之陶醉。大家冲进大厅，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热情奔放的读者，紧紧靠在大厅的柱子上，爬到他的讲台底下，只是为了倾听他们心爱的诗人朗诵。在美国，严冬酷寒，人们带来床垫，睡在售票处的前面，从邻近的餐馆里，侍者给他们送来食物，但是拥挤现象无法阻挡。所有的大厅都嫌太小，最后在布鲁克林给诗人腾出了一座教堂供他朗读。狄更斯在布道坛上朗读奥利弗·退斯特的冒险经历和小奈莉[6]的故事。他的声誉无与伦比，把瓦尔特·司各特[7]挤到一边，一辈子都盖住了萨克雷[8]的天才；当火焰熄灭，狄更斯去世，这消息像利刃在整个英语世界划开一道裂缝。大街上陌生人互相转告，伦敦惊慌失措，犹如打了一场败仗。狄更斯被安葬在英国的先贤祠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置于莎士比亚和费尔丁[9]之间。成千上万人挤到那里，这个朴素的纪念场所一连数日摆满了鲜花和蜡烛。直至今日，已是四十年后，若有人从旁走过，依然还会看到有些人出于谢忱撒下的花朵：这么多年过去，声誉和热爱全都没有枯萎。今天依然和英国当年，把世界声誉这一不期而至的礼物塞到这个浑然不觉者，这个无名氏的手里时一样，查尔斯·狄更斯始终是整个英语世界最受热爱，最受追捧，最受尊敬的小说家。
狄更斯
一位诗人的作品能够产生这样超群出众的影响，从广度和深度来看都如此深刻，大多数情况下只有通过两种互相冲突的因素，罕见地会合在一起才有可能成为现实：通过一个天才人物和他时代的传统融为一体。一般说来，传统和天才互相对立，水火不容。是的，天才作为一种即将形成的传统所体现的灵魂，总是和往日的传统为敌，天才作为崭新一代的祖先，向正在死灭的一代宣战，这几乎是天才的标记。天才和他的时代犹如两个世界，虽说互相交换光明和阴影，但却是在不同的天体里漂浮，只是在它们旋转的轨道中相遇，但永远不会交融。这里是星空中那一罕见的时刻，一颗星辰的阴影如此充满另一星辰的发光的表面，以至二者合成一体：狄更斯是他那世纪唯一伟大的诗人，其最为内在的目的完全和他那时代的精神需要相吻合。他的长篇小说完全符合当时英国的趣味，他的作品是英国传统的物质化：狄更斯就是幽默，就是观察，就是道德，就是美学，就是精神的和艺术的内容，就是英吉利海峡对岸六千万人独特的，对我们而言往往是陌生的，往往是一种充满渴求、令人喜欢的生活感觉。不是他把这部作品创作了出来，而是英国传统，现代文化最强大、最丰富、最独特，因而也是最危险的传统创作了这部作品。千万不要低估这种传统的生机勃勃的力量。每一个英国人都保持英国人的本色，比德国人保持德国人本色要顽固得多。英国特色并不像一层软漆，一种颜料，涂在人的精神机体上面，它渗入到人的血液之中，调节人的节奏，激起个人最内在的，最秘密的东西，激起个人身上最独特的东西：激起艺术性。英国人作为艺术家也比德国人和法国人更努力地对自己的种族尽义务。因此每一个艺术家在英国，每一个真正的诗人，都和自己身上的英国特性进行搏斗。但是即便是最炽烈的，最厉害的仇恨也不可能把传统强压下去。传统，以它细密的血管，一直伸展到灵魂的土壤之中：谁若想扯掉这英国特性，就撕裂整个机体，使创口血流不止。有几位贵族：拜伦、雪莱、奥斯卡·王尔德[10]，渴求成为自由的世界公民，想要消灭自己身上的英国人，因为他们痛恨英国人身上那永恒的市民气息。但是他们只是把自己的生活扯得七零八落。英国的传统是世上最强劲有力，最无往不胜的传统，可也是对艺术最为危险的传统。之所以是最危险的传统，因为它阴险狡诈：它并非一片冰冻的荒漠，并非偏僻荒凉，或者不好宾客，它以温暖的炉火和温馨的舒适引诱来客，但是它以道德的界线来加以限制，使人感到拘谨，遭到控制，很难和自由的艺术欲望协调一致。英国传统是一幢简朴的寓所，空气浑浊，抵御人生危险的风暴，欢快、友好，殷勤好客，是个真正的“家”（home），具有使市民阶级心满意足的壁炉炉火。可是对于以世界为故乡的人，对于最深刻的欢乐是在不加限制的领域中像游牧民族似的浪迹天涯，幸福地到处漂流的人而言，这是一座监狱。狄更斯在英国传统中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在它的四堵墙壁中间惬意地安居。在这故乡的氛围中，他感到舒适，他的一生从未跨越过英国的艺术、道德，或者审美的界线。他不是一个革命者，他身上的艺术家和英国人相处极好，渐渐地完全和英国人融为一体。他的作品是他那民族无意识的，化为艺术的意志：倘若我们要限定他作品的强度，罕见的优点和耽误了的可能性，我们便同时总在和英国争论不休。
狄更斯是两个时代之间英国传统的最高文学表达。一方面是拿破仑英雄气概的世纪，光荣的往事，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及其未来的梦想。如果说他为我们只是创造了异乎寻常的东西，而没有做出强劲有力的成就——他的天才注定了他能做出这样的成就——那么阻止他做出这一贡献的，不是英国，不是种族自己，而是那无辜的瞬间：英国的维多利亚[11]时代。其实莎士比亚也是一个英国时代最高可能性的体现，是这时代诗意的实现：但那是伊丽莎白[12]时代，那时的英国强盛健壮，勇于进取，充满青春活力，感觉无比敏锐。这个英国第一次伸出手去想获得一个世界帝国，这个英国热气腾腾，精力过剩，蓄势待发。莎士比亚是一个勇于行动，意志坚强，精力旺盛的世纪之子。新的地平线涌现出来，在美洲赢得了一些荒诞离奇的国度，宿敌被击溃，文艺复兴的烈火从意大利燃烧过来，延烧到北国的浓雾之中，一个上帝，一种宗教是被废除了，世界又得充满新的生意盎然的价值。莎士比亚是英雄主义英国的化身，而狄更斯只是资产阶级英国的象征。他是另一位女王，那位性格温和，母性十足，无关紧要的年老女王维多利亚的忠心耿耿的臣仆，一个拘谨腼腆，欢快舒服，管理得井井有条，但是没有干劲没有激情的国家制度的公民。他的发展为时代的沉重所阻，这个时代并不饥饿，只想消化：只有疲软的风儿戏弄着他船上的风帆，从来也不驱赶着他的航船离开英国的海岸，驶向陌生地域危机四伏的美丽景色，驶进那无路可循的广袤无垠。狄更斯总是小心翼翼地停留在故土乡里、习以为常、世代相传的事物当中：正如莎士比亚体现了贪得无厌的英国的勇敢，狄更斯体现的则是饱食餍足的英国的谨慎。狄更斯生于1812年。他举目环顾四周，世上昏黑一片，几乎使欧洲各国朽坏的梁柱纷纷坍塌的熊熊烈火已经熄灭。在滑铁卢拿破仑的近卫军和英国步兵对抗，撞得粉碎，英国获救，眼看着它的死敌在远方的海岛[13]上失去王冠和权力，孤寂地彻底沦亡。这事狄更斯没能经历，他没有看见世界的烛天大火，没有看见熊熊火光从欧洲一端向另一端扑了过去；狄更斯的目光摸索到英国的浓雾之中。这个少年已找不到任何英雄，英雄时代已一去不返。当然在英国还有几个人不愿意相信这点，他们想用暴力和激情把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轴往回转动，把旧日风驰电掣的快速赋予时代，但是英国想要安宁，把他们一把推开。他们于是追随着浪漫派遁入他们隐蔽的角落，又设法从可怜的微弱的火星之中点燃烈火。但是命运不容强迫。雪莱溺死于第勒尼安海，拜伦爵士在米索隆基死于热病：时代已不想再要冒险经历。世界是苍白的。英国舒舒服服地饱啖那些还鲜血淋漓的战利品；布尔乔亚、商人、经济人是国王，坐在宝座上，像在躺椅上大伸懒腰。英国正在饭后消食。艺术在当时若想讨人喜欢，必须有助消化，不得扰乱人心，不得用狂野的感情波动，使人心神不宁，只能对人的心灵温柔地抚摩，轻轻地挠痒。艺术只许多愁善感，不得凄惨悲切。大家不要疾风冰雹，像闪电似的把胸膛劈开，使呼吸停顿，使血液凝固——大家在现实生活中已经过于了解这些情况，用不着再从法国和俄国运来报纸——大家只要有点心惊肉跳就行，读点滑稽故事、做点游戏解闷，把历史的五颜六色的线团滚来滚去。当时的人们只要壁炉艺术，也就是在狂风呼啸，摇晃屋柱的时候，舒舒服服地坐在壁炉边阅读书籍，书中自己哔哔剥剥地迸发出许多小小的并不危险的火苗，只要那种像茶一样温暖读者之心的艺术，而不是一种使之兴高采烈，感情冲动，熏然陶醉的艺术。前天的胜利者竟变得这样胆小怕事，他们只想守成，只想保住，不敢再有所进取，有所变化，他们害怕自己强烈的感情。无论是在书籍中还是在生活中，他们只希望得到冷热合适的激情，不要狂风大作的极乐狂喜，只要规规矩矩地漫步前进的正常感情。当时在英国，幸福就相当于平静安逸，审美就相当于贞静端庄，品德高尚相当于古板拘谨。民族感情相当于正直忠诚，爱情相当于婚姻。一切生机勃发的东西，都变得苍白贫血。英国心满意足，不希望有什么变化。因而一个为这餍足的民族所赞许的艺术，必须自己不管怎么样也心满意足地赞美现存的一切，不想在此之外还另有作为。这个寻找一种舒适亲切的消食艺术的意志，找到了它的天才；就像当年伊丽莎白的英国找到了它的莎士比亚。狄更斯是当时英国艺术需求的产物。他在恰当的时候来到，造就了他的声誉：他为这种需求所控制，这是他的悲剧。他的艺术得到餍足的英国所具有的那种舒适的伪善道德所滋养：倘若没有一种如此非凡的诗意力量支撑着他的作品，倘若他那熠熠生辉金光闪闪的幽默未能掩饰他的感情内部毫无色彩，那么他只能在英语世界拥有价值，他的作品就会像几千本海峡对面由指法灵巧的人们所炮制出来的长篇小说一样使我们感到兴味索然。只有当我们打灵魂深处憎恨维多利亚时代文化的伪善和偏狭，我们才能满怀赞美之情衡量这个人的天才。他迫使我们感到这餍足舒适者的令人恶心的世界也颇为有趣，几乎可爱。他把人生最平庸乏味的散文化为诗歌。
狄更斯自己从未和这个英国进行过斗争，但在灵魂深处——在深层潜意识里——他身上的艺术家一直在和英国人进行搏斗。他原来起步时步履强劲稳健，可是渐渐地走到他那时代本身绵软一片，半是坚硬，半是松软的沙土地里，走得疲惫不堪，最后越来越经常地走到早已踩得平平实实的传统的脚印上去。狄更斯完全被他的时代所制服。谈起他的命运，我总要想到格列佛[14]在小人国的冒险经历。巨人熟睡时，小侏儒们用千百条细细的绳索，把他牢牢地拴在地上，等他醒来，已被捆得结结实实。他若不宣布投降，发誓绝不违反这个国家的法律，他们绝不把他放开。英国传统也是这样在狄更斯沉睡在籍籍无名的状况中时，把他捆了起来，捆得结结实实；它用一系列成功把狄更斯拴在英国的土地上。这些成功把他曳进荣誉之中，捆住他的双手。狄更斯经历了一个漫长阴郁的童年，然后在议会担任速记员。有一次，他尝试着写了一些速写，其实更多的是为了增加一些收入，而不是出于写作的需要，一时冲动。第一次尝试取得成功，报纸向他约稿。接着有位出版家请他为一个俱乐部撰写讽刺性的杂文，在某种意义上，用来为英国的贵族们所作的漫画配文。狄更斯接受了邀请，并且获得成功，远远超过人们的期待。《匹克威克俱乐部》取得史无前例的成功；两个月以后，博茨便成为民族作家。荣誉推着他向前，匹克威克变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又一次获得成功。那些细小的罗网，民族荣誉的秘密枷锁绷得越来越紧，掌声如雷，逼着他写了一部作品又写另一部作品，逼着他越来越顺应当代趣味的风向。由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一次次纯粹的成功和艺术要求的骄傲意识，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编织成的几十万个罗网，把狄更斯牢牢地捆在英国的土地上，直到他宣布投降，心里发誓永不逾越他故乡的美学和道德的法则。他落在英国传统市民趣味的权力之中，一个落在小人手中的现代格列佛。他奇妙的想象力，本来可以像只雄鹰似的振翅飞翔，越过这个狭隘的世界，却被成功的脚镣钩住。一股发自内心深处的自满自足的情绪阻碍他在艺术上奋发向上。狄更斯满意了。对这个世纪，对英国，对他的同时代人都表示满意，他们也对他满意。双方都希望彼此一成不变，就像现在这样。他心里没有恨铁不成钢的爱情，想要教训别人，撼动别人，激励别人，提高别人，没有伟大艺术家的那种和上帝抗衡的强大意志，推翻上帝的世界，根据他自己的设想重新另造一个世界。狄更斯是个虔诚的人，敬畏上帝；他对于现存的一切都满怀善意，赞美不已，永远怀着一种孩子气的兴高采烈的欣喜之情。他心满意足，要求不高。他曾经是一个非常穷困的男孩，为命运所遗忘，为世界所惊吓，整个青年时代，他从事了一些寒碜的职业。当时他还有过五彩缤纷的渴望，但是所有的人都把他摒弃，使他长期一成不变地处于惊慌失措的状态。这使他内心十分痛苦。他的童年实际上是一段文学上可悲的经历，——他的独创性愿望的种子就深埋在这寂静痛苦的丰腴泥土之中。他的最深沉的心灵目的便是，等到他拥有了向这方面发挥作用的能力和可能性之后，便为这个童年复仇。他打算用他的长篇小说帮助所有可怜的，遭到遗弃，被人遗忘的孩子，他们像他一样曾经遇到过恶劣的老师，备受忽视的学校，漫不经心的父母和大多数人随随便便，冷漠无情，自私自利的态度。他想给孩子们挽救几朵色彩绚丽的儿时欢乐的花朵，这些花朵由于没有好心善意的雨露滋润，已经枯死在他自己的胸中。后来生活把一切都给予了他，他就不再为此提出控告：但是童年在他心里呼唤，要求复仇。他唯一的道德目的，他诗意创作的内心生活意志便是，帮助这些弱者：在此他想要改进当代的生活秩序。他并不摒弃这种生活秩序，他也不挣扎着起来反抗国家的各项标准。他不威胁，也不举起愤怒的拳头来反抗这整整一代人，反抗立法者，反抗一切市民和一切习俗的虚伪，而只是不时小心翼翼地用指头指出那敞开的伤口。英国是欧洲唯一的一个在当年，在1848年左右，没有爆发革命的国家。所以狄更斯也不想推翻什么，新建什么，只是纠正和改进，他只想在荆棘最尖利，扎进肉里让人疼痛的地方，把社会不公正的现象磨平、缓解，从来不想把根源，把最最深层的内在原因挖出来，加以消灭。作为一个真正的英国人，他不敢涉及道德的基础，它们对于保守分子就像圣歌和福音书一样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心满意足，这种从他那时代不温不火的脾气提炼出来的精华，对于狄更斯而言极为典型。他对人生要求不多，对他笔下的主人公也要求不多。巴尔扎克笔下的一个主人公贪婪成性，权势欲盛，醉心于野心勃勃的夺取权势的欲念。他不知餍足，他们大家都贪得无厌，每一个人都是世界征服者、颠覆者、无政府主义者，同时又是暴君。他们都有拿破仑的秉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们也都是火暴脾气，极度兴奋，他们的意志推翻整个世界，在现实生活中极为穷困匮乏，却伸手直探真正的人生；他们不敢充当市民和人，却每个人都透过一切谦卑，闪烁着危险的倨傲，要成为一个救世主。巴尔扎克的主人公要使世界屈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却要超越这个世界。两者都鼓起超乎寻常的劲头，他们射箭的目标都是永无止境。狄更斯的人物全都谦虚、谨慎。我的上帝啊，他们想要什么？一年挣一百英镑，有个漂亮老婆，一打孩子，有一桌像样的菜肴招待好朋友，他们在伦敦附近的乡间小屋，窗外一片茵绿，有个小花园和一大把幸福。他们的理想是市侩气的，小市民气的：这点在读狄更斯的作品时要心中有数。在作品的背后，作为创造者不是一个怒气冲冲的神，犹如巨灵和超人，而是一个心满意足的观察者，一个奉公守法的市民。狄更斯所有的小说都弥漫着市民阶级的气氛。
因此狄更斯令人难忘的壮举其实只是：发现了市民阶级的浪漫情调，平淡无味中的诗意。他第一个把日常生活化为诗艺。他让太阳透过沉闷的、灰蒙蒙的迷雾散发光芒。谁若在英国看到，变得强壮的太阳从一圈阴郁的迷雾之中织出的金光如何灿烂辉煌，他就知道，一个诗人必须用艺术的方法在铅灰色的昏沉迷雾之中，把这解救的时光赋予他的民族，这才能使他的民族得以欢欣鼓舞。狄更斯便是围在英国日常平凡生活身上的金箍，是朴素的事物，简单的人物头上圣人的光圈，是英国的牧歌。他在郊区狭窄的街道上寻找他的人物，他们的命运，其他诗人则毫不经意地从他们身旁径自走过。这些诗人在贵族沙龙里的枝形吊灯下，在前往神话故事中魔幻森林的途中寻找他们的主人公。他们一味搜寻偏僻的，不同寻常，极为例外的东西。对他们而言，市民是变成物质的尘世间的底层，而他们只要烈火似的，弥足珍贵的，在极乐之中奋发向上的灵魂，抒情的英雄气概的人。狄更斯并不羞于把十分普通的工人当作他的人物。他自己是自学成才；他来自底层，对这个环境始终怀有一种动人的尊敬。他对于平凡的东西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激情，对于毫无价值的，老掉牙的东西，对于生活中不起眼的小玩意儿总是热情满怀。他的著作本身便是一间装满旧货的古玩店，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稀奇古怪的东西，毫无用处的废物，它们等候有人问津，白等了好几十年。可是狄更斯把这些古老的，陈旧的，毫无价值，尘封已久的东西全都拿了过来，把它们擦得锃亮，安装妥当，放在他那欢笑的阳光之下。这些东西突然之间开始闪闪发光，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他就这样从普通人的胸中取出许多细小的，受人轻视的感情，对它们仔细诊听，把它们的齿轮装配整齐，直到它们又能活跃地滴滴答答地响动为止。突然之间，它们像小巧玲珑的玩具钟表一样嗡嗡直响，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唱起歌来，一段轻柔的古老的旋律，比歌唱神话国度里骑士的哀伤歌谣，和歌唱湖上夫人的小调更加悦耳动听。狄更斯就这样把整个市民世界从被遗忘的灰堆里挖了出来，又重新组装得锃亮簇新：在狄更斯的作品里这个市民世界又重新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世界。他宽容地把他们的蠢事和局限性弄得可以理解，怀着关爱把他们的美丽弄得显而易见，把他们的迷信转化成一种崭新的，诗意浓郁的神话。在他的小说里，炉边蟋蟀的唧唧叫声变成音乐，除夕夜的钟声用人的舌头说话，圣诞夜的魔力使得诗文和宗教的感情融成一片。狄更斯从最小的节日当中取出更深刻的含义；他帮助所有这些朴实的人们发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诗意，让他们最亲爱的东西，他们的“home”（家），那狭窄的房间变得更加可爱：壁炉里哔哔剥剥地燃着红通通的炉火，干燥的木柴噼啪直响，桌上的茶壶咕咕直叫，曼声歌唱，在这房间里人生了无愿望，和外面世界贪婪的疾风暴雨，狂野的放肆行径彻底隔断。狄更斯要教会一切被打进平凡中去的人，平凡的诗意。他向成千上万，几百万人指出，永恒在何处伸进他们穷苦的生活之中，宁静欢乐的火花就散布在日常生活的灰堆之下，狄更斯教导他们让这火花迸发出来，变成欢快地熊熊燃烧的火焰。他想要帮助穷苦人和孩子们。凡是在物质上或者精神上超越这些中等水平生活的东西，他都觉得反感。他全心全意只喜欢通常的中等水平的东西。对有钱人和贵族，生活中得到优待的人，他都心怀怨恨。这些人在他的作品里几乎总是坏蛋，都是守财奴，很少是正面的肖像，几乎总是漫画。他不喜欢他们，他作为孩子，经常给关在债务监狱里的父亲送信，看见过太多扣押的案例，深知缺少金钱是什么滋味；年复一年他都在洪恩福路[15]顶层一间肮脏的，不见阳光的小房间里，把鞋油涂抹在坩埚里，每天用绳子缠上几百个，上千个鞋油盒，直到他的一双小手火辣辣地作痛。受到冷落，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流出。伦敦街头冷雾弥漫的早晨，饥饿和匮乏的滋味他实在领教得太多了。当时谁也没有向他伸出援手。豪华的马车从这个饥寒交迫的孩子身旁驰过，骑士从旁纵马奔驰，没有一扇大门为他打开。只有从小人物那里他才得到好心善意，因此他也只想向他们回赠礼品。他的作品非常民主——并不社会主义，他对激进的思想还毫无意识，——单单是爱情和同情赋予他的作品激情燃烧的火焰。在市民阶级的社会里，——在介乎贫民收容所和养老金之间的中间地带——他待在那里最得其所哉，只有在这些朴实的人身边，他才觉得无比舒服。他细细描绘他们的房间，描写得安馨舒适，就仿佛他自己也想住在里面，他为他们编织色彩斑斓，充满晴日烈火的命运，做他们朴实的幻梦。他是他们的律师，他们的布道师，他们的宠儿，是他们质朴灰暗的世界里光辉灿烂，永远温暖的太阳。
这个世界，这些渺小人物谦虚朴实的现实生活，通过他变得多么丰富多彩啊！市民整个的家居生活，连同它的家具，五光十色的职业，难以估量的各种复杂感情，在狄更斯的小说里又一次变成宇宙，有它的星辰和群神。他那犀利的目光，在这些渺小的人生当中窥察到许多宝藏，用最细密的罗网把它们带到阳光之下。在这片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他抓到一些人，啊，多少人啊，几百个人物形象，足以装满一座小城。他们当中有些人难以忘怀，在文学中将是永恒的人物，他们的存在，就一直延伸到人民真正的语言概念之中。匹克威克、山姆·维勒[16]、派克斯尼夫[17]和贝蒂·特洛特伍德[18]，所有这些人的名字在我们心里像魔术似的唤起微笑的回忆。这些小说是多么丰富啊！单单大卫·科波菲尔的那些故事就足以为另一位作家的毕生作品提供真实的材料。狄更斯的著作就内容丰满和情节生动而言，堪称真正的长篇小说，不像我们德国的长篇小说，几乎都是勉强拉长篇幅的心理学上的中篇小说而已。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很少有僵死之处，很少有空洞的不流畅的段落。它们拥有事件的涨潮退潮，的确，就像一片大海深不可测，一望无际。你几乎望不见这欢蹦乱跳，杂乱无章地挤成一片，熙熙攘攘的人群的尽头，他们全都涌到心灵的舞台上，一个把另一个挤下台去，乱糟糟地旋转着从你跟前经过。人物似乎只是散步似的从旁走过，却没有一个丢失；大家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相互为敌，积累光或影。漫无条理的，欢快的，严肃的纠葛，像小猫戏弄线球似的，把情节抛来抛去，弄得扑朔迷离，感情的各种可能性飞快地上升、降下，全都混在一起：欢呼，战栗，狂放；有时候内心感动的泪水闪烁，有时候轻松欢快的泪花发亮。乌云密布，云朵碎裂，又重新堆在一起，但是最后，暴风雨涤净乌云，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有些长篇小说是由上千个个别的斗争汇成的一部《伊利昂记》，一个没有神仙的尘世的伊利昂记。有些长篇小说只是一阕和平祥和的朴实牧歌；但是所有这些长篇小说，无论是出类拔萃的，还是不可卒读的，都有丰富至极的多姿多态的特点。所有这些长篇小说，即便是狂野到家，感伤至极的长篇小说，在悲剧景致的山岩之中也都会有赏心悦目的可爱之处，如朵朵花卉夹杂其间。这种令人难以忘怀的优雅爱娇之处，宛如娇小的紫罗兰，素朴而又内敛。在他著作的广袤辽阔的草地原野上期待着，等候着，到处都有无忧无虑的欢快情绪的清澈山泉，从突兀怪异的各种事件汇成的阴暗山岩上落下，琤琤作响。在狄更斯的作品里，有的篇章如此纯净，如此充满仙气，未被尘世的欲望所骚扰，在充满开朗、柔和的人性之中，如此像阳光般灿烂盛开，其效果只能拿风景与之相比：由于它们的缘故，非喜欢狄更斯不可，因为在他的作品里遍布这类小小的技巧，以至于技巧的丰盈成为一种宏伟。谁又能数清楚他笔下的人物，所有这些古怪的，亲切的，性格温和的，有些可笑却总是那么逗乐的人物？这些人连同他们的一切怪癖，个人的特点，被他攫住，安置在稀奇古怪的职业里，卷进妙趣横生的奇遇之中。尽管他们数量如此之多，却没有一个和另一个雷同，他们之间有细如毫发的差异，并不是出自一个模子，一个模型，全都充满感性，鲜活生动，而非出于臆想，而是亲眼所见。是诗人无可比拟的目光亲眼看见过的。
小狄更斯在鞋油厂工作
这道目光精准已极，无法比拟，是一台奇妙无比，永不出错的仪器。狄更斯是一个目光犀利的天才。大家不妨细细观察一下他的每幅画像。青年时代的，（最好是）他壮年时期的肖像：最最传神的是这双奇特的眼睛。这不是一双诗人的眼睛，在美妙的妄想之中转动，或者带有黯然神伤的色彩，不是柔和的、屈从的，或者炽热的——富有想象力的。这是一双英国人的眼睛，冷静，灰色，一闪一闪像钢针似的发出锋利的闪光，它们也像保险箱一样，用钢铁铸成，里面收藏着一切，不致被火焚烧，不致丢失，凡是他某一次，在昨天或者多年前，从外部世界收到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都密不透风地存放在里面：最最崇高的东西和最无关紧要的，是这个五岁的孩子在不知多久以前看到的，伦敦某一个杂货店的某一张色彩鲜艳的招牌，或是恰好在他家窗前的一株正好花叶盛开的大树。这双眼睛什么都过目不忘，它们比时间更为强劲：这双眼睛记忆力的仓库里把印象一个挨一个仔细地排列起来，直到诗人把它招呼出去。什么也没有遭到遗忘，变得苍白或者灰暗，一切都摆在那里，等候着，充满了芳香和汁水，色彩缤纷，清澄明朗，什么也没死亡，或者枯萎。在狄更斯身上，眼睛的记忆是无可比拟的。它以钢铁般的刀刃，切开童年的迷雾；在《大卫·科波菲尔》这部伪装的自传中，这个两岁的孩子对母亲和使女的回忆，用锋利的刀刃从无意识的背景里切下剪影。在狄更斯笔下没有模糊不清的轮廓；他并不为想象给出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可能性，而是力求清晰明确。他的表现力不让读者的想象力有自由的意志，他对读者的想象力施以强暴（因此他也就成为一个没有想象力的民族的理想诗人）。把二十位画家放在狄更斯的著作前面，要求他们画出科波菲尔和匹克威克的画像：他们的画幅看上去会非常相似，简直无法解释，都会画成一个胖乎乎的男子，穿着白背心，长着一双友善的眼睛，戴着一副眼镜，或者画出一个漂亮的怯生生的金发男孩坐在邮车上，前往雅尔芳斯。狄更斯描写得这样逼真，这样细致入微，叫你不得不跟着他那具有催眠力的目光移动；他并不具有巴尔扎克那具有魔力的目光，巴尔扎克先制造一片混乱，然后让人物摆脱他们熊熊燃烧的激情的云彩，狄更斯具有一种非常尘世的目光，海员的目光，猎人的目光，鹰隼的目光，去发现和捕捉小小的人性。可是这些小事情，狄更斯有一次说，正好包含了人生的意义。他的目光搜寻着小小的标记，他看见了衣服上的污点，窘迫时小小的无助的手势。他抓住了黑色的假发套下露出来的几绺红发，这是红发的所有者火冒三丈的时候。他感觉到细微的变化，触摸到握手时每一根指头的动作，微笑时明暗的层次。在他开始文学创作前，曾在议会当过多年速记员，在那里训练有素，如何把详尽的叙述概括起来，用一笔表示一个字，短短的一弯，表示一个句子。所以他后来在文学写作中，也练出一种现实生活的速记法，用小小的记号代替描写，从花里胡哨的诸多现实事件中，提炼出观察的精华。对于这些小小的外部事件，他有一种令人惊讶的尖锐目光。他的目光不会忽视任何东西，会像一只照相机的精致快门，捕捉到一个动作，一个手势的百分之一秒的瞬间。什么也逃不过他的目光。通过奇怪的折射，目光变得更加犀利灵敏，这种折射不是像镜子一样反射出目标自然的比例，而是像一张凹面镜似的把目标夸大，突出其性格特点。狄更斯总是使用他人物的标记。他把人物从客观状况推向提高后的状况，推向漫画化之后的状况。他使他的人物变得更加积极，提高他们成为象征。心广体胖的匹克威克变得心灵很丰满充实，而干瘦的金格尔[19]变得干瘪贫乏，恶人变成魔头，善人变成有血有肉的完人。和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一样，狄更斯也加以夸大，但并不是夸大到宏伟壮观的地步，而是夸大到幽默诙谐的境地。他描写的全部难以诉说的逗乐有趣的效果，并不完全出自他的脾气情绪，出自他的忘乎所以，而是它本来就已经存在于眼睛的这个奇特的角落里，眼睛凭着它超强的犀利，把所有的现象都不知怎的，以奇妙的，漫画的图像反射到生活中去。
狄更斯 其妹芳妮绘 1842年
人们排队买票听狄更斯的朗诵会 美国纽约 1867年
狄更斯在朗读他的作品 1867年
狄更斯朗诵会海报
的确如此：狄更斯的天才就存在于这特殊的光学中——而不是在于他那有些过于市民阶级的心灵里——狄更斯其实从来也不是心理学家，而是一个用魔力把握住人的灵魂的人，从灵魂的明亮的或者阴暗的种子里让事物奇妙地成长，在它的各种色彩和形式中发展。他的心理学从看得见的事物开始，他通过外在的东西，当然是通过那些最后的，最精致的外在的东西——这些东西只有具有诗意的尖锐的眼睛才看得见——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和那些英国哲学家一样，他不是从先决条件着手，而是从标志开始。他抓住心灵的最不显眼的，完全物质的各种表现，通过他那奇特的漫画化的光学，让人对整个人物性格一目了然。从这些标志，他让人认出这一种类。他让学校老师克里寇[20]有个声音低弱的嗓子，要费大劲才说得出话来。大家可以想象，孩子们看见此人说话费劲，额上青筋暴起，自然会不寒而栗。他的乌里亚·希普[21]的手总是冷冷的，潮湿的：这个人物形象叫人看了很不舒服，像条蛇似的叫人恶心。这都是些小事，是些外表现象。但恰好是这些东西对人的心灵发生作用。有时候他表现的，其实只是一个活生生的怪念头，和一个人交织在一起，让人像个玩偶似的机械地活动。有时候，他又通过人物的陪伴者来刻画人的性格——如果没有山姆·维勒，匹克威克成什么样子，朵拉没有吉普，巴纳比[22]没有那乌鸦，吉特[23]没有那匹小马会成什么样子！他并不是在模型自己身上，而是在古怪的影子上面描绘人物的特性。他的人物性格其实永远只是一堆特征，但是这些特征雕刻得如此精致，于是一丝不差地互相适应，绝妙地拼出一张马赛克似的图画。因此它们大多总只是外表发生作用，清楚明了，创造出一种强烈的眼睛的记忆，而只是模糊的感情的记忆。如果我们叫一个巴尔扎克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的名字，叫高里奥老头或者拉斯柯尔尼科夫，就有一种感情作为回答，回忆起一种献身精神，一种绝望，一种激情的混乱。而我们说起匹克威克，那就出现一幅图像，一位和蔼可亲的先生，挺着一个胖胖的肚子，背心上镶着金纽扣。在这里我们感觉到：想起狄更斯的人物，就像想起一幅图画。而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人物，就像想起音乐。因为他们两位是凭本能创作，而狄更斯则只是复制。那两位是用精神的眼睛观看，而狄更斯则是用肉体的眼睛观看。狄更斯不是在灵魂像幽灵似的出没时抓住它，而只是在灵魂为七重炽烈的幻觉魔咒的强光逼射之下，从无意识的黑夜中升起之时抓住它的。狄更斯窥伺着这种非肉体的影响，当它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影响之时，他捕捉住灵魂对肉体的上千种影响，在那里他一个也不会错过。他的想象力其实只是目光，因此只足以表现那些寓于尘世之中的中间范围内的人物；他的人物只有在正常感情的温和温度之中才形象生动。在激情的白热化温度中，他们就会像蜡像似的融化于多愁善感之中，或者在仇恨之中僵化，变得风化龟裂。狄更斯能够成功描绘的只是一些直接笼统的性格，而不是那些有趣得多的性格，上百次顺顺当当地从善变恶，从上帝变成野兽的那些人的性格。他的人物总是明确的，鲜明的，要不就是出类拔萃的英雄，要不就是卑劣下流的无赖，他们都是天生的性格，要不就是额头上有一道圣人的光辉，要不就是有一个坏蛋的烙印。他的世界在善良和邪恶之间，在多情和无情之间摆动。除此之外，他的方法在进入各种关系神秘莫测，错综复杂的世界时没有通途。宏伟壮丽不可能唾手而得，英雄气概也无法学会。狄更斯的荣誉和悲剧就在于，他始终处于天才和传统，处于闻所未闻与平庸陈腐之间的中间状态：处在尘世世界规规矩矩的道路之上，处在亲切可爱和感人至深，舒适惬意和市民狭隘之中。
但是他并不满足于这个荣誉：这个喜欢田园生活的人渴求悲剧性。他一而再地努力向上攀登，企图写出悲剧，可是他每次总只达到效果强烈的情景剧而已。这就是他的局限。这些尝试并不令人愉悦：尽管《双城记》《荒凉山庄》在英国算是崇高的作品，对于我们的感觉来说，它们全是败笔，因为它们宏大的手势都是勉强做出来的。在这些作品中，企图达到悲剧性的努力的确值得称道：狄更斯在这些小说里的确安排了许多政治阴谋，在他的主人公们的头上垒起了危险的岩石般的重重灾祸，他唤起了雨夜的战栗，人民起义和种种革命，驱动了整个惊恐、战栗的装置。可是不行，那种崇高的惊怵却一直都没有出现，它只是变成了一种胆怯，这完全只是惊恐的肉体反应而不是灵魂的惊怵。那种深沉的颤抖，那种像风暴一样的效果，它们在恐惧面前，让心灵怀着渴求，发出呻吟，希望在闪电之中获得爆发，这种颤抖再也不可能从他的作品里发生。狄更斯安排得危机四伏，可是大家并不害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有时候万丈深渊会突然张目凝视，大家感到在自己胸中撕开了这片黑暗，这道无名的深渊，拼命喘气；感到脚下地面消失，于是猛地感到一阵晕眩，一阵火烧般的，但是甜蜜的晕眩，乐于跳下去直往下跌，同时感到欢乐和痛苦都烧到炽热的程度，简直无法把它们区分开来，于是毛骨悚然。在狄更斯那里也有这样的深渊。他把这些深渊扯开，用黑色填满它们，指出它们的全部危险；可是人们并不战栗，没有那种精神上坠落的甜蜜晕眩，这种晕眩也许是艺术享受中最高的魅力。读他的书，人们总感到有那么一种安全感，仿佛手扶着栏杆，因为大家知道，他不会让任何人跌倒。大家知道，主人公不会沦落，有两个天使，长着白色的翅膀，在这位英国诗人的世界里翱翔，——他们是同情或者公正——会带着这主人公不受任何损伤地越过一切山岩的裂缝和深渊。狄更斯缺少残暴，缺少勇气来达到真正的悲剧性。他没有英雄气概，而只是多愁善感。悲剧性是反抗的意志，而多愁善感则是渴望着潸然泪下。狄更斯从来也没达到过绝望的痛苦所产生的欲哭无泪，欲诉无言，最后的暴力：柔和的感动——就像《大卫·科波菲尔》中朵拉之死——这是他所能够完美描述的最极端的严肃的感觉。他真的举起手来想猛击一拳，同情总立刻拉住他的胳臂。同情的（往往是变了味的）油料，总把刚刚激起的各种元素的强烈风暴平复下去；英国小说多愁善感的传统战胜了施加暴力的意志。结尾必然会是一场《约翰启示录》中的场景，一场末日审判，善人升向天国，恶人遭到惩罚。可惜狄更斯把这种伸张正义采用到他大多数的小说之中，他的恶棍自己淹死，互相谋杀，傲慢狂妄之辈和为富不仁之徒全都破产，而他的主人公则安居乐业。这种真正是英国式道德意义上的肥胖症，使得狄更斯撰写悲剧性长篇小说的宏伟灵感，不知怎的冷却下来。因为这些作品的世界观，这种维持其稳固性的装配好的陀螺已不再是一名自由艺术家的公正，而是一个信奉英国圣公会的市民的公正。狄更斯对感情进行审查，而不是随它们自由发生作用：他不像巴尔扎克似的，允许这些感情随着天性汹涌奔流，而是通过各种堤坝和沟渠，把它们引入运河之中。在那运河里，这些感情驱动市民阶级道德的磨坊转动不已。布道师、牧师、常识-哲学家、学校教师，大家都像隐身人似的坐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横加干涉：他们误导他，不去创作一帧自由的现实世界谦卑的模拟画像，宁可把一部严肃的长篇小说写成青年人的榜样和训诫。当然，这种善良的思想得到了酬报：狄更斯去世时，温彻斯特主教可以这样赞美他的作品，大家可以放心大胆地把他的作品给每一个孩子阅读；但是恰好是他的作品没有显示现实世界中的人生，而是描述了人们想要让孩子们知道的那样的生活，削弱了他作品的说服力。我们这些非英国人感到，他的作品中过分强调高尚的品德，要想充当狄更斯书中的主人公，必须是个道德典范，一个清教徒的理想。在费尔丁和斯摩莱特[24]的作品里，主人公在一次斗殴中打扁了他对手的鼻子，或者尽管对他的贵妇人爱得热火朝天，也会和她的使女一起上床睡觉，这都丝毫不致有损这位主人公的形象。费尔丁和斯摩莱特也都是英国人，当然他们是一个比较侧重感官享受的世纪的孩子。而在狄更斯这里，即便是浪荡子也不许做出这种令人恶心的事情来，即便是他笔下的纵情声色之徒其实也都无害。他们的寻欢作乐就是叫一个老处女看了也不会臊得脸红。请看那个放荡不羁的家伙狄克·斯维威勒[25]。他的放荡行为到底表现在哪里呢？我的上帝，他不是喝两杯淡啤酒，而是喝了四杯。他从不按期付账，有点游手好闲，这就是一切。最后，他及时得到一笔遗产——当然是很小的一笔——非常规矩地娶了一个帮他走上美德之路的姑娘。即便是恶棍，在狄更斯的书里也并非真正没有道德，即便是这些恶棍尽管有许多邪恶的本能，血管里流的也是苍白的血[26]。这种关于英国人无性欲的谎言，犹如烙印似的印在狄更斯的作品里。这种斜眼的伪善，只要是它不想看见的，全都视而不见，硬让狄更斯把他感觉灵敏的目光从现实生活中挪开。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阻止狄更斯创作一部完美的悲剧性的长篇小说，写作这部小说是他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倘若这位艺术家没有一个自由的世界，他那独创性的渴望可以遁逃到里面去，倘若他没有拥有那银色的翅膀，他的使人愉快的，几乎非人间所有的幽默，可以骄傲地把他带到这些目标明确的阴沉的领域之上，这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社会完全会把他曳到他自己心满意足的中庸之道上来，完全会用紧紧环抱的讨人喜欢的双臂，把他造就成一个这个国家情欲方面虚伪的辩护师。
这种使人幸福的、恬静的自由世界，英国的浓雾不在那里降落，这就是童年之乡。英国的谎言阉割了人身上的性欲，强迫成年人屈从它的暴力；可是儿童却还无忧无虑地像在乐园里似的尽情享受他们的感觉，他们还不是英国人，而只是小小的鲜艳的人类的花朵，英国伪善的浓烟密雾还没有笼罩他们繁花似锦的世界。在这里，狄更斯可以不受他的英国市民阶级良心的控制，自由自在地不受阻扰地创作出他不朽的作品。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只有童年的岁月是美丽的。我想，在世界文学中，这些人物形象，这些早年欢快的和严肃的插曲，永远也不会消逝。谁能忘记小奈莉的冒险经历，她和她白发苍苍的外公一起走出大城市的浓烟和重雾，走进绿茵遍地的田野之中，脸上挂着天真无邪，温柔亲切，天使般的微笑，度过了人世间的千难万险，直到殒命死去。这是十分动人的感情，超过一切多愁善感，达到最为真诚，最为生动的人的感情。瞧瞧特拉德尔斯[27]，那个穿着裤管鼓起来的灯笼裤的胖胖的男孩，在绘画骷髅的时候，忘却了身上挨的打，吉特，一切忠实之人中最忠实的一个，小尼克贝[28]，然后便是那个一再出现的小男孩，那个漂亮的“非常小的，并没有受到亲切对待的小男孩”，他不是别人，就是查尔斯·狄更斯，这个诗人，他把自己童年的快乐和苦恼写得精彩绝伦，永生不死，没有第二个人写得像他这样精彩。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这个备受屈辱，遭人遗弃，受到惊吓，耽于梦幻的男孩，父母双亡，成了孤儿。在这里，他的激情的确催人泪下。他的响亮的嗓子，浑厚、洪亮，犹如阵阵钟响。在狄更斯小说中的这一儿童轮舞曲令人难忘。在这里，欢笑和悲泣，崇高的和可笑的，汇成一道彩虹的光辉；感伤的和精致的，悲剧的和喜剧的，诗与真，融成一种新颖的，从未有过的东西。在这里，狄更斯克服了英国的，尘世的东西，无限伟大，无与伦比。若要为他树立一座纪念碑，那就让这大理石的儿童轮曲舞围着他那青铜的塑像，把他当作他们的保护人，父亲和兄弟。因为他真的爱他们，把他们当作人性的最纯净的形式来爱。他若真想要把人写得讨人喜欢，那他就让人变成孩子。为了孩子的缘故，他甚至爱那些不再天真烂漫，而是幼稚可笑的人，弱智和精神不正常的人。在狄更斯所有的长篇小说中，总有一个性格温和的疯子，这些疯子可怜的已经丧失的意志像白色的飞鸟一样远远地在这满是忧愁和怨诉的世界之上盘桓，对于这些人而言，人生并不是一个问题，一场辛苦和一个任务，而只是一场幸福的，完全不可理解的，但是美好的游戏。看狄更斯如何描写这些人，是很感人的事情。他小心翼翼地扶着他们，就像扶着病人一样，把许多好心放在他们头上，就像给他们加上一道圣人的光圈。他们对他而言都是贤人[29]，因为他们只能永远待在童年的乐园里。童年在狄更斯的作品中便是乐园。我若读一本狄更斯的小说，我总忧心忡忡，唯恐孩子们长大成人，因为我知道，这样一来，最可爱最难以挽回的事情就要失去，这样一来，诗意的东西不久就要和常规的东西，纯洁的真理就要和英国人的谎言相交融。而他自己似乎在内心深处也同意这种感情。因为他不乐意把他心爱的主人公们交付给人生。他从来也不陪伴这些人物直到老年，到了老年他们就变得平庸不堪，成为人生的小商贩和零工。等他把他们带到婚配时的教堂门口，通过各种艰难困苦，走到舒适人生的一平如镜的港湾之中，就和他们告别。在这花花绿绿的行列里有一个孩子，他爱得最为深切，就是那个小奈莉，他使他非常亲爱的一个夭折的女友在小奈莉身上得到永生，他就根本不让小奈莉进入充满失望的粗野的世界，谎言的世界。狄更斯把小奈莉永远留在童年的乐园里，让她早早地闭上她那一双温柔的蓝色的眼睛，让她浑然不觉地从童年时代的明朗滑到死亡的阴暗之中。他太珍爱这个小奈莉，不忍让她进入这现实世界。
狄更斯在书房 1858年
因为我已经说过了，这个世界在狄更斯笔下是一个市民的简朴的世界，是餍足了的英国，是人生的无数可能性中非常狭窄的一条切片。一个这样贫穷的世界只有通过宏大的感情才能变得富有。巴尔扎克通过他的仇恨，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的救世主的热爱，把市民变得强劲有力。狄更斯这位艺术家，也把这些人从他们沉重的尘世负担下解救出来：通过他的幽默。他并不认为他的小市民世界具有客观重要性，他并不跟着那些善良的人们唱起那阙颂歌，歌颂他们能使众人幸福的能干和冷静，而是满怀好意，脾气很好地，可是诙谐戏谑地向他的人们眨巴眼睛，他像高特弗里德·凯勒和威廉·拉贝[30]一样，把这些怀着小人国里小小担忧的人物稍微弄得可笑一些。但也仅仅是在亲切友好的意义上可笑而已。因此尽管他们闹出种种笑话，做出种种荒诞不经的事情，我们只会更加喜欢他们。幽默犹如一道阳光似的目光照在他的作品里，把普普通通的风景突然弄得亲切宜人，无限可爱，充满千百种令人心旷神怡的奇迹；依傍着这种良好的使人温暖的火焰，一切都变得更加生机勃勃，更加真实可信，即便是虚假的泪水也像钻石似的闪闪发光，一些小小的激情迸发出真正的熊熊烈火。狄更斯的幽默把他的作品提升到自己的时代之上，进入所有的时代。他的幽默像颗天王卫星似的，掠过他著作的空气，以一种神秘的音乐充满他作品的氛围，拽着他的作品进入一阵狂舞的回旋，一种生活的巨大欢乐之中。狄更斯的幽默无所不在。即便是在矿井最黑暗的混沌之中，他的幽默也会像一盏矿灯似的发出光芒，解除过分紧张的焦急心情，用嘲讽的弦外余音化解过分强烈的感伤，用它的影子，荒诞的笔触来化解夸大过分的事情。幽默在他的作品中是和解、协调，不会消逝的东西。幽默——就像狄更斯作品中的一切——当然是英国式的，一个货真价实的英国式的幽默。这种幽默也缺少欲念，它从不忘乎所以，不因自己情绪波动喝得酩酊大醉，从来也不放纵自己。狄更斯的幽默即使在它奔放的时候也还是颇有节制，从不高声怪叫，也不像拉伯雷似的打着饱嗝，也不像塞万提斯作品里那样，欣喜欲狂就翻空心跟斗，或者像美国人似的一蹦山高，干出匪夷所思的事情。狄更斯总是腰板笔直，一脸冷漠。狄更斯微笑起来和所有英国人一样，只用嘴笑，而不是浑身都笑。他的欢快不会自我燃烧，它只是发出火星，把火光送到人们的血管里去，化为成千道微小的火焰发出火光，它只是像鬼火和幽光似的到处逗人，在现实世界中是个讨人喜欢的淘气鬼。他的幽默——因为狄更斯的命运，总是表现出中庸之道——也是感情的酩酊醉意，狂野的脾气和冷笑的嘲讽之间的平衡。他的幽默不能和其他伟大的英国人的幽默相提并论。他的幽默丝毫没有斯特恩[31]的粉碎性的腐蚀性的讽刺成分，丝毫没有费尔丁那种大步流星的，诙谐风趣的，乡间贵族的兴高采烈；他的幽默不像萨克雷的幽默似的烧灼得使人痛彻肌肤，它只是使人舒服，从不使人痛苦，只是像太阳的光影在人们的头上、手上嬉戏。它不愿意摆出道貌岸然的样子，也不愿意冷嘲热讽，不愿意在小丑的小帽下面藏着一种庄严的严肃神情。它的幽默无所求也不愿有所求，它就是它。它的存在毫无目的，自然而然；这个爱开玩笑的家伙就在狄更斯那奇特的眼睛里，在那儿对人物形象加以修饰，加以夸大，赋予他们逗人的比例和滑稽的姿态，然后就使几百万人为之心醉神迷。所有的人都踏进这个光圈，他们就像从内心向外发出光来，即便是骗子手和恶棍也都拥有他们各自幽默的光圈，整个世界，只要狄更斯一看他们，似乎都不知怎的想要发出微笑。大家都光彩夺目，旋转飞舞，一个雾气弥漫的国家似乎永远摆脱了对太阳的渴望。语言直翻筋斗，句子搅在一起，又纵身跳开，和思想玩捉迷藏，互相提出疑问，互相逗乐取笑，互相误导，一种诙谐的劲头鼓励它们都婆娑起舞。这种幽默是坚定沉着，不可动摇的。它有滋有味，不加色情的调料，英国厨房是拒绝把这种调料提供给他的。他并不因为印刷工人在背后催促他这诗人而手足无措，因为即使在发烧之时，在患难之中，在恼怒之际，他也不会别的，只会欢快地写作。他的幽默是不可抵御的，这种幽默就牢牢地存在于他这无比犀利的眼睛之中，只有这眼睛的光芒熄灭之时，他的幽默才化为乌有。尘世之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影响他的幽默，即便是时间也对它无可奈何。因为我没法设想有人会不喜欢《炉边蟋蟀》这样的中篇小说，在读到这些书里的有些故事时会抵抗得了欢快的情绪。心灵的需求也许会和文学的需求一样地转变。但是只要人们渴望欢快情绪，在那惬意舒畅的瞬间，生活的意志休憩，只有生活的感情轻柔地在人们心里搅起它的波浪，人们别无其他渴求，只希望心灵能有某种无害的旋律优美的波动，就会抓起这些书籍，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它们都是绝无仅有的旷世之作。
这就是这本世俗的，过于世俗的作品中的宏伟之处，不朽之处：它本身就有太阳，它放射光芒，它温暖人心。伟大的艺术品，不要只问它们的强度，不要只问创造这些作品的人是谁，也要问它们的广度，它们对人群的影响。我们谈起狄更斯，可以说，他增加了世上的欢乐。我们这个世纪的任何其他作家都谈不上这点。几百万双眼睛在阅读他的著作时，都闪着泪光；成千上万失去欢笑，或者不再欢笑的人，狄更斯又重新把欢笑种植在他们胸中：他的影响远远超出文学之外，有钱人读到契累比[32]兄弟时，静下心来思索，创办了基金会；心肠冷酷的人受到感动；当《奥利弗·退斯特》出版后，穷孩子们——这是确切的——在街上得到更多的施舍；政府改善了穷人的住房，检查私人学校的情况。通过狄更斯，同情心和善心在英国大大加强，许许多多穷人和不幸者的命运都得到改善。我知道：这些不同寻常的影响和一件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无关。但是这些影响至关紧要，因为它们表示，每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不仅要让每一个独创性的意志在幻想的世界里令人陶醉地自由翱翔，还要在现实世界里也引发一些变化。在本质上，在看得见的地方引发变化，然后在感情感觉的温度上也引起变化。狄更斯和那些为自己谋求同情和赞许的诗人不同，他增加了他那时代的欢欣和快乐，促进了他那时代的血液循环。自从这年轻的国会速记员开始为描写各式各样的人和命运而创作之日起，世界变得更加明亮。他为他那时代拯救了欢乐，为以后的世世代代拯救了那“快乐的老英格兰”（merry old England），那介乎于拿破仑战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英国的快乐。多年后，人们会回顾这一已经陈旧古老的世界，连同它那罕见的，业已消失的各种职业，在工业化的研钵中，这些职业早已研得粉碎。也许人们还会怀念这种毫无猜疑的人生，充满了简单的、幽静的欢乐。狄更斯以诗意的笔触创造了英国的田园诗歌——这就是他的作品。我们千万不要面对强劲有力的东西，而对这种静悄悄的，心满意足的场景尊敬不足：田园诗也永生不死，是一种古老的回归。《乔治之歌》或者《古代牧歌》[33]，逃亡者的诗歌，经历了渴求的战栗而休憩之人的诗歌在这里重新唱响，就像世代转变之际这种歌声总要重新唱响一样。这诗歌来了，又重新消逝，这是几次激动之间的休息，在使劲之前或之后，赢得了力气，在毫不停顿地怦怦直跳的心脏感到满意的一秒钟。有的人创造暴力，有的人创造宁谧。查尔斯·狄更斯把世界中的一个寂静的瞬间写成诗歌。今天生活又变得更加喧闹，机器轰鸣，时间以更加迅猛的转变向前飞驰。但是田园诗歌是不朽的，因为它就是生活的乐趣；它像蔚蓝色的天空一样，在暴风雨过去后重又返回，人生的永恒的欢快，在心灵经历了一切危机和震撼之后，重又归来。人们被激情的悲剧紧张情绪弄得疲惫不堪之后需要欢乐，也希望从比较轻柔的事物中，听见诗意的幽灵般的音乐。所以狄更斯也一再从被人遗忘的境地重新返回。
狄更斯创造的人物形象
[1] 狄更斯起先作为《晨报》记者在各刊物上发表文章，笔名为“博兹”。
[2] 狄更斯代表作《大卫·科波菲尔》的主人公。朵拉，米考伯为此书中人物。
[3] 小尼古拉斯·尼克贝，小说《尼古拉斯·尼克贝》的主人公。
[4] 《奥利弗·退斯特》中的同名主人公。此书又译为《雾都孤儿》。
[5] 1853年12月，狄更斯开始在公众朗读会上朗读自己的作品，直到他去世为止。
[6] 小奈莉，《老古玩店》的女主角，一个可爱的女孩。
[7] 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小说家、诗人。
[8] 威廉·萨克雷（1811—1863），英国小说家。
[9] 亨利·费尔丁（1707—1754），英国小说家、剧作家。
[10]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英国作家、诗人。
[11] 指英国女王维多利亚（1819—1901），1837年加冕。
[12] 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1558年即位。
[13] 拿破仑在1815年兵败之后流放到大西洋的圣海伦娜岛上，直到1821年去世。
[14] 见《格列佛游记》，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的作品。
[15] 洪恩福路（Hungerford Stairs），伦敦地名，狄更斯少年时代曾在此地的一家鞋油厂干活，在鞋油盒上贴标签，每天工作十小时。
[16] 匹克威克的仆人。
[17] 小说《马丁·恰索勒威特的生活和奇遇》中的人物。
[18] 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
[19] 金格尔为《匹克威克外传》中的流氓。
[20] 克里寇，《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
[21] 乌里亚·希普，《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
[22] 巴纳比，狄更斯的历史小说《巴纳比·拉奇》中的主要人物。
[23] 吉特，《老古玩店》中的人物。
[24] 托比亚斯·乔治·斯摩莱特（1721—1771），苏格兰医生和作家。
[25] 狄克·斯维威勒，《老古玩店》中的人物。
[26] 苍白的血，即没有血性，没有男子气概，缺乏阳刚之气，并不热情似火。
[27] 特拉德尔斯，《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
[28] 《尼古拉斯·尼克贝》中的主人公。
[29] 按照天主教的说法，贤人是仅次于圣人的人，例如先哲。他们未受洗，不能升天堂。
[30] 威廉·拉贝（1831—1910），德国小说家。
[31] 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英国小说家。
[32] 《尼古拉斯·尼克贝》中的人物。
[33] 《乔治之歌》《古代牧歌》，都是英国古代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