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奥地利作家斯·茨威格（1881—1942）多才多艺，十七岁作为诗人登上文坛，接着又作为剧作家名闻遐迩，到他五十一岁寿辰时，他可以不无得色地在自传《昨日世界》中提到，有位“不速之客”造访他家，那就是“成功”。他的中短篇小说脍炙人口，连高尔基也介绍苏联出版社为他出版俄文全集，他的历史人物传记《约瑟夫·富歇：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的成功，显示了茨威格文学创作的另一根坚实支柱，与中短篇小说并列的传记。一时间，茨威格成为雅俗共赏、世界闻名的杰出作家，多种文字的译本广为流传。连茨威格本人也知道他的小说已有中文译本。

《三大师》是斯·茨威格酝酿多时，撰写十年而后完成的作品。创作的时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期间，但是前期工作却更加长远。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广泛阅读各国的文学报刊，他掌握的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使他可以直接阅读有关国家的文学著作。上了维也纳大学之后，又转学到柏林，虽然像他在自传《昨日世界》中所说，上了“人生大学”，接触社会，游走四方，向名家大师虚心学习，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滋养，但这并不妨碍他认真研读各国文学经典，从中学习前辈和同辈的成功经验。但是学习并非盲目模仿，奴性抄袭，在广泛阅读之外，还需深入研究，细心比较。就是在这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家？他为长篇小说家下的定义乃是：蔚为壮观的一系列长篇小说的作者。这些作品创造了我们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大师笔下的世界，不是一两部成功的长篇小说，而是一系列出色的长篇小说。

这个命题之所以大胆，是因为要实现它，非常困难。政治上，茨威格要顶住排山倒海，狂风恶浪似的民族主义潮流。茨威格写作此书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各方受民族主义毒雾的影响，否定敌对国家的一切。战争打响后，民族主义狂潮泛滥，群众歇斯底里发作，经过舆论媒体和作家诗人的推波助澜，邻人成为寇仇，朋友变成冤家。法国教授宣称贝多芬是荷兰人，而德国教授宣称但丁是日耳曼人，莫扎特、瓦格纳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莎士比亚被逐出德国舞台，老实巴交的生意人在信封上钤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印章，上流社会的妇女们发誓赌咒（致函报纸）她们一辈子再也不说一句法文。三流诗人利骚尔写的一首《仇恨英国之歌》迅速流传，不胫而走，诗人为此获得德国皇帝颁发的红鹰勋章。

在这欧洲各国混战一气，人们思想极端混乱的时候，茨威格却以人性、理性为标准，公允而又正直地评述世界文坛上的众多名家，从中选出三位世界上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家：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撰写他的评论文章《三大师》，而这三位作家的祖国，恰好是德奥两国的对立面。茨威格能够头脑清醒，不受干扰地把敌对国家的三位作家，称作世界文学的三位杰出的长篇小说作家，正好表明他的政治态度有别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不视友为敌，坚持各民族互相尊敬，彼此友善，难怪他被人称作“伟大的欧洲人”，典型的“世界公民”。除了正确的政治态度之外，在文艺上学术上他也必须对这三位作家卷帙浩瀚的鸿幅巨制，他们的国家、时代、民族心理，都有深入的研究，深邃的见解，才能说出三位大师的过人之处，他们相互之间的差别。既然此书出自作家之手，读者必然要求它写得文采飞扬，富有诗意。

茨威格没有使读者失望。他在短短几十页的篇幅中对一位大师做出精准的分析，经过浓缩、提炼、精选的过程，许多地方都删繁就简，从他们的生活中找出几件惊人的事件，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出与众不同的特殊之处。文章写得洗练纯净，耐人寻味。

且看作者如何介绍这三位大师。

巴尔扎克是时代的产物。法国大革命时代，尤其是拿破仑时代慷慨悲歌，征服世界的雄心壮志，在巴尔扎克的思想上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茨威格首先指出巴尔扎克出生在1799年， 这一年，拿破仑从埃及潜回巴黎，发动雾月十八日政变，当上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接着变成终身执政，到1804年干脆自我加冕，当了法兰西帝国的皇帝。在他率领下，法兰西军队高唱《马赛曲》纵横欧洲，重画欧洲地图，使欧洲各个封建王国纷纷土崩瓦解，拿破仑的鹰旗一直插到克里姆林宫的屋顶。但是俄罗斯人毁家纾难的焦土抗战和俄罗斯滴水成冰、风雪漫天的隆冬酷寒，迫使拿破仑撤出莫斯科，逃回巴黎。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兵败，被流放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上，终了一生。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给予一生崇拜拿破仑的少年巴尔扎克难以磨灭的影响，使他下定决心，像拿破仑一样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他以剑开创的事业，我将用笔完成。”这就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主旋律，也是巴尔扎克笔下人物的生存动力。这些在巴黎生活、创业、失败或成功的人物，都是在为征服一个世界而奋斗。

还在创作《三大师》之前，茨威格已对巴尔扎克进行研究，把巴尔扎克视为学习的榜样。茨威格逝世之后，到1946年方才出版的《巴尔扎克传》是他毕生研究巴尔扎克心血的结晶，是一部长达五百页的巨著。和这部卷帙浩瀚的《巴尔扎克传》相比， 《三大师》中的这篇关于巴尔扎克的评述的确像茨威格自己说的，是一部以凝练压缩为主要特点的作品。

巴尔扎克这一简化的过程使他笔下出现具有代表性的各色人物，他从巴黎开始，再逐步夺取各省。从高老头寓居的伏盖公寓餐桌上的人物，引出巴黎社会方方面面的人物和他们各自光怪陆离的生活。有的是巴尔扎克亲身经历的，有的是他间接获悉的，这就汇成了法国大革命前后，法国社会和法国生活无限绵长的集锦画卷。他称之为《人间喜剧》。

茨威格从三方面描写了巴尔扎克自己奋斗的历程，精益求精地在幽寂的斗室中夜以继日地写作，创造自己的世界，他的《人间喜剧》。文中涉及巴尔扎克的创作之谜：除了在青年时代有几年接触现实生活之外，一旦开始创作，他就不再对人，对人生进行研究，不再实验，不再观察。他的活动只是证实以往的经历，而不是带来新的消息，因为在开始写作时，整个人生的知识已经以一系列神秘的方式渗透到他身体之中，汇集在他身上，贮存在他心里！这和莎士比亚的神秘现象一起成为世界文学史最大的谜团。

《人间喜剧》毫无计划，犹如人生。所有的人物，包括作者自己，都是时代的产物。巴尔扎克把金钱注入小说之中，成为他笔下人物行动的动力，追求的目标。这篇浓缩的短文涉及的方面，成为茨威格日后写作巨著《巴尔扎克传》的提纲，譬如文中对于巴尔扎克的婚恋所做的评析，只是寥寥数语，而这个论断——巴尔扎克和他日后的妻子之间的恋爱和婚姻并非出于真诚，在《巴尔扎克传》中得到详尽的发挥。

狄更斯和巴尔扎克不同，他出生在1812年，拿破仑的英雄时代已到尾声，革命的呼喊业已停歇。在欧洲列强联合打败拿破仑的战斗中，英国占尽优势，就在拿破仑登上法兰西皇帝的宝座，气焰不可一世之时，英国海军在特拉法加海战中一举摧毁法国舰队，从此称霸海上，消除了拿破仑登上英伦三岛的可能，而1814年的滑铁卢之战又使英军成为击溃法兰西大军的主力。英国人获得的胜利远远超过其他各国。

英国市民不想革命，只想消化，只想待在自己的小屋里，壁炉旁，沙发上，安享战后的平静、舒适、温饱，消化他们从战场上赢来的战利品。茨威格认为这个时代正好处于两个时代之间，一方面是拿破仑战争时代，富有英雄气概，光荣往事；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时代及其未来的梦想。狄更斯生于这个时代。他和莎士比亚不同，莎士比亚是英雄主义英国的化身，而狄更斯是资产阶级英国的化身，英国打败了拿破仑，把这危险的对手拘囚在遥远的海岛之上，成为最大的获利者之一，成为日不落的帝国，在海上无人能与之争雄，殖民地遍布亚非各地。这个时代并不饥饿，只想消化。莎士比亚体现了贪得无厌的英国的勇敢。狄更斯则体现了饱食餍足的英国的谨慎，市民对英国心满意足。他顺应时代的潮流，满足民众的需求，符合市民的口味，这就是狄更斯在当时受到万众欢迎的秘密所在。天才和时代一般说来水火不容，但在狄更斯身上，天才与时代的传统却融为一体。他的小说符合当时英国的趣味，他的作品是英国传统的物质化，充满了幽默的笔触：狄更斯就是幽默。不是他而是英国传统创造了他的小说。

但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阻止了狄更斯天才的自由发展。为这民族所赞许的艺术必须对现存的一切也心满意足。狄更斯是当时英国艺术需求的产物，狄更斯的作品是英国的田园诗歌，不是悲剧。他把其中最平庸乏味的散文化为诗歌。狄更斯完全被他的时代制服。于是狄更斯成了小人国里的巨人，被侏儒们用荣誉、名声，这些细小然而结实的绳索，牢牢地捆在英国的土地上，捆在英国人舒适温暖的小屋子里，不像雄鹰准备展翅飞翔，挣脱这狭小的岛国天地。他为这些市民的生活歌唱，写他们的悲欢离合，写市民阶级的悲剧，成为他们推崇备至的自己的诗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奇幻的一生，使他的作品展现人的灵魂的深渊。茨威格不再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的年代。专制暴戾的沙皇制度似乎亘 古不变，拿破仑战争并未撼动沙皇统治，拿破仑战争中俄罗斯也有它的 功绩，拿破仑战争的结束也未能改变俄罗斯的封建统治。陀思妥耶夫斯 基两次被命运击倒，一次猝然被判处死刑，而在临刑之际又突然获赦，流放西伯利亚，他死里逃生，见过死神的面容，到过阴曹的门口。 命运给他的另一个打击使他债台高筑，被迫出国逃亡，躲过债主和法院的追逐，在穷困潦倒之中浪迹天涯。命运多舛的他还患有癫痫症、哮喘病，病魔缠身使他经历了常人难以体会的痛苦，他染上赌瘾，不能自拔，使他悲苦的处境雪上加霜。这些经历的几分之一都足以使常人颓废沮丧，但是这一切命运的打击，常人从未经受过的磨难，却成了他精神上的财富，使他写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外部的折磨有限，内心的痛苦无穷。他让读者看到他笔下人物灵魂深处的伤口，感情深处的震颤。远在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问世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把他的笔探到潜意识的层面，让我们看见一个迥乎不同的世界，一个广袤无垠、无限辽阔的内心世界。那里风光无限，有崇山峻岭、清溪幽谷，这是世人并不知晓，作家尚未问津的天地，描绘其中的狂风暴雨，潮起潮落，使人耳目一新。他的不幸成为他的财富，使他的作品具有前所未见的深邃和新颖。

所以茨威格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创了新型的心理学，是心理学家中的心理学家。对内心世界，无意识、潜意识世界的开发，使他认识到人的内心繁复纠结，矛盾重重。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便是个矛盾体，是个永恒的二元论者，他笔下的人物也同样具有矛盾的性格。人的感情融化在爱情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爱情并非一切的终结，两个恋人互相找到，便皆大欢喜，好戏收场，这只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环，并非结局，乃是新的开始， 自会引出新的波澜，新的悲欢。同样，对人生本义的探讨，必然涉及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视为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迄今为止，无人对此做出过令人满意的解答。

这本篇幅有限内容丰富的三大师评传，给我们诸多启发，对我们极有裨益，值得一读。无论学者、作家、一般读者，均可从中汲取丰富的滋养。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自己也是一位杰出的散文作家。他是茨威格亦师亦友的忘年交。茨威格对他的文章、风骨极为尊重。 《三大师》完成后，茨威格把书寄赠给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对此书赞不绝口。弗洛伊德1920年10月19日写信给茨威格，向他表示感谢： “终于得到稍许宁静，我想我有责任为您馈赠的那本优美的书表示感谢。前两个星期时间很紧，我还是把它看完了，得到异乎寻常的享受，否则我根本用不着写信和您谈这本书。演绎叙述完美无缺，语言表达出类拔萃，两者相辅相成，给人的印象是罕见的满足。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您的句子层层堆砌、步步高扬，越来越触及被描写的人物最内在的本质。犹如梦境里象征的累积，使得被掩盖之物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来。”

此书内容艰深，问题很多。没有国内外朋友们的热情帮助，我很难在几个月里译完此书。我要感谢翻译过程中帮助过我的朋友们。出于对茨威格共同的敬意和热爱，他们帮我完成了这项艰难的任务。他们是：社科院外文所的罗新璋教授，中文版《巴尔扎克全集》的主编夏玟女士，北京大学俄语系的顾蕴璞教授，德国图宾根大学汉斯-格奥尔格·坎培尔教授及其夫人丽阿娜·坎培尔女士，奥地利国际斯·茨威格学会会长希尔德玛·荷尔先生，德国弗里茨·梯森基金会的前任主席于尔根·克里斯迪安·雷格先生及其夫人克勒斯蒂阿娜·雷格女士，韩国韩德翻译研究所的埃德尔特路德·金教授， 日本《三大师》的译者神品芳夫教授。他们都热情地帮我解答各种问题。没有他们的热情帮助，没有我多年的合作者曲耀君女士的全力相助和我的学生徐胤在技术上的积极配合，这本书不可能在今天和读者见面。在这里，我谨向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限于本人水平，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张玉书

2018年冬，于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