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二十一世纪的展望及其课题
难波征男：现在我们接着上午的讨论，先对二十一世纪作一展望，对我们现在应做些什么谈谈各自的看法。首先请冈田先生谈。
冈田武彦：我认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各国必定会发生变化，也必定会带来新的变动。按照我的设想，首先欧洲会建立国际国家，然后亚洲也有可能建立国际国家。当然，两者的国家理念是有区别的。就亚洲来说，还是应当以儒教的思维方式为中心理念而建立国际国家。我想，这样做才是走向世界和平繁荣的途径之一。
下一步，可以考虑构筑地球规模的世界国家。在世界国家里，或者说在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里，各民族不是抛弃自己的传统而只拥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而是应当建立在各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之上，而组成国际国家或世界国家。正如我们在组成社会时，会考虑到尊重每个人的人格，发挥每个人的长处一样，若不尊重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那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国际国家。如果看看漫长的人类发展史或者民族与民族间的争斗史，那就不难理解建立国际国家的迫切性。
我想，在这方面如果亚洲国家真的能领先一步的话，那就太好了。可以先尽快建立起亚洲国家，然后再去考虑世界国家的构建。这样一来，不就可以向着实现世界和平和繁荣而迈出坚实的一步了吗？
此外，还有南美州、非洲等国家，这些国家究竟怎么发展，我们还不清楚。但是，至少亚洲的国际国家和欧洲的国际国家若能建立起来的话，那么其他国家和民族也会慢慢地树立起必须走向联合的意识，最终世界国家不就可以实现了吗？我想，应该朝着这一目标去努力。
提出世界国家的理念，结果就会使东方儒教的共存共生的理念成为根本之理念。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必然趋势吧！
张立文：冈田先生提出了中国古代著作《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理想。关于这个观点，让我们听一听张岱年先生的想法。
张岱年：冈田先生的讲话非常好。中国近几年来关于以下这个问题讨论较多。一位朋友说：“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可能会占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主导权属于西方，那么到了二十一世纪应该由东方文化做主导。对于这一说法，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这个问题很复杂，我是这样考虑的。
我认为，到了二十一世纪，东方人对西方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而西方人也对东方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那么东方文化有可能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生态平衡问题。西方在过去曾发生过严重的生态危机，中国现在也开始严重起来了。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就讲“天人合一”，这是讲人跟自然界的和谐关系。这种理念对于保持生态平衡一定会起到积极作用。其次是二十一世纪世界各国、各民族和平共存的问题。我想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国古代儒家哲学非常强调和谐以及“和为贵”的思想。到了二十一世纪，这种思想可能会受到重视。
东方文化、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和谐，这样的价值观一定是会受到重视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我读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时，其中有一本写到“天文现象上有时有五星聚会的现象”。关于这个现象，西方与东方的评价不同。西方认为五星聚会是大灾难，是凶势，而中国认为五星聚会是大吉祥，是了不得的好事。在北宋时期有五位思想家，即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当时天文现象就出现了五星聚会的现象。通过这件事，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出西方与东方思想的根本不同。西方思想强调分析，而东方思想强调统一。因此，强调统一的中国思想，今后会更进一步地受到重视。
张立文：刚才冈田武彦先生就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组织形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应该是由欧洲的一大联合体与亚洲的一大联合体构成。张岱年先生则就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另外还提出了生态平衡的问题。如果再想一想，二十一世纪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我们应该继续探求下去。
例如：（1）人与自然的冲突（环境与生态破坏等）。（2）人与社会的冲突（战争、黑社会、吸毒、种族歧视、贫富不均等）。（3）人与人的冲突（道德的危机）。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当下的中国人热衷于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因此产生了很多问题。我想世界各国也同样遭遇着这种困惑。（4）人的心灵的冲突（孤独的心、真诚的友人没有一个、人的精神分裂等等）。（5）文明之间的冲突。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认为，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相互结合在一起，将对西方文明产生威胁，这说明他并没有充分理解儒教。不过文明的不同，的确会存在冲突。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冈田先生对解决这些冲突的想法，以及对东方哲学怎样才能为人类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做出自己贡献的看法。
冈田武彦：西方的思维方法与东方的思维方法有许多对立的要素。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所以不能否认竞争，但竞争并不等于对立。在竞争的基础上，不对立，而是共生共存，这就是所谓的共生的精神。
亚洲人因为所谓的科学文明的落后，所以至今还在拼命摄取西方的科学文明。我想今后仍有必要这样做。只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科学文明对人生，对人类究竟有怎样的意义？人类不应被科学文明所驱使，而是应该去驱使或支配科学文明。这种支配科学文明的立场，也就是人伦的立场，也就是共生的思维方式。如果能基于这样的立场，不就可以避免向西方的科学文明一边倒的弊害，而拯救人际关系疏远、自然被破坏、环境污染、战争频仍等各种危机了吗？
片面强调东方思想，也许会忽视科学文明的推进，那显然是不对的。因为科学文明在任何时候都是应该推进的，这对人类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要指出的是，由于科学文明可能会伴随着各种弊病，而要拯救这些弊病，还是要依靠以东方人伦为中心的思想。因此，以东方的人伦精神为本去推进科学文明，不就显得极为必要了吗？科学文明与人伦精神，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矛盾的，但人类完全可以从人伦的立场、共生的立场出发去驾驭科学文明。我认为，两者的关系就像应该把本体和作用合为一体而成为“体用一源”一样，这也存在于儒教的思想之中，也就是朱子学所谓的“全体大用”的思想。
张立文：冈田先生谈到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下的世界是存在各种冲突的时候，应该强调共生原则。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人要生存，自然也要生存，社会也要生存。社会包括发达国家社会与不发达国家社会，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制度，都得生存，不能够去消灭它。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自己要生存下去，也得允许别人生存下去，别人不能生存时，就会发生动乱。到了饭都没有吃的时候，生存不下去的时候，自然就要发生动乱，这就是动乱的原因。
冈田先生所讲的思想，在儒家学说中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强加于人，这就是儒教的共生共存的思想。张岱年先生所讲的“天人合一”，我听了很受感动。但是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这样的自然与社会关系极其微妙的社会中，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在我写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中曾详细论述过这个问题，在这里恐怕没有时间细说了。简要地说，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张岱年先生刚才所讲的“天人合一”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共生的问题，亦即让自然按照它自己的生态规律去生存发展，人类应该尊重自然。
刚才冈田先生所提出的关于东方人伦也要吸收西方科学并加以活用的思想，我认为非常有启发意义。换句话说，人类与科学并不矛盾。我们难道就不应该根据东方伦理或儒家思想来处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各种问题吗？这就是冈田先生所讲的以东方伦理处理西方科学文明的观点。其实，伦理也好，科学也罢，都是人类世界全体共通的重要问题。
而张岱年先生所强调的“天人合一”的观点，也是为了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提出的。两位教授，对于二十一世纪的问题都发表了乐观的展望。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恐怕还有很多悲观的展望。在座的诸位先生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呢？
姜广辉：我想提几个问题。十九世纪的许多世界著名思想家曾经就未来的二十世纪畅谈过他们的预测与理想，描绘出一个壮观的理想画卷。这些思想家大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二十世纪的思想家们却很难对二十一世纪做出预测，而且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家看上去也不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关于人文与科学的关系，十九世纪的思想家没有预测到二十世纪会发明原子弹，用它可以毁灭人类无数次。可能以后还会有人发明一些不是为人类造福而是威胁人类生存的东西。现在的科学发明很盲目，这种情况应怎样调整？
在西方，说“上帝死了”“无家可归”，这就是精神价值的丧失。在中国，儒家价值失落，花果飘零。台湾近年出现很多宗教，用宗教信仰来救治社会中出现的精神危机。大陆近年来信教的人也越来越多，人们需要一种精神性的东西来丰富、充实自己的生活。在这方面，未来应朝着什么方向走？应该怎样考虑信仰问题？这些都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
冈田武彦：科学文明正在日益进步，为推进科学文明而实施的教育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我想，今后这些都还会继续下去！不过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以人伦为中心的思想教育被严重忽视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看在日本也显得特别厉害。尽管科学文明越来越发达，又尽管追逐利益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但是不是应该使以“与人”思想为本的教育也随之兴盛起来呢？
以人伦为本的思想教育，在我看来，就是要以儒教的“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为中心。这种“万物一体”的思想所教给我们的就是，不仅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而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都应该强调共生共存。
当前，重要的不仅是理论上的教诲，而且还要重视从儿童时代起就培养“万物一体之心”。我们要的不是空谈理论，而是注重养心的教育。
我认为，人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人格，自然界的事物也与人一样，也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格”，我把这种“格”称为“物格”。把“物”仅仅看作物质，这是近代西方的思维方式。如果以我们的传统为基本立场，那么可以说，自然界的“物”都不是物质性的，而是具有某种精神性的存在。我把这种精神性的存在称为“格”。我认为，“物”应该得到这样的尊重。怀着虔敬的心情而尊重“物”，以培养“物心”之精神，在“万物一体之心”的培养上大概是极为重要的。我认为，如果从孩提时代开始就注意培养这种精神，那就既可以掌握更多的科学文明并寻求其发展，又可以避免科学文明所带来的弊害。
一般来说，西方文化是自然或物质世界被人所支配，科学文明由此而产生是不奇怪的。东方文化则不然，它是自然与人合为一体，这也可以说，是人伦的立场。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宣传这种人与自然合为一体的人伦精神。
在中国有所谓“裁成辅相”的思想，也就是说，自然界的运动有极大的目的性。它的不是、不足之处，应当由人给予纠正和弥补，从而促成自然界的运动达到其本来的目的。我想，这种思想今后是会有很大作用的。西方是支配自然，东方则服务自然，具有与自然共生共存的自然之心和天地之心。把东方的这种思想向世界进行宣传，我想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张岱年：刚才冈田先生讲到教育非常重要，我非常同意。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就强调科学与民主，而科学与民主的基础就是教育。要是教育上不去，科学很难发展，民主也很难建成，所以教育特别重要。
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特别重视教育。儒家学说，就是在专制主义时代由一批提倡教育的教育家所创设的。马克思曾经说：“专制主义的特点，就是使人不成其为人。”使人不成为人的制度就是专制主义。而儒家的宗旨，则是要使人成其为人，因为儒家讲为人之道。孔子、孟子以后的儒家，都是想着法子使人成其为人的。所以我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和儒家思想有相符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儒家在专制主义时代，特别在使人成其为人这一方面是做出过努力的。
关于文化问题，我觉得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可取之处。中国有一句俗语，叫作“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但现在我们要强调的是，东风与西风不应该彼此“压倒”，而应该互相尊重，相互让步。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有个思想叫“欧洲中心论”，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的中心。这种思想慢慢地受到批判，英国哲学家罗素就不承认欧洲中心论。在这方面，罗素算是比较进步的。在中国，过去也有人讲“华夏中心论”，以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那也是错误的。我认为，应该是东方尊重西方文化，而西方也应该重视东方文化，各取所长，互相尊重。
姜广辉：西方的一位后现代主义学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现代已进入了信息时代，计算机进入了家庭，形成了个人间的计算机网络。这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变成为人与机器之间的交流。这就给东西方哲学都提出了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