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印辉光—中国陶瓷印创作生态研究展

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

全国巡展·第二站：西宁站

学术研讨会

时间：2018年8月17日16:00

地点：青海美术馆4楼多功能厅

主持人：胡晋峰（西宁印社副社长）

王东声（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副院长）

嘉宾：王云、燕守谷、方标、李晓南、张晓虎、魏杰、李浩、马钧、李锋、巨积文、杜延平、马革、余生豪、李鹏涛、杨晓润、周岩

胡晋峰（西宁印社副社长）：陶瓷印古已有之。在现代，越来越多的篆刻爱好者开始尝试陶瓷印创作。在不同的坯上刻制陶印，刀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正如元明印人开始用石材篆刻，从某种程度上为文人篆刻的兴起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用陶坯刻印，用刀获得了极大的自由，这是陶瓷印的优势，也是其魅力所在。

此次“瓷印辉光—中国陶瓷印创作生态研究展”全国巡展走进西宁，将当代陶瓷印创作的整体风貌呈现给西宁的观众，让大家受益良多。在座的青海印友很有感触，借这次研讨会，同王东声教授、魏杰老师、燕守谷老师，以及各位师友们一起聊聊陶瓷印，以期促进和带动青海省的陶瓷印创作进入一个新局面。

王云（青海省书法家协会顾问、西宁印社顾问、高级美术师）：此次展览规模之大令人叹服，确实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从展览的录像中，我看到了比较新颖的刻法，从刀法到工具都与刻制石印有很大区别，可谓手法大变。对篆刻来说，因材而变是很正常的，陶瓷印拓展了治印的材质和表达方法，那么，陶瓷印将如何发展，是否脱离实用，该如何更便利地投入生产使用，这些都很有挖掘、探索的必要。陶瓷印的优点是质地软，刻刀可以更加自由地游走，这让作者的情绪表达变得更加舒畅。但是如果它没有了实用价值，是否还能得到充分发展呢？陶瓷印的路还很遥远，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一步步摸索前行。

燕守谷（东山书院院长）：在陶瓷印的制作中，烧制技术其实是一个很好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现在的篆刻家处于一种探索、实验的态度，即使烧坏了也没关系，他们并不去使用它，只要不影响观赏就好了。不同的篆刻方法，烧完之后会呈现出不同的肌理效果，不同的烧制状态，不同的烧制温度，也会各有差别，哪怕是烧裂，都是别有韵味的。现在，陶瓷印能不能在我们篆刻创作的审美领域、表现领域里有新的拓展，这点很重要。如果大家真正找到了这个点，制坯、施釉、烧制等就都不是问题了。如果自己做印坯实在做不过来，也可以定制，我觉得定制印坯发展得也会很快。

方标（原西宁市文联主席、中国书协会员）：以前听说过瓷印，但见的很少。前段时间，我看过李晓南先生做瓷印，但是没有自己动手去做，只觉得这是一个好玩的事情，今天看了这个展览，在好玩之余，又感受到了它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力。我认为，在篆刻艺术里陶瓷印既是一种历史的回归，也是对当代篆刻艺术的拓展，对篆刻艺术发展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最早，陶瓷上有些文字、符号的印记，是工匠们的一些说明性标记，起到让人便于识别的作用。现在陶瓷印又回到了那个时候，又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捡起来了，并且发扬光大，让它更加艺术化，更加审美化，更加实用化。

在展览介绍的文字里，我看到一句话，“陶瓷印是对篆刻艺术的‘一次革命’”，我觉得这句话是特别值得玩味的。在什么地方革了命？革了谁的命？革命到了什么程度？我想，或许是把历史上原有的东西捡起来，通过当代人的革新，进行再升华、再推广。原来在石头上刻印，我们拿起刀，拿一块石头就可以刻，刻成什么样就什么样，也可以修改。但是陶瓷印不是如此，首先，瓷土的材质比较松软，再干也是土，那就要求篆刻家在力度上有一个把握，去拿捏它崩裂的尺度，所以，在这块泥坯上，刀走过的痕迹不仅包含了物体自身的因素，还有人的因素，有艺术家的设想和创造，这些同烧制过程中的自然造化达到完美结合以后，才能有一方使我们称心如意的陶瓷印，且每一次创作过程都会产生新的经验，我觉得这方面就有革命性的因素。

这个展览对于推动国内陶瓷印艺术的发展、弘扬传统的特色艺术，或者是唤起一种艺术追求，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另外，我觉得陶瓷印应该作为一个国家的民族特色艺术向世界推广和传播。陶瓷印有观赏性、趣味性，不仅仅有篆刻作品的凭信作用、收藏价值，还包含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它的艺术创造空间是非常大的。

看了展览以后，我觉得有些作品好像在有意识地表现一种原始的状态，所以有些印面不好辨识。过分追求粗犷、野逸的风格，对受众来说，有识读上的困难。陶瓷印最终表现的还是篆刻，任何文字都有严格的规范，不能为出新、出奇、出变化而突破文字规范，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陶瓷印是否应该有所引导，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还有，此次展览的名称叫做“中国陶瓷印创作生态研究展”，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概念，什么叫“创作生态”呢？“创作生态”在哪些地方体现呢？我们又应该怎么进入到“创作生态”里去呢？这也是我在整个观展过程中所思考的问题。

王东声（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副院长）：我简单回答一下方老师提出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一次革命”这个词，当时我把这个词加了引号，我是从这样的角度去考虑的，其实在历史上，最初是没有陶瓷印的，就像方老师说的在陶瓷印上刻有标记，那个不算作真正的陶印或者瓷印，我当时在总结的时候称它为“无印期”，那是在陶上面加一个痕迹，来记录是哪一个陶工、哪一个陶坊做的，虽说它初步具有了一定的印章功能，但是它不独立使用，主要的功能还是陶器。后来断断续续有了一些印章，比方说比较好的、一直被记录的，就是上海孙慰祖先生编的《隋唐官印研究》等书中，就写到了隋唐一些非常完整的陶印，那些陶印跟古玺印的功能相似，是官员们的印证。从那时至宋元时期，瓷印相对多一点，但是有一些押印，也就是比较小的印符概念的东西，那些东西多数是比较个人化的，且与历史的审美有关。比如说，从北宋苏东坡提倡文人画之后，所谓的画室、画院的概念就被解散了，很多文人雅士都可以玩儿。包括对于文人画和水墨画的推广，对于元代赵孟頫等提出的“书画同源”的概念，以及后来王冕对于花乳石印的开发，都是对印章的一个探索。但是在这个阶段，多数还是在拿印章做证明，所以它更多的概念是功能化的。而当代陶瓷印和那个时候唯独不同的一点，就是它既可以有这种功能性，也可以没有，它可以刻很多其他的内容。所以，我认为当代的陶瓷印可以是去功能化的，可以更多的在审美上进行开拓。

另外一个是“创作生态”这个词，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仅仅是做一个中国陶瓷印或者当代陶瓷印的作品展，那就太没有挑战性了，有些太过简单了，意义也不大。我希望除了展览以外，可以将各地域重要的陶瓷印作者、陶瓷印工坊、陶瓷印活动等做一个相对深入的考察，对于陶瓷印方面人、事、物的状态有一个调研，通过展览、纪录片、文献集等形式进行收录，呈现给观者，为以后的陶瓷印发展、系统地建立打一个基础。

李晓南（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这次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瓷印辉光——中国陶瓷印创作生态研究展”在青海西宁举办，前期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做了大量争取工作。原来，计划中没有青海这一站。由于2017年北京理工大学王东声和王乐耕教授为三江源陶艺工作者在京举办培训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是大家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当今世界陶艺的发展趋势和最新成就；二是大家学到了技术，掌握了最新的陶艺开发工艺；三是结交了朋友，为今后的学习交流打下了基础。同时，参加这次培训的都是少数民族陶印艺术工作者，大家在北京理工大学结识了许多汉族朋友，其中很多是著名的陶艺家。他们回到三江源后深深感到要把学到的技术、掌握的知识充分应用到藏族陶艺开发当中，特别是他们在北京现场刻制的藏文吉语印，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比如“民族团结一家亲”“石榴花开”“幸福四季”等这些藏语吉语陶印，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的凯歌，弘扬了民族团结主旋律。另外，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从北京理工大学，将一批印坯带回到青海，让西宁印社的社员们尝试篆刻，大家十分喜爱，感受到了陶印艺术广阔的创作空间及丰富的内涵。于是我便和相关部门的同志商量，将这个国内最大规模的陶印艺术大展落地西宁展出，这既是对青海民族陶艺艺术发展的一次推动，也是对青海篆刻创作的一次激励。

今天展览如期举行，省政协副主席杜捷亲临展览现场，为我们加油鼓劲，充分体现了青海省领导对这次展览的高度重视。王云、王启贤、巨积文等老一辈篆刻艺术家以及省市书协的领导、西宁印社的广大社员、社会各界人士都参加了这次展览的开幕式，充分表明了大家对陶印艺术的热爱。下一步，我们将以这次展览为契机，成立青海陶印社，进一步推动陶印艺术的创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我们坚信，陶瓷印艺术必将在青海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张晓虎（青海书法家协会会员、西宁印社社员、西宁市西关街小学书法教师）：各位老师，我想谈一点感受和困惑。我是一位篆刻爱好者，从一年前接触陶印开始，学习了很多有关陶印的知识，我个人认为陶印的偶然性、多样性、变化性比石印更丰富。我是一个小学书法教育工作者，我想开展孩子们的陶印课，因为陶印从制作过程到印面设计，包括文字系统，对孩子来说都是我们传统文化传承教育一个特别好的点。虽然想这么做，但是我有一个困惑，那就是给孩子们传授陶印知识的时候，制作印坯、印钮这些问题倒不大，孩子们肯定会有兴趣，但印面的文字设计上，我觉得找不到点，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更加贴近孩子的年龄特征，符合孩子天真淳朴的性格特点呢？我所接触到的陶印专家，都是以篆书入印，如果将陶印带入到孩子们的学习体系中，是否能以岩画或者楷书入印，以此让孩子们感受到陶印的丰富多彩？还是必须要严格遵循篆书入印的传统呢？希望各位老师为我解惑。

魏杰（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这个问题我来解释一下。我觉得如果是教小学生、儿童学习刻陶印，其实不必有太大的局限性，比如我们成年人用篆字入印，给小孩儿则可用简化字入印，或刻儿童图案、人像。浙江的张耕源老师成立的中国肖像印研究会就是刻刻历史人物、政界名人等人像图案，取得了不少成果。篆刻艺术发展到现在空间越来越广阔，对儿童来说，主要以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等将来长大一些，再慢慢进入篆字创作状态。可以先以玩的心态让孩子们高兴，比如从拿橡皮刻五角星学起，让他们产生小小的成就感。不要一开始就要求他们学习章法、篆法等课程，如此一来会导致他们失去兴趣，再让他们学的时候可能会产生障碍。

李浩（青海省书协会员、西宁印社理事）：关于陶瓷印的学习，我参加过数次西宁印社的陶瓷印主题雅集活动，感觉学习、创作的空间很大，而且有别于石印的创作。但我在陶瓷印的欣赏方面出现了一些困惑。学习石印时我们可以借鉴秦印、汉印，在美学上也有相应的欣赏标准，如汉印的苍劲、浑厚、柔美等。今天的陶瓷印展览，我看到陶瓷印创作变化很多，那么，我是该按照石印的审美观，还是另外的一种审美标准去欣赏呢？

另外，今天上午燕守谷老师作了题为《汉字艺术、篆刻与陶瓷印创作》的公益讲座，提到了借鉴的问题。我们用石头入印时，可以通过秦印、汉印等的深厚积淀，进行研究、提炼、总结，探索出自己的艺术语言来进行创作。但是陶瓷印可借鉴的东西比较少，还需要一些辅导、指引。并且，既然是印，我们好像还是局限在印章里，也就是秦汉印这个系统里，创作思路没有那么宽广，也让我产生了一些疑问。

王东声：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以前段时间书法界热传的邵岩的“射墨”为例，可以引出一些跟印章发展相似的观点。在邵岩这个事件里，可能很多人认为是装神弄鬼，是胡闹，也有很多不搞艺术的外界人士去演绎他的这个行为。

其实，邵岩有很多的小楷作品写得非常好，不管是为了生存去卖字，还是为了满足画商的要求，写些“心经”“马上封侯”等主题，他呈现出的很多作品水平确实是许多人不能及的，他的基本功没有大的问题。当然他写的行书线条有很多人非议，也确实有一些问题。他或许是出于自己的性格，也或许是故意为之，想要有一种自己的风格。不过，他小楷的“工稳”和他行书的“动荡”，我觉得都属于书法的范畴，而他的“射墨”已经不是书法的范畴了。如果你用书法的概念去评判邵岩的“射墨”，那邵岩肯定就是“洪水猛兽”。我不去定义邵岩“射墨”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把视野打开，把他的那些东西放到20世纪、21世纪“现代”“后现代”的概念里跟西方艺术比较，或者去跟整个星球上的艺术比较，我觉得邵岩的东西都不算什么了，其实一点都不过分。

另外一点，他个人一个切实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曾经差点就没命了，他经历了生和死的概念，这可能也触动了他。当那个尖锐的针管扎入他的身体，引起他身体上的反应，那个针管给他的触动，或许让他想到是不是可以用针管玩点艺术？实际上，很多西方现代艺术就是玩儿，大家聊到高兴处，就决定了这么玩儿。

中国的现代艺术在当下进展太慢了，并不是非得要跟西方现代艺术接轨，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艺术局限性往往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捆住，把自己绑架了。创作家本人要努力打开自己的局限，仅仅知道秦汉印、流派印，以及中国篆刻史的知识还不够，在当代我觉得对于西方艺术的认知也必须要有，不去打开自己的视野就都是局限。所以在印章这个概念上，大家无论是辅导学生，还是自己创作，都要把思路、疆域拓宽。可以完全走篆刻这个路，也可以有别的生发，这个界线一定不能限制，不然它会局限我们陶瓷印的发展。

马钧（青海日报社社会文化专刊部主任、青海省著名评论家）：陶瓷印这个东西看起来很新，却又有着久远的文化基因。看完整个展览，我发现陶瓷印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实验性，这是传统印章里没有的。传统印艺因为已经生成了某些规范和模式，反而有它的一些美学标准在禁锢和约束，而陶瓷印是天真烂漫的，它冲开了束缚，按照天性、直觉去驰骋，潜在着一种非常高级的平衡性和组织能力。它可能看起来很神秘，属于非理性的范畴。在现代艺术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非理性，东方人对非理性的因素是非常迷恋的。我们在宣纸上玩笔、玩墨，笔墨氤氲在纸上的种种意外效果，自然生成的水墨肌理，都是非理性因素，也是符合东方人审美的。

到了陶瓷印，虽然它有汉印的某些味道，但它的线条和布局与汉印不一样了，它的线条质量、线条美学都有了一些突破，这应该是这个材料赋予的，而且它的空间感也是原来的印中所没有的。在我的理解里，中国的印章到了汉印以后，就变得比较规整了，虽然它可能为了打破这个规整，有许多线条上的精细处理，但总体风格规整了。而战国的古玺，如烙马玺、封泥等的布局就像“乱石铺地”，那种非秩序的美，生动活泼、元气淋漓。你把一个东西摆整齐很容易做到，但是把一个东西弄得很不规则，又有美感，就非常难。我觉得陶瓷印具有这个特点，比如它的实验性非常大，相应就带来了一些开放性，不像石印那么“正襟危坐”，这其中就可以加入一些好玩的、充满生命力的、纯出天然的东西。刻制石印，印人一般创作心态比较“紧”，而制作陶瓷印，作者心态比较“松”。

刚才谈到想把陶瓷印引入孩子们的课堂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因为石印的规则较多，材质过硬，不适宜小孩子掌刀上石。但是软性的泥巴很容易亲近，很容易操作，也会解放孩子的天性。一个艺术形式之所以能带来新的“革命”或者一种解放，我觉得与受众可以接触的广泛程度有很大关系。

所以，我感觉陶瓷印确实给篆刻家们带来了久违了的感觉，被解放的感觉。刚才魏杰老师、燕老师也都表达了这个意思，好像陶瓷印可以为他们的石印服务，或者说可以为石印做一些先行实验，这就是陶瓷印带有实验性的一个证明。陶瓷印就像一个草稿，你可以率性地去做，它的这种“草稿性”是石印所不具备的，石印追求“完成性”，线条精美、优雅，而陶瓷印却可以“粗头乱服”。陶瓷印的美学风格，让我联想到青海藏区的建筑，因为它们是用不规整的石头砌成一个非常平直的面，不用现在的东西去打磨，就那么自然去砌，这是它很高超的地方，这个跟陶瓷印是有相通之处的。你看它很“乱七八糟”，但是它能把“乱七八糟”最后组成一个形式，组成一个非常和谐的东西，而且在建筑力学上又具有非常稳固的特点，我觉得藏族人用石头砌墙的艺术里，有一种我们久违了的美学理念，我把它称为“错落之美”，这种“错落之美”现在已经很少了，现代艺术越来越玩得很理性，对非理性因素的压制，实质上是让艺术丧失了灵性了。

现在的石印再往前走一步，空间已经非常小，但是陶瓷印开辟出了一片大天地。天地大了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困惑，例如它的新美学标准是什么？怎么欣赏它？怎么认定它的审美价值？怎么让它在不失灵性的前提下逐步走向经典？这些都可能成为问题，可能会带来一些印界不适的东西，但是这些都不要紧，得给它时间去发育，去生长。

再就是这种材料。我们的玉石开采已经几千年了，有些珍稀的玉料已经所剩无几，开辟出新的材料，是一种“生态革命”，这种“生态革命”可以把材料不断地延续下去。实际上，历史上许多艺术材质都在演变，也是因为有了不同的材质，才出现了新的效果、新的审美、新的风格。

王东声：感谢马老师，让我很有感触。马老师讲的实际上也是我心中的一些东西，大家提出一些问题，我们一起去思考、去解决，这才是我们这个讨论会最有价值的地方，研讨的意义就在于此。

李峰（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书法家协会理事、西宁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宁印社常务副社长）：我刚刚接触陶瓷印的时候，对它是有点排斥的，因为我比较喜好刻工稳的印，陶瓷印看上去乱糟糟的，让我理解不了。但是自从在这三次陶印课程上体验了的印坯制作和印面创作，我对陶印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它的认知度也有了提高，慢慢有点接受了。陶坯的质地比较软，刻起来比较容易，刻不好可以磨了重来，比较随心所欲，比如10秒、5秒的灵感，天真烂漫的感觉，心里想要表现出来的意境，几分钟就能刻制出来，要比石印上来得容易，这就是人的本性的一个再现，灵感的初始点所在。从最初的杂乱无章到最终的浑然一体，我们始终基于篆刻的技法范畴。与石印相比，陶印更能把自己所要表现的情感，或是对大自然的理解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而刀法上，我们可以用刀，也可以拿其他硬物刻划，甚至我试着用牙签都能刻，用指甲抠一抠就能出来一些思路。

篆刻在青海这个地方相对还是比较薄弱的，陶瓷印引进以后，现在大家都希望进一步地了解陶印、制作陶印，刻制陶印我们已经起步了。倘若陶印没有引进来，而其他地区的老师在各自的领域创作了三四十年以后，我们再接触陶印，那我们就落后了，现在我们西宁接触陶印以后，吸引了不少篆刻爱好者前来学习，可以与各位老师交流和分享，慢慢也就会成长起来。总之，从与陶印的初识到细品再到喜爱，陶瓷印带领我在艺术造诣方面有了新的进步。

巨积文（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书协青海分会理事）：陶印是一个新事物，要想把它完善和发展下去，我看还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究竟有多长？我也说不清楚，但是前景还是非常远大的。

杜延平（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教研室美术书法教研员、西宁印社社员）：各位老师，我有一些小的困惑，我觉得陶印在形式上已经相比以前石印的基础有了非常大的改变，随着印面的改变，它的边款的处理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看了展览以后，我看到了很多形式的边款设计，但是我觉得真正能把边款跟印面设计的特别相辅相成、特别融合的印还不是特别多。所以我想问问老师们，边款的设计，是不是也应该在形式上、在造型上有一些新的思路，能够根据陶印的形态变化，尝试一种新的对边款的设计，在这些方面，魏杰老师、王东声老师有没有好的建议？

魏杰：陶印在边款的表现上是有一定难度的，为什么呢？我们做陶印的时候，印台不能做得过高，过高的印台不利于烧制，而低的印台又刻不了几个字。这次我刻的几方印的边款字都不多，干刻还稍好一点，湿刻因为泥是软的，基本只能刻穷款了，所以陶印的边款创作将是我们探索的一个点。石印边款的创作空间非常大，可以说比印面的创作空间还大，真草隶篆都可以刻，图案和文字结合也可以，纯图案的也可以，刻一些现代构成的东西也没问题，刻古代的饕餮纹、蟠螭纹也都可以。在边款创作上，我也进行过一些摸索，这些年来还特别关注边款，会把一些造像里面的东西，包括句号也用在边款上。边款是印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陶印发展很迅速的话，款跟不上是不完美的。所以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在这次陶印展上，边款的表现都不是特别完美，有一些边款还比较草率。其实，目前陶印款还是借鉴了石印款的刻法，真正陶印的款应该怎么刻，还得需要大家进一步的探索。在陶印上刻款，实际上应该更容易一些，不像在石印上那么费劲，它应更简单，在石印上刻草书可能就比较困难，换角度、倒锋都会有一定难度。但是你如果在陶印上拿一个木棍儿，直接刻草书，可能反而就比较容易了，所以，刻陶款这方面还需大家共同努力探索。

王东声：其实说到边款，我觉得更多应该关注的是印坯、印钮的概念。现在很多热衷于陶瓷印创作的人在关注这个方面，我举一个例子，陈国斌老师计划在7个还是8个窑口进行创作，他希望做出点新的样子，当然很多人也都有一些想法，大家都在关注、思考，它还有很大的空间可做。就像刚才马老师说的，这里面确实还有无限的生机可以生发，不论哪方面，这就是一个新的材质带来的意义，很多变化都在酝酿之中。所以我们只要不局限，就有无限的可能，但是这个将会波澜壮阔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都很难说，只有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创造潜力开发出来，把认知的视野高度拓展开来，我觉得就有很多可能。

马革（民盟西宁市盟员、西宁印社社员、青海楹联学会理事、青海诗词协会会员）：我还是篆刻界的学生，有许多的问题都不太了解，比如，陶瓷印是在陶泥上刻好，还是在已经成形的硬度比较低的陶坯上刻好呢？现在市场上也有一种烧的不是太硬的陶坯，也像是印章的那种形式。

王东声：是有这种烧过的印钮。吴成坤，就是“圣土陶印坊”的创建人，他是一个年轻的篆刻家，各种机缘下，他跟朋友一块聊天，聊到陶瓷印的概念，觉得有文章可做，后来他就开始着手制作印坯，现在他自诩中国90%以上的陶瓷印印坯都销自他那里，他说淘宝等各种线上所卖的陶瓷印坯基本上都是从他那儿出去的。但是我觉得，他那种线上销售的陶瓷印坯，多数要烧到一定的温度，否则运输的时候就容易损坏，同时又能刻动，所以需要有很好的温度的把握。我觉得这只是其中一个类型，这个更接近于石印的硬度样。至于哪种方式更好？这个要因人而异，有的人性格特别内向，但做出来的艺术有可能是特别开放的。反过来，有的人可能很张扬，做的东西则特别细腻，就看个人的品位、个人的倾向了，由此选择适合的材料。

余生豪（原青海书协理事，西宁市书协会员，西宁印社理事）：我想说的问题是怎样把陶瓷印的印风更丰富一些，我觉得我们可以从砖文质朴的线条中吸取经验。瓷泥细，可以用切刀或冲刀法，结合秦汉印流动的圆笔、遒劲的方笔，在陶瓷印中呈现出来，会有两晋官印的金石味。还可以把瓦当中浑朴遒劲的艺术风格与陶瓷印有机结合，使陶瓷印相较石印有更高的艺术价值，这些还有待我们去挖掘和探索。

魏杰：您说的是把砖文怎么融合到陶印里面？

余生豪：就是把砖文和秦汉印的风格结合到一起。

魏杰：这个我觉得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艺术就是个人内心世界的一个外化载体，你的结合可能和我的结合都不一样，比如说你的着眼点是在线条上，我可能是在结字上，不一定会用同一个模式。刻陶印，应在有一定的基础以后，无论是砖文还是瓦文，你都可以广泛地吸收，最后用陶的感觉把它表现出来。应没有太多的局限，你吸收得越广泛，你的艺术语言越丰富，肯定是这样。

李鹏涛（青海省书法家协会会员、西宁印社社员）：听了各位专家老师们对陶瓷印的深入讲解，使我们对陶瓷印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对我们今后的学习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但对陶印我还是有一点困惑，就是陶印的审美取向，如果在苍茫、浑厚、雄劲这些层面进行审美，是不是陶瓷印的评价就要围绕这些来进行呢？比如，有些篆刻家的篆刻风格就跟这些审美很相似，比如篆刻家石开的作品就有非常独特的意味，但为何他没有受邀参加陶瓷印展览呢？

王东声：石开作为一个在当代篆刻界很有影响力的篆刻家，有很多的个人传奇，但是他很少做陶瓷印，只要不把陶泥拿到他的手边，他就不会动这个东西，这个可能有他个人的认识，或者是个人喜好有关。但是因为我没有跟他正面交流过这个问题，具体原因我不知道。这次陶瓷印展，我没有请他，但我跟他表达过，他的篆刻很有经验，但是他并不热衷于陶瓷印，也没有进行过一段时间的陶印刻制，这就不是我要邀请的范围。

另外，我谈一下你刚刚提到的风格接近的问题。一个艺术家自己的作品会形成一定的模式，这就是他的风格。所以一个艺术家的基本图式，有的时候是用线，或者是营造形式感，或者利用色彩等，都可能形成一种个人图式、个人模式、个人概念，这实际上就是风格的呈现。但是这个东西是一把双刃剑，有的人形成不了这个，就不可能有成就，有的人形成了这个，又有可能被局限，变得模式化。这是一个特别纠结艺术家创作的概念。我个人觉得还是要形成，但形成以后又如何再突破，再形成，这个可能更重要。

李鹏涛：我在课件上看到几方印，分别是石开、陈国斌、王镛三位老师的印章，他们三个人的艺术风格在取法上是否有些相似？

王东声：有可能你观察的还不够，他们三个人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石开的内容有特别奇诡的美感，他汲取古代的营养时也是会关注这种风格。王镛老师更多的是把经典暂时推到一边，去民间寻找多方面的营养，是苍茫的、大气的、沉雄的。陈国斌，我对他的思想只能说是有一定的了解。陈老师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他对艺术的敏感、对造型的敏感、对艺术的独立认识度都是超常的。对于西方现代艺术的认知，在中国篆刻界，我妄言一句，能超过他的认知度的几乎没有，陈国斌是用西方的形式意味去塑造造型的。所以陈国斌的概念和王镛老师不一样，和石开也不一样，他们的质感、线条、造型都不一样。你需要真正把每一个线条剖析开来看。他们三个人的风格、性格、审美、作品的面貌都有不同。艺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必须得要入微地去观察，去了解他营养的部分。

杨晓润（篆刻爱好者）：我在大学里学的是书法专业，在陶印创作上有一点不懂的地方想请教魏老师。因为陶印材质本身的特点，它比石质印章要软一些，所以我们在临摹的时候，仅仅限于稍微闲野或者像古玺之类的流派，而工稳一路的印章，几乎没法去临摹，那么，怎么才能让它更加兼容一些工稳的东西？而不是一提到陶印就联想到写意。

魏杰：从本次展览来看，几乎没有工稳一路的，可能是因为它特殊材质的原因，在表现工稳一路的印风上有难度。别说陶印了，即使是石印，也不一定都适合表现工稳的。拿青田石来刻工稳风格就很费劲，崩裂的过于厉害。据我了解，一般刻工稳的这些名家，对石头都很挑剔，不是巴林石，就是芙蓉之类的印石。陶印也是一样，它的表现力基本上是往写意方向发展的，纵观历史上的陶印或陶文，也没有工稳风格的。在本次展览上，大概有黄文斌、刘彦湖两三位稍微工稳一些的。但刘彦湖刻的是黑陶，他的构成元素比较多元。当然，如果陶印光能表现写意的话，也是它的不足，也可能是我们探索得不够，其实应该是兼容的，我们找的角度和方法上还可以再进行一些新的尝试。

周岩（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造型艺术系主任）：我想，随着材料的改变，可能对于陶瓷印的审美也要有新的变化，刚才好多老师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它的审美的标准肯定不能用石头的标准来衡量，作为陶瓷印，整个印章的造型，包括施什么样的釉，上釉的形式等都和你的印面可以有相互协调。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做一个非常好的作品，其实对于陶瓷印的创作者来说是有一定门槛的，就是说你的知识不仅仅是书法篆刻方面的知识，也需要有一些陶瓷方面的积累。我们这个项目作为一个研究展，实际上也做了很多对于陶瓷印制作方面的研究，或者说是实验方面的工作，比如我们也请景德镇一些做窑的师傅设计了一个小窑，那个窑已经送到我们工作室去了，那是一个很小的窑，非常简单，烧一件作品时，设定一个适合的升温曲线，就能够烧成，如果是一般的电窑可能还要重新设计升温曲线等，对于一个不太了解烧窑的人来说，可能有一定的难度。还有大家谈到的比较关注的变形、开裂等问题，实际上很多都是陶瓷技术方面的问题，比如没有完全干的坯是不能放到窑里的，稍微有一点潮湿的，我们刚开始烧制时，并不完全把窑门关上，用3个小时200度烘一烘才会关窑门，这些可能都是非常具体的关于陶瓷方面的知识。

北京理工大学，一方面是教学机构，另一方面也承担着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职责，所以今后我们还会在这方面做更多深入的工作，为篆刻家们做更好的服务。

王东声：非常感谢大家参与讨论。青海是个好地方，中国西部，淳朴厚重，天然大气，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希望陶瓷印这一日渐被广泛关注的艺术品类，不仅能够逐渐深入到青海篆刻家和艺术爱好者的内心，也对西部其他地区起到带头、引领的作用。

由于时间关系，研讨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