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言
一九八四年春，我开始写一部小说，最初并不叫《使女的故事》。我先是用手写，绝大多数时候写在黄色的标准拍纸簿上，然后把我几乎难以辨识的潦草手稿在一台租来的德国键盘手动打字机上敲出来。
键盘产自德国，是因为我当时身居西柏林，那时它还被柏林墙包围：苏维埃帝国仍然强大且地位稳固，要再等上五年才崩塌离析。每个周日，东德空军都要制造音爆，提醒我们，他们近在咫尺。我造访过几个铁幕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经历了那种小心防范、被人监视的感觉；或突然间沉默不语、转换话题；人们用各种暧昧方式传递信息，言辞闪烁。所有这些都对我当时的写作产生了影响。那些被另做他用的大楼也一样。“这座楼本来属于……但后来他们不见了。”类似的故事我听了许多回。
我出生于一九三九年，二战时开始记事，我知道既有秩序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变化可以迅疾如闪电。“这种事不可能在这里发生”的断言并不可靠：只要有相应的环境和土壤，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到了一九八四年，我那会儿刻意回避这部小说已经有一两年了。它在我看来无异于一个冒险之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中学以来，我一直广泛涉猎科幻小说、悬测小说、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小说，但从未自己动手写过这样一本书。我能写得了吗？这种形式遍布陷阱，其中包括说教的倾向，变成寓言的危险，还有就是可信度问题。即便我要创造一个虚构的花园，我希望里面的蟾蜍是真实鲜活的。我的一个原则是，不会在书中放入任何詹姆斯·乔伊斯称之为历史的“噩梦”中不曾发生过的事件，或者任何不存在的科技。没有想象的小发明，没有想象的法律，没有想象的暴行。都说上帝在于细节。魔鬼也是。
回到一九八四年，书中主要的前提假设可谓大胆出格——即使在我本人看来也是如此。我能说服读者，美国发生了一场政变，从前的自由民主政权变成了一个缺乏想象力的神权独裁统治吗？在书中，宪法和国会不复存在：基列共和国建立在十七世纪清教徒信仰的根基之上，它也是我们自以为了解的当代美国的根基。
这本书的具体背景地点是马萨诸塞州的东部城市坎布里奇，哈佛大学所在之地。这所当今著名的人文高等教育机构过去曾是清教徒神学院。基列国的特工机构位于怀德纳图书馆，我曾多少个小时徜徉在书架间，查找我的新英格兰祖先的文献资料，还有关于萨勒姆女巫审判的文字记载。把哈佛大学的围墙用来悬挂示众受刑者的尸体会不会让有的人感到冒犯？（的确有过。）
在小说中，人口由于有毒的环境不断减少，生育健康婴儿的能力变得弥足珍贵。在极权制度之下——或者在任何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里——统治阶级独占宝贵资源，所以该政权的精英阶层将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分配给自己，作为使女。对此，《圣经》中有先例可循，即雅各和他的两名妻子拉结和利亚，还有她们的两个使女。一个男人，四个女人，十二个儿子——但是使女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他们分别属于两名妻子。
于是故事就此展开。
我刚开始写《使女的故事》时，书名叫《奥芙弗雷德》（Offred），即主人公的名字。这个名字来自一个男性之名，“弗雷德”（Fred），加上前缀“奥芙”（of）表示“从属”，就好像法语里的“德”（de），或者德语里的“冯”（von），或者英语姓氏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中的后缀“森”（son）一样。这个名字里还隐藏着另一种可能：“献祭的”（offered），意味着一种宗教的献祭，一个作为祭品供奉的受害者。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们始终都不知道主人公的真实姓名？我回答，这是因为在历史上许多人都已改名换姓，或者干脆销声匿迹。有人推断奥芙弗雷德的真实姓名是“琼”（June）
，因为使女们在由原先的学校体育馆改造而来的寝室里念叨的所有名字中，只有“琼”这个名字没再出现过。这并非我的本意，但它说得通，因此读者们尽可以采纳。
在写作的过程中，小说名改成了《使女的故事》，其中部分原因是为了向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致敬，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借鉴了童话和民间故事的特点：这个故事由主人公讲述给后来或遥远的聆听者，它具备那种不可置信的奇幻色彩，和那些经历过惊天动地大事件的人们讲的故事有共通之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使女的故事》有了许多种形式。它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并在一九八九年拍成了电影（一九九〇年初上映）。它还被改编成了戏剧，被编成了芭蕾舞。目前，它正被改写成绘本。二〇一七年四月，它将作为电视系列剧在米高梅电视频道（MGM）和美国视频网站葫芦网（Hulu）播出。
在这部电视剧中我会客串一个配角。在那幕场景中，新征募的使女将会在一个名为“红色感化中心”的机构里被教化洗脑。她们必须学会摈弃之前的身份，明白自己的地位和义务，了解她们不再拥有真实的权利。但只要顺从，就能得到保护，她们还将学会轻视自己，以便接受既定的命运，不会反叛或逃跑。
使女们围坐一圈，佩带着电击棒的嬷嬷们逼迫她们参加一种如今被称为（在一九八四年还未得名）“羞辱荡妇”的活动，辱骂她们中一个名叫珍妮的成员。她被迫讲述自己青少年时期被轮奸的经历。其他使女则齐声念诵着“是她的错，是她勾引了那些男人”，对其加以愤怒声讨。
尽管这“只是一部电视剧”，女演员们在休息时间里会咯咯轻笑，而我自己也“只是在装装样子”，我仍然觉得这种场景可怕得令人不安。它与历史何其相像，太像太像了。是的，女人们会联合起来欺压其他女人。是的，她们会指责他人，为了保护自己：这在社交媒体时代公然发生在我们眼前，社交媒体本身也让这种组群现象成为可能。是的，她们会欣然攫取权利凌驾于他人之上，甚至——或许尤其是——在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社会制度下：所有的权力都是相对的。在艰难时期里，拥有任何一丁点权力也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一些掌权的嬷嬷们的确发自内心地相信她们是在帮助使女们：至少她们没有被送去清扫有毒的核废料，至少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她们不会被强暴，不会被那样强暴，不会被陌生人强暴。有的嬷嬷是施虐狂。有的是投机主义者。她们都长于利用一九八四年女性主义运动的宗旨——比如反色情宣传以及预防性侵活动——来达成她们的目的。正如我所说的：现实亦如是。
借此我来回答三个经常被问及的问题。
问题一：《使女的故事》是一部“女性主义”小说吗？如果你指的是一本宣传意识形态的小册子，里面所有女人都是天使，或是失去道德选择能力的受害者，或者二者皆是，那么答案是否定的。但如果你说的是这样一部小说，里面的女性均为有趣且重要的人类——性格各异、举止不同——在她们身上发生的一切对这本书的主题、结构和情节都至关重要，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意义上，许多书都是“女性主义”的。
为什么说女性有趣且重要呢？因为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如此。她们并非自然造化事后添加的产物，也不是人类命运中无关紧要的参与者，对此，每个社会一直以来都再清楚不过。没有女性生育，人类将不复存在。正因如此，对成年女性、少女、幼童的大规模强暴和谋杀长久以来都是种族灭绝战争以及其他意在征服和剥削某个群体的战争的特征之一。杀掉他们的婴儿，用自己的来取代，猫类是这么做的；让女人生育孩子却无力抚养，或者为了自己的目的将孩子从她们身边夺走，偷盗婴儿——这是一个广为流传、古已有之的主题。控制妇女和婴儿，是地球上每一个专制政权的特征。拿破仑和他的“炮灰”士兵，奴隶制及其手段花样翻新的人口买卖——它们与此都同出一辙。对那些推行强制性生育的人，我们应该质问：这么做“谁能获利”？有时是这部分人，有时是那部分人。总有人获益。
问题二（时常有人问起）：《使女的故事》是反宗教的吗？同样，这取决于你问题的涵义。的确，一群专制主义的男人掌握政权，试图重新建立一种极端的父系社会，禁止女性阅读（就像十九世纪美国黑奴一样）。更有甚者，她们无法掌管金钱，无法在外工作，连《圣经》里的一些女性都不如。这种政权利用《圣经》里的种种象征标志，任何掌管统治美国的独裁政府都不会放过这些资源。
基列国的女性穿着的朴素服饰来自西方宗教标志——大主教夫人们身着蓝色，象征纯洁，源自圣母马利亚；使女们身着红色，象征分娩时的出血，同时也源自抹大拉的马利亚 。另外，如果你要出逃，红色也更容易辨识。社会阶层较低的男人们的妻子被称为“经济太太”，着条纹服装。我得坦白说，那些遮挡脸部的系带女帽，其灵感不仅来自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服饰以及修女服饰，还来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某个老牌荷兰清洁剂的外包装，上面有个女人的脸被遮盖住，孩提时我很惧怕这一形象。许多极权主义都曾采用服饰来识别和掌控人们，无论是禁止穿什么还是强制穿什么——想一想纳粹时代强迫犹太人身上佩戴的黄色六角星符号和代表高贵身份的罗马紫——它们中许多都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统治。这让异教徒的欲加之罪更加轻而易举。
在这本书里，占主导地位的“宗教”逐渐掌控大权，成为统治性教义，我们熟悉的宗教教派被逐渐废除。通过秘密渠道逃往加拿大，正如我所料。奥芙弗雷德本人也有一本私藏的《圣经》主祷文，她拒绝相信眼前这个政权是由一个公正、慈悲的上帝所授予。在当今的现实世界里，一些宗教集团发起各类运动，保护弱势群体，其中包括女性。
因此，这本书并不是“反宗教”的。它反对的是以宗教作为暴政的掩护；这就完全另当别论了。
《使女的故事》是预言小说吗？这是我被问到的第三个问题——甚至就在一九八四年，我正在写这本小说时，随着美国社会中的某些人掌权并通过法令，声称要做到什么——这个问题就开始被问了又问，日趋频繁。不，这不是预言小说，因为预知未来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有太多的可变因素，各种可能性都存在，根本无法预知。是否可以说这是一部反预言小说：如果未来都能够巨细靡遗地讲述出来，或许就不会发生。但这种想当然的想法同样也靠不住。
许许多多不同的材料孕育了《使女的故事》——集体处决，禁奢法令，焚书运动，党卫军的“生命之源”计划，阿根廷将军偷窃幼童的行为，蓄奴制的历史，美国一夫多妻制的历史……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但还有一种文学形式我尚未提到：目击者文学。奥芙弗雷德尽其所能地记录了她的故事；然后将它藏匿起来，相信日后可能会被某人发现，而这人能够看懂其深意并传播出去。这是一个充满希望之举：每一个被记录下的故事都暗含着一个未来的读者。鲁滨逊记日记。塞缪尔·佩皮斯也写日记，他详细记录了伦敦大火。黑死病瘟疫期间也有很多人这么做，但他们的许多记录常常戛然而止。还有罗密欧·达莱尔，他记下了卢旺达大屠杀，以及世界对这一事件的冷漠态度。还有安妮·弗兰克，把日记藏在她的秘室里。
有两种读者会读奥芙弗雷德讲述的故事：一种是在本书的末尾，在未来的某场学术会议上，这种读者能自由阅读，但并不总是如我们所愿的富有同情心；还有一种就是任何一个时代里的个体读者。这是“真正的”读者，每个作家为之写作的“亲爱的读者”。许多“亲爱的读者”自己也会成为作者。这正是所有我们这类写作者的开端：从阅读开始。我们听到某本书正在发声，向我们絮絮诉说。
最近的美国大选之后，恐惧与焦虑蔓延。人们普遍认为，基本的公民自由受到侵害，过去数十载、甚至几个世纪以来女性赢得的许多权利也面临危机。在这样一种分裂的大气候下，对许多群体的仇恨开始滋长，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者开始表达对民主政权的嘲讽。因此可以肯定，在某个地方，某个人——我想应该有许多人——正在写下他们的亲身经历。或者他们将铭记在心，日后如有可能，将其记录下来。
他们的讯息会被压制和埋藏吗？几百年后，在一座老房子的一面墙后，会有人发现它们吗？
让我们希望一切不至于糟糕到那个地步。我坚信不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