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特征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20世纪30年代被历史学家称之为‘红色的三十年代’，知识分子走向延安这一潮流的兴起是它在中国的反映”。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有其自身基本特征。

（一）来源面广，背景复杂。延安知识分子群体，不仅来源面广，而且背景复杂。就来源面而言，他们有的来自国统区，有的来自沦陷区，也有一部分是南洋和欧美国家的华侨青年。据记载，到抗大学习的学员“包括全国各省（除了青海和西藏）的人们，南洋、越南一带的华侨以及朝鲜等民族的青年。”有的是海外留学生，当时，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等，均有回国留学生，或为学员，或为教职员；还有延安本土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包括汉族、回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十几个民族。在职业上也是全方位的，有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律师、医生、商人、教员、青年学生、手工业者、农民等。这些人的背景也很复杂，从个人身份看，有来时带着不菲财富的华侨，有上海滩的演艺明星，有著名的文化人，也有爱国军人；从家庭成分看，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也有属于其他阶层，甚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儿女；从政治立场看，包括各党各派的人士；从文化程度看，从文盲至教授；从年龄看，从十三四岁到四五十岁；有的还是举家前来，叔侄同学，母女同队。这些来自五湖四海、不同身份的人士大多抱着抗日救亡的爱国热忱，短时间聚集于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给这个昔日偏僻、闭塞的城市带来了无限的生机活力，同时也积蓄了浑厚的抗战力量。

（二）知识层次高，聚集了大批专家学者。抗战爆发后，一大批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外文翻译家、教育家、作家、艺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等从各地纷纷奔赴延安。一时间，延安成了各界知识分子名人名家的聚集地，真可谓人才荟萃，群星灿烂。在这批人中，有不少人在赴延安前就已是名人、名家，如“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物黄华、姚依林、蒋南翔等；哲学家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张如心等；经济学家王学文、王思华等；历史学家范文澜、吕振羽等；自然科学家陈康白和曲伯川，两人均为留德博士。“集结于延安的文学艺术界、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更是不胜枚举，如周扬、柳青、萧军、欧阳山、艾青、何其芳、丁玲、冼星海等。”他们依靠自身的专业学识，克服了当时物质、技术、资料等局限性，促进了延安文艺、史学、教育及科技等事业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延安的文化生活，鼓舞了延安军民及全民族的抗战精神。

（三）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指导，达成了思想上的鲜明共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不断，救亡图存一直是时代主题。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探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接受和实践着种种主义和政治主张。从洋务一代的实业救国到维新一代的改良运动，从辛亥革命一代推崇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民主学说到五四一代高擎科学、民主大旗，一时间“主义”与“学说”纷繁杂陈。但这些主义和学说最终都没能改变中国的前途命运，没有实现知识分子的社会抱负。十月革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阵营发生了分化，除一部分经受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开始选择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外，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仍处于迷茫探索之中，他们政治立场摇摆不定，或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或沉溺于各种方案的改良中。“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及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妥协政策和软弱表现，令他们深感失望，使他们不得不对中国的出路及自己的归宿做出新的思考和判断。而延安正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构建“抗日、自由、民主、进步”的新蓝图，延安蒸蒸日上的新气象与国统区、沦陷区那种令人压抑的污浊空气的巨大反差，无疑给刚刚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以强烈的震撼、巨大的鼓舞。正是通过比较，他们认识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才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旗手，只有毛泽东思想所确立的中国革命的路线、道路、方向才是现实的、可以感受和直接验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实践中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四）初步实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克服了传统士大夫脱离群众、拙于实践的弊端。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工农群众在改造中国社会过程中的作用从而自觉实现与工农的结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主要原因在于知识分子浓厚的传统士大夫意识，他们轻视乃至鄙视工农群众，因而无法看到也不愿承认工农群众在改造社会实践中的作用。但是延安时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为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结合创造了良机。首先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共同任务把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连接在一起。其次是广大知识分子在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要想取得这场伟大斗争的胜利，如果没有中国工农群众的参加是不可能的，知识分子本身有了与工农群众结合的自觉意识。再次是中国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引导加快了这一结合的进程，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纷纷撰写文章，发表演说，组织座谈，号召知识分子转变观念，与工农群众结合，做革命化的知识分子，同时号召工农群众向知识分子学习，做到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工农群众知识分子化。此外，延安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也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朝夕相处、相互学习并最终超越距离、消除隔阂提供了客观条件。

（五）改变了阶级立场，实现了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延安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转变是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发生根本性变化，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共同目标的大背景下，并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帮助下，经过艰苦的革命实践才得以实现的，这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的教育帮助起了主导性的作用。首先，为促使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延安知识分子的培养和教育。自1937年开始，中共中央先后组建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民族学院等17所学校，组织成千上万的延安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校学习。党中央还选派李维汉、凯丰、成仿吾、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吴亮平等优秀的教育家、理论家到抗大、陕公、鲁艺等校任教，为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众运动等课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洛甫、陈云、李富春、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也经常到各校讲课，作时事报告，使延安的知识分子得到了系统的学习和教育。其次，中国共产党为了进一步消除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不良倾向，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于1942年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过延安这个革命熔炉的锻造，众多的知识分子实现了从“旧我”到“新我”的蜕变，逐步转变阶级属性，成为共产党的追随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奋斗者。其中，有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陕北公学从1937年9月至1939年6月间共培养学员6000余人，其中约有3000人被发展入党。抗大第二期共吸收外来青年知识分子609人，毕业时有427人加入了党组织，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抗大第四期共有知识分子学员4655人，入学时仅有党员530人，仅占11%，但到毕业时党员增加到3304人，占知识分子总数量的71%。”这些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提供了党内整体文化水平，显著增加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力量。

（六）凝聚了抗战力量，实现了延安各界知识分子的大团结。为着同一个理想和目标，延安知识分子从五湖四海聚集到一起，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在这里，他们不只是形式上的聚集，而且在思想、精神、意识上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延安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实现大团结，其主要因素在于：首先，抗日救亡及建设民主主义新国家的共同革命理想是促进延安各界知识分子大团结的社会历史条件。其次，构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共识使得延安知识分子抛弃了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文人相轻”“门户之见”的陋习。最后，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帮助延安知识分子克服了过去那种“自由散漫、轻视实践、崇尚空谈、脱离群众”的倾向，使这一群体最终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统一领导的整体，成为一支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革命队伍。正如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所期望的，知识分子经过在延安的熔炼锻造，“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钢刀，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成为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新型知识分子。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其形成与发展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特定时代下，主动参与革命和政治的结果；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引导与切身关怀。

在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下，抗日救国成为时代主题，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制定了一系列比较务实、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得到了知识分子的积极响应与拥护。知识分子走向延安，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整体知识文化水平，壮大了红色革命阵营，促进了根据地的各项制度建设，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同时，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延安红色革命圣地的洗礼与社会实践的锻炼，成长为区别于传统士大夫的新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综上所述，二者的关系是互动影响，相辅相成的。双方共同谱写了中国抗战胜利、推翻国民党政府、建设新中国事业的华美篇章。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于抗战时期，他们心存民族大义、怀揣革命理想，为了民族独立、人民翻身，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大多以一介文人的姿态站在了当时抗战浪潮的前列，尽其所能，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印记。“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见证了抗战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时过境迁，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爱国主义情结和民族使命感值得我们后人永远学习。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