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原因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政治风云诡谲，民族危机与阶级矛盾双重交织。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开始加紧蚕食中国领土，在巩固东北三省殖民地的同时，把侵略魔爪伸向了华北地区。1935年五六月间，相继逼迫南京国民政府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这激起了当时中国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极大愤慨，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深深忧虑，随后不久爆发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青年学生为主的“一二·九”爱国运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以其巨大的吸引力，感召着无数胸怀强烈抗日救国要求的知识分子，从祖国大江南北、世界各地奔向这里，一时之间“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大批热血爱国青年有了用武之地。

（一）中国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的“入世”精神构成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内在肌理。富有爱国情结和社会使命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意志品质，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化，这一意志品质已逐渐积淀为一种制约与影响知识分子思想和行为的人格文化，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价值取向。虽然他们在知识结构、文化心态、职业选择和世界视野等方面已不同于传统士大夫，但骨子里怀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依然是一脉相承，“从儒学统一性大厦赖以建立的智力自信和职业优越感和使命感，也仍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主要目的之一”。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列强侵凌、国家羸弱、社会脱序、文化失范。面对不间断的民族危机，知识分子当中一批具有激进革新、革命意识的人士，自觉地担负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重任，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未来相联结，以崭新的文化姿态和人格形象，出现在国人面前。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知识分子群情激昂，报国信念愈发坚定。就当时而言，“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人生命运中，最中心的事件是抗战，是救亡”, “从这一个时刻起，几乎每一个有良知、有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像受雷击一般从惊恐中跃起，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中去”。在中日民族矛盾凸显、国民政府不作为的形势下，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大批知识分子选择走向延安有其内在逻辑动因。

而“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感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们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的愿望破灭，最终走上了一条以中国共产党领导、自我为主体的新型抗日救亡道路。

（二）国民党政府进退失据的内外政策使大批知识分子心灰意冷，做出了奔赴延安的行为选择。“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救亡又一次压倒了启蒙。在这严峻的民族危亡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却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手谕，对外推行“绥靖政策”，致使东三省不久全部沦为殖民地；对内积极“剿共”，压制民众抗日愿望。“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虽然被迫与共产党联合抗战，但仍然推行片面的抗战路线，致使正面战场连连失利，大量国土接连沦陷。随着日军的节节胜利和国民党军队的步步溃败，中国知识分子日益面临着“走向何处”的问题——留在沦陷区，投奔国统区，抑或走向延安。“落脚点的选择是由个人的从属关系或思想倾向决定的”，对要求积极抗日及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不得不抛弃对国民党政府的指望，进而寻找中华民族前进的新方向，于是前往延安成为他们合乎逻辑的选择。一位知识分子晚年这样追述如何走向革命之路：“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下。”上海大学生在向国民党政府的宣言中也说：“是政府自绝于国民，而非国民先绝于政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与红色延安成了众望所归的一方抗战热土。在国难当头之时，共产党人站在民族、民众的立场上，毅然决然地举起全民族抗日的旗帜。“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共产党人又从抗日大局出发，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全面抗战爆发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消极抗日，不断制造与共产党的摩擦，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日的进步立场，并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使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在知识分子眼里，只有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声音是“最真诚的，最高亢的，最打动人心的”，当时的延安成为有志抗日救亡的知识分子向往的灯塔。

（三）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吸引知识分子前往延安的直接因素。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应对国民党疯狂围剿的军事斗争，中国共产党内部一度盛行过排斥和不信任知识分子的“左”倾路线，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国内政治局势的缓和，中共中央对之前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做了重大调整。首先，结束了党内长期以来在吸收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倾向。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及随后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是最可靠的同盟者”和“革命的基本动力”。“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其过去如何，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 “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与虐待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到苏区来”;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不论其出身如何，苏维埃给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特点、阶级归属以及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做了较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对知识分子的使用、生活待遇等做了具体规定，并在政治上关心他们的进步和成长，他强调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为此，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革命青年来者不拒”的号召，对前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一律欢迎。其次，党为了吸引知识分子，加大了对外宣传力度，欢迎中外人士参观采访，扩大共产党与延安在民众中的影响。如1938年1月，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抗战》连载了舒湮的《边区实录》，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制度以及民众运动等情况做了系统报道。随即，他们就收到了不少青年读者来信，询问抗大及陕北公学的招生情况。《抗战》马上刊登相关内容，告诉有志于投考这些学校的青年前往延安的途径。再次，党中央将吸引、组织知识分子到延安作为一项紧迫任务，多次通知北方局、南方局等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要求他们要像与敌人争国土那样争取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0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呼吁“抢夺”知识分子，指出：“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了就没有了。”中共地方党组织和党设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长沙、桂林、兰州、迪化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以及设在广州的八路军通讯处，都以合法机构的名义吸收知识青年并千方百计地把他们一批批送往延安。最后，鉴于安置大批青年学生的现实需要，党中央又通过创办一系列学校，面向全国广大青年招生。中国共产党在1937—1942年间，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17所院校，大都面向全国招生。1937年9月5日，陕北公学在全国发布由校长成仿吾署名的《陕北公学招生简章》，报考地点设在西安、三原、延安等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成为负责招生工作的中心。1938年8月12日至9月6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向全国发布由校长林彪、副校长罗瑞卿联合署名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收新生广告》，招收抗大第五期学员，规定“凡有志参加抗战和救亡工作者，年龄在18—28岁以内青年学生工人职员，不拘程度，均可来校，分班上课”。1940年2月，鲁迅艺术学院也通过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发布了第四期招生简章。由于知识青年投考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训练班的人非常多，党成立了专门的招生委员会，各个学校也应地方党组织的请求派专人协助招生。当时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成为负责招生工作的中心，它也因之获得“红色桥梁七贤庄”的美誉。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审时度势，采取灵活、开放的知识分子政策，积极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进步青年与爱国知识分子，既增强了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力量，又顺应了抗日救国的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