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思想转型的主要动因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转型既是当时延安政治文化生态的使然，也是延安知识分子结合自身实际所选择的发展轨迹，而民族危机形势下的革命诉求无疑加速了这一转型过程。广大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报国理想、使命担当等因素的影响下，通过理论学习、自身改造、社会实践等途径逐步实现了思想转型，从而顺应了抗战、建国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需要。

（一）延安政治文化生态的变迁是延安知识分子思想转型的外在动因。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建立，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全面展开，抗日民主政权得到巩固，边区的面貌焕然一新。在党和边区政府的广泛宣传和动员下，广大民众书写历史的自觉意识被唤醒，他们逐步成为边区的主人，并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崛起，意味着传统社会中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农民逐步走向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为推动中国革命进程的主要力量。一方面，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土地是构建民族、国家、主权等具体概念的基石，与土地联系最为密切的农民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民族的象征，农民文化也成了民族文化主流，重拾农民文化成为中国人民缅怀民族荣光和寄托民族情感的一种具体方式。另一方面，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长期对抗，对于陕甘宁边区这样一个传统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区域来说，农民拿起武器就是士兵，广大农村则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下抗战武装提供了充足的兵员，那里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战争力量。抗日救亡的迫切需要，使得边区的农民在社会阶层序列中逐渐居于主体地位。

延安政治文化生态的变迁和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崛起，预示着延安知识分子传统世界观的巨大改变。具体来说，战争严酷环境要求知识分子组织有序、遵守纪律、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因而“五四”以来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张扬必然要重新反思。知识分子对农民的态度也必然要发生改变，它要求知识分子歌颂农民，而不是讥讽农民；知识分子最紧迫的任务应该是动员和组织农民进行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不是一再地深究农民的国民劣根性问题。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延安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的认同问题开始发生变化。艾青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早期延安知识分子对农民怀有的偏见，“他们永远以阶级的敏感，去衡量人家对于这根据地的批评”, “延安不是不需要批评”，而是必须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抗日的革命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与他们对立的立场上”。成为延安政治主人的农民有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也有着不同于知识分子的文化要求。这种要求它不仅意味着文化表达要在形式和内容上更为农民所喜闻乐见，也意味着传统的文化主体对无产阶级文化所依据的文化主体——工农兵的认同和尊重。

因此，在政治文化生态变迁的大背景下，以农民为主体的政治力量在延安迅速崛起，无产阶级文化逐渐占据政治上的优势，要求将中国共产党将党外的各文化系统纳入到其政治文化中来，延安知识分子的转型势在必行。知识分子必定由启蒙主体转型成为延安政治文化改造与整合的对象，这是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思想转型的外在动因。

（二）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克服是延安知识分子思想转型的内在动因。传统的知识分子一直自负于文化知识带来的智力自信和职业优越感，以精英群体自居，俯瞰下层民众。在革命宣传中，由于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社会地位差异明显，彼此交流不畅，民众的动员效果往往难以令人满意。最终，知识分子只能在有限的文化人圈子内自说自话，影响范围十分有限。对此，中国共产党有着十分明确的认识。毛泽东就曾指出，没有同工农结合的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长期从事知识分子工作的张闻天也指出，知识分子的“斗争的坚定性、坚持性不够，工作的切实性与深入性不够，了解问题的具体性与透彻性不够，对群众的接近与了解不够”的缺陷。

正如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在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思想转型之前，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的缺陷就已经有所认识。从“五四”时期的批判主义思潮中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以高度的自我批评精神对传统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文化垄断、阶级偏见、知识分子特权等问题提出批判，而对劳动者的处境予以同情，对劳动的价值、劳动者的地位也给予了高度肯定。他们主张消除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建立起彼此间平等互助的关系，以实现双方的共同发展。延安整风运动开展之前，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开始进行自我反思，如晋陀的小说《我的师傅》中的“我”与木工师傅，方纪的小说《纺车的力量》中一边劳动一边反思的大学生沈平，丁玲的小说《入伍》里年轻的小战士与来自城市“王子”似的文化人。

这些作品都反映了同样的主题，有意识地通过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对比，试图重新评估知识分子的分量。“一方面是劳动群众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舍身工作，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轻视劳动、虚骄、夸夸其谈，前者对后者的征服与吸引成为势所必然的归结”。延安知识分子在察觉到自身渺小的同时，开始反思并试图克服自身的人格缺陷。

（三）民族危机形势下的革命诉求是延安知识分子思想转型的催化剂。延安知识分子虽然自身也带有一定的传统文化人格缺陷，但是他们更有着强烈的革命诉求。鸦片战争以来，国家与民族多灾多难，中国知识分子目睹了列强的入侵、异族的欺凌、国家的羸弱以及民生的凋敝。“九一八”事变激发了埋藏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革命诉求。从这一刻起，但凡是有良知知识分子，无不惊坐而起，纷纷加入到抗日救亡洪流中去。

在抗日救亡的过程中，唤醒民众主体性和现代意识以动员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抗战是延安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主要的任务。正如1937年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所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坚持、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试图将作为统一战线重要组成部分的知识分子群体纳入到其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中来。但是，来到延安的众多知识分子，由于其复杂的来源背景，革命意识和思想觉悟方面有较大差异，由于尚未经过革命实践的锻炼，其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的。要使“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转型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把在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之间动摇不定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坚定的革命者，是中国共产党所要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因此，在革命诉求下，促使延安知识分子转变思想，帮助其获取人生价值、克服其人格缺陷，最终实现其身份转型就变得十分必要。形势的紧迫，促使延安知识分子在“旧我”与“新我”、个人与国家、沉默与奋起之间做出选择。革命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抱负也成为促使延安知识分子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实现转型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