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代与陕甘宁边区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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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对气象情报的需求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4年夏季,亚洲太平洋战场战火熊熊,硝烟弥漫,美军节节胜利,盟军取得塞班岛战役的全胜,塞班岛战役以及击溃日本海军的菲律宾海战决定性地改变了战争中双方的角色。史迪威将军指挥下的中美军队也解放了缅甸北部重镇密支那,打通了从印度经缅甸到中国的陆上交通线。为了获取最后的胜利,美军最高统战部制定了一个登陆中国沿海,切断日军羽翼,轰炸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为保障作战飞机的安全航行,美国需要在中国建立气象台站,为飞机安全出行提供准确的天气状况,保障对日战事的顺利推进。

出人意料的是,中国正面战场上出现雪崩式的大溃败。1944年,国民党军在豫湘桂会战中,全线大溃败,这年四五月间,日本华北方面军15万人渡过黄河,在河南发动攻势,迅速占领郑州、洛阳、许昌等重要城市,打通了平汉线。紧接着,他们又集中更大兵力从湖北沿粤汉线大举南下,先后占领长沙、衡阳。短短8个月内,日军50万兵力侵占了中国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当然,人们也看到不同的情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抗战开始后,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创造抗日根据地,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的战略任务。

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使得美国方面也越来越认识到国民党政权和军队的腐败和共产党军队战斗力的强大。中共在华北、华中沦陷区开辟根据地,取得无数辉煌战果,对抗战作出巨大贡献,因而美军越来越将目光投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这种形势,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认识得很清楚,他观察到,一大批比较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从对日本人的积极战斗中转而封锁共产党军队。在北方(甘肃、陕西),用多重碉堡建立起了牢固的封锁线,并且这些大量的部队正保持着武装备战状态。[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罗清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72页。在南面(湖北、安徽、苏北)国民党也提防着中共力量,战线犬牙交错,冲突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共产党军队却极度需要一切补给,但被迫使用大部力量去防御它认为是来自国民党的威胁,从而丧失了机动性。在1942年春,史迪威被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往中国,奉命以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身份贯彻执行美国的对华政策。他在与国民党接触的过程中,对国民党消极抗日以及在正面战场一触即溃望风而逃的无能局面十分不满,对国民党官场腐败利用职权将援华贷款、物资中饱私囊的现象十分痛恨,与蒋介石的矛盾日渐凸显。[美]约瑟夫·史迪威著:《史迪威日记》,林鸿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01页。一些外交官向史迪威建议请美国政府派美军观察组去延安,并深入华北敌后,直接为美空军利用中国基地对日作战和美军未来在中国沿海地区登陆收集第一手情报。最后,经美方、重庆、延安三方协商,向延安派驻名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即通常所说的美军观察组,或者称“迪克西使团”。这个使团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日军、伪军的基本情况、作战特点,共产党的政治、军事情况,以及利用边区为美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等。

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不仅在军事上打击中国,政治上分化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还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以及在其驻华使(领)馆、侵华机构,广设测候所,进行气象观测,收集气象情报,以备侵略战争的气象保障服务之用。从20世纪初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先后在天津、南京、杭州、武汉、沙市、济南、烟台、青岛、上海等地设立了测候所、气象观测台站,这为日军进一步侵华提供了极大方便,严重危害着中国主权和军事安全。

这时,美军在成都、昆明和衡阳都设有空军基地,经常用号称“空军堡垒”的B-29大型轰炸机,轰炸日本控制的战略地区——华北、东北乃至日本本土。特别是在轰炸日本本土后,返回中国大陆时,经常因油料不够,往往在华北地区迫降。因此非常需要我解放区的气象情报。因此美方代表便和我中央军委总参三局商谈,要在延安所属各分区和华北各根据地由他们设立气象台,并提出如果我方同意,美方将以10至20吨各型无线电通信器材及零部件为代价签署合同。总参三局局长王诤立即表明态度,虽然共产党军队十分困难,但他们宁可不要任何器材,绝不能不要主权。美方若真有帮助的诚意,共产党方面可筹办训练班,请美方在教学上予以指导。至于边区和解放区根据地的气象台,将由共产党自己建立。

中国共产党虽然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但并不排斥与美军的接触。美方代表加强了与中共常驻重庆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接触,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意图和实际情况,征询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战局的意见。对于美方的主动接触,周恩来等人根据中共中央确立的争取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统一战线的原则给予积极回应,同时希望借助美国的影响力,制止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革。在与中共接触过程中,史迪威将军是一位重要人物。史迪威早在1936年任美国驻华武官的时候,就开始搜集、研究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对中共有了一定的印象。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一直注视着中共及其军队的动向,台儿庄大捷后,史迪威在武汉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和叶剑英,这也是他第一次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这次会见留给他的印象是深刻的。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周恩来他们坦率、有礼、友好和直截了当,与穿着皮领子、靴子上有马刺的国民党新式拿破仑形成对照——这些人只是装模作样地傲慢。”商豫:《史迪威——中国人民的朋友》, 《铁军》2011年第11期,第14页。周恩来与史迪威还谈了一些有关中国抗战的问题,会后,史迪威对美国记者斯诺说道:“有周恩来这种人,我不相信中国人会向日本人妥协。蒋介石称八路军是匪也罢,不是匪也罢,但他们就是游击战的能手,他们能够在中国把日本人弄得手忙脚乱,葬身无地。”渠冉:《愿与中共并肩抗战的史迪威》, 《党史纵横》2012年第6期,第24页。史迪威将军的真挚情感感动了边区的每一位领导人。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延安实行开放的有利于气象事业发展的技术政策。其特点是,勇于学习,承认差距,一切为我所用。1944年7月22日,一架美国空军C-47型客机向中国陕西省的延安进发。飞机载着第一批美军观察组成员离开重庆抵达延安。观察组虽然旨在获取军事的情报和调查中共军事力量的情况,然而,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其政治意义更大,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军队与美军的正式接触。毛泽东、朱德和主管外事的周恩来以及叶剑英对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投入许多精力。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改写社论,把美军观察组热情地称为战友。为接待观察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为组长的延安中央军委外事组,其成员有柯柏年、陈家康、凌青和黄华,马海德任外事组顾问。黄华担任翻译科和联络科科长。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