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豫与反复
二战爆发后,中共中央认为,与一战相同,二战也是帝国主义性质,是以英美法和德意日为代表的两大帝国主义阵营为了重新划定势力范围而战;中国应严守中立,不参加交战的任何一方。毛泽东在《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1939年9月)一文中写到,抗日的外交政策就是中国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而所谓外援,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况之下,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可以看出,此时的中共继续坚持抗日的外交政策,并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争取外援。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党看来,中国此时能够联合的国家,似乎只有苏联一个。英美法等原来还能争取成为“朋友”的国家,现在也已不值得信赖,因为他们在反苏反共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1940年1月,《日美通商条约》失效;3月,主张对日和平,反共的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6月,巴黎陷落;7月,“不列颠空战”开始。国共摩擦也不断升级,终于在1941年1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这样剧烈震荡的国内外形势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看法发生了大幅的变化。首先,因为欧洲战争,英法在远东的地位降低,英法美与日本的关系将会恶化;其次,苏联会坚决支持中国抗战。英法美在远东的“妥协”,将会变得困难。虽说毛泽东对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又重视起来,但并未改变对于资本主义诸国的看法。英法的民主宪政是“杀人政治”;张伯伦将希特勒推向斯大林是失败的;虽也开始将目光投向美国,但认为“美国也是坐山观虎斗,以期渔翁得利”。1940年6、7月间,欧洲战势的突变,又再次唤醒了毛泽东对于“远东慕尼黑”阴谋的警惕。英法美主导“远东慕尼黑”阴谋;德意介入,力劝“中日和平”。把法国投降派政府比作汪伪政府,可以看出毛泽东把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作为一体来把握。但“皖南事变”后,美国对蒋介石的反共军事行动表示了强烈不满,暂停了原定对华贷款的实施。中共中央由此推断,美国是支持中国抗日,反对国民党在国内挑起反共摩擦的。可以利用其这一态度,来迫使蒋介石难以投降难以反共。但1941年春,《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美日秘密谈判等消息的传来,又使中国共产党对美英重新抱有了敌视和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