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广泛盟友的“抗日外交”

（一）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由于处在幼年时期，加之遵循共产国际“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思想，除苏联外几乎没有对外交往的实践，因而也就谈不上对外交往的战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在分析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标志着党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向“利用矛盾”，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对外政策的转变。

1936年夏，埃德加·斯诺作为第一个西方记者，克服重重困难，访问延安。这是中共打开大门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对外交往历史上的一次大事件。斯诺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并走访西北苏区，写成了轰动世界的著作——《西行漫记》。在书中他客观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并向全世界进行了公正报道，建起了中国共产党与西方交往的桥梁。

（二）联合盟友抗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于7月8日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正式提出“抗日的外交”，并进一步阐述“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等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应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

中共之所以能够审时度势地提出以上对外政策，来号召全国和督促国民政府，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时的党已逐渐走向成熟，能以一种典型的外交思维来独立自主地思考国际形势，并做出自己的判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英美等国虽然对日本侵华表现出对中国某种同情的论调，但出于他们自己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利益的考虑，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绥靖”或“不干涉”政策，尤以英法最甚。然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迅速改变了中共中央对于整个国际形势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