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代与陕甘宁边区史论
上QQ阅读APP看本书,新人免费读10天
设备和账号都新为新人

实现人民主体利益是党的执政目的

党为谁执政、为什么执政是执政的根本问题。把实现人民主体利益作为党的执政目的,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目的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是为多数人服务的。对此,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一)实现人民主体利益离不开加强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维护和实现人民主体利益的前提条件,反过来,坚持人民为主体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延安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级地方民主政府中都设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并通过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改善党的领导权、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途径把人民意志转变为党的主张。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指出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同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梁星亮、姚文琦主编:《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60—562页。其中明确规定:“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这个决定,增强了党的团结,统一了解放区各组织的步调,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

要进一步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关键在于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积累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李君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历史使命》,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党在延安时期加强自身建设也是为了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彻底地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党的建设无非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就干部队伍建设来说,延安时期,党以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和干部教育运动,从思想、学风、作风、党性等各方面使干部队伍得到了真正锻炼和洗礼。经过共产党的培养教育和社会的斗争实践,大批学生出身的、在抗战前后奔赴延安和边区的知识分子被锻造成为意志坚定、素质优良的知识型干部人才,使党和军队的干部队伍素质得到了明显改善和提高。梁星亮、杨洪、姚文琦主编:《陕甘宁边区史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77页。

(二)实现人民主体利益离不开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集中体现了党维护人民主体利益的根本立场。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点明了共产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并指明人民的利益是衡量对错的标准。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这表明,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维护和实现人民主体利益作为党的执政目的,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政治准则和基本执政理念。梁星亮、陈莉莉:《试论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局部执政观》,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在党的辉煌历史上,党始终坚持同人民群众一道革命、同人民群众一道建设社会主义、同人民群众一道改革开放,在伟大的事业上不忘初心,为人民群众利益而奋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观的初步探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和“三个有利于”,从根本上阐明了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的落脚点就在于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归宿,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并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衡量尺度;以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内核,党的一切工作必须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实现人民主体利益离不开对人民物质经济利益的保障。发展经济扩大生产,维护人民的经济利益是基础。毛泽东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领导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创造物质财富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这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给被领导者以物质福利和政治教育”是人民群众拥护党领导下的革命的关键所在。他还强调:“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与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

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一方面,在政治上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并把“政治限共为主”改变为“军事限共为主”,另一方面,军事上在陕甘宁边区周围蓄意制造反共摩擦,制造了大小几十次军事摩擦事件,国民党通过军事封锁、军事蚕食、经济封锁,企图封锁和扼杀中国共产党革命力量。面对这种局面,发展经济成为解决陕甘宁边区经济财政困难的唯一选择。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边区开展了党政军民的融合协作的大生产运动,既减轻了人民负担,也带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粉碎了敌、伪、顽的封锁,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党政军民关系密切了,形成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工作干部。

在保证物质利益的前提下,发展大众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鲜明地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那就是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讲话发表后,一些展现新的文艺面貌、讴歌人民群众生活的文化团体、戏剧秧歌、文学创作、新闻出版作品、科学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边区文化出现了大发展的喜人景象。以新秧歌剧为例,1943年春节开始出现了“新秧歌”运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等参加的秧歌队遍及陕甘宁边区的村镇,平均每1500人中就有一个秧歌队,在陕北民间秧歌的基础上创作的新秧歌剧《兄妹开荒》成为当时最为群众喜爱的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