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产力理论的构建与实践

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力是最能动的存在物，是生产力的主体。生产工具的发明、创造、使用和改进，劳动对象的认知和应用都是依靠劳动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的。

毛泽东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敏锐地发现了劳动者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认为“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而关于生产关系毛泽东则认为：“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方面。”

在他看来，生产力的构成只包括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人和物的关系，生产关系也只是人与物的所有制关系。这样一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人与物两种要素。是典型的物我二分法的分析方法，相对于经典的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中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三要素缺少了劳动对象这一项。

在当时技术落后、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毛泽东这种两要素的生产力理论明确将发展生产力的突破口落在了人的要素上。既然生产力是由人和物两要素构成，而物的要素在短时间内又无法迅速改变，人的作用就成为陕甘宁边区生产中的决定条件。因此，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始终将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核心工作去进行：

首先，通过灵活的土地政策调整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将原先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农民的土地政策灵活地转变为减租减息政策。一方面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减轻对农民的剥削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又要求农民在减租减息后向地主债主交租交息，保障地主阶级的正常生产生活。

这种政策并不是对地主经济的改良，而是在当时情况下能够减轻封建剥削和削弱地主经济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是对封建土地生产关系的一种渐进性的改革。通过减轻地租、降低利息和取缔高利贷等一系列政策不仅减轻了原有的封建生产关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而且从精神上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劳动热情，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

其次，通过有效的组织形式以发展生产力。马克思经典理论认为提高生产力的“主要形式是协作、分工和机器或科学的力量应用等等”。“单个工人的劳动通过协作能达到他作为孤立的个人所不能达到的生产率”，在协作劳动的过程中，劳动者与劳动者在接触的过程中还能够引起“竞争和特有的精神振奋”，从而提高单个人的工作效率，增强单个人改造自然的劳动能力。

根据马克思的经典理论，毛泽东结合陕甘宁边区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组织起来”的思想，在劳动生产中“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在这一思想引导下，陕甘宁边区在传统农业互帮互助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了多种组织形式的合作社。除农业领域外，生产、消费、信用等综合性合作社以及运输合作社和手工合作社也蓬勃发展起来。“陕甘宁边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民经济在私有制基础上逐步地由分散的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走合作的道路，成为一种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

陕甘宁政府还通过组织普遍的劳动竞赛，树立劳动模范的方法双管齐下地激励劳动者的生产热情。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先后下发通知，要求将劳动竞赛运动推广到群众中去。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劳动模范与劳动模范之间、军队与民众之间、村庄与村庄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各种生产竞赛和劳动互助运动迅速在边区掀起。劳动竞赛的展开和劳动模范的树立大大提高了个人的劳动效率，有力促进了边区生产力的发展。

再次，通过对人的改造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20世纪30年代的陕北农村，除了在土地上从事生产劳动的农民外，还存在着大量的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如盗窃、赌博、阴阳、巫神、卖淫等谋生的“二流子”。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乃至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陕北和附近地区的“二流子”人数依然非常多。“1937年前延安市人口不到3000人，有二流子500人，占人口总数的16%。延安县人口约3万，有二流子1692人，占总数的5.6%。陕甘宁边区140万人口中，二流子大约占7.8万”。这些“二流子”“他们的懒惰、赌博、诈骗、说谎和偷盗，是败坏风气的原因”。

在当时经济形势严峻的根据地，如果每年对这些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二流子”进行救济，将使脆弱的边区财政不堪负荷的重担，而如果能够把这些“二流子”组织起来参加生产，则将增加一支有力的劳动大军。改造“二流子”成为充分利用人的要素发展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从1939年起，延安县和华池县率先发起了“二流子”改造运动。1942年边区政府也发起“二流子”改造运动以配合当时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改造二流子》，强调“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二流子”。“不许再有一个二流子，不让再有一个劳动力站在生产圈外”。

改造“二流子”并不仅仅是通过简单的救济和教育将社会闲散人员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运动，而是一场以扫盲教育和政治教育为核心的旨在改造、教育和提高整个社会劳动者素质的全面社会教育运动。这场运动一是要改变边区的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状况，“给文盲和半文盲以获取知识的工具”，改变边区文化教育极端落后导致的民众迷信、愚昧、保守状态；二是要“提高群众政治水平，给群众以民族意识，抗战意识，动员群众参加救国实际行动”。

为此，边区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包括扫盲运动、医药卫生运动、反巫神迷信在内的全方位行动，不仅为陕甘宁边区的发展提供了大批急需的劳动力，而且通过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了群众的受教育水平，改善了民众生活习惯，大幅度提升了劳动力的素质。数以万计的劳动力不仅不再需要边区政府救济，反而能够以较高效率投入到物质财富的生产创造中去，社会风气也由此大为改变，边区成了无妓女、无乞丐、无小偷的文明社会。

除此之外，边区政府还通过奖励移民、安置流难民、动员妇女参与劳动等方式千方百计地扩大边区的劳动人口，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提高边区生产力水平。

最后，通过科学技术向生产工具的渗透发展生产力。在不断强调和加强劳动者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主体地位的同时，毛泽东也没有放弃通过科学技术革新提高生产力的追求。传统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认为，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旧的机器、工具、器械等等就会被效率更高的、从功效里说更便宜的机器、工具、器械等等所代替”。科学技术作用、渗透于这些生产工具当中，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工具的效率，必将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为了促进生产工具和科技知识的发展，中共中央专门在1941年4月27日下发了《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要求“每个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对他工作的分配，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的专家学习”。随后在“五一纲领”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在充分重视科技工作者、重视科学研究的思想基础上，延安自然科学院、陕甘宁自然科学研究会、光华农场等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相继成立，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农业领域，光华农场科研人员所培育的优良谷子品种使边区17县1万多亩农田平均增产10%以上。培育出的新品种玉米比本地玉米每垧多打两石左右，且玉米颗粒还比本地玉米大二分之一，受到了农民的广泛欢迎；在医学领域，光华农场与国际和平医院合作，深入到边区瘟疫流行的地区，成功研制出抗瘟疫血清和疫苗，有效地遏制了肆虐边区的瘟病；在工业方面，延安自然科学院化学教员华寿俊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研究，将边区漫山遍野的马兰草变成造纸原料，用10万斤马兰草制造出20万张纸，使得边区用纸基本实现了自给。

通过对生产力理论的实践，陕甘宁边区充分发掘了自身的生产潜力，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生产力的大幅度发展，粮食生产基本实现自给，从有求于人变为求之于己，扭转了从1938年以来持续的经济紧张的情况。1943年陕甘宁边区粮食总产量高达184万石，除去自己消耗160万石外净剩20多万石，创造了西北地区粮食生产史上的奇迹。按人均占有量计算：1943年陕甘宁边区人均占有粮食为339斤，1944年为362斤，分别比1942年增长了3.7%和10.7%。1943年人均粮食的消费量较内战时期增加了将近2倍。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生产力理论正式构建和发展的时期，通过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研读，毛泽东修正了井冈山时期过于重视阶级斗争而相对忽视生产力发展，将经济工作作为革命战争附庸的思想，分别从哲学和经济学角度确立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将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一切政策和实践的标准，将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作为革命的根本目的，构建了毛泽东生产力理论的基本体系。

在毛泽东的生产力理论体系中，生产力构成被简单地概括为人和物的关系，缺少了劳动对象这个重要的生产力实体要素。劳动对象是物质生产的前提，对生产工具有制约作用，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理论构建中忽略了劳动对象的作用是毛泽东生产力理论的一大缺陷，也直接导致了在1949年后毛泽东的生产力思想逐渐陷入片面强调对人的解放，而忽视客观现实制约的一元决定论当中。大跃进中“人定胜天”等思想正是这种一元化片面思维在实践中的表现。

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客观环境下，毛泽东的物我两分法简明扼要地把握住了当时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在生产技术落后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大前提下，积极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对人的因素的强调而极大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推动了边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总体而言，毛泽东的生产力理论适应了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并且能够根据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调动边区一切积极因素用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人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