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及其任务

毛泽东于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他强调：“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毛泽东向全党庄严而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和命题，而其中继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创建新的文化体系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

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明确提出后，它有何具体内容？在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具体情况相结合，即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是生搬硬套，简单引用、背诵“公式的”马克思恩格斯话语，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有效、恰当结合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 “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另一方面，则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1940年1月5日，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在民间流传得特别广泛丰富，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我们有从旧文化的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收、改造与发展的责任”。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也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在谈到文学艺术的源泉与借鉴时，强调“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在谈到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时进一步指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一样，应该成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盲目照搬，而是批判地接受它。

总之，延安时期中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后，不仅在理论上其十分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结合起来，而且在行动上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进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