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第一 工作第一

——忆我最尊敬的领导吕剑人同志

王尚友

我是1979年4月到1981年期间，调到吕老身边做秘书工作的。在跟随吕老这几年中，吕老对我最为深刻的感受，一个是他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再一个是他以很强的事业心拼命抓工作的革命精神。

吕老是省委主管农业工作的书记之一。怎样让农民早一天过上温饱的日子，是他朝思暮想的心事。他经常深入实际，认认真真地调查研究和思考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的问题，并及时向省委写回调查报告。

1979年到1981年这段时间，正是全国农村工作和农业政策改革大风大浪兴起的前期和早期。吕老初开始调查研究的主题是：多年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什么调动不起来；农民贫穷、农村落后的面貌为什么长期改变不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工作着眼点应该放在哪里。为了搞好这方面的调查，他先后把关中的渭南、咸阳、宝鸡地区的所有县都跑了一遍。有的县还去了几次，全省有名的大队像大荔县的雷北，礼泉县的袁家、烽火，宝鸡县的西秦大队都去过。雷北和袁家大队去过两次。在召集的不少座谈会和个别访问中，由于吕老善于启发大家敢讲话、讲真话，所以听到的一些反映都很实在，也很生动。在调查农民积极性为什么调动不起来这个问题时，千阳县的一些公社、大队干部反映的情况带有普遍性。

他们说，农民现在身懒，不太听话，上地干活是“一打锣、二吹哨、三要队长挨门叫。到了地头先抽烟，人不到齐不动弹”。问到原因时，他们说，主要是劳动工分太低，只有三几毛钱，做活没心劲。大田里的粮食产量提不高，粮价又低，农村的各样副业也不让搞，农民手头没有钱，不光是农民穷，生产队也穷。农民是有病没钱看，队上是牲口有病没钱抓药，农民主要靠家里的一点自留地帮忙，自留地里的粮食产量都比队上的产量高。对自留地农民也有担心，已经被批判说是资本主义尾巴，迟早要割掉，割掉了农民啥靠头都没有了。在整个调查中，绝大多数社、队干部的一致看法，都说到自留地里的粮食产量比队上大田里的产量高。这一点对吕老的印象比较深，启发大。吕老说：“看来解决好土地经营这个问题，可能是解决好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关键。”但同时他也感觉到牵涉到自留地，又似乎是一个禁区。

到1980年下半年，中央关于农村和农业改革的政策精神已先后在全国各地传达。各省、市农村改革的试点经验也在报纸上不断宣传。工作的着眼点都在自留地上。有的叫扩大自留地，有的叫家庭承包责任田，有的叫包产到户。包产到户这是过去挨过批判的。陕西的路子怎么走才稳妥？路子走错了又怎么办？吕老带着这个问题，在渭南进行调查研究时，渭南一位副书记说农村要改革，干部和群众都欢迎。但是社队干部普遍存在的一个顾虑是，怕走了回头路。他们说，要是把土地分到户，不又成了拉牛散社搞单干。有的干部担心说这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特别是由于不少县级干部顾虑重重，陕西农村的改革显得进展迟缓。这个时候，《人民日报》上几次提到农村改革存在“上边放，下边望，中间有个顶门杠”，对一些地区行动缓慢提出批评。当时，不少市、县领导干部谁都怕自己是中间的顶门杠。省委也一再强调要解放思想，放宽政策，但是下面的步子仍然快不起来。在如何放宽政策上，吕老在扶风县调查研究时，扶风县委书记的汇报在县级干部中带有普遍性。他说：“过去运动把人都整怯了，走慢了挨批评，走快了也挨批评。政策放宽的尺度下面很难掌握，这要省委给个尺度。是放宽一尺，还是放宽尺五，让下面好掌握。”下面反映的这些问题，吕老都如实向省委写了汇报，并参与了省委对全省农村改革有关问题的讨论和研究。省委也及时发了一个适当扩大自留地的文件，但陕西农村的改革步子仍然显得不快。

在一次省委召开的研究农村改革的扩大会上，一些市、县的同志提出省委叫下面解放思想，实际上省委的思想还不够解放。省委在下发的文件上有句话说，在扩大自留地问题上要谨慎，要避免滑向单干。下面行动不快的原因，就是对这句话有担心。有的同志还指出，省委文件上的这一提法，中央文件上是没有的。吕老听了这些意见后的当天晚上，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了，还没有睡觉，把我叫醒说，咱们商量个发言稿，我想对会上的批评讲几句话。我是主管书记，我要对工作上的问题承担一定责任。我当时也是心直口快，我说，先不用急，先听听意见再说。对大家所提意见，最好让马书记（省委书记马文瑞同志）最后总结会议时，一个口径讲一下就行了。吕老采纳了我的意见。在那次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传达贯彻后，陕西农村的改革很快以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放开了。当时，虽说陕西比起全国有的省市是缓慢了一些，但在执行政策上是没有大的偏差和问题的。在抓农村改革工作上，我深刻感到，吕老对待工作是极其认真负责的，对政策性问题的思考和执行是非常谨慎和稳妥的。

吕老拼命抓工作的革命精神，可以说堪称是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的典范。1979年我调来时，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遭受迫害，得不到很好治疗，患有严重的心房纤颤型心脏病，一直随身带着药。当年他已经是70岁高龄，但是他抓起工作来，劲头丝毫不减，确实有一股拼命精神。他一大半时间都是在市县、在农村奔跑。他跑水利工地看工程进度，跑山区看农田基本建设，到队上饲养室看牲畜喂养情况，到田间地头看粮棉油菜长势，坐下来就是听各地的口头汇报。那个时候下乡，坐的是一辆旧北京吉普车，颠簸大。跑到一些较远的山区县，我都要请当地县医院的医生给吕老做个检查。几个医生都在检查后给我说，你跟的领导，心脏很不好，很危险，你得格外小心。1981年5月，吕老决心要到安康去，他说，光跑关中不行，陕南、陕北都得跑一跑。那次去安康，一同去的还有省农办副主任鱼得江同志。车到秦岭上的宁东森工局，已到中午，鱼主任说，到宁东森工局稍休息一下，吃个午饭再走。到了宁东森工局，局党委书记刚汇报工作不长时间，鱼主任看到吕老去了房间，让汇报暂停一下。我随即到房间去看，看到吕老躺在床上，面色苍白，嘴唇紫青，给我说感到心脏不好，我当即叫森工局医院的医生来进行急救，又很快给省委办公厅打了电话，省委派了卫生所所长和省医院一位医生赶来参与救治，到了第二天中午，吕老的病情才开始缓解过来。当鱼主任提出要返回西安时，吕老一再坚持一定要继续去安康，说病已经好了，鱼主任看到这个情况，就说那咱们一同来的党员开个会决定，开会结果，大家说让吕书记先回西安治病，病好了再去。又征求了省委卫生所所长和同来的医生意见，他们说是按照省委的指示来接吕书记回西安住院的。鱼主任这才说吕书记你是一位老党员，省委的意见、医生的意见，同来的多数党员意见都说不去了，你要按照组织原则办。这样一讲，吕老才说，那就不去了。我跟吕老外出工作，这一次可以说是我受惊怕最大的一次。当时要不是鱼主任在场，我是很难处理这件事的。也正是这一次，使我深深感到，吕老以很强的事业心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尤其是他在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锻炼出来的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吕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范，他的思想品质，道德品质，拼命干革命的高贵品质，是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学习的楷模和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