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学、义学、私塾

一、社学

元、明、清三代，榆林地区办过一些属于社会教育性质的学校，元代50户人家为一社，立一所学校，故称这类学校为社学。主要教15岁以下的儿童。教育的内容除儒家经典外，还有皇帝的大诰、朝廷的律令及各种礼节。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元代的社学虽然遍布天下，但名存实亡。明、清两代的社学也是有名无实。

榆林地区的社学，在旧志书上只有零星的记载，可见地位并不重要。榆林社学由巡抚右副都御使余子俊创建于明代成化年间，卫城南门内一所，又称南社学，龙王庙西一所，又称北社学。明嘉靖十八年（1539）巡抚张珩，嘉靖三十一年（1552）巡抚李如桂都曾为社学设教读，后废。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巡抚郑如壁复修社学；到清康熙年间又废。

府谷社学原有六处，明代弘治年间知县白质创建。在西南城角的社学于明崇祯三年（1630）因兵变废。清康熙元年（1662）知县杨许玉又在生祠内补建社学，并捐俸聘请社师给民间子弟授课。康熙二十四年（1685）知县徐恒又建社学，在县治有三十处，清道光年间都已废。

吴堡六乡各有社学一所，创建于明，延续至清，择“文议通晓，行谊谨厚”者充任社师，近乡子弟凡十二岁以上二十岁以下有志学文者，皆可入学。

清涧县，明清时期有社学三十处，在乡者无算，民国年间俱废。其他各县社学暂无考。

二、义学

义学是由宗族设立的私学，又称义塾，属蒙养阶段的教育形式。据《榆林县志》记载，明代中期，榆林道有两所义学，总镇府设十所义学，都由地方官绅捐俸聘请教读（与塾师类似），给贫寒子弟授课。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谕令直省州县多立义学、社学，延请名师，萃集孤寒子弟励志读书，免其差役，由地方官量给廪饩，以报学正查核。”清代榆林八堡各有一所义学。乾隆四十一年（1776）知县黄照捐置保宁堡、双山堡义学；嘉庆八年（1803）知府庄炘捐置归德堡义学；嘉庆二十四年（1819）知县陈俊儒捐置鱼河堡、镇川堡义学；道光四年（1824）道宪颜伯焘捐置建安堡、常乐堡、东孝堡义学，并在城内八狮巷和文庙左侧各捐置义学一所。此后在城内镇标四营设立义学四处：普济寺、星明楼、土神庙、天界寺各一处。

据旧志书记载，清代绥德（州）共有义学15所。乾隆四十九年（1784）知州吴忠诰在城内请神庙捐置义学一所；道光二十二年（1842）知州江士松在南关龙文书院、龙湾各设义学一所；同治十一年（1872）知州汤敏在城内扶苏庙（人大常委会原所在地）和义合、枣林坪、圪针店（吉镇）、田庄、双湖峪、周家崄、薛家峁、四十里铺、辛店各兴义学一所。同治六年（1873）延榆绥道成定康在城内蕲王庙（原看守所）、忠义祠（原绥师附小院内）各设义学一所。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定边营协镇（副将）张玉林在定边城东门内创建义学。光绪八年（1882）定边同知袁启钧（山东人）捐钱重修。乾隆初年，安边知县石崇先在安边堡城东南角修建义学，共有瓦房13间。乾隆十一年（1746）安边东屯西屯、东路西路、东边山西边山六路重修，从嘉庆二十年（1816）起，每五年由一路经营，周而复始。道光十一年（1831）安边同知锡麟（正白旗人）振兴义学。

清代靖边五堡（新城、镇罗、宁塞、龙州、镇靖）一镇（宁条梁）各有义学一所。回民起义后，仅存龙州义学和梁州镇义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知县丁锡奎会议各地乡绅，于镇靖堡余家寨、镇罗堡徐家坪、宁寨堡的吴旗镇分立义学三处，并在新城堡筹款，支付塾师薪俸，振兴新城堡义学。贡生辛居乾筹款振兴龙州义学，当地群众曾为他树“教泽碑”。

清道光十年（1830），距米脂城西南二百余里的冯家渠就有人捐资办起了义学。到了光绪初年，城内上城仓房院设义学一处，城外设义学四处，分别在桃花峁、驼耳巷（今属子洲县）、冯家渠（今属子洲县）和武家坡（今属横山县）。光绪十四年（1888）知县骆仁添设五处，在卧羊寺、苗家坪（今属子洲县）、高家沟、海会寺和张存有地（今属横山县）。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县城东关和南关各设义学一处。城内万丰里东还有高照初私立的义学一处。

清道光年间，府谷城西关河神庙有义学一处，城外黄甫堡、麻地沟等地有几处义学。道光二十一年（1841）神木将“麟城书院”改作义学。道光年间，怀远县（今横山县）城乡有义学几处。道光九年（1824），知县刘涵纲在吴堡城内办义学一处；道光二十年（1835）生员王廷献又在枣塔村筹立义学一处；光绪十二年（1886）知县郑振声又在乡下倡办义学六处。

三、私塾

私塾，是私人办理的学校。榆林地区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了私塾。到了明、清，它与官办的府、州、县学（主要是儒学）和书院长期共存，儒学、书院的生员主要来自私塾。榆林地区私塾的形式很多，名堂不少。有些塾师自己在家中招生授课，有些富有人家独立聘请塾师在家中教授自己的子女，这叫“家塾”。有些由众亲戚或同户族中各家共同聘请塾师，利用公房或祠堂、庙宇做校舍，教授各家子女的叫“族塾”。有些私塾办得好，有了声望，得到官府赞助的，又叫“官塾”。有些由地方官吏、绅士或豪门大户捐资兴办，或由寺院道观以地租收入资助兴办，免费教授贫寒子弟的，又称“义塾”。从明代起，有些地方又将“义塾”称为“义学”，这一名称一直延续到清末和民国时期。当时私塾授课的地方叫“馆”，因此，家塾又称“门馆”或“专延馆”; “族塾”、“义塾”又称“公延馆”。不论哪类私塾，一般都由一位塾师授课。当时的塾师多是科场失意的秀才，或无意功名的隐士、开明绅士等。私塾使用的教材，在启蒙阶段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幼学琼林》《说文解字》等，童子（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塾师的指导下选择其中的一种，读完一种，再读一种。到了开讲阶段，为了入儒学或书院继续深造，准备科举，凡自愿学习的，可在《四书》《五经》或程朱理学著作中选择教材，有时皇帝的御批也少不了背读。这种个别教学的方法和不定年限的学制，应该说是“因材施教”之举。但是由于塾师在讲授上采取“灌注”式，童子在学习上采用死背硬记，再加上教材的局限性，私塾教育的结果，童子除了“知书达理”之外，并无多少实际技能，许多人读过几年私塾，只不过多认几个字罢了。当然，其中也不乏佼佼者，后来科举及第，光宗耀祖，实现了儒学教育的最高理想“学而优则仕”。

明末清初，靖边县先后在镇罗堡的姬滩、油房坬子、富汉崾先、姬山湾、王家坬子、小口子，镇靖堡的北门坬、新伙场、张家畔，新城堡的新城，龙州堡的阎家寨子，以及宁条梁镇等有过私塾。从这些私塾考出的秀才、廪膳生员、贡生、监生等，有蔡丰、辛居乾、张训、李生辉、田呈珍、张国甫、张汉三、贺廷杰等几十人。其他各县的私塾，在清末及民国时期发展较快，记载较详，详见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