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年毛泽东的体育实践与思想

处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转折时期的青年毛泽东，不断接受当时学校教育和社会上进步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育观。

（一）青年毛泽东非常重视体育锻炼，积极从事体育实践

毛泽东生在山清水秀的湖南湘潭，优美的自然环境、同辈孩子们游戏的激情，诱发了他从小爱好体育活动。他经常和伙伴们在池塘游泳，游泳也成为毛泽东终生爱好的体育活动。1909年，毛泽东考入了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学校操场上设有秋千、浪木、木马等体育设施，也就是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现代形式的体育课。1910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次年并入第一师范学习，从此开始了有系统的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从那时起，毛泽东对体育的认识由儿时的单纯好玩的意识逐渐上升到自觉的行动并形成了习惯。他进行的体育锻炼主要有冷水浴、日光浴、游泳、登山、长途步行以及体操等。由于长期的锻炼，他有了强健的体魄，他在陕北时就曾回忆道：“体育锻炼确实对于我有不少的帮助，使我后来在转战南北的斗争和长征中获益匪浅。但有的同学，单纯追求成绩，被繁重的课程压垮了身体。”1917年，毛泽东在上学期间，学校有七个同学都病死了，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与愤慨，在为死者举行追悼会时写了一副挽联“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毛泽东以此来指责学校不重视体育，只关注学生的文化课成绩，忽视了学生的身体健康，并唤起同学们对体育锻炼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毛泽东依据自己长期锻炼的经验总结了一套锻炼方法，起名为“六段运动”，并指出“愚既然粗涉各种运动，以其皆系外铄而无当于一己之心得。乃提挈各种运动之长，自成一种运动，得此运动之益，颇为不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他自编的“六段运动”的具体锻炼方法，寄希望于向大众介绍体育锻炼的方法，让更多的人能像他一样从中受益，同时又指出：“兹述于后，世之君子，幸教正焉。”也反映了毛泽东希望人们对他锻炼方法进行指导，以便改正错误之处。此时的毛泽卧薪尝胆，对体育锻炼的方法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并希望同别人共同来探讨这些问题，足见他对体育锻炼的重视程度。1936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我们也成了热心的体育锻炼者，寒假里，我们徒步穿过田野，上山下山，绕行城墙，渡河过江。碰到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衫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脱掉衬衫，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大声叫喊，说这是一种叫作‘风浴’的新体育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里，我们露天睡觉，甚至于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锻炼身体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质也许很有帮助，我后来在中国南方的多次往返行军，以及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路上，特别需要这样的体质。”可见毛泽东对青少年时期坚持锻炼的价值是积极肯定的。

（二）青年毛泽东朴素的体育实践观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就养成了讲求实际，重视实践的求是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深刻地影响到他关于体育健身的理论、原则的分析，而且对他一生从事的革命与建设活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认为，体育锻炼“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冥心务泛，终难得益。”他的这种认识，正是他唯物主义实践观的生动体现。他指导体育锻炼应讲究实际受益，应该脚踏实地地去完成，而不要贪多求大，并对不好运动者用简单的道理进行鼓励，他指出：“一则好运动者，以多为善，几欲一人之身，百般具备，甚至无一益身者；一则不好运动者，见人之技艺多，吾所知者少，则绝弃之而不为。其宜多者不必善，务广而荒，又何贵乎？”毛泽东认为体育锻炼只要坚持实践，就会有所收获，所以他指出：“少者不必不善，虽一手一足之屈伸，苟以为常，亦有益焉。明乎此，而后体育始有进步可言矣。”这些无不反映出毛泽东体育思想中朴素的实践观，他将人的健康与人的实践锻炼联系在一起，并且提倡坚持与恒久。他认为只有实践，并且坚持不懈才能有收获，他对体育问题所表现出的朴素实践观，标志着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初步形成，也成为他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正是毛泽东体育思想中注重实践的特征，使得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自身不断地得到充实和发展。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由知识、意志、情感所构成的精神素质与身体素质的同步发展是塑造那种精神的实现者——圣贤豪杰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为此毛泽东写道：“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此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以为期向者也。”青年毛泽东心目中的“圣贤豪杰”，就是那些能够推动和发挥个体自我精神和身体能力至于极限的伟大生命力者，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当驱动自我的精神和身体的最大潜力，去达到和实现自我生命的最高极限。所以毛泽东认为实现“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其实践方式也不再仅仅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而是要通过特定的体育手段和实践来磨砺自我，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从而达到一种崭新的包含体魄物质性素质在内的个体力量、意志、行为、活动的完善人格境界，所以他称：“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者，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这也就决定了毛泽东“文明精神，野蛮体魄”思想的产生与实践。所以有了他在大江大河中游泳，冷水浴，长途步行，登山等体育实践活动，他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体育锻炼，培养造就出千千万万“圣贤豪杰”般优秀中华儿女，成为国家、民族的栋梁之材，这也是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激情澎湃地召唤中国人民到江河湖海游泳，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的本意所在。

1920年，毛泽东在发动湖南“自治运动”的同时，由新民学会会员主办的长沙《湖南体育周报》也发起了“体育革命”以响应，它提出：“‘为人生活的健全，而讲求体育；为求得体育的完全效能，而改造生活’，是我们发起体育革命的根本观念。”此时的毛泽东开始将自己的视野由磨砺个体的手段，扩大为改造社会的手段，这就是新民学会发起“体育革命”的宗旨中所说的：“以理想中人的生活做中心，改造视野的体育制度，用改造后的体育制度，养成理想中人的生活能力。”1921年8月，毛泽东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组织纲领》中提出，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练，用脑力与体力平均发展，并求知识和劳动两阶级之接近。这反映出，毛泽东已自觉放弃了把发展体育寄托于少数人自省、自觉的人格完善过程上，而是要求知识青年，走出书斋，走出自我完善的小圈子，去发动工农、争取工农，它突破了“修、齐、治、平”的道德模式，使体育不仅仅成为改造国民体质的利器，也要成为改造现存社会的工具。

青年毛泽东成长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初期，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倡导的“科学与民主”口号的鼓舞下，大批有志青年为主张个性解放、社会民主的文化启蒙而助威呐喊，毛泽东此时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他曾说：“人类的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使无个人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也。”在他看来，实现自我，就是要充分发达自己的身体及精神的能力至于最高。所以，他不仅把体育锻炼视为磨砺体魄的手段，同时也把它视为个人道德完善的前提和过程。他也明白地指出：“真者，善也；伪者，恶也。实行利己主义者，念虽小犹真也；借利他人之名而行利己之实者，则大伪也。由利己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懒惰，利生类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系由小真而大真，人类智力进步可得达到也。”这也是他在《体育之研究》中主张的，由个人强身、个性解放进而实现民族解放的道德范式。他所主张由个性解放或个人发展，进而实现民族的解放或国家的强盛的道德范式反映了他用人文主义精神，赋予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模式以时代的新意。

（三）青年毛泽东的体育思想

青年毛泽东的体育思想集中反映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在《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运用了大量历史、哲学、心理、生理、解剖等方面的知识，全面深入地探讨体育的实质、目的、作用和方法，全面阐述了他的“强身救国”的体育思想：

1．揭示了体育的意义与本质

毛泽东指出：“体育者，人类自其养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动之属于人类而有规则之可言者，曰体育。”这一论述指出了体育的本质，具体包括四层意思：第一，体育属于人类，是人类的体育；第二，体育是人类自觉的、有目的的身体活动；第三，体育是人类养生的学问；第四，体育是人类有规律、有节奏的运动。1985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对“体育”是这样界定的，“体育是向受教育者传授健身的知识、技能，增强体质，培养自觉锻炼身体习惯的活动，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可以促进人体正常发育，完善人体的形态和机能，增强体质，对于维持和扩大社会再生产以及人类自身再生产，延长人的寿命，都有重要作用”。略加对照，便不难看出，20世纪初毛泽东对体育的定义已经基本上把体育的性质、目的和特点简要地揭示出来了。毛泽东认为体育与德育、智育同等重要，并且是自身发展的物质基础，所以他认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育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知识、道德“诚可贵矣”，然而体之不存，“徒知识之何载乎？”“徒道德之何寓乎？”他把身体引喻为现实的物质条件，而知识道德等精神范畴要想提升与升华，是必须依附于这个物质条件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已清楚地认识到健康的身体是干其他事情的基本保证，而想要有健康的身体则必须通过体育锻炼来得以实现，所以他说：“求所以善其身者，他事亦随之矣。善其身无过于体育。”对于体育的重要性，毛泽东则称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所以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对身体看得是如此的重要，对体育锻炼看成是“吾人”“第一之位置”，正是他的这种对身体健康与体育锻炼的深刻认识与身体力行，才保证了他日后从事革命工作，有着健康的体魄与顽强的意志，才经受得起惊涛骇浪般的打击，才能在面对各种困难险阻时表现出毫不退缩，勇往直前的信心与决心。他还将自己对体育的理解和亲身体会与朋友们进行交流，在给朋友的信中，时常流露出对身体健康的关切之情。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指出：“兄之德智美矣，惟身体健康一层，不免少缺。弟意宜勤加运动之功。弟身亦不强，近以运动之故，受益颇多。”“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且观自来不永寿者，未必其数之本短也，或亦其身体之弱然尔。颜子早矢矣；贾生、王佐之才，死之年才三十三耳；王勃、卢照邻或早死，或坐废，此皆有甚高的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隳矣！”1920年11月26日致函罗学瓒也明确指出：“身体诚哉是一个大问题，你谓中国读书人，以身殉学，是由于家庭、社会和学校的环境太坏造成的，这是客观方面的原因，诚哉不错，尚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就是心理上的惰性。如读书成了习惯，便一直读不下去不知休息，照卫生的法则，用脑一点钟，应休息十五分钟，弟则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并非乐此不疲，实是疲而不舍。我看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要矫正这弊病，社会方面，须设法造成好的环境。个人方面，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至少也要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将学习、个人理想与锻炼身体的辩证关系已经研究得十分透彻，在中国几千年来重文轻武的文化背景下，能有这样的理念，不能不说是一种先进的思想，一种创新的思维和一种敢于冲破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模式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对体育锻炼与个人发展、国家命运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不但成为自己一生坚持体育锻炼、成就伟大事业的精神动力，而且成为改变全体国民封建愚昧状态，追求幸福生活的革命思想。

毛泽东对体育做了最为简单、贴切的解释：“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一个世纪以前毛泽东对体育的解释，我们可以理解为健康体育、快乐体育，一个世纪以后，我们今天在全社会积极倡导的不正是健康体育、快乐体育的和谐体育思想吗？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对体育深刻、透彻的认识以及目光的远大与前瞻性，已经透露出一代伟人的雄才大略。

2．科学地、辩证地论述了体育的规律

毛泽东提出了“动以营生”“天地盖惟有动而已”的辩证法论断，他反对那种认为人的身体状况“一成不变”，“弱者难以转而为强”的天命观，用人的生理变化来说明万物新陈代谢的道理。他说：“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至者。”他还就体强体弱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论述：“益生而强者，滥用其强，不戒于种种嗜欲，以渐戕贼其身，自谓天生好身手，得此已足，尚待锻炼？故至强者或终转为至弱。至于弱者，则恒自悯其身之不全，而惧其生之不永，兢业自持。于消极方面，则深戒嗜欲，不敢使有损失。于积极方面，则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遂变而为强矣，故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毛泽东强调了主观因素对于改造事物发展的能动作用，这种思想对于千百年来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劣根性与“听天由命”的封建懦弱思想无疑是有力的抨击，对于全体国民改变体质、追求美好生活提出了方法与途径。毛泽东认为，“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内部体育之效，非动其主观不可。”毛泽东将体育锻炼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的作用总结而得出“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此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所以就体育问题，毛泽东强调主观因素，辩证地看待内因和外因关系的思想是他先进世界观、人生观的典型体现，是他形成伟大人格和气魄的重要因素。

3．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体育的功能

毛泽东针对“精神身体，不能并完”以及“用思想之人，每歉于体，而体魄蛮健者，多缺于思”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进而提出了体育具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的功效。

就“强筋骨”与“增知识”两者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认同了陈独秀提出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提出了“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长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故可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对于体育的“调感情”功效，毛泽东则以自己举例说明，“吾人遇某种不快之事，受其刺激，心神震荡，难于制止，苟加以严急之运动，立可汰去陈旧之观念，而复使脑筋清明，效益可立而待也”。最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体育具有“强意志”的功效，他认为“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矣”。毛泽东对体育的强意志作用认为是体育的“大效”，可见他对体育的强意志作用看的是非常重要的，这也使得我们不难理解毛泽东在革命工作中处处表现出勇敢无畏、胸怀宽广的伟人气概与他青年时期就通过体育来锻炼意志并且将它与人生事业成败紧密地连在一起来看待有着必然的关系。所以毛泽东认为“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无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他又进一步举例说明：“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足以练习敢为。凡各种之运动，持续不改，皆有练习耐久之益。若长距离之赛跑，于耐久之练习尤著。”毛泽东又引举历史人物“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已”指项羽在垓下被围，作歌“力拔山兮气盖世”一句。“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指西汉时期傅方子，在楼兰因屡次侵犯汉境的情况下，请愿攻打楼兰国，说不斩楼兰王誓不回来，以后果然把楼兰王的首级斩了回来。“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指夏禹一心治水，在外八年，手足都生了老茧，三次路过自己家门都顾不得进去。从这里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已经把“意志”与人生事业、为国效力视为因果关系，所以他指出：“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并且提出“要皆可于日常体育之小基之”，进一步指出了要想锻炼意志，通过日常的体育锻炼逐渐积累就可获得的方法，通过“日常体育之小基之”来“强意志”的观点是毛泽东青年时期体育思想的重要内容，这种思想与他身体力行贯穿了他的整个一生，这种思想与行为让毛泽东终身受益，“猛烈”“无畏”“敢为”的意志品质对于他伟大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我们应当认识到毛泽东“俯视九天”，“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气势与其健康体魄和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以后的人生中，毛泽东身负重任，立志报效国家，匡扶天下，虽历经风雨沧桑而终不改其志，是深深得益于其健康体魄和由此产生的坚强意志品质。这是他干成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世人敬仰的一代伟人的关键因素。

毛泽东不是将体育功能分解为相互独立的并列关系，而是将体育的作用视为一个递进的功能综合体，他用“至于……进而……进而……”的语言结构，表述了体育功能的递进关系：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强筋骨”是基础，它与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不是本质与非本质的关系，也不是相互独立，平列等同的关系，而是一个递进发展的辩证关系。它们是相互支持和相互依存的同一过程，在这条递进链上，任何功能的实现都不是单一的，也不是机械的顺序排列，而是互为因果的，功能的显现是依据主体的需求有所侧重，但这种侧重绝不是以排斥其他作用为前提，只是以其明确的选择性，突出了某一环节（或某一作用），其他环节（或作用）仍然客观地存在（仍在起作用），决不会因此而消失。所以毛泽东关于体育功能“递进的辩证的发展关系”的认识，明确指明了任何体育锻炼，它所产生的作用都不是孤立的、单纯的，而是发挥着综合的效应，只是由于主体需要的不同与选择的侧重，才突出了它的某一环节，在实际生活中具体显现为多种不同的功能效应。

4．把握了体育锻炼的规律及注意事项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科学地把握了体育锻炼的基本规律——恒久性，并坚定地认为恒久坚持锻炼的人一定比时断时续锻炼的人效果要明显，他的这一观点是他一生进行体育锻炼的基本指导思想。

毛泽东认为持之以恒地做事情是成功的保障，他指出：“凡事皆宜有恒，运动亦然。有两人于此，其于运动也，一人时作时辍，一人到底不懈，则效不效必有分矣。”毛泽东认为坚持体育锻炼，不仅可以使身体健康、强壮，还能够产生兴趣，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远离不良的行为，所以他指出：“运动而有恒，第一能生兴味。”“凡科学皆宜引起多方之兴味，而于运动尤然。人静处则甚逸，发动时则甚劳，人恒好逸而恶劳，便无物焉以促之，则不足以移其势而变其好恶之心。而此兴味之起，由于日日运动不辍。”“日以为常，为此运动之观念，相连而不绝，今日之运动，承乎昨日之运动，而又引起明日之运动。每次不必久，三十分钟已足。如此自生一种兴味焉。”这里，毛泽东不但论述了运动能使人“兴味”，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认为正是由于体育锻炼“兴味”，才能使人养成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对生活充满希望，不至于“使无物焉以促之”。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新中国成立后，将全国的体育运动当作促进生产、国防建设，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明确的目性，这是毛泽东思想中通过体育来改变人民精神面貌、形成健康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毛泽东又对恒久地坚持体育锻炼与随之而产生的快乐进行了辩证的论述：“运动既久，或效大著，发生自己价值之念。以之为学则胜任愉快，以之修德则日起有功，心中无限快乐，亦缘有恒而得也。快乐与兴味有辨。兴味者运动之始，快乐者运动之终。兴味生于进行，快乐生于结果。”毛泽东认为通过体育锻炼产生了成效后，必然能让人身心快乐，这是持续坚持锻炼的动力，“兴味”与“快乐”是相互依存的两种关系，它也是人们进行体育锻炼的原因与结果，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辩证思考有着独到的见解，人们过去对于学习的人认为要经历“十年寒窗苦”往往只是片面强调了“十年”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而往往不提读书过程中也同时伴随着有快乐。毛泽东对体育锻炼则从全面的角度辩证地分析了这个问题，这不仅表现了青年毛泽东看待问题的全面性与深远性，同时也为当时的人们全面接纳体育，养成持之以恒的锻炼习惯，改变生活观念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又对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指出：“有恒矣，而不用心，亦难有效。”所以强调“运动有注全力之道焉”。他还引举了“走马观花，虽日日观，犹无观也”的例子指出在体育锻炼时应“心在运动，闭思杂虑，一切屏去，运心于血脉如何流通，筋肉如何张弛，关节如何反复，呼吸如何出入。而运作按节，屈伸进退，皆一一踏实”。他进一步指出：“谓吃饭则想着吃饭，穿衣则想着穿衣。注全力于运动之时者，亦若是则已耳。”毛泽东用形象的比喻指出了体育锻炼应该专心致志，倾注全力，这样才能有所收效。

对于体育锻炼时应表现出的精神与方法，毛泽东更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运动之进取宜蛮，蛮则气力雄，筋骨劲。运动之方法宜拙，拙则资守实，练习易。二者在初行运动之人为尤要。”毛泽东认为运动时要表现出“蛮”的精神，才能有“骑实枪鸣十荡十决，喑恶颓出岳，比叱咤变风云，力拔项王之山，勇帱由基之札”的气概。毛泽东从体育锻炼中悟出“蛮”的精神，使他在中国的革命道路中表现出了英勇无畏、开拓进取的伟人风范与“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气势与胸襟。对于锻炼方法，毛泽东则强调了“拙”，他认为“拙”能够使人脚踏实地地进行锻炼，简单易行的方法才是最实用、最有效的方法，这也反映了毛泽东重实践讲实际的一贯作风。

毛泽东对体育锻炼应注意的三个问题“有恒”“注全力”“蛮拙”是在他的亲身体验与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也反映出了青年毛泽东对体育锻炼原则、规律的深刻理解，同时毛泽东在体育锻炼时所表现出“有恒”“注全力”“蛮拙”的意志品质，一方面使他具有强健的体魄，让他在日后的革命工作中有了健康的保证，另一方面即便在革命的最困难时期仍旧能使他保持乐观态度，坚持不懈地为共产主义理想，倾注毕生的精力，以英勇无比的气概与自强不息的精神去迎接挑战，克服困难，实现人生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五四”前，毛泽东实践体育的理想范式，是由个体强壮而求得国民的强壮，由国民的强壮而求得国家的富强，这样一个演进过程的话，那么，在“五四”后，毛泽东则逐步修正了这一范式，跳出了个人道德完善的小圈子，进而将视野转向劳苦大众，其体育社会实践范式也转变为改造现存社会→争取工农权利→改善国民体质的演进过程。显然，这一转变同他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由民主主义者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相一致的。因为马克思基于现实社会阶段的不平等，以西方社会人的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最终将导致全人类的解放，因此，实现社会解放的现实途径，不是从个人的解放出发，而是从阶级的解放出发。同时，无产阶级的解放又是对现实社会的改造。所以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后，他的世界观的改变导致了其体育观的修正，在清楚认识到在不平等的社会里，个人的解放进而社会的解放，实际上是一种空想主义以后，毛泽东将以全体劳苦大众的体育实践来改造现存社会，也争取工农的权利，进而改善全体国民体质的渐进过程，视为其体育思想的实质，这也逐渐形成了他“体育为人民”思想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个思想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国家的过程中，实现了全体人民的体育权利，实现了“体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改善了国民体质，促进了革命任务和建设工作的完成与实现，实现了全体人民过上幸福健康的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