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体育思想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一)国内研究现状及趋势
1.国内研究现状
研究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与旧中国的体育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基本保证。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对中国体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体育事业的飞跃发展与取得的巨大成就,无一不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的。回顾与总结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体育发展的关系,对当前体育的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近些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体育”的课题层出不穷,从各个角度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体育的关系,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对体育的认识、关怀、领导与贡献,研究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研究了几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贺龙、邓小平、江泽民等的体育思想和体育实践。20多年来国内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体育思想的现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大跨度、多侧面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这些研究有宏观的纵览,也不乏精辟的剖析,有历史的沉思,也有现实的审视;有抽象的思想观念研究,也有具体的体育实践总结。大跨度、多层面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体育事业的发展与取得的巨大成果。罗时铭认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随着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低到高的创业过程。从1949年到1979年间,不仅国民的身体素质有了普遍提高,而且在竞技体育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其中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思想决策是分不开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体育思想,成为这一阶段新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主线。”樊炳有、张春华在《三代领袖的体育思想探析》一文中对三代领袖的体育思想进行探讨和分析认为:“毛泽东的体育思想是当代体育思想的基石;邓小平继承和坚持了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并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道路;江泽民的体育思想为我国迈向21世纪的体育指明了前进方向。”陈明、李凤新指出:“新中国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体育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体现,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所起到的实际效果也不同。但是,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体育思想体系一脉相承,实现手段、具体策略都在不断成熟和完善。”李远伟在《试论体育的功能和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体育指导思想》一文中就体育的基本功能与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体育思想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建国前、建国初期、‘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三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体育指导思想虽然特点不同,但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对体育本身功能认识不太完善,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偏离体育根本目的功能的倾向,这与当时历史环境和任务是分不开的。可以肯定地说建国前和建国初期的体育指导思想完成了革命的需要和建设的需要,同时又促进了体育的发展,达到了健体强身的目的,而‘文革’时期体育的指导思想则严重阻碍了体育的发展。”唐永干、王正伦在《论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的体育理念》一文中对中国共产党80年的体育思想进行大跨度、全程性的理性反思,从中国共产党体育目标的角度提出了“根本向度”(实现人的解放)和“向度”(政治、经济、文化)的命题,并阐述了它们相互间的辩证关系。这一视角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对当前的体育改革实践颇有启示和警示价值。付砚农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初创和大革命时期为了完成其政治使命,极为重视体育这一重要领域。早期中国共产党从关心人民的切身利益出发,用先进的体育思想和切实有效的方法、手段,为政治斗争服务,红色体育也随之萌芽。”
(2)开拓了研究领域,挖掘了新的内容
李力研在《毛泽东和他的“豪杰”体育》一文中详尽地论述了毛泽东“豪杰体育”及其来源,阐述了“豪杰体育”的哲学意义,并指出:“对毛泽东的体育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界各国在实现‘(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重视‘民族感’等问题,也有助于把握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另一些特征。”常智、罗英杰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的指导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育外交具有不同的特点。体育外交受到综合国力、国际政治和文化差异等主要因素的影响”。“进入21世纪,我国的体育外交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董进霞在《延续和变迁的中国社会和女子体育》一文中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女子体育发展进程和社会因素,突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决定性作用。饶远指出:“在制定民族体育政策中,我们党特别强调维护民族团结,坚持民族平等,坚持从各兄弟民族实际出发的原则。这些原则归结到一点,就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国少数民族体育40年兴旺发展的历史表明,党的领导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基本保证。”颜绍泸在题为《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体育领域的统战工作》一文中,系统地回顾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体育工作中的贯彻执行情况和具体表现形式。该文指出,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统战工作同体育密切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了党领导下体育工作的一个具体历史内容,成为无产阶级国际体育运动中独具特色的一支,也是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下体育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之一。曾飚在他的研究中探讨了土地革命时期,苏区体育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后指出,苏区体育是红色体育国际的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国际体育运动结合中国实际的具体表现。张鲁雅在她的研究中就“新兴力量运动会”举办的历史原因与过程进行了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通过体育运动的国际交流,反对霸权主义的勇气与决心,不但有力地打破了敌对势力的封锁,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声望,而且成为我国体育史上体育为国际政治斗争服务的成功范例。叶国强就“奥运模式”的产生及现实意义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他指出,“奥运模式”推动了海峡两岸的交流,促进了祖国的统一大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奥运模式”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在体育上的成功运用,是20世纪80年代体育为党的政治路线和外交政策服务的又一典范。侯治水在《论贺龙“体育工作要为人民服务”思想及其实践》一文中将贺龙“体育工作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概括为“为革命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为人民外交服务”三个方面,并指出:“重温贺龙的体育思想,对完善社会主义体育理论建设,对促进国民身体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和高擎奥林匹克文化旗帜,发挥体育大国的优势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3)深化了研究内容,提高了理论水平
刘雪松指出:“新民主主义体育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行体育运动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体育观是它的主要来源。它的产生是以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在中国的传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先传播到中国来,然后才有新民主主义体育思想;它的重要内容和形式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体育观提出来的,有的甚至是一脉相承的;它的发展每一步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指导,即它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体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屠莲芳指出:“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08年在中国北京举行,这是对党三代领导人长期关心支持体育事业和奥林匹克运动所做努力的最好回报。”是周恩来“用他自己的智慧、赤诚和远见卓识,开创了新中国的奥林匹克之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深刻地阐述了周恩来在新中国体育的发展道路上,尤其是在通往奥林匹克的道路上所付出的艰辛与巨大历史功绩。苏肖晴在题为《论新民主主义体育方针的形成》的一文中概述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关于体育工作方针形成的三个阶段,并指出了形成新民主主义体育方针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他指出:“新民主主义体育,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新民主主义体育方针则是对新民主主义体育的基本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新民主主义体育方针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孕育过程。对这个过程进行历史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新民主主义体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体育的性质和任务,以便我们更快地更好地发展体育运动,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李万来在《论新民主主义体育与社会主义体育的关系》一文中就新民主主义体育与社会主义体育的特征与关系进行了论述,尤其指出了社会主义体育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体育就成为一项公共事业,体育成为全体人民的事业,这是同新民主主义体育,乃至同资本主义体育根本区别的重要标志。李万来指出:“1949年至1956年,是新中国体育的初创时期。说初创,是因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不是简单地对旧中国留下来的体育的恢复,而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领导之下,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这是我国体育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一次变革。经过这个变革,就为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群众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奠定了基础。”此外,还有许多研究都不再囿于客观事实的罗列,而是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从宏观上进行了历史的概括,体现了一定的研究力度。谭华与曹守和分别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倡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与周恩来提倡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进行了历史的、客观的分析,从其形成、发展、演化的过程中,去把握它们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意义以及适应不同时期要求的历史演变。金晓阳在《发扬中华体育精神,努力实现“三个代表”》一文中指出:“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体育事业的论述,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学习和贯彻这些重要论述,对于在全社会发扬中华体育精神,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具有极为重要意义。”
2.研究成果
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体育”的各种学术报告会已经举办过多次。比如,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原国家体委(现为体育总局)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学会,福建省体委、龙岩地区行署于1991年6月20—23日,在革命老区福建省龙岩市举行了“中国共产党与体育”学术研讨会。全国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史、党史工作人员及37所高等院校的教师交流学术论文90余篇。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同志100周年诞辰,原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委员会、湖南体育运动委员会、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联合举行了“毛泽东与体育”研讨会。研讨会于11月9—24日在长沙举行,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湖南省副省长周时昌等领导同志和与会代表200多人出席了开幕式。来自18个省市的34名代表就青年毛泽东的体育观、毛泽东的体育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与红色根据地的体育、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的体育实践与巨大影响和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对体育改革的指导意义等专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这次研讨会是第一次以“毛泽东与体育”为题的专题研讨会,也是一次全面系统地研究毛泽东体育思想与实践的学术讨论会,它不仅内容广泛,也不乏新的材料和新的观点,大大推动了“毛泽东与体育”的研究工作,是一次有较高水平与意义的学术会议。1993年,上海市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委员会与上海市体委党委办公室联合举办了“毛泽东的体育思想研讨会”,共交流论文40余篇。此外,为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周恩来100周年诞辰,为怀念邓小平,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都做了长篇发言,对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体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发表40周年,全国体总与原国家体委、中国奥委会联合举行了纪念大会,荣高棠到会发言。
各类期刊也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与体育关系的研究。《体育文史》期刊还专门开辟了《红色体育》专栏,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及领导人在革命时期与建设时期,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为出发点,高度重视体育的事迹、理论思想和方针政策。据粗略统计,仅该期刊近20年来发表的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体育的论文有上百篇。在综合性期刊上共查找到有关毛泽东与体育的研究论文近150篇。有对毛泽东早期体育思想进行研究的,也有对毛泽东体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进行研究的,还有对毛泽东体育思想与体育教学进行研究的,研究的方向是多方面的,研究的角度也各不相同。总之,有关毛泽东体育思想的研究较多,也较有深度,理论水平比较高。在综合性期刊上查到有关邓小平与体育的研究论文20多篇,有从整体上研究邓小平体育思想对中国体育事业贡献的,也有研究邓小平群众体育思想的,还有研究邓小平辩证体育思想的,对于邓小平体育思想的研究篇数少,并且研究方向单一。对于江泽民体育思想的研究只查找到两篇,是从江泽民所提倡的“三个代表”理论思想来研究他的体育思想的。另外,对于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物周恩来、贺龙、朱德、恽代英等都有相当数量研究论文,并且有些研究的思路比较开阔,研究得也比较透彻。例如,为纪念恽代英《学校体育之研究》发表80周年,由刘美奋等人撰写的《学习恽代英的体育思想 开拓新时期的学校体育工作》一文,认真分析了恽代英学校体育教育思想,为当今建设有中国体育特色的学校体育提供了理论上的参考,有利于进一步开创我国学校体育工作的新局面。值得一提的是,陈答才等人完成的国家体育总局课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体育思想研究》,不但从整体上研究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脉相承的体育思想,而且对各个领导人体育思想的特征进行了细致研究与比较分析,较全面地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体育思想的根本特征与基本历史任务。
从当前国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体育思想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体育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作用已得到十分肯定的分析研究,并且研究的论文数量多,层次高。相比之下,对中共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研究则远远不够,学术论文不多,而且质量相对不高,就事论事多,将经验升华为理论,将体育纳入世界总体演变中去认识、去总结的力作尚少。
对于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的体育思想在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上所起到的指导作用、借鉴与启示性,将会成为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体育思想的一个发展趋势。因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基本保证。我们见证了历史,看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被嘲讽为“东亚病夫”的旧中国发展为世界体育强国。这充分说明了在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体育事业正向着正确、健康、成功的方向发展,说明几代领导人的体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逐步实现和完成的。研究他们的体育思想对当今社会所起的作用将是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继续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保证,将是推动我国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指导。历史地、辩证地、客观地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体育思想,将其灵活地应用到当前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建设中去,继续发挥其作用,将是今后研究的一个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