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唐代历史文化研究
上QQ阅读APP看本书,新人免费读10天
设备和账号都新为新人

通过本文的叙述可以充分体会到一个时代的思维模式是如何影响城市建设的。长安城的面貌形态受到了时人“居高避湿”环境观的强力影响,而这种环境观以当时的疾病观为根基,有趣的是,这种疾病观与自然状况并不完全吻合,比如以“中央”为“湿”,明显与中国自然地理状况不符,关于古代气候问题,史学界多征引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15—38页),竺可桢先生认为7世纪中期到10世纪,中国气候处于一个比较温暖的时期。但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例如满志敏先生《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主编《历史地理》第八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5页)对竺可桢先生所依据的一些材料提出异议,认为“以百年尺度而论,有唐一代300年中,气候冷暖可划分为二期,其中以8世纪中叶为转折点”,他认为唐朝前150年“气候冷暖的总体特征与现代相近”,并不特别温暖,后150年则转向寒冷。而牟重行先生《中国历史气候变迁与史实》则通过对竺文所用史料的分析以及现代物候学材料与古代物候记录的比较得出结论,认为“《五千年气候》论似深而失谨,体欲大而疏漏,显然,由此勾勒的中国5000年温度变化轮廓,大体是难以置信的”,(分五部分刊载于《贵州气象》1992年1—5期)。而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1期,第4—5页)则倾向支持唐代气候温暖潮湿说。2007年英国《自然》(Nature)上刊登了德国豪格(Haug GH)等探讨唐代东亚气候的文章(Yancheva G, Nowaczyk NR,Mingram J,Dulski P,Schettler G,Negendank JF,Liu J,Sigman DM,Peterson LC,Haug GH,“Influence of the Intertropical Convergence Zone on the East Asian Monsoon”,Nature,2007 Jan 4;445(7123):74—7.),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文章(Zhang D,Lu L,“Anti -correlation of Summer/Winter Monsoons?”Nature,2007 Nov 15;450(7168):E7—8.Zhou H,Guan H,Chi B,“Record of Winter Monsoon Strength”,Nature,2007 Nov 15;450(7168):E10—1),德国学者认为公元700—900年东亚气候转向干旱、寒冷,并由此引发唐王朝覆灭。批评者则指出他们所采取的岩芯分析法对于判断远古气候有帮助,而对近千年来的气候研究则不够精确。作者针对雷州半岛的研究也被认为缺乏代表性。作者缺乏汉学功底,对于中国古代大量的物候资料缺乏了解,也是一种遗憾。可以说,有关唐代气候特性的讨论并没有定论。但不论如何,中国自古北方不如南方潮湿是毫无疑问的。但这种观念有当时医学理论的支撑,也与当时社会疾病状况有一定吻合,故而深入人心。上至皇宫大内的迁址改造,下至平民的择宅寓身,无不受到这种观念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力使得宇文恺时代的建筑理念受到了强烈冲击,长安城由注重礼制功能向着注重适居功能前进了一大步。

有关古代环境史的研究,一方面要注意自然要素的发展演变,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人”的感受与观念,这种感受与观念当然要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但是文化因素也会对其产生巨大作用力,完全有可能使人的观念与自然实际状况产生一定偏差。对这种作用力的研究理应成为环境史研究的重点之一。


(于赓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