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古代有关房屋功能的认识原本是比较朴素的，《左传》:“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
《管子·法法篇》：“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荀子·富国篇》:“为之宫室台榭，使足以避燥湿。”汉代《淮南鸿烈》卷九《主术训》:“人主深居隐处以避燥湿。”这里涉及的“燥湿寒暑”应该是很单纯的对气候物理特性的描述，但是自从汉代《黄帝内经》确立“六淫”理论之后，“燥湿寒暑”就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容，《素问·至真要大论》:“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内经》认为，风、寒、暑、湿、燥、火本为自然界之六气，但在某些情况下会转化为致病的“六淫”，“一是气候的变化与其相应季节的不同步变更，即所谓反季节气候，也称之为‘有其时，非其气’；二是气候的变化虽然与相应季节的变更同步，但其变化太剧烈，超过患病人体的适应能力；三是因患病人体的适应能力因某种因素的影响而降低，即或气候的变化是正常的也会引起发病。《内经》将这种‘六气’演变成为致病的‘六淫’邪气的规律概括为‘未至而至，此谓太过’,‘命曰气淫’,‘至而不至，此谓不及’。”
自《内经》时代以来，风、寒、暑、湿、燥、火被称为“六淫”，是一种抽象的外感病因的描述，但是在古人思维中没有将它们与自然界中的风、寒、暑、湿、燥、火加以区别。这样，原本含义单纯的“阖庐以辟燥湿寒暑”就会被赋予新的内容，这是语言演变过程中常见的含义转换。有关“六淫”的问题，全面探讨为篇幅所不允许，本文所关注的是古人对于“卑湿”的恐惧。这种意念直接影响到了古代城市建设布局和建筑个体。
现根据《素问》将五行、方位、脏腑、气候、季节等匹配关系列简表如下：
可以看出来，医学理论中有关地理的描述与现实地理状况有一些差异，这是因为五行、地理方位、脏腑、季节、色、性等要互相匹配，为了理论构架的完整，往往要做出一些“调整”，例如四时与五脏不配，则在春、夏、秋、冬之外另造出一个“长夏”，同样的，五脏匹配五方（东、西、南、北、中央）时的描述也与现实状况有所差异，“湿”的问题就是这样，《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脏为脾，在色为黄，在音为宫，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哕，在窍为口，在味为甘，在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肉，酸胜甘。
《内经》所说的东西南北中与地理学意义上的东西南北中是一致的，按《内经》成书年代，所谓“中央”一词涵盖区域大约不出黄河中游。以这一带为“湿”，显然与中国地理环境实际状况是有差异的，也与古人地理观念不符，《尚书·禹贡》云“淮海惟扬州，彭蠡既潴，阳鸟攸居……厥土涂泥”，《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云“江南卑湿”, 《汉书》卷六四《严助传》云“南方暑湿”, 均以南方为潮湿之地，但是医学理论与此不同，因为在五行思想框架中南方属火属热，不能属湿。上揭《异法方宜论篇》强调了南方环境之“下”，又云“雾露之所聚”，仅仅是暗含着“卑湿”的描述而已，《内经》理论认为，中央属脾，而脾脏属土，土性润，故以中央为“湿”，这与“长夏”一样是为了保障五行理论完整性而做出的“调整”，自然会与现实有一定差异。
唐代孙思邈已经开始将这种医理描述与现实加以区别，《备急千金要方》卷一《治病略例》云：“江南、岭表，其地暑湿，其人肌肤薄脆，腠里开疏，用药轻省。关中、河北土地刚燥，其人皮肤坚硬，腠里闭塞，用药重复。”这里将暑湿归于南方，将关中、河北描述为“土地刚燥”，无疑更接近现实。但是，北方地区的唐人却总是怀有对卑湿环境的忧虑。造成这种“现实”与“疾病观”差异的原因究竟何在？笔者推测大约有二：
一、《内经》等医书有关“中央属湿”的描述对于社会疾病观念影响深远，医学理论并没有将六淫之“风、寒、暑、湿、燥、火”与现实中的“风、寒、暑、湿、燥、火”加以区别，那么普通民众更不可能有这种意识。尽管孙思邈对于“中央属湿”已经有部分修正，但是“中央属湿”的观念早已经深入人心，轻易不可动摇。笔者曾经指出，受到时代局限性影响，孙思邈、王焘等人的著作和学说在唐代民间的影响力比较有限，某种程度上还比不上先唐医学著作。应该说当时对社会影响最大的还是《内经》的理论体系，时人“中央生湿”的观念依旧稳固。
二、现实生活中与“湿”密切相关的疾病的影响。指的是疟疾和其他与潮湿环境有关的疾病。疟疾是先秦至汉唐影响最大的疾病之一，它由疟原虫经按蚊叮咬传播，分为恶性疟疾、间日疟、三日疟等，有较高的死亡率。该病在中国由来已久，龚胜生《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疟疾地理研究》指出：“疟疾是先秦两汉时期最主要的流行病之一；……该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密度最大，是疟疾的主要流行区。”东汉末期疫气流行，其状惨烈，曹植《说疫气》云：“建安二十二年（217），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这次灾难中，有名的建安七子里“徐、陈、应、刘一时俱逝”, 有学者认为这场著名的瘟疫就是疟疾。范家伟：《汉唐时期疟病与疟鬼》不仅指出了疟疾对汉唐时期人们身体健康的危害，同时也指出了疟疾对于社会思想乃至宗教理论的影响，论述精辟，可资参看。笔者曾经通过对百余份唐武则天时期至北宋初年的敦煌写本《新菩萨经》《劝善经》的统计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疟疾是各种传染病中最能引起唐人恐惧的一种，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唐代疟疾的猖獗。而且通过对经文中遣词用句的分析，笔者认为这些写本主要流行在北方地区，换句话来说它反映出来的是北方地区的主要疾病种类。疟疾通过按蚊叮咬人体传播，按蚊生长离不开水环境，尤其是较浅而又流速缓慢的水面，而唐代长安城内有利于孑孓成长的水环境是很丰富的，当时每条大街两侧或者一侧都有排水沟，一般坊市也有自己的排水沟，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城发掘队的探查：“在大部分街道的两侧或一侧探得有沟，……沟的宽度均在2.5米以上，……在文献中也常常提到长安城各街有桥之事，……在我们的勘查中虽尚未发现桥的遗迹，但从街两侧各沟之宽的情况看，往来通行是很难穿过的。”既然有桥，就可以说明这些排水沟都是明沟。明沟是孑孓滋生的温床，这样就为疟疾的传播提供了条件。有关长安城居者患疟的记载是很多的，例如咸亨四年（673）高宗曾经患疟，唐肃宗时期高力士曾经“逃疟功臣阁下”, 《全唐诗》中有关居于长安而患疟的记载也有很多，兹不赘举。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吏部员外郎崔莅谏止盛暑动工为金仙、玉真二公主修建道观时曾云：“天地郁蒸之月，不可以徭役丁夫，恐为痁疠，则必多夭枉。”按“痁”即为疟疾之别称。以此段话来看，长安地区疟疾流行规律（季节、人群、预后）大约已被唐人所熟知，故能发此警语。这些都是长安城内常有疟疾流行的证据。古人虽然不知携带疟原虫的蚊子是疟疾病源，但是却能凭直觉意识到潮湿地界多疟疾，从而保持对“卑湿”环境的警觉，《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二《景宁寺》:“地多湿蛰，攒育虫蚁，疆土瘴厉。”《外台秘要》卷五《山瘴疟方》引《备急》云：“夫瘴与疟分作两名，其实一致。”也就是说此处实际上已经把疟疾与“地多湿蛰，攒育虫蚁”联系了起来。再例如宋代许洞撰《虎铃经》卷一〇《疫气统论》:“结营须相山川卑湿之地。其湿燉毒气袭人口鼻者，则山瘴之疟疠生焉。”这里将“疟疠”的病源归结为“湿燉毒气袭人口鼻”，并且明确提出了规避“卑湿之地”的必要性。
除了携带疟原虫的蚊子之外，卑湿环境中大量的腐烂有机物还可能成为蛆虫的温床，导致苍蝇泛滥，笔者在研究《新菩萨经》《劝善经》的时候，发现除了疟疾之外，“赤白痢”“水痢”等消化系统疾病也对唐人构成了巨大威胁，而这些疾病与苍蝇等传播媒介密切相关。长安城内的苍蝇大概是很多的，《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七云：“长安秋多蝇。成式尝日读《百家》五卷，颇为所扰，触睫隐字，驱不能已。”韩愈曾表露过他对于长安城多蚊蝇的厌恶，《杂诗四首》云：“朝蝇不须驱，暮蚊不可拍。蝇蚊满八区，可尽与相格。得时能几时？与汝恣啖咋。”在《秋怀诗》第四首里他期盼清秋的寒气能驱走苍蝇：“秋气日恻恻，秋空日凌凌。上无枝上蜩，下无盘中蝇。岂不感时节，耳目去所憎。”所以说，无论是当时的医学理论层面，还是现实疾病层面，长安的居民都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卑湿环境对于健康的威胁。以孙思邈《千金要方》为例，此类警告比比皆是，而且包含的疾病种类也很丰富，如以“不避风湿”为“暴竭精液”之源：“世有少盛之人，不避风湿，触犯禁忌，暴竭精液。”或者告诫孕妇：“（妊娠）九月之时，儿脉续缕皆成，无处湿冷，无著炙衣。”或云湿寒可以导致无子：“带下无子，皆是冷风寒气，或产后未满百日，胞胳恶血未尽，便利于悬圊上，及久坐，湿寒入胞里结在小腹。”或云暑寒风湿可作蒸气害人：“地之寒暑风湿，皆作蒸气，足当履之，所以风毒之中人也，必先中脚。”或云“诸痹由风、寒、湿三气”，或告诫“腰背痛者皆是肾气虚弱，卧冷湿当风所得也。”或云“扁病也，发于肾喜著腋下，皆由久劳，热气盛为湿凉所折，气结筋中成此病也。”10或云痔疮中的“气痔”也与卑湿有关：“又五痔有气痔，寒温劳湿即发。”11在现存另外两部隋唐医学巨著《诸病源候论》和《外台秘要》中也存在类似的大量有关六淫、卑湿的论述，这些论述一般都在临床经验基础上，秉承《内经》理论，并借鉴、引用了大量东汉魏晋以来医学家的论述，涉及张仲景、皇甫谧、陶弘景、葛洪、陈延之等。甚至可以说，在医学理论的影响之下，唐代医学家和普通民众对于卑湿的恐惧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现实避疫的需求。
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了唐人建筑理念，唐人普遍重高厚，厌卑湿。贞观时期宰相岑文本住宅卑湿，曾有人就此劝其“营产业”：“岑文本为中书令，宅卑湿，无帷帐之饰。有劝其营产业者。”白居易在诗文中曾以落魄者的口吻流露出能够规避“湫隘”与“嚣尘”的住宅是可望不可求的理想住宅：“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第一一〇号《段师志》:“筑室荒郊，不以高卑在虑。杜门荒径，岂以宠辱惊心。”以“不以高卑在虑”一句与“岂以宠辱惊心”对仗，可见唐人筑宅普遍在意地形高卑，故“段师”对此的不以为意可彰显隐士超然物外的风范。在唐人撰写的众多“壁记”中我们可看到唐人对于高爽的喜爱，例如《武功县丞厅壁记》:“（武功县）其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坟衍之大；其植物丰畅茂遂，有
秠霍菽之宜。”李华《衢州刺史厅壁记》:“吴越地卑，而此方高厚，居者无疾，人斯永年。”皇甫湜《朝阳楼记》:“岭南属州以百数，韶州为大，其地高，其气清。”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江州）土高气清，富有佳境。”唐人对高爽的喜爱在各种宅经中亦有所体现，高国藩根据敦煌出土的唐人写本宅经指出，这些宅经中提到的建筑原则包括房屋应该向阳，其次避湿，其三居高，“建屋应在地势高、水流方便之处。”众所周知，宅经多言风水吉凶，但是却不可简单以“迷信”看待，其中含有不少多年积累下来的有利于居住者健康安全的实践经验，可以说宅经中的建筑理念基本就是社会普遍理念。
这种观念不仅表现在建筑选址方面，甚至也影响到建筑个体风格。唐人认为地基高耸的建筑有避疫功能，前文提到高力士曾经为了避疟住到了功臣阁内，在此避疟所凭借者大约是其高耸。虽然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如果蚊虫滋生的水环境不得到有效治理，仅仅凭古代建筑个体的所谓高大是无法躲避疟疾侵扰的，但在古人观念中，“居高”就可避疟疾和其他与六淫之“湿”有关的疾病，故选择建筑地形也好，增高建筑个体高度也好，均是可行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