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外朝空间演变所蕴含的意义

经过上文对唐代大朝会地点的梳理，可以发现：以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为界，唐代前后两期的正至朝会地点按照礼制而言，分别是太极宫的太极殿和大明宫的含元殿，均为宫城正殿。如此说来，唐代外朝空间的前后期对比就根本不存在向内推进的趋势。而且，《唐六典》为了附会郑玄对《周礼》“天子三朝”的解释，还造成了记载中对唐代宫城三朝划分顾此失彼的现象。

不过，对比两座宫城正殿前的设施设置，可以发现两者还是存在变化。《唐六典·尚书工部》云：

丹凤门内正殿曰含元殿，（殿即龙首山之东趾也。阶上高于平地四十余尺，南去丹凤门四百余步，东西广五百步。今元正、冬至于此听朝也。）夹殿两阁，左曰翔鸾阁，右曰栖凤阁。（舆殿飞廊相接夹殿，东有通乾门，西有观象门。阁下即朝堂，肺石、登闻鼓，如承天之制。）

从上引材料可知，大明宫含元殿下的朝堂、肺石、登闻鼓，在太极宫中则设在承天门之下。杜佑《通典》不仅是对历代典制的梳理，而且很大程度上表明唐代礼制的措意所在。其称：

周制，天子有四朝。（但言三朝者，以询事之朝非常朝，故不言之。）一曰外朝，（在皋门内决罪听讼之朝也。）……左嘉石，平罢人焉。右肺石，达穷人焉。

尽管《唐六典》的三朝是出于附会，唐代未必完全按照经典执行三朝运作。但是，外朝的各种功能装置在唐代无疑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抛开唐代三朝划分真实与否的思想，而将目光聚焦于这些作为外朝起点被屡屡强调的、符合礼制设计的物质实体，或许有助于我们探讨发现外朝空间演变所蕴含的意义。

（一）唐代朝堂位置的演变及其意义

朝堂是朝会前的集合之处，朝堂所处的位置决定了朝会时叙班的位置。《大唐开元礼》云：

奉礼设门外位。文官于东朝堂，每等异位，重行西向。（襃圣侯于三品之下）介公、酅公于西朝堂之前，武官于介公、酅公之南少退，每等异位，重行东向。……

其日，依时刻，将士填街，诸卫勒所部，列黄麾大仗屯门及陈于殿庭如常仪。群官诸亲客使集朝堂，皆就次各服其服。

由于承天门外的朝堂是朝会的起点，所以将从朝堂至太极殿的空间也可视作广义的外朝空间。在此广义的外朝空间中，承天门作为叙班之用的朝堂和正式举行仪式的太极殿的隔断，起到了连接公—私过渡的空间（在京官员集合的朝堂）与私的空间（皇帝登临的太极殿）的作用。

但在大明宫的设计规划中，朝堂设置在含元殿之前，已经纳入宫城正门丹凤门之内。于是，朝会叙班的位置只能安排在含元殿前。《通典·宾礼二》：

含元殿前龙尾道下叙班。（旧无此仪，惟令于通乾、观象门南叙班。自李若水任通事舍人，奏更于龙尾道下叙班。既非典故，今请停废。）

此段文字的注文说明，尽管改在大明宫听政后定于含元殿前叙班无争议，但在含元殿至丹凤门长达“四百余步”的空间中选择何处叙班还是经历过变动。由注文可知，李若水是变动的关键人物。据岑仲勉先生考订，此李若水即李若冰。《旧唐书》卷《酷吏下·敬羽传》记载上元中，宗子通事舍人李若冰告发太子少傅、宗正卿、郑国公李遵赃私之事。又李若冰曾祖孝同的另一曾孙李国贞（本名若幽）（新、旧《唐书》均有传）主要为官经历在肃宗一朝，故李若冰任肃宗朝通事舍人当无疑问。

因李若冰为肃宗时的通事舍人，《通典·宾礼二》“含元殿前龙尾道下叙班”此条文字即可判定采自肃宗时期的朝会礼仪。此条礼仪制度与杜佑身处的代宗时代礼制不合，故杜佑在此条文字下加上注文，以示区别。

肃宗将含元殿前的叙班位置改在龙尾道下可能与含元殿的地势有关。《长安志》卷六《宫室四》云：

丹凤门内当中正殿曰含元殿，武太后改曰大明殿，即龙首山之东麓也。阶基髙平地四十余尺。南去丹凤门四十余步，中无间隔，左右宽平，东西广五百步。龙朔二年，造蓬莱宫含元殿，又造宣政、紫宸、蓬莱三殿。（此本苑内观徳殿，为三九临射之所，改拆为含元殿也）殿东南有翔鸾阁，西南有栖凤阁，与殿飞廊相接。又有钟楼、鼓楼。殿左右有砌道盘上，谓之龙尾道。夹道东有通乾门，西有观象门。阁下即朝堂、肺石、登闻鼓。（一如承天之制）

含元殿位于龙首山东麓，阶基高于平地四十余尺。含元殿之下的平地“中无间隔左右宽平，东西广五百步”，形成一个天然的广场。连接广场与含元殿的即龙尾道，“砌道盘上”。由于在大明宫一开始的设计规划中，含元殿与朝堂之间就已缺乏历代朝会礼制中“门的隔断”，所以肃宗时期将朝臣叙班位置改在龙尾道下，可能是想利用龙尾道地势的天然隆起，来形成含元殿与朝堂之间的隔断。

即便肃宗时期想要通过改变礼制中的叙班位置，在含元殿与丹凤门之间的开阔空间中再造一重“隔断”，但是朝堂纳入到丹凤门之内已是不争的事实。朝臣朝参的全部活动都在丹凤门之内进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以朝堂为代表的“公—私过渡空间”被纳入到应门里皇帝个人的“私的空间”之内，整个朝会空间都变成了皇帝私人的领域。在空间建构方面，皇帝所拥有的权力已经完全凌驾于百官之上了。

（二）唐代肺石、登闻鼓位置的演变及其意义

肺石是设于宫门外的赤石。民有不平，得击石鸣冤。《周礼·秋官·大司寇》记载：“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惸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朝）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郑玄注云：“肺石，赤石也。穷民，天民之穷而无告者。”

登闻鼓是悬挂在宫门外的一面大鼓。挝登闻鼓，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直诉方式之一。登闻鼓在《周礼》中写作“路鼓”。《周礼·夏官·大仆》记载：“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大仆）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郑玄注云：“穷谓穷冤失职，则来击此鼓，以达于王，若今时上变事击鼓矣。”

肺石与登闻鼓在魏晋以降的宫城布局中均立于宫城正门——阙门前。《梁书·武帝纪中》云：

（天监元年四月）癸酉，诏曰：“……可于公交车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横议，投谤木函。……夫大政侵小，豪门陵贱，四民已穷，九重莫达。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

引文提到的公车府位于宫城正门处。《宋书·百官志下》云：

（公车令）掌受章奏。秦有公车司马令，属卫尉，汉因之，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皆掌之。晋江左以来，直云公车令。

由此可知，肺石设在阙门附近。关于登闻鼓的位置，史籍有明确说明。《魏书·刑罚志》记载北魏平城宫，“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奏其表”。《水经·谷水注》记载北魏洛阳宫，“今阙前水南道右置登闻鼓以纳谏”。

由于六朝时期朝堂一般都设在阙门以内的宫城东南部，与皇帝的私人空间通过宫城前殿的正门隔断；再加上百官介于皇帝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身份，因此朝堂只可视作“公—私的过渡空间”。而肺石与登闻鼓设在宫城正门（阙门）前，阙门才是区别皇帝“私的空间”与庶民“公的空间”之所在。

在唐代，承天门一方面隔断朝堂与太极殿，成为应门，另一方面又是太极宫的正门，位处阙门，于是实现了魏晋以降阙门与应门的融合，实践了《周礼》中肺石与登闻鼓置于外朝的规制。《太平御览》引韦述《两京新记》曰：

皇城南面六门：正南承天门，门外两观、[肺]石、登闻鼓。

其中登闻鼓始置于高宗显庆年间。《唐会要》卷三〇《大内》记载：

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改隋大兴殿为太极殿；改隋昭阳门为顺天门。至神龙元年二月，改为承天门。（显庆五年八月，有抱屈人赍鼓于朝堂诉，上令东都置登闻鼓，西京亦然）

这说明唐代前期，阙门在区别皇帝居住的圣界与庶民居住的俗界的同时，还是发挥着连接两者的作用。庶民可以通过登闻鼓与皇帝在承天门（在东都则为则天门）实现对话。

唐前期在制度设计上也格外重视保护庶民与皇帝保持沟通的空间。《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唐纪十九》“则天后垂拱元年”记载：

二月，癸未，制：“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挝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

尽管光宅元年是武后称帝时期，但是在政治制度层面，武周完全是李唐王朝的组成部分，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因而此条光宅元年的敕令可与唐前期制度等同视之。

又由于洛阳则天门外的装置与长安承天门完全相同，所以通过以上两条材料不难想象，《唐六典》所描绘的承天门外朝空间，作为庶民公与皇帝私两个空间的交集，在唐前期的良性运转。

当行政中心从太极宫转入大明宫，情况出现了变化。丹凤门作为宫城正门，隔断了作为“公—私过渡空间”的朝堂与庶民的公共空间。这一情况与魏晋以降的宫城布局类似。但是魏晋以降宫城布局中设在阙门之外用来沟通皇帝与庶民的肺石与登闻鼓，却在大明宫的布局中设在含元殿下，被包括进了丹凤门之内。《太平御览》引《两京新记》云：

《西京记》曰：西京大明正中含元殿，殿东西翔鸾、栖凤，阁下肺石、登闻鼓，左右龙尾道。

丹凤门阻隔了庶民接近外朝空间的机会，庶民与皇帝的沟通变得困难，原本良性的外朝空间发生了变质。《旧唐书·五行志》记载：

开成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狂人刘德广入含元殿，诏付京兆府杖杀之。

《唐六典》规定的外朝空间含元殿，下设肺石与登闻鼓，原本就是百姓击鼓鸣屈的场所。而进入公私交合的外朝空间的庶民竟被称为“狂人”，居然由皇帝“诏付京兆府杖杀之”，其情形与唐前期“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大相径庭。可见公与私交合的空间，已经慢慢转化为完全归属帝王所有的私人空间了。

从此，皇帝继续拥有在宫城正门丹凤门随意发布敕书的权力，庶民通过肺石、登闻鼓向皇帝传达意愿的途径却被堵塞。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平衡被打破，皇帝与庶民的不对等关系得到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