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二步：如何在建都区域内确定合适的都址

在阐述选建国都的第一步之后，有时会感觉到第二步难以细述，主要原因在于资料缺乏。以西汉史实为例，上述《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是日驾，入都关中”内容，车马人众先到达渭北之栎阳，就有了建都渭河南岸长安的消息，文献资料中却并没有在关中地区如何选定长安这一地点的信息，仅知这里有秦朝的一个离宫（兴乐宫），长安为一个乡名，后人对此所做的解释就很多了。

据《三辅黄图》记载，汉朝政府是在秦兴乐宫基础上建立了长乐宫，“高皇帝始居栎阳，七年长乐宫成，徙居长安城”。从此例可以透视秦咸阳、汉长安之关系。若往前提出秦始皇夜出逢盗兰池之事，《正义》引《秦记》的记述是：“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长”，意即这里就是始皇逢盗之处，但“始皇都长安”的表述，反映长安作为秦朝一处小地名（乡聚），不仅就在咸阳旁，而且还是有一些人知道的。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资料只能是秦国、秦朝和秦汉之际的政治地理内容，以及刘邦集团对关中地区山川和外围形势的认识水准。还是汉王五年五月间，楚汉战争已经基本过去，刘邦在洛阳南宫摆下酒宴，让列侯诸将直言，“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羽之所以失天下者何？”这反映出刘邦是把项羽作为自己最主要的对手，而不是刚刚灭亡年头不多的秦朝。但是，秦始皇的时代离汉初并不远，秦始皇的形象和作为还在散发着最大的影响，欲以确立新建王朝的长谋远虑和稳固江山，还必须参考秦朝遗留下来的诸多遗产。秦始皇立都咸阳，他的军队一批批从关中地区出发，逐一剪灭山东六国的史实，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象太深了，比秦始皇年龄仅小3岁的刘邦，是把秦朝不事分封的做法当作最主要的教训加以汲取，他的统治集团则把秦国许多制度给继承下来。在都城选择方面，刘邦听取刘敬、张良等人的建言关中之策，是积秦朝统一和治理天下的经验教训而成，事关重大，故而迅即将都城选在了秦地关中，将都址确定在靠近秦都咸阳的东南方向的秦朝兴乐宫位置上，经过高祖、吕后、惠帝几个时期的营建，终于建立起了西汉一代名都——长安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安城并非乏善可陈，都城史在这一动荡不宁的时代里还在间断延续之本身，就是一个可以集中考察的论题。长安城随着这些朝代的政治生活、民族关系和社会关系有着一些缓慢的变化或改变，但都没有影响这个城址位置的变动，反映出长安城作为都址存在的稳定性，更反映出这一个时代总的政治形势和经济格局也是处于一个大致稳定的时期。因此之故，公元581年（开皇元年），就连隋文帝即位，也是在长安城的北周之临光殿举行的。

紧接着，文帝开皇二年（582），朝廷公布了迁都诏令，告知臣民们已经建都700多年的长安旧城行将被放弃，国都就近挪至龙首原南面新定的都址——大兴城城址。由于朝廷官府正史文化的进步，当时又处于政局较为稳定的时期，隋初的这次迁都活动就成了一个可以就近考察都城选址细节的机会，2011年，笔者为此撰写了《隋初长安城政治生活片段——以迁都之举为中心》一文。

该文依据隋文帝杨坚及参与商议官员的事迹，还有隋代一些背景文献，列出了曾经被提出甚或讨论过的迁都理由，计有：（1）旧城自汉以来，“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死人既多，阴魂不散，致使“宫内多鬼妖”，已为文帝所难以接受；（2）旧城“台城制度”狭小，居住混乱，“宫阙之间，并有人家”，不合制度礼仪，不符合新王朝的气派；（3）旧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反映许多居民的实际利益；（4）渭河多沙，关东漕粮运输不便，时常造成“关内饥”之恐慌，直接影响到统治者管理国家的根基，移都可以促进新漕渠的开凿，保证漕运的通达。对于龙首原南麓新址的评价，迁都诏令的原话是“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笔者总的看法是，隋初的各种因素形成了一种合力，促使着迁都政治活动的完成。就迁都本身的过程而言，可以算是一次近距离、低成本、快节奏的政治运作，动作不算大，做得很成功。

隋初迁都后，从隋大兴城到唐长安城，从公元582年到904年（唐昭宗天复四年），龙首原南麓这一新的都址又使用了300余年之久，这期间的延续、维持和坚守，何其辉煌夺目而又何其举步艰难，乃长安都城史上极其重要的篇章，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力量加以研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