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一个秀才的儿子

一

“父亲生前，我们父女俩虽然相处得很短，但就在那短暂的时间里，在日常细微的小事中，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去世后，长辈们、他的战友们，以及见过他的乡亲们，常常说出他许多感人的事情，更加深了我对父亲的认识，这自然影响着我的一生。父亲最感人的地方，是他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坚定信念，由此产生他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刘力贞在二〇〇三年十月四日刘志丹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日写下这段话。后来在接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采访时，她回顾道：“父亲离世时，皮包里只有六支香烟、半截铅笔。父亲留下的唯一遗产是他的精神。”这是作为职业革命家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为我们研究她提供的最核心的哲学基础。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刘力贞出生在鄂尔多斯黄土高原腹地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芦子沟村，芦子河和圪崂湾河交汇处，背靠大树峁的一座两进院子八孔窑的宅子里。在中国革命史上，这座小村庄以当地一个杰出的革命家庭而出了名，这便是刘志丹的家。

刘力贞出生的前一天，在甘肃搞兵运的刘志丹偶尔回到家中，女儿生下来后，他十分高兴。他对家人说：我给娃起了个名字，叫刘力真，意是让她长大后力求真理，做有理想的人。祖父说：这名字不像女娃名。父亲说：你说叫啥好？祖父想了一会儿说：现在各种主义很多，追求真正的真理最重要，你起得好，就这样叫吧！以后人们亲切地叫她“真娃”。一九三四年春，敌人抄了她的家，母亲同桂荣带着她到了刘志丹、习仲勋等创造的陕甘边根据地时，管理员在发的粮本上写下名字“刘真娃”。一九三七年到延安要上小学，一位知识分子老干部对同桂荣说：女娃叫这名字太硬了。母亲说：她父亲起的名字怎好改。老同志说：那是小名，应有个大名。母亲同意了，他就给起了个“刘素珍”的名字，上小学用了三年，力贞上到四年级有了个人主见，她便坚决要改回父亲起的名“刘力真”，一直用到上大学、工作。一九七九年，召开陕西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力真作为西安市选出的代表出席了大会，选举人大常委会正、副主任时，候选人名单出来本没有她的名字，榆林、延安、西安代表团，以及一些代表提出应把刘力真补到候选人名单中去，大会主席团按规定和程序补了上去，公布候选人名单时，记录员把她的名字写成了“刘力贞”，人们看到把她的名字写错了，对她说：快提出改正你的名字。她笑着说：我资历浅，没做出成绩，肯定选不上，不可当真。结果她高票当选副主任。人们对她称赞，她开玩笑说：那不是我，和我的名字差一个字哩！大家都笑了，她又加了一句：这是沾了我父亲的光，这可真是逼我上梁山了！从此，就用了现名，她后来说：用现在的时髦话说，这可真是被副主任了这么多年！

这是刘力贞去世两天后，也就是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五日夜晚丈夫张光写的追忆文章。这本书是她的生平记载，在叙述过程中，刘力贞、刘力真、刘素珍、真娃几个名字都会交叉出现。

“力真”是刘志丹志向与理想的体现，亦是他对女儿的要求和期望，也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是在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入侵的混乱中，人民在挣扎中探索、寻求正确的出路。

“男儿不展风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刘志丹在世的三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风云突变的大动荡时代，他以满腔热情在压迫和混乱的岁月里追求富国强民、民主自由的精神，在他的生命里充满了理论紧密结合实践的运用，生动地体现出一个个活生生的成就，也反映着他的政治哲学和革命路线。

一九〇三年十月四日，刘志丹出生在祖父和父亲相继执教的保安县金汤镇学堂。这天是农历八月十四日，父亲刘培基就取“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之意，取名景桂，字子丹，奶名来生。革命后改名刘志丹。他的名字渗透出浓浓的文化气息，显示出他出生在洛河川大刘氏这个不俗的望族家庭。

二

刘志丹的祖父刘士杰，清朝同治年间考取的拔贡，在当地是个很有威望的人，没有官位，在吴起川只是个有名的教书先生，但群众有事喜欢找这位乡贤。这也可能是他在家族里年龄长、有学问的缘故吧。陕北光绪三年遇上了大饥荒，“饥民相率抢粮，甚而至于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刘士杰带着家人逃难到山西兴县、临县一带。一户人家给娃娶媳妇，全村没有人会写对联，刘士杰自己买回来笔、墨和红纸给写了对联。一个逃难的人会写对联，这可真是先生。在村民的要求下，他留在村里教书。灾年过后，他谢绝了村民们的再三挽留回到保安。这时候，保安不足两万人口，一片萧条，“六经不兴，国家必亡”。刘士杰在金汤镇兴办学堂，兼管义仓。在咸丰年间，他为其族中爷爷撰写的碑文，柳体楷书，约两千字，详细地记载了当时保安县的生活环境及风土民情，“我在‘文革’初期曾见过当时放倒在地上的这块石碑，后被破坏推入沟底，不见踪影。”刘力贞回忆说。

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十四岁考取延安府秀才，并选拔为廪生，候任县官。刘培基考取秀才后随父亲刘士杰在金汤镇教书，后来经营纸火店铺，历经数年积蓄，以“杰盛基”为号，再开了一家粮草店、一家杂货店，促进了金汤镇工商业的发展，也成了当地富户。身为秀才的刘培基，从小受到儒家思想“见义不为，无勇也”的影响，十分具有正义感。年轻的时候，遇到官府衙役欺压百姓的时候，刘培基总喜欢打抱不平：

曾经与安边民众一起攻打小桥畔洋人教堂、带头告本县贪官王从受，两起事件的各种巨额费用的支出，落得倾家荡产；他还组织乡里群众抗捐税，带头发起“交农运动”，迫使县政府答应免捐税，并免一年羊头税。所做的这些诸多为民生的好事情，使他深得村里百姓的爱戴。民国初年刘培基被推举为保安县西上区绅士，民国十五年当选为西上区民团团总、金汤镇民团文职副官。

辛亥革命那年，也就是一九一一年实行共和，保安县的农民组织哥老会起事杀了旧官，由老百姓推选了新县长。时隔不久，陕西督军派兵讨乱，把民选县长砍了头，关押了起事的“乱民”。眼见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未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满腹经纶的刘士杰决心躲开世事，便把金汤学堂交给儿子刘培基举办，他携带着长孙刘志丹和儿媳妇王茂女等一家人回到芦子沟农耕，并在西沟塔举办了私塾。

在这所私塾里，刘士杰对长孙刘志丹开始了发蒙，教孙子深研史书，读四书五经——“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礼之用，和为贵。”“朝闻道，夕死可矣。”“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类似的这些哲语，刘志丹总能倒背如流。非但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祖父刘士杰的讲解下，他开始逐渐领会了其中的道理——孝，不仅仅是对父母，更是对祖先、对长辈乡亲、对历史、对社会发展、对人民的尊重，因而“自善当先”……

在刘士杰的教导下，刘志丹从小心善、谦虚，知书懂礼，做事有分寸，他对家里的长工张万银很是尊敬，叫他“干大”（这是陕北人对没有亲缘关系长辈的一种特别称谓）。刘志丹组织游击队时，把张万银的儿子张明科带去参加革命，说是他的小弟。刘志丹生长的晚清时期，“陕北之多正杂税无数，畜税、猪税、驼捐、皮毛捐，不种大烟者按亩罚款，种大烟者要交重税。催索之吏，遍布乡间，不肖之徒，更中饱私囊”。这样的景象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痕印，在刘培基几次为民生而斗争的榜样下，刘志丹逐渐产生了以天下大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他在心里经常默诵着这句话：“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刘士杰眼看着孙子刘志丹逐渐长大，很有心志，到了可以考虑“齐家”的年纪。在刘志丹九岁那年，刘士杰亲自跑到九咀坡他的朋友同先生家中，给孙子选了个媳妇，并和他的朋友当即敲定了这门婚事。十五岁的刘志丹在永宁山县立高小上学时，奉祖父之命特意到岳父家送礼，见到了他后来的妻子三秀子，虽未交谈，但彼此心里都很满意。一九二一年春，十九岁的刘志丹在芦子沟朝西的一孔拐窑洞里，迎娶了十七岁的三秀子，婚后他给三秀子取大名为同桂荣。

“齐家”之后不久，刘志丹就读的永宁山高等小学停办了。在这里，从西安来的李子才老师给学生讲孙中山革命的经历，讲工业革命的成果，这使刘志丹大开眼界。回乡的刘志丹要去榆林上学。刘培基由于状告贪官王从受倾家荡产，无力支付学费，拒绝了他继续求学的要求。

陕北地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融地带，一直是中央政权和北方诸民族拉锯战的争夺之地。因此，这里的人民养成了民风刚烈、尚武旷达的边牧文明与淳朴尚义的农耕文明融生的地域性格。刘志丹秉承了地域性格文化的骨血，已经是青年的他决意要离开故乡了。

刘士杰看到孙子刘志丹是个可塑之材，支持他去榆林中学继续求学。王茂女将自己结婚时的首饰全部变卖，给刘志丹凑足学费。临行时，刘士杰赠刘志丹厚望寄语：魏王肃注的《孔子家语》中的一句家语，“虽有文事，必有武备”。

三

一九二二年，刘志丹面对国文试题——《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纵论天下，叙发了壮志豪情，以第五名的优异成绩被学校录取，编入乙班。

刘志丹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态度，在榆林中学一面学习，一面寻求真理。魏野畴老师把《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资本论》等著作给刘志丹阅读，使刘志丹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萌芽。不久，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李大钊派遣的李子洲，也来到了榆林中学从事革命活动，有意识地向刘志丹灌输了共产党的主张，他的思想跃升到共产主义层面。这时候，画家王森然老师也从北京来到了榆林中学，宣传“五四”运动以来的形势。数十年后，王森然在《忆榆林中学和刘志丹》一文里忆叙：“刘志丹让我讲‘五四’运动，讲李大钊、胡适、陈独秀和北大的学生运动。反复向我询问‘民主’‘科学’的问题。”

这时期，在陕北以榆林中学为中心，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们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和新文化，给陕北带来了新的革命思潮。在魏野畴的积极推动下，刘志丹与许多进步学生向榆林中学提出并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刘志丹被公推为榆林中学首届学生自治会第一任会长。有一次，王森然与在榆林避难的杨虎城，领着刘志丹等人参观了城南的“惠记工厂”，厂子里有许多幼小的童工，他们悲惨的生活对大家刺激很大。经王森然倡导，杜斌丞支持，杨虎城赞助，由杜斌丞担任名誉校长，学生自治会会长刘志丹担任校务总负责，创办了主要吸收“惠记工厂”的工人和社会上贫苦平民的“平民学校”，希望通过教育文盲工人、文盲农民，尽快提高他们的文化，使他们能够读革命的书，懂得革命的道理。一九二四年冬，刘志丹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同年冬天，李大钊推荐刘志丹和组织上安排的榆林中学霍世杰、杨国栋三人一同去黄埔军校学习。二十二岁的刘志丹专门赴绥德四师与李子洲告别后，拿着从金佛坪大姐刘桂芬家、妻子同桂荣娘家筹措的盘缠走出了陕北高原。

刘志丹到广州后被编进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队，三个月后入伍生教育结束，刘志丹通过升学考试，正式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的一名学员，被编在步兵科第一团第二连，不久转到炮兵科。在黄埔军校，刘志丹学习了战制学、战术学、筑城学等军事课目和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等政治教育课程，受到《曾胡治兵语录》等兵家谋略之术的影响，培育了刘志丹的军事指挥才能；参加北伐的征战培育了他的实际作战才能；结识了周恩来、恽代英、陈赓等职业革命家，坚定了他的革命理想和信仰的忠诚。

一九二六年七月，在北伐军队势如破竹攻进吉水县城时，刘志丹接到命令调他去北方革命军工作。这是在李大钊的介绍下，组织决定抽调的。刘志丹被派到冯玉祥国民军联军驻五原总部任组织科长，负责整顿和改造部队，调整地方行政官吏。此时，吴佩孚阻止国民军联军占领西安，命令刘镇华攻打西安城。刚到总部任职不久的刘志丹接到总政治部指示，赴宁夏第四路军马鸿逵部担任党代表、政治处主任，开展新式练兵，参加了解围西安之战。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秘密交通工作，虽然遭遇了很多失败，但他仍然不屈不挠，坚持斗争，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直激励着他，他坚信革命救国的道路必然会经历很多挫折，结果一定会成功。一九二八年初，刘志丹被派往以中共党员许权中为旅长的陕军新编第三旅，任参谋主任。在此期间，他登上华山，在挺拔的山峰上写下《决心为民要共产》：

二月十五夜不眠，

满月陪我上高山。

宝华山上红旗飘，

决心为民要共产。

五月，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共陕东特委组织领导了渭华起义，以新三旅为骨干力量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他于这年秋天返回陕北，担任了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陕北特委军委书记。

四

刘培基知道，刘志丹从事的革命事业非常危险，而且很有可能会连累家人，但是他心里明白，儿子做的都是一些符合正义和道德的事，做的都是拯救人民的大事情。在刘志丹的影响下，刘培基心底“见义不为，无勇也”的儒家正义思想再次被激活，他为支持刘志丹的革命事业，卖了骡子给儿子换了一大一小两支手枪，并先后支援了粮食、马匹和草料等。刘培基还常常帮助革命战士隐蔽，千方百计地掩护他们，谢子长、习仲勋、马锡五、阎红彦等在危难时都受到过他的帮助。刘志丹的家人，兄弟姐妹十余人全部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仅如此，他的族人、亲戚、朋友也纷纷参加了革命，仅刘氏家族陆续就有上百人跟着刘志丹去“闹红”。这一现象的形成，除了当时社会环境和客观因素的作用外，与刘志丹的个人魅力、个人品质是分不开的。孔子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刘力贞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以“父亲是个很和气的人，他很喜欢笑，不笑不说话，温文尔雅，是个儒将……”的回忆印证道。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陕甘大旱时期，遇到地主赖大老爷强征地租，欺压百姓，刘培基对赖大老爷说：“赖先生，你读过书，孔圣人说，民以食为天。今年陕甘大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老百姓没死没活干了一年，到头来连吃的饭都没有，你还逼着他们交租！”刘培基迫使赖大老爷释放了被抓的百姓，并带领游击队战士打开了赖大老爷家的粮仓，给穷人分了粮。百姓感念恩德，三十多个青年佃农主动加入了游击队。

刘培基一九三四年正式参加革命。这年二月，国民党陕西“绥靖”公署纠集兵力计八个团约万余人，对以南梁为中心形成的陕甘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谭世麟部抄了刘志丹的家，抢劫了财物，放火烧房、刨祖坟，还杀害了追随刘志丹革命的八位亲属：刘占奎、刘汉英、刘景祥、刘景光、王兆吉、宗有仁、刘悦贞、王永庆。逼迫得刘志丹家两个老人和四个妇女带着七个小孩逃入深山。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是刘培基颠沛流离、承受着丧失亲人之痛、难以忘怀的两年，特别是一九三六年四月刘志丹东征牺牲，让这位六十多岁饱经风霜的老人几乎垮掉，尽管如此，他还是强忍伤痛，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坚强地重建家园。

一九四一年底，刘培基被陕甘宁边区政府邀请到延安工作，曾担任过两届边区政府参议会常驻议员，胡宗南一九四六年进攻陕北，他和全家随边区政府转移到山西临县。次年冬天，刘培基带着妻儿从晋西南解放区回到家乡。一九四八年，延安收复后，他继续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会任常驻议员。一九四九年五月西安解放，他带家人随陕甘宁边区政府来到西安。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经常参加政务活动，并于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先后两次被聘为陕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陕西省政协前身）的特邀代表，一九五四年当选为陕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九月因病去世，陕西省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将他安葬在西安市三兆革命公墓。

在刘培基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一九五三年，七十多岁的刘培基参观刚建成的西安人民大厦时，高兴而又遗憾地说道：“刘志丹在下寺湾对我说，我们再有十年就能成功了，现在也是十多年了，可惜他没有看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