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向的启蒙

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一九三七年一月春节刚过，刘力贞和同桂荣随中央机关来到了延安。延安灯火通明，街上不少人穿的是长袍短褂。

延安县长是一个地下工作人员，对刘志丹十分敬仰，他和穿着旗袍的夫人一同来看望刘嫂子。

县长问刘力贞：“上学了没有？”

刘力贞说：“没有。”

县长说：“那就到延安小学上学吧。”

延安小学是延安城内唯一的一所小学，老师都很有学问。刘力贞后来回忆说：“有一篇课文《白》：下雪天，牛也白、羊也白，天下地上一片白……体育课老师讲，蹦蹦跳跳身体好……”她在这里学会了写字、计算。

这年七月，全面抗战开始了，大批干部上了抗日前线，他们的子女留在后方，党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收留干部子弟和烈士子女的学校。徐特立同志提议在延安鲁迅师范学校附设干部子弟小学班，得到党中央批准。一九三八年一月，又创办了延安干部子弟学校。刘力贞先后分配到这些学校学习。一年多的学习中，功课内容丰富，有历史故事，有礼仪知识，特别是随大班同学到农村做抗战宣传，讲日本侵华的“三光”政策，号召抗日人人有责，唱抗日歌曲……使八岁的刘力贞大开眼界，受益更多。这年六月，中央决定选派刘力贞等一批干部子弟去苏联学习，当刘力贞等走到甘肃时，国民党加紧了管制，他们又返回延安继续学习。这时候，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城中几乎变为废墟，机关和各学校陆续从城内迁出。一九三九年二月，小学部搬到安塞县吊儿沟，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部，简称“延安保小”，后来被誉为“红色摇篮”。八岁的刘力贞开始了住校生活，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到近百里路外的延安看望母亲。

在假期往返途中，为了照顾小学生，学校安排边区中学的大学生每两人一组负责照顾一个小同学，负责刘力贞的是两个十六岁的男生。力贞走累了，他们就要背着她走，刘力贞坚持要自己走。这两位男生见她执意不让背，就轮流拉起她的一只手走。

刘力贞在保小上学的同学中高级干部和烈士子女比较多，像项淑云（项英的女儿），任翔（任弼时的侄子），朱宗芳（王稼祥的外甥女），乌克力（乌兰夫次子），任远志（任弼时的女儿），彭士禄（彭湃的儿子），刘虎生（刘伯坚的儿子），萧永定（萧劲光的儿子），方荣波、方荣柱（方志敏的儿子）等，他们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和大人一样能吃苦。天冷了，大家都没有袜子穿，一年发一双鞋，鞋都破得露脚指头了，或露脚后跟了，他们还笑着比谁露的口子大。一天只有吃饭的时候有点儿热水，再就是喝凉水。粮食不够就吃土豆，吃南瓜。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留守司令员萧劲光的儿子萧永定放寒假回到延安，开学时他妈妈把省下的馒头切成片烤干了给他带一小布袋，到学校后他分给没有回家的同学们一下子就吃光了。阿姨们在旁边笑着说：“共产了。”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一日，我采访了刘力贞在保育小学的同学，当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推事刘临福的女儿刘翠香老人。当她的儿子高援朝介绍说，这是延安来的。老人抱住我足足有五分钟，一次次地抚摸着我的头，嘴里不停地说，延安来的……我知道这是老人对延安时期战斗岁月的情感。为了保持材料的原始性，在这里把采访过刘力贞的几位同学、同志的谈话记录如下：

刘翠香说：“遇到这么一个亲人不容易啊。援朝，从抽屉里拿一个本子，把名字记下，电话记下，什么都记下。都是亲人。”

当我说，我是洛川人。她说：“洛川我很熟，打仗的时候经过那里，待了一两个月才到的延安。”

提起刘力贞，她轻声说：“已经去世了，你看。”

高援朝告诉我：“当我把刘力贞阿姨去世的消息告诉给爸妈时，两人的表情啊，像傻了。”

刘翠香接着说：“刘力贞真是可怜，早早殁了父亲，母亲又多病。延安保育小学我们在一块，她先和我二姐刘银香是一个班，他们班人还不少，最后和我也是一个班的。刘力贞文化程度比我高，聪明得很。

“在保小，吃饭的时候，每一个班集中在一起去吃。那个年代都照顾小孩能吃上饭，有时好，有时差。那时候没有肥皂，阿姨让我们捡麻雀屎，弄一点用水搓，洗完了手和脸就像缎子一样可滑溜了。”

说着，说着，老人唱起了歌谣：

一唱英雄刘志丹，

家住陕北保安县，

陕北也是苦地方，

山又高来，天又瀚，天又瀚。

唱完，刘翠香说：“那时候唱的歌大多是刘志丹。老师就是这么教的，同学们就传唱这些民歌。”

这时，她们的同学康玉玲打来电话说：“记得刘力贞小时候圆圆的脸，有点卷头发。喜欢画画，画列宁像，给班上同学一人发一张。也给班上同学画像，送给同学们。”

刘翠香老人又打通了另外一位同学李凡民的电话。已经是八十五岁的李凡民老人听说我从延安来，要采访关于刘力贞的情况，马上坐公交车来了。

李凡民说话声音洪亮，依然保持着军人的英姿：

“管我的是布赫的母亲云阿姨，我母亲李芝林是刘力贞她们的阿姨。阿姨管生活，吃饭、尿床、盖被子、穿衣服、钉扣子、补衣服等等。

“我们用的是马兰纸（马兰：多年生草本植物），粗糙得很。墨水没有，买染布的紫粉，用开水冲，就是紫色的墨水。笔，蘸水笔，笔头是绑在筷子头上的。

“学校的教师大多是长征干部，还有从国统区大学里来的，只有一个陕北的老先生，是清朝的秀才。开设的课程有语文、算术、音乐、美术、历史、地理、体育……

“同学们经常玩踢毽子，老鹰抓小鸡，夏天在延河里打水仗。”

十二月十四日，刘翠香夫妇和我一起拜访了他们的同学、习仲勋的胞妹习雁英，在学校的时候她叫习仲英。

习雁英和刘翠香紧紧地握着手，刘翠香激动地说：“我们是老同学呀。”

习雁英回应道：“走在街上咱们能认识吗，不认识了。”她拿出青年时候穿军衣的照片说：“变了，不一样了。刚到延安时我大哥比较忙，我就到刘嫂子家去住，晚上、白天都在那儿。后来上学了，我和刘力贞、刘翠香在一个班上学，一开始不住校时，晚上我跟刘嫂子睡觉，有时我、刘力贞、刘翠香三人一起钻一个被窝。一直到刚解放，去西安我大哥那儿，还老是住在刘力贞家里，跟刘嫂子睡在一起。

“在延安时，我们一起到南门外看朱德打篮球，球场尘土飞扬。

“保育小学生活水平是艰苦的，但是比起一般机关还是好的。党要培养下一代，关心前方将士、烈士子女，还是优待着哩——每周能吃到一两次馒头，大生产运动后，每天早上能吃一个馒头，一勺豆浆。当时延安干部中灶才能吃到馒头。

“保育小学上完学，到延大附中，原来叫行知中学上学，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开始后，我们提前毕业了。师生全都到第四野战医院做行政工作和护士，跟着部队打仗。”

刘翠香说：“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咱们当兵的。”

当我们提起刘景范时，习雁英说：“那时在我大哥那儿，常和他见面。”

刘翠香说：“刘力贞已经去世了，那时候可怜的，身体不好，瘦得很。”

习雁英说：“唉，刘力贞去世了，真是的，我都不知道。”这时，我看见老人在默默地流泪。

告别时，习雁英坚持把我们送到电梯口，说：“我就不下去了，你们多保重。”再次客气地说：“谢谢你们来看我。”

延安保育小学的学习生活，对刘力贞来说是印象深刻的。一次她讲述：“简陋的校园、窑洞、伙房，操场上，几百名小学生排着整齐的队列倾听已经是不惑之年，身着白衫蓝裤，举止文雅、打着手势的吴燕生校长慷慨激昂地做抗日动员报告，同学们高喊着‘坚决消灭日本鬼子！’的嘹亮口号，每天必唱《义勇军进行曲》……”这一切，构成了刘力贞的日常生活。

几十年后，古稀之年的刘力贞曾回忆道：“吴燕生校长是留学日本的爱国知识分子，他和夫人任锐以及各位老师都很爱护学生，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我们，更注重对我们进行人生观教育。我们常听吴校长的报告，他那激发爱国热情、鼓舞斗志的演说，我至今还能记得起来。那时候，抗日高于一切，我们每顿吃饭前，都要唱一遍《吃饭歌》，歌词是：‘我们的粮食是老百姓供给的，我们应当加倍努力，用心学习，遵守纪律，准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还每天都唱抗日歌曲，如，有一首歌里有这样两句唱词‘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

二

刘力贞一九三七年初入小学，到一九四五年毕业，在小学学习了近八年。这八年中，因战争学校多次搬迁，又遇到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女同学也学纺线；整风运动使不少老师受到了错误批斗；苏联在德国的侵犯下，处于最艰苦的岁月……这八年的社会现实，在刘力贞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使她懂得了国内外形势和每个人的关系，懂得了怎样做一个革命的人。她像刘志丹一样，在动荡的大时代、大背景下经受着锻炼。

一九四一年四月，苏联与日本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双方相互承认了外蒙古和伪满洲国。两个老师为此辩论：一方认为，苏联乱来；一方认为，首先应该保卫苏联。刘力贞说，“我就在想，不管签什么条约，也不能损害别的国家的利益，像八国联军那样在中国割肉。”可见她十一岁就懂得了爱国，懂得了国土完整对一个主权国家的重要性。

小学时的一节作文课，对刘力贞的一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老师给大家出的作文题目是《我的志向》。

“我的志向是当一名将军，带领军队杀日本鬼子。”

“我的志向是当一名老师，教书育人。”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道。

刘力贞举手发言说：“我的志向是当一名医生，救死扶伤。”说这句话前，刘力贞很认真地思考自己“该”学什么，其实她也思考不明白，她就是想到哥哥和弟弟都因为缺医少药而死，她自己能存活下来，也是万幸。还想到从小到大所经历和见到的陕北贫穷，经常因无医而人死亡，及其家人痛哭的情形。她想，只有医生能够治病救人，给养育她的陕北人民减轻一些痛苦。

是啊，陕北高原养育了刘力贞，“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刘力贞最困难的时刻，陕北人民再次接纳和帮助了她，刘力贞心怀敬意地说：“陕北人民对我有恩，我永远不能做对不起陕北人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