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三曹建安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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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关于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的扛鼎之作

以诗家之笔、诗家之韵、当代理性眼光,以信史《三国志》为依据,杂以稗官野史,在诗文作品、父子家庭、妻妾床帏与士人关系中,塑造了一个具有空前思想深度的曹操形象。《风雅三曹建安骨》的文本价值不仅在于对《三国演义》的美学超越,还在于对“建安文学”现象的历史演绎和全新透视,揭示了在“王纲解纽”的社会时局动荡和军阀权力高压之下士大夫们的沉沦和坚守、背叛与忠诚,在对无限制的权势拷问的同时,也拷问了人性的卑微与阴暗。应当说,作品的文化含量是非常可观、值得称道的。

本书可能引起争议的,也是构成其最大叙事亮点的,在三个方面:

一是虚构的“青州军”下层军官“单耳人”(田艾)和艺伎出身的女艺人人形象,从他们与曹操的交往和命运中,将视野的笔触由上层伸向民间,在大众生存和历史方向的意义上,审视了曹操的功与过、正义与邪恶、伟大与卑微。也正是在对他们爱恨情仇的表达中,小说的内容从文人的文学活动扩展到民间鼓舞、演唱等大众娱乐活动,创造了可信的历史文化及民俗风情,接通了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的地气文脉。

二是继作者第一部历史人物小说《圣哲老子》将性与色融入老子心理和著作之后,这部小说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色与性在曹操权力意志中的重要位置,在卞氏、甄妃、蔡琰、陈菲等杰出女性之外,又塑造了正史有考的崔氏、郭妃和虚构的风尘女子兰蕙等淫荡女性形象,表现了她们与权力的复杂关系。虽然对性色与人的心理意识,作者有着独特的理解与表现,但具体的性描写,却是有所克制,并没有给人以淫秽之感,做到了色而不淫。

三是《风雅三曹建安骨》的语言面貌呈现出驳杂而和谐的大雅大俗色彩。表现在:曹氏父子与众文士对话的半文言,在私密空间和下层人士中的粗言俗语,表达情绪心理时对《诗经》和当时一些诗文的大量借用。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余秋雨在《中国文脉》一文中对《诗经》与北方土地、与当时生活的关系有着充分的肯定。因此以诗,包括《诗经》,来传达自己的情感,应该说在秦汉两代文人中间完全可能成为惯常之事。《风雅三曹建安骨》这样的表达方式,应该是于史有据,并能有力地实现多样的历史生活氛围和人物情感。

《风雅三曹建安骨》不仅写出了曹操自己的政治野心和理解士、爱士、怜士,却又不得不恨士、杀士的内心矛盾,而且写出了在评价历史人物时遇到的历史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冲突,其实这正是早已为马克思所指出的永恒的“历史之谜”“人性之谜”(如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又在后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文章中肯定了恶有时也是历史的动力)。应该说本书对在统一北方,结束战乱,抑制豪强,创造并推动“建安文学”辉煌方面的曹操是肯定的,对他嗜性成癖,残忍屠杀反对者又是否定的,批判也是深刻的,雄才大略与忌刻猜忌统一在他身上,也是恰切的,这些构成了本书基本的历史立场和评价准则。

作者新的可靠的历史观,是历史小说品位的关键所在。当今对于曹操的评价,基本上已经不存在否定的声音。“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当年的感慨不能说不新潮大胆且十分重要,今天谈及曹操,就会对鲁迅十分敬佩。“代汉”而不是“篡汉”,已经得到普遍认同。这集中体现在和荀的关系上。于是,小说多次写到曹操与荀的相处,注意了二人关系发展的层次。应当说,曹操是坚定的、毫不留情的,但又是多情的。

崇尚节俭,这是曹门风气的重要内容。曹操的俭啬,记载很多,除了日常用度的极为细致的规定,还有他在铜雀台看见曹植妻子衣着华丽而下令赐死的情节。这无疑是一个生动的用得上的情节。王修其人,为主子高干收尸,忠贞之士,清贫廉洁,家里只有十斛谷子,曹操将王修请到家里,让此人成为曹家楷模,由此看出曹操在这方面的决心。

曹操对不法豪门地主的打击,对平头百姓的体恤扶助,以此构成矛盾的线索,衍生了一系列故事,这是一种历史观的体现。曹操意在彻底改变东汉以来豪强愈强,贫民愈贫,两极分化严重的局面,创造太平世界,推行一条庶族政治路线,确实令人称道。王修,作为打击豪强的一线人物,他的坚定,曹操与他的配合,单耳人、人、兰蕙、刘桢,以及吴质、曹丕、柴伦等裹挟其中,终使他们成为正义的一派。

“三曹”与建安文人,无疑是书稿的重点。在这方面,正史记载及稗官野史较多,“刘桢平视”,路粹做奸细以刀笔杀人,既是很真实的素材,也是很生动的情节。建安文人及建安文学,建安风骨,是激励后人的重要一笔。“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庄子的逸气,对士人影响很大。文学的自觉,实际上是因曹氏父子对文学的爱好和重视起了作用。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段重要的佳话,也是此书文化含量加重的根由所在,也使此书成为写建安文学的扛鼎之作。

那个年代对于民众来说是灾难深重的,对于有些官宦士人家庭来说也一样天降横祸。单耳人、人、兰蕙、蔡琰,她们有了特殊的遭遇。和春秋末年战乱不息的情形相似,那个年代有“易子而食”“踊贵屦贱”(假足贵鞋子贱)的典故,但具体描写战争的苦难,还是三国时期的诗文为多,也更详尽。曹操的《蒿里行》,曹植的《送应氏》,建安文士的诗歌,将他们所见的凄凉惨景一一道出,这些诗作成了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学代表作。下民如单耳人、人、兰蕙,名门淑女蔡文姬,都有不寻常的遭遇,尤其是前三位女性,遭到惨绝人寰的蹂躏伤害,这是唯有小说可以表现的精彩之笔。战乱让民众受苦,作家却有了想象的依据。人被董卓蹂躏,她却将董卓点了“天灯”,后来被冀州土豪蹂躏咬断舌头成了哑巴,最后惨遭“大卸八块”。这些情节,为曹操这个杰出人物的历史进步意义做了强有力的反衬。

作者张兴海因为写了《圣哲老子》,积累了处理历史素材和写好历史人物的经验,在思想文化精神的追求方面下了功夫,此书在构思和写法方面显得更为老到。当今,表现曹操以及曹门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少,但是有较高思想艺术品位的作品却不多,以高雅之笔风雅之事表现曹操、曹门和建安文人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此书填补了这个空白,是文坛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李星李星,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茅盾文学奖评委。

2012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