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莲湖党组织的活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国民革命。6月，“郑州会议”“徐州会议”后，冯玉祥改变立场，与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共同反共。7月，冯玉祥下令在陕进行“清党”反共、解散革命团体、镇压群众运动、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陕西革命局势骤然恶化，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莲湖地区党组织的活动和发展，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时起时伏，时断时续，斗争异常艰苦。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被破坏，国民党乘机在西安疯狂搜捕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敌人的反动气焰所吓倒，他们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积极恢复和发展在莲湖地区的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

一、中共莲湖地方组织在艰难曲折中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逆转，反革命势力已经大大超过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年代，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疯狂反共，白色恐怖不时笼罩西安。随着形势的变化，莲湖地区的党组织时断时续，活动时起时伏，经历了10年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1927年9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西安红埠街（属今莲湖区）9号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确定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任务和策略。12月25日，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陈悦杰在讲演时被少数思想反动的基督教徒打伤，激起了广大学生的极大愤慨。省立一中等校学生一气之下砸了土地庙什字（今莲湖区五星街西段）教堂。事后，省立一中、省一女师等校学生宣布罢课。国民党政府深恐事态扩大，激怒帝国主义，就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逮捕了30多名学生，其中包括省立一中和中山中学的学生党团员方向陶、徐岳竣、徐鹏飞、张培元、石耀章、张启迪等，使省立一中和中山中学的党团组织遭到破坏。1928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被敌破坏，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在西安疯狂搜捕共产党人，省一女师的党支部因党员分散隐蔽而停止活动。在此期间，西安城郊地区一些在大革命时期被打倒的土豪劣绅重新上台，横行乡里，搜刮民财。为了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鼓舞群众斗志，中共长安县委遵照省委指示，于1928年6月组织发动了三桥农民暴动，北窑头村党支部的党员积极参加了这次行动。11月，由于叛徒告密，中共长安县委遭到破坏，北窑头村党支部也停止活动。至此，莲湖地区党组织的活动和发展暂时中断。

1930年11月，倾向革命的杨虎城再次率部进驻关中，指示其秘书长南汉宸（中共党员）在西安释放政治犯。被关押的30多名共产党员获释后，重新组建了中共西安市委，莲湖地区的党组织也开始重建。同月，省立一中和中山中学党支部恢复。由于新的市委成立后，受“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不顾国民党省党部反动势力仍处于优势的实际情况，在西安搞“飞行集会”，使党的组织因过分暴露而遭到破坏，党的组织发展更为困难，因而到1931年7月，省立一中和中山中学的党支部因党员离校而结束后，这个地区的党组织又告中断。

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十年间，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在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下，中共莲湖地方组织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破坏，共产党员一批又一批地被捕和牺牲，莲湖地区党的革命事业一次又一次遭受到惨重损失。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胸怀共产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地高举革命大旗英勇奋斗。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地恢复和重建党的各级组织，在极其艰难和复杂的环境中坚持斗争，抛头颅、洒热血，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二、抗日救亡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斗争形势开始好转。1932年初，中共西安市委再次组建。从这时起到1933年夏，莲湖地区的党组织也有所发展。中山中学党支部、第一女子高级小学党小组和西安机器局党支部均在此期间成立。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常委杜衡被捕叛变。国民党省党部利用他们提供的名单，加紧搜捕共产党员。莲湖地区的党组织，除第一女子高级小学党小组坚持到1934年12月外，其余的均在当年停止了活动。

1936年春，共产党员谢华、徐彬如、李木庵、宋绮云、童陆生、金闽生等根据中央军委驻沪办事处的指示，在莲湖地区的冰窖巷成立“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领导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个特支同陕西地方的党组织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主要任务是做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领导各抗日群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2月，蒋介石亲临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合力“剿共”。中共西北特支随即发动和组织西安学生和各界群众，举行了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一二·九”大游行，对张、杨逼蒋抗日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对西安的统治，给中共组织同各界人士进行联络造成了许多困难。为改变这种局面，经徐彬如等人商议，1936年在西安开一餐馆，作为党在西安的秘密联络站，蒋自明担任餐馆的“老板”。餐馆最早在端履门大街租房开张，同年10月迁到莲湖公园，定名为“莲湖食堂”。由于右任先生的外甥周伯敏书写“莲湖食堂”横匾。食堂最初设在莲湖公园的四面亭子北边，后迁至公园东南隅。莲湖食堂的开办使西北特支有了隐蔽安全的外围活动场所，来往交通可以在这里接头，党的许多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借吃饭谈天的形式进行，曾掩护过毛泽民、钱希筠等党的领导干部，是党组织开会、领导人会面和联络员接头的秘密场所。1936年7月，西北特支负责人与西安民主人士杜斌丞商议，并征得杨虎城将军同意，成立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在西北特支的领导下，“西救”的同志们通过莲湖食堂做掩护，多次发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西安事变后，西北特支胜利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为我党在西安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同党内外各界人士进行广泛联系和频繁接触，提供了很好的外围掩护。西安事变后，中共西北特支撤销，这个“食堂”转归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领导。

1936年秋，中共陕西省临时委员会（以下简称“临时省委”）秘书长崔廷儒，住进陕西省立医院（原址在今莲湖区西华门街，现为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院址），以治病为名，开展地下工作。他同该院护士、中共党员李奕一起，介绍护士王瑛、石秀南入党，成立了省立医院党支部，直属临时省委领导，主要任务是掩护临时省委的机关工作人员。

1936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的革命形势有了新的转机。当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重新成立，机关设在莲湖地区的二府园。省委重建后，积极在西安开展建党工作，于1937年1月，重新组建了中共西安市委。此后，西安地区党的组织发展步伐加快。莲湖地区的陕西省立西安第一初级中学（原省立一中，简称一中）学生苏增辉，西安女子师范学校（原省一女师，简称女师）学生刘杰，陕西省立西安第二初级中学（原中山中学，简称二中）学生马骖、王醒民，西安私立乐育中学学生雷致祥等人相继被接收入党。接着，这几名学生党员又分别在各校发展一批党员，其中有一中学生王子绩、夏子强，女师学生曹碧文、李凤仙，二中学生朱平、白宗信，乐育中学学生孙仰华、张久安等。同年二三月份，一中、二中、乐育中学和女师等4所学校的党支部先后成立，苏增辉、马骖、雷致祥、刘杰分别担任书记，除女师支部隶属中共西安妇委外，其他3校的支部均隶属中共西安学委。与此同时，位于莲湖地区的陕西省立助产学校的9名党员，也组建了1个党支部，杜琴岚任书记，隶属中共西安学委。接着，中共西安职工委也在工人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一些党员，于同年4月重新组建了西安机器局党支部；原位于碑林地区的西北文化日报社党支部也于同月随社迁至莲湖地区的北大街，与机器局支部同归中共西安职工委领导。至此，莲湖地区的党支部发展到7个（不含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西北特支），是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党组织力量最强的时候。

这时，正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时期，西安民众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各校新建立的党支部继续组织学生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西北文化日报社党支部则充分利用报纸，介绍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使《西北文化日报》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推动全民抗战的舆论阵地。西安机器局党支部也积极在工人中开展工作，为促进西安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这一时期，莲湖地区的共青团组织同党的组织一样，历程也是极其艰难曲折的。

1927年7月，冯玉祥公开反共后，莲湖地区仅有的省立一中、省一女师、成德中学和敬业中学共青团支部，开始转入地下。不久，因学生毕业离校，这4个团支部在1927年至1928年间，先后解体，组织活动中断。此后，在1930年至1932年间，在西安机器局及其所属的工读学校、中山中学和省一女师都一度建立过共青团支部，但维持时间都不长。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学生救国会和民先队等学生组织来体现的。1936年秋，一中、二中、乐育中学和女师等校先后成立了民先队分队部。这些组织成立后，在学校党支部的领导下，团结带领广大学生，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西安地区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在西安地区的历史证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信念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怕牺牲、不怕艰难曲折的；中国共产党是能够领导中国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并不断取得胜利的伟大政党。